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全文如下：

2021年4月，伊朗核问题有关各方在维也纳重启了磋商机制。2022年8月，伊朗就《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简称《伊核协议》）恢复履约问题提交了最终意见，历经一年多的核谈判仍未能达成新的协议。长期以来，伊朗核问题是国内外学者追踪研究的热点。伊朗核问题长期化、复杂化的困境从本质而言是域内与域外大国在中东安全秩序博弈下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新时期全球化困境与全球治理失衡的缩影，同时也蕴含着国际秩序变革与转型的前兆与先机，本文拟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探讨伊朗核问题的阶段性逻辑、困境与出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近些年来，中国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倡议，进一步丰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内涵与借鉴意义。面对复杂难解的伊朗核问题，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外交斡旋和“P5+1”协调机制，维护并且完善伊朗核问题多边和双边治理机制，为解决伊朗核问题提供中国方案，扮演好全球治理伙伴角色。中国倡导有关各方进行对话与协商，力图以和平手段为解决伊朗核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在解决伊朗核问题过程中，中国坚持公平公正原则，灵活务实地参与伊朗核问题多边治理，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意义。

伊朗核问题的演变历经四个阶段，所呈现出的阶段性逻辑深刻反映了国际及地区秩序的嬗变与重构。

第一阶段，巴列维王朝（Pahlavi dynasty）时期是伊朗核计划的诞生阶段，冷战格局下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扮演了“接生婆”角色。这一时期，得益于美国的“双支柱战略”，伊朗在中东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了地区安全秩序的主导性力量。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伊朗就积极着手发展核技术、建设核设施。1956年，伊朗建立德黑兰大学原子能研究中心，并与美国谈判购买了一座5兆瓦的核反应堆。1957年，美国和伊朗签署了民用原子能合作双边协议。该协议规定美国为伊朗提供技术援助和核燃料，并且负责交付用于研究的轻水反应堆。该协议不仅为伊朗和平利用民用核技术奠定了基础，也意味着美国在伊朗核计划的初始阶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3年，伊朗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artial Test Ban Tready，简称PTBT），并于1968年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简称NPT）。这些国际条约的签署不仅宣示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政策，并且促进了伊朗与西方国家开展核能项目的合作计划。1974年，伊朗宣布计划在15年内建造20座核反应堆，增加发电量约2.3万兆瓦。为此，伊朗政府设立了伊朗原子能机构（Atomic Energy Organization of Iran，简称AEOI），开展核能和发电方面的研究。法国协助伊朗建立了伊斯法罕汉核技术中心，为布什尔反应堆培训技术人员，并且协助伊朗发展包括铀浓缩在内的核燃料循环。美国政府对于伊朗核电站项目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包括计划允许伊朗在境内使用美国原材料制造浓缩铀，向伊朗提供铀浓缩以及核废料处理技术，允许伊朗投资美国的铀浓缩设施等。此外，伊朗原子能机构向麻省理工学院支付了1000万美元，为伊朗核工程师提供研究生课程培训。总体而言，美国对于伊朗扩大核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态度积极，然而其实质上是在核不扩散前提下，为美国公司抢夺伊朗核能项目的市场份额。对于伊朗而言，核能项目不仅能够发展国内经济，满足能源需求，并且借由项目合作进一步拉近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提升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和话语权。

第二阶段，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到20世纪末是伊朗核研发重启阶段。

伊朗以公开与秘密并行的方式同步重启了核研发工作，西方逐步停止了与伊朗的核项目合作计划。伊斯兰革命之后，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将核项目视为是巴列维国王严重依赖殖民主义势力、过度耗费民脂民膏的罪证之一，不仅反对进一步建设核项目，并且主张远离核技术。两伊战争爆发后，战争双方互相摧毁对方的石油工业，使双方的石油生产倒退、能源需求骤增。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于1983年重启了核能计划。1986年“伊朗门事件”后，美伊关系陷入了长期的敌对状态。由于伊朗自身的核技术研发能力不足，西方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之下相继终止了合作，这也就导致伊朗被迫转向其他路径寻求技术合作，并且将核技术研发工作转趋隐蔽。1995年，伊朗与俄罗斯签署了合作协议，以推进布什尔核电站的后续建设。

第三阶段，从21世纪初至2013年是伊朗核计划快速推进、核问题逐步危机化的阶段。伊核谈判一波三折，对伊制裁不断升级，核问题持续僵持并且逐步危机化，这也促使伊朗的核计划步伐加快。

2002年，伊朗纳塔兹（Natanz）的两处秘密核设施被曝光。随后在英、法、德等欧盟三国的斡旋下，伊朗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并且宣布暂停铀浓缩项目，停止制造和组装离心机部件。自2005年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上台后，伊朗与各方围绕着浓缩铀加工生产的核权利问题陷入僵局，并以此与西方展开了拉锯式的核谈判。2006年，伊朗恢复了铀转化和铀浓缩的研发进程。2009年，伊朗第一座核燃料工厂建成并投入使用。2010年，内贾德公开宣称伊朗已成为“核国家”。经过这一阶段，伊朗已经有能力开采提炼国内铀矿资源，逐步掌握了核燃料循环的各项技术，具备了核电站自主建设和管理的能力。与此同时，伊朗也承受了西方制裁的巨大压力。2003年至2013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六项决议对伊朗实施了多边金融制裁。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针对伊朗的能源部门和金融机构进一步实施了单边制裁，并通过谈判等方式不断向伊朗施加压力，迫使其停止铀浓缩项目。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单边制裁不仅范围极其广泛并且对于伊朗国内的社会民生具有强烈的破坏性。除此以外，美国针对伊朗发布了全面贸易禁令，禁止美伊之间的所有商业往来，不准伊朗以美元进行贸易结算。这一阶段，伊朗核问题危机化主要体现三个方面。首先是在国际层面，多轮制裁导致核问题谈判难有实质性进展。鉴于伊朗在铀浓缩等相关核权利问题上态度强硬，西方国家在政治谈判的同时也加入到制裁伊朗的行列。这导致伊朗核问题多边谈判持续陷入僵局，谈判所面临的阻碍更为繁复，无助于伊朗核问题的最终解决。其次在地区层面，美国与伊朗敌对关系持续升高，波斯湾地区紧张对峙不断升级。除了外交施压以及持续祭出制裁措施以外，美国还采取技术破坏、暗杀等方式阻碍伊朗核计划，甚至公开主张在必要时动用军事手段解决。对此，伊朗采用威慑战略和积极防御战略，通过举行地区联合军事演习提高国家防御能力，利用地缘和政治优势宣示在波斯湾地区的领海主权和军力，强化对领海、岛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最后是在国家层面，伊朗核问题导致伊朗国际处境日益艰难，国内强硬派日益抬头，民粹主义政治大行其道，对外政策则毫不示弱。

第四阶段，从2013年至今是伊朗核问题谈判反复博弈后陷入困境的阶段。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伊朗在与美国长期博弈过程中逐步减少履行义务，从而导致解决进程再度陷入困境。

2013年，鲁哈尼（Hassan Rouhani）在竞选伊朗总统时就明确提出重建经济、解决伊朗核问题、恢复伊朗在世界舞台的地位等竞选政见。当选后，鲁哈尼迅速扭转了核强硬政策，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并达成了《日内瓦协议》（Geneva Agreement）使得国际制裁得以部分解除。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公开信的形式肯定了谈判所带来的进展，表达了对谈判团队和内阁官员的感谢。这是哈梅内伊在鲁哈尼任内为数不多地公开表达支持。2015年，伊朗与有关各方达成了《伊核协议》。根据该协议，伊朗承诺大幅削减离心机的数量并且限制浓缩铀的储备量和丰度，相关核设施在15年内停止铀浓缩和相关研究。《伊核协议》规定了严格的安全保障条款，包括电子监测、网络侦察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突击检查等措施。同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231号决议核准了该协议，并将协议中涉及安理会的相关条款付诸实施。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单方面退出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以极限施压的方式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作为回应，2019年5月，伊朗宣布撤回《伊核协议》的承诺，并于2020年颁布《反制裁战略法》（Strategic Action Planto Lift Sanctions and Protect Iranian Nation’s Interests）重启生产丰度为20%的浓缩铀。恢复制裁加剧了美伊的军事对峙，导致波斯湾地区形势骤然紧张。2020年年初，美军出动无人机刺杀了伊朗革命卫队重要将领苏莱曼尼，而伊朗核计划首席科学家法赫里扎德在此后的恐怖袭击中遇害身亡。

2021年，伊朗核问题多边磋商再度重启，但重返《伊核协议》的前景依然不容乐观。2022年2月以来，俄乌冲突间接影响了伊朗核问题履约谈判，国际局势的变化干扰了伊朗核问题的解决进程。根据国际原子能组织（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简称IAEA）的报告评估，截至2023年2月，伊朗浓缩铀储备总计3760.8公斤。其中，20%丰度浓缩铀的储备量达到了472.4公斤，60%丰度的浓缩铀为89.5公斤，相较于上一季度均有增长，早已突破《伊核协议》所规定的浓缩铀储备量和丰度限制。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一再重申铀浓缩过程“可逆”，愿意与原子能机构等多边组织合作，重视恢复《伊核协议》的履约谈判，因此伊朗仍具有达成恢复履约协议的意愿。

二、解决伊朗核问题所面临的困境

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且对伊朗极限施压，是导致伊朗核问题复杂难解的根源。当前，伊朗核问题在解决过程中面临着多重困境，体现在美国推行单边主义霸权阻碍了伊朗核问题治理的实质性解决；全球安全赤字日益加重导致伊朗核问题治理的难度加大；治理机制碎片化和地缘政治矛盾持续撕裂和分化国际共识；伊朗国内决策层倾向拥核派等。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伊朗核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景堪忧。

（一）美国推行单边主义霸权阻碍了伊朗核问题实质性解决

美国是伊朗核问题陷入困境的始作俑者，美伊两国长期制度化的敌对状态是伊朗核问题复杂化的关键。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东地区格局的破坏性作用客观上为伊朗创造了崛起的战略机遇。美国借由核问题遏阻伊朗的地缘扩张，同时维护了其在波斯湾地区的主导地位和霸权利益，但美国对伊朗制度化的敌对立场导致了核安全风险持续外溢，成为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性安全问题。

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后，美国国内对伊政策存在显著分歧。第一，在美国，反伊政治是长期以来阻碍美伊关系缓和的重要因素。自1979年人质危机以来，美国的伊朗观趋于负面，再加上保守派媒体以及政客的片面渲染，美国民众对伊朗怀有较深的敌意与误解。在民意的巨大压力下，反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美国政府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缓和与伊朗的关系显得阻力重重。第二，美国国内亲以势力将伊朗渲染成以色列乃至西方世界的“生存威胁”。以色列游说集团在美国国内具有相当强的政治影响力，其声称伊朗“试图发展核技术对以色列进行最后的、毁灭性的打击”，主张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以确保以色列的外部安全。以色列游说集团透过一系列活动，促成了包括《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Iran, North Korea and Syria Nonproliferation Act Sanctions，简称INKSNA）等多项制裁法案的出台。从这些制裁措施的实施效果来看，美国与伊朗政治关系在长期制度化敌对的情况下，经贸关系也因此趋于停滞状态，因此以色列游说集团有效牵制并制约了美国政府的伊朗政策。第三，就《伊核协议》本身而言，协议固化了伊朗不发展核武器的具体承诺，实现了对伊朗核计划的约束和监督，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善美伊关系，也未能缓解美国对于伊朗在中东地区崛起的担忧。2015年所达成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主要聚焦在防止核扩散等核心问题上，但对于美国保守派所关切的中远程导弹、代理人战争、人权等议题却鲜少涉及。第四，美国国内有人质疑执行《伊核协议》的前景，即该协议能否确保伊朗在协议到期后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7年宣誓就职前就宣称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是“最糟糕的协议”，将会导致一场“核浩劫”，并承诺当选后将“废除”该协议。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一味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将伊朗核问题再次推向了困境。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设置了四项前提条件要求全面修改《伊核协议》，意在将伊朗核问题升级为伊朗问题，企图以单边制裁为筹码迫使伊朗在安全议题上让步；另一方面既不愿意维护国际秩序、履行国际责任，也不愿意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在国家利益上锱铢必较却无视其他国家在伊朗的投资利益。2018年，特朗普政府不顾各方反对，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在民粹主义政治驱使下，特朗普政府聚焦“美国优先”、谋求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罔顾了伊朗核问题多方的利益和努力。这凸显了反伊政治在美国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退出《伊核协议》既让特朗普兑现了其竞选时的承诺，也迎合了美国保守派的政治主张。《伊核协议》是以国际法为准则、由国际法主体之间所缔结、通过联合国决议核可的多边协议。《伊核协议》不仅具有条约性质，其协议内容也具有强制性。即便美国基于政治因素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依旧无法否定《伊核协议》的法律约束力。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第一，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破坏了联合国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多边机制，同时也违背了全球核安全治理的国际法准则。第二，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升高了美伊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对峙，致使地区形势再度紧张。第三，美国贸然退出协议不仅导致了伊朗的内外政策趋于强硬，同时也迫使伊朗再度重启核计划，客观上加速了伊朗推进核技术研发的进程。第四，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损害了其他国家在伊朗的经济利益，造成了全球经济陷入到动荡与不确定性之中。

拜登（Joe Biden）上台后，本质上并未改变遏制伊朗的战略目标，但对伊政策进行了细微调整。拜登政府明确向以色列承诺“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且声称如果外交手段无法解决伊朗核问题，将会选择“其他选项”。当前，美伊双方在重要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空间相对有限。美国仍坚持制裁措施不会因伊朗履行《伊核协议》而解除，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意图也没有改变。伊朗方面则坚持以取消单边制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并且拒绝将导弹问题、地区问题纳入谈判中来。美国长期奉行对伊遏制政策，无法容忍伊朗在中东地区的相对崛起，核问题成为美国遏制伊朗地区影响力的关键一环。美国单方面遏制伊朗核计划并实施一系列单边制裁，不仅加剧了美伊关系的制度化敌意，也让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前景面临着复杂变数。在当前及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即便是美国软化政策立场、重返《伊核协议》，在现有体制之下势必会继续保持遏制和威慑的战略态势，对伊朗适用严苛的核不扩散标准。美伊制度化的敌对状态是植根于美国主导的霸权制度秩序中的不合理现象。两国制度化的敌对状态使得伊朗核问题长期化、复杂化。

美国单边主义霸权将本国利益置于全球治理共同利益之上，直接破坏了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和伊朗核问题解决机制，在弱化伊朗核问题多边治理的同时强化了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话语权，然而单边主义霸权不仅无助于伊朗核问题的治理，反而进一步加大了治理的难度，为各方协调解决伊朗核问题制造了障碍。近些年来，虽然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呈现出相对衰落的趋势，但趋势并不必然等同于现状。美国在中东仍未全面性地战略收缩，对伊朗的战略布局更具针对性。事实证明，作为曾经主导全球秩序和推动全球治理的霸权国，美国在国内政治失序、社会撕裂等多重矛盾冲击下难以承担起维护全球秩序、构筑全球核安全重任。

（二）全球安全赤字导致伊朗核问题治理难度加大

国际层面，全球安全赤字是伊朗核问题治理难度加大的肇因。近年来，国际社会认同基础相对弱化，价值观分歧日益显著。人类面临着和平赤字、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挑战，文化冲突和心理对立不断加剧，西方安全理论面对当前全球性挑战显得捉襟见肘、弊端丛生。日益严重的全球安全赤字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从长期来看不利于伊朗核问题的实质性解决。

二战后建立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无法有效解决伊朗核问题。“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一方面，联合国等全球治理平台改革迟缓，应对伊朗核问题相对乏力。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不仅削弱了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和影响力，阻碍了全球协调与合作；同时也动摇了全球核安全治理的法治基础，降低了全球治理的效能，从而加剧了全球安全赤字。另一方面，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发展滞后，以冷战思维为主导的安全观持续撕裂和分化伊朗核问题的治理共识。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国际秩序的演变客观上影响了核领域的全球治理。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从自身利益和政治需要出发，在谴责甚至单边制裁伊朗核研发的同时，组建具有排他性和针对性的多边组织，不断强化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对无核武器缔约国输出核技术、核材料和核装备。这些举动凸显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安全观依旧是以结盟对抗为特征，通过增强军事实力和地区结盟来构建对其有利的新秩序。究其根源在于，西方国家仍然停滞于冷战思维，难以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依然坚守霸权逻辑和泛安全化倾向，将伊朗在地区崛起视为其单极霸权的挑战。

逆全球化趋势导致国际社会应对伊朗核问题的合作停滞甚至倒退。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加剧了两极分化和全球性治理问题，引发了边缘化国家和群体的反全球化情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欧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抬头，逐渐由昔日的全球化旗手转向为本轮逆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强行推动全球科技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新布局，致使全球化进程受到了严重波折。逆全球化致使单边主义盛行，多边主义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国家间利益矛盾激化，安全合作难以有效开展。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一方面凭借规则霸权和话语权对于非西方文明缺乏应有的尊重和包容性，在国际上不断渲染伊核危机，加大单边制裁力度；另一方面则是逐步放弃部分国际责任，减少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这进一步凸显了伊朗核问题治理机制的困境。在这一过程中，逆全球化导致了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国际协作出现了停滞、倒退的局面，重返《伊核协议》的履约谈判困难重重，非理性行为发生的概率陡然升高。一些国家以自身利益为优先，将全球治理视为安全利益的博弈工具，将自身绝对安全凌驾于国际安全之上，导致了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国际合作陷入相对困难的境地，合作赤字势必会不断加剧。

（三）地区治理机制碎片化致使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前景堪忧

地区层面，地区治理机制的碎片化是伊朗核问题久拖不决的关键因素。意识形态的差异性、域外国家地缘战略的干扰、国家间利益冲突导致中东地区政治格局趋向于两极化，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伊朗核问题的解决方案直接影响了后伊核时代波斯湾乃至中东地区的格局重塑，致使有关国家对伊朗核问题的解决路径产生分歧，解决过程呈现曲折反复的特征，这其中既包含了国际社会维护核不扩散体系所衍生的问题，也包含了新地区格局的出现所引发的地缘政治重组和局势动荡。

域内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影响了合作路径的选择。具体到历史记忆、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而言，伊朗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存在着长达千年的历史恩怨、教派对立和相异的民族文化，这就导致了伊朗很难基于共同理念与域内各国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而域内国家也很难普遍接受伊朗成为主导地区秩序的核心国家。与此同时，由于域内大国间的实力相近，客观上加剧了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博弈与竞争。在教派文化、政治体制、国际观的多重分化下，域内各国对于伊朗核问题的关切不尽相同，很难基于相近观念协调出一致的伊核政策，转而寻求域外大国的支持和协助。例如，以色列担忧伊朗崛起会削弱其军事优势，一旦伊朗掌握核技术后会危及其在中东地区的核垄断地位，因此以色列政府将伊朗核计划定位为“攸关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重大威胁”，并且主张将导弹和地区安全等相关议题纳入到伊朗核问题多边谈判，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则担心伊朗在掌握核技术后会影响周边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部分域内国家对外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等域外国家中东政策的干扰，制约了其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虽然这些国家一直努力发展自主对外政策，但由于其核心安全利益受域外国家的庇护，其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与依附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平衡。随着大国在中东的竞争持续深化，伊朗核问题是牵动地区格局重塑的重要变量。域内国家在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双重影响之下，其对外政策的自主性受到了域外国家中东政策的影响。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却无意于推动地区合作机制的构建。长期以来，美国、欧盟、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意图并不一致。美国利用其在地区主导地位和域内国家间的矛盾达到遏制伊朗、制衡俄罗斯、强化域内国家多维依附性的目的。在俄乌冲突的持续影响下，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中东的博弈与制衡更为显著，进一步加剧了地区治理机制的碎片化。

就安全合作而言，伊朗阵营与沙特阵营长期以来存在着竞争关系和对抗行动。为了改善外部环境，伊朗在地区安全合作问题上展现了较为积极的姿态，寻求与海合会以及其他地区组织保持多边对话机制，但收效甚微、一波三折。伊朗、沙特、以色列等域内大国在安全体系建构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和分歧，加之域外国家的干扰，使得核问题成为域内国家进行政治抗衡与安全博弈的重要砝码。海湾阿拉伯国家曾多次提议伊朗与其就核问题进行谈判磋商，但均遭到伊朗拒绝。2023年1月，伊朗伊斯法罕市的一处军工厂遭到了无人机空袭，此前伊朗曾多次指责以色列针对伊朗核项目、核科学家实施了破坏和暗杀活动。2023年3月，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Yoav Gallant）在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会晤时公开声称：“以色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在缺乏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情况下，域内国家间的互信基础相对薄弱。

就经济合作而言，中东产油国以石油工业作为立国之基，产业结构相近且较为单一。随着全球能源变革的持续深化，产油国之间的市场份额竞争导致了冲突与对立。2016年至2018年，伊朗在国际制裁解除后不断扩大石油出口，抢占国际市场份额。此举激化了伊朗与其他海湾产油国之间的矛盾，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军事对抗和外交冲突。2023年2月，同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简称欧佩克）成员国的沙特与阿联酋因石油出口市场份额等问题而矛盾激化。相较之下，由于域内非产油国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并且受域外国家的影响较深，因此域内国家经济合作存在着诸多现实因素的阻碍。

随着全球治理萎缩，地区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部分域内国家的伊核政策带有依附性特征以及零和博弈的色彩，致使中东各国在核安全议题上的分歧持续存在。虽然近期域内大国的战略自主性有所提升，地区阵营间的对峙有所缓和，域内国家的双边关系逐渐缓和，但阻碍和制约域内国家合作的因素依然存在，区域内经济合作空间仍有待提升。从整体上来看，地区治理碎片化显著，安全赤字有增无减，客观上加深了域内国家对伊朗核问题的立场分歧。

（四）伊朗决策层倾向拥核派是影响伊朗核问题解决的重要变数

核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主导伊朗国内政治的重大问题，伊朗的核决策是影响伊朗核问题解决路径的重要变数。随着伊朗核问题的演变，国内逐渐分化出拥核派、冻核派、弃核派等不同的政治派别。就立场而言，拥核派主张持续发展核技术、维护核权利；冻核派主张冻结部分核计划换取外部制裁的放松；弃核派则主张放弃核计划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虽然各派在核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但依然以伊朗国家利益为优先，均坚持伊朗拥有非核国家正常开展核活动的核权利。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拥核派逐渐掌握了决策主导权，部分重启了核计划。

自20世纪50年代启动核计划以来，伊朗国内对核问题的政策偏好存在周期性和反复性的特点。决策层对发展核计划的政策取向依据国内外情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巴列维王朝覆灭后，最高领袖霍梅尼主张废核，伊朗一度停止了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所制定的核计划。两伊战争后期，伊朗遭受伊拉克生化武器攻击损失惨重，迫使决策层逐步调整了核政策，重启核研发。内贾德时期，拥核派在核问题上态度愈加强硬，并且主导了伊朗在核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在与西方进行核博弈的过程中，国际制裁压力让核计划逐渐成为伊朗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负担。鲁哈尼时期，冻核派通过外交谈判与主要大国共同签署了《伊核协议》，为伊朗赢得了发展契机和国际空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伊朗依据《伊核协议》附件二条款于2019年5月开始逐步减少履行相关义务。现阶段，伊朗主张《伊核协议》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义务，各方均应依据该协议履行承诺，因此伊朗既反对更多国家加入《伊核协议》，也不赞成重新就协议内容进行谈判。莱希（Seyed Ebrahim Raisi）就任总统以来，伊朗一再重申愿意尽快恢复核谈，然而俄乌冲突持续造成了履约谈判各方的预期有所改变，伊朗对美立场趋于强硬，恢复履约的谈判难度骤然上升。在与美英等国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拥核派在伊朗决策层逐渐占据上风，铀浓缩活动再度重启，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伊朗核问题的解决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可能性选择，是化解四大赤字、推动全球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始终是伊朗核问题解决进程的积极参与者、推动者、贡献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是具有深厚理论内涵和丰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逐步扩大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从美好的愿景已逐步转化为一系列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具体行动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打造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通过倡导并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实践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了各国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从而实现共同繁荣。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三大全球倡议，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战略引领，共同构成了中国在新时期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展现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积极角色和责任担当。

面对伊朗核问题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中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伊朗核问题，主要从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维护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机制、倡导设立地区安全对话平台、积极与各方展开外交斡旋、促成有关方面作出政治决断等几个方面，为解决伊朗核问题提供了现实路径。

对话协商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佳选择，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替代军事冲突是最优出路。持久和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决条件，中国在参与伊朗核问题治理的政策和立场也体现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明确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2023年2月，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明确提出支持中东国家加强对话、改善关系的积极势头和努力，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壮大维护地区安全的内生力量。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内涵也逐渐丰富，争端解决机制与路径日益多元化，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发挥了较为明显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不符合各方安全利益，并且将会引发持续性的动荡和战乱。无论是阿富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选择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给地区和平安定带来了持久创伤。随着伊朗核问题不断演变以及地缘政治矛盾的持续累积，军事冲突的风险持续加大，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历来反对以武力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也反对以武力相威胁的大棒政策激化矛盾。

对各方而言，对话协商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最为理性的选择。首先，尽管伊朗核研发取得一定进展，但长期遭受西方制裁的影响使得伊朗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受到了严重制约。油气资源是伊朗国民经济的命脉，也是国家硬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退出协议、恢复制裁以来，伊朗油气出口维持在低位水平，进行货物贸易和金融融资的交易成本大幅提升。受食品价格上涨、新冠疫情冲击、俄乌冲突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伊朗国内民生问题较为严峻，民众抗议活动时有发生。在此情况之下，继续深入研发核技术、脱离核谈判框架势必会持续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与美国、以色列爆发军事冲突非但不能解决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外部制裁与封锁，因此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端是较为务实的选择。其次，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全球战略正处在深度调整阶段。当前美伊关系虽然紧张，但分歧与矛盾仍处在可控范围内。大规模军事入侵以及针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代价都较为高昂，对于地区局势也势必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也会进一步加剧核问题危机化，因此美国现阶段仍倾向于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争端。最后，对于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签署国以及波斯湾地区国家而言，由于缺乏文化和认同统一性，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伊朗核问题符合海湾各国的切身利益，不仅能够缓解眼下国际能源市场供应紧张的危机，也有利于维护波斯湾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维护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治理机制，推动多边协作应对伊核危机。联合国长期以来致力于防止核扩散，是以人类利益为依归的全球安全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平台。在推动伊朗核问题和平解决的进程中，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机制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大国协作机制有效地弥补了联合国安理会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不足和制度缺陷，限制了美国的单边霸权，对于解决复杂安全问题起到了建设性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国在解决伊朗核问题过程中，始终维护联合国权威，建设性参与“P5+1”协调机制框架内的核谈判，践行多边主义治理机制。在伊核谈判过程中，中国在铀浓缩、制裁解除、阿拉克重水反应堆等关键问题上提出了弥合分歧的解决方案。美国宣布退出核协议以来，波斯湾地区军事冲突日益激化，域内安全问题恶化成了阻碍伊朗核问题复谈的重要因素。

为缓和地区局势，中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安全方案，意在促进域内国家对话、交流与合作，在制度与互惠相结合的基础上化解信任困境，为地区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奠定基础。中国倡议设立海湾安全对话平台，将波斯湾域内各国安全关系与伊核危机管控统筹考虑。海湾安全对话平台不仅可纳入伊朗核问题谈判国以及波斯湾地区八国，并且对域外国家平等开放，对话成果也可以经由联合国安理会批准认可。针对中东国家对于伊朗核问题的安全关切，中国提出了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倡导相互尊重，坚持公平正义，实现核不扩散，共建集体安全，加快发展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该倡议从域内国家的共同利益出发，支持包括沙特、伊朗在内地区国家开展安全对话，自主搭建符合地区实际、兼顾各方利益的中东安全架构。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机制，将有利于解决地区治理机制碎片化的倾向，有助于推动伊朗与域内国家安全关系走向缓和，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管控军事冲突、化解敌对矛盾、维护地区稳定的多边共识，从而能够推动伊朗核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的产生。

积极开展外交斡旋，秉持公平公正原则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进入新时代以来，中伊关系持续发展，双边合作不断深化。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伊朗，中国与伊朗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2月，伊朗总统莱希访问中国。中伊双边关系在合作共赢、平等协作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提升。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历届政府都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在与中国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伊朗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组织活动，开展多边及双边对话，拓展了国际交往空间，也为解决伊朗核问题创造了有利因素。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为伊朗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双方在应对阿富汗变局、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与伊朗深化双边合作的同时，仍然奉行“全方位外交”，积极与中东地区国家发展双边关系，不以寻求地区霸权或损害他国利益为目标，秉持不选边、不针对第三方、不将核问题与经贸关系挂钩的政策立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决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摒弃以大压小、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践行了“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国际交往新路，在合作中谋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协商对话中寻求解决争端的共识，展现出更具包容性的伙伴关系。2022年12月，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召开，中阿领导人一致同意全面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始终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与有关各方共同推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重回正轨。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所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了地区国家参与的全面对话的重要性，以处理伊朗核问题、破坏稳定的区域性活动，阻止对恐怖组织、教派组织和非法武装组织的支持，防止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扩散，保障国际航道和石油设施安全，遵守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理。在此基础上，中国明确支持域内国家建立中东无核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并且提倡构建中东信任机制，打造中东安全架构。中东信任机制的构建有利于地区各国建立和平、合作、无核化的预期，在不断强化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的过程中化解敌意和冲突，也为打造地区安全架构创造了积极环境。2023年3月，伊朗与沙特在北京对话后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标志着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实现缓和，成为了中东国家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成功实践。

四、结语

伊朗核问题历经了核计划诞生、核研发重启、核问题危机化、核谈判陷入博弈困境四个阶段。伊朗核问题的演变可以归因于以下几点。第一，美伊关系是影响伊朗核问题走向的重要因素。从伊朗核计划诞生直至今日，美国对伊朗核计划态度的转变既不是基于能源需求的考虑，也不是基于核扩散的担忧，而是基于美伊关系全面性倒退的战略应对。从长期而言，美伊关系缓和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前提。美国调整其遏制政策是美伊关系实现缓和的关键，而美国国内亲以反伊的政治逻辑是阻碍美伊关系走向缓和的症结所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不能依靠单边霸权与军事胁迫，而是应当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来选择能够兼顾各方利益的解决方案，因此美国重返《伊核协议》仍是符合各方利益的最佳解决路径。第二，伊朗能否遵守现行国际规则左右了伊朗核问题的解决路径。无论伊朗核问题如何发展，伊朗应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国际条约义务，这是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和多边制裁的根本途径。21世纪初，联合国安理会多次通过对伊朗制裁决议。这是国际多边合作法律化的重要体现，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于伊朗核问题的基本态度。在多边制裁的持续压力下，促成了伊朗核问题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逐步达成了若干协议。由此可以预见，伊朗遵守现行国际规则、履行核不扩散承诺是以和平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底线和前提。第三，伊朗能否与域内国家改善关系影响到伊朗核问题的解决进程。伊朗核问题危机化以来，域内多个国家宣布了民用核计划，伊朗核计划客观上激起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危机意识，一旦伊朗核问题持续陷入困境或进一步危机化，势必会导致域内国家政治对立和军备竞赛的持续升级，改善与域内国家的关系是伊朗长期以来对外交往的重中之重。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外交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互实践中已经趋于成熟和稳健。当前，伊朗采取理性、克制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以及教派冲突，积极与域内各国加强双边交流与合作。沙特与伊朗复交缓解了地区紧张局势，扭转了地区治理碎片化的趋势，将会有效促进域内多双边合作与安全互信。随着伊朗与域内国家关系不断改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进程将会加快。

伊朗在中东地区格局中的相对实力不断崛起与美国相对实力逐渐衰落是导致伊朗核问题面临困境的本质原因。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方案在解决伊朗核问题的过程中面临着美国推行单边霸权、地区治理机制碎片化、伊朗决策层逐步倾向拥核派等多重困境，显然无法有效因应历史性变化的国际形势与全球性挑战。伊朗核问题所面临的困境反映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凸显了百年未有大变局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全球治理与反全球治理的激烈博弈；说明了以单边主义、强权政治为特征的治理模式及其所主导的秩序正趋向衰落。伊朗是油气资源丰富的地区大国，对于世界能源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伊朗核问题举步维艰不仅不利于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以及全球能源转型，同样牵动着波斯湾乃至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与推动者，中国始终把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积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美国崇尚自我优先、奉行零和博弈的外交逻辑，有助于伊朗核问题的妥善解决。

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引领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中国推动解决伊朗核问题的路径反映了追求共同发展、提倡文明互鉴、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实现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观。在参与伊朗核问题治理的实践中，中国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替代性选择，促进了全球治理民主化、规范化，体现了中国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合理内核、推动现行国际秩序不断改革和完善、持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