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雪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中国穆斯林》2024年第2期。全文如下：
在《认识镜中的自我——伊斯兰与西方关系史入门》一书中，易卜拉欣·卡伦提到阿拔斯王朝（750—1517）中期“伊斯兰的故事不局限于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逐渐成为主角，使其（伊斯兰的故事）成为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故事。”
这不仅体现了伊斯兰文明在中东地区的典型特征，其中所提及的三个群体（阿拉伯人、波斯人与突厥人）实际活跃于同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被称为“伊朗间奏曲”（Iranian Intermezzo）。波斯人（或广义的“伊朗文化圈”）接受伊斯兰教有其“本土化”的历史进程，他们是通过文化来传播伊斯兰教。这一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蒙古帝国以前对迁移到中亚的突厥部落的影响；二是蒙古帝国后对突厥化的蒙古汗国政权的伊斯兰化，既有王朝通过武力来传播伊斯兰教，也有商人、苏非通过自身的行为感化当地人而使之皈依，长久以来促成“伊朗文化”实现更为广阔且深远的影响力。
尽管伊斯兰教发展初期“伊斯兰的故事”就不局限于阿拉伯人，一些周边群体（例如黑人“释奴”出身的宣礼员比俩里）也已经在参与伊斯兰文明的早期建设，阿拉伯帝国早期实际控制的疆域也包含叙利亚、埃及、马格里布这些“非阿拉伯”群体聚居区。
“伊朗间奏曲”所处时期是阿拔斯王朝由盛转衰以来中东—中亚地区发生大变革的时代，一般被认为开始于公元8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成立）部分伊朗语族贵族逐渐获得不同程度的特权，至11世纪中期塞尔柱苏丹取得阿拔斯家族哈里发“监护权”为止。这个时间段的特点是伊朗文化圈正式加入到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史中，并逐渐成为伊斯兰文明的一个重要支柱文化。
从政治层面来讲，“伊朗间奏曲”时期培育了大量具有实权的“伊朗官僚”，前期有大量波斯系统的官员参与到哈里发宫廷政治，以此形成一系列一度左右政局的世家大族（例如巴尔马克家族和塔希尔家族），中后期则影响到来自大草原的突厥移民，为他们成为中东新生军政贵族奠定基础。从文化角度来讲，“波斯文化复兴运动”（亦译“舒毕运动”）使中世纪以来的中东伊斯兰文明具有多元交汇的色彩。后期迁入中东的突厥军人，在文化上不仅接受伊斯兰教作为新信仰，同时也受“伊朗间奏曲”的影响，逐渐形成具有中东特色的“土库曼文化”。波斯人在接受伊斯兰教以后的若干年内，通过自身文化尽力保持民族的独立性，并试图对阿拉伯哈里发政权产生影响。
二、阿拔斯时代的“伊朗官僚”
阿拔斯王朝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有大量波斯人（含伊朗核心区域的“法尔斯人”、萨珊遗族以及山地部族“德莱姆人”）的支持，这些支持者既有改宗伊斯兰教的波斯人（例如原本信仰佛教的哈立德·巴尔马克和原本信仰祆教的屈底波），也有暂未从祆教（或其他类型的“马兹达信仰”，例如马兹达克教团）过渡到伊斯兰教的群体，甚至还有信仰基督教（主要是聂斯托利教派，其著名的中文称谓为“景教”）的群体。
阿拔斯家族在往后数百年的统治里虽有对“非阿拉伯”官僚的打击报复行动，但整体来讲以波斯人为代表的“异族”文官阶层的确逐渐成为阿拉伯帝国（及下属/周边穆斯林政权）的重要力量。由于这些官僚具有“伊朗文化圈”背景，下文将其统称为“伊朗官僚”。
在8—9世纪，“伊朗官僚”主要出身两河流域、河中地区与阿富汗地区的伊朗语族（所处区域一般被认为是“伊朗地区”），他们一部分甚至来自萨珊王朝时代的德赫干、斯帕巴德、马扎班、萨提拉普等阶层，属于“前朝旧部”。因此他们一方面不断扩大“伊朗·波斯”文化在哈里发宫廷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借助逐渐扩大的穆斯林改宗者规模推动伊朗文化的复兴，以此反抗伍麦叶王朝以来“重叙利亚（西部）而轻伊朗（东部）”的文化环境。与刻板印象有所区别，“伊朗地区”虽有萨珊权威被哈里发推翻、否定的过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阿拉伯统治者并不主动劝导/强迫波斯人等伊朗语族居民改宗伊斯兰教，波斯人在反抗阿拉伯统治者的同时也在寻求一种更适应当时社会文化状况的文化转型。
阿拔斯王朝式微以后，部分驻守中东东部地区（如呼罗珊、克尔曼和锡斯坦）与中亚地区（主要是河中地区）的“伊朗官僚”借助自身家族权威与“伊朗文化认同”逐渐在当地组建独立或半独立的穆斯林政权，其典型代表是中亚地区的萨曼王朝、德莱姆地区的齐亚尔王朝和栽德王朝、锡斯坦地区的萨法尔王朝与以两河流域与伊朗高原为核心的白益王朝。“
“伊朗官僚”的政治影响力并没有随着“伊朗间奏曲”结束而式微，他们对伊斯兰文明圈的影响力甚至持续到近代：印度土邦海得拉巴在20世纪尚有较大一系列的穆斯林政治世家祖籍就在伊朗（例如先后出任迈索尔土邦和海得拉巴土邦“迪万”长官的印度穆斯林政治家米尔扎·伊斯玛仪），他们的先祖便是莫卧儿中后期从伊朗地区东迁南亚的人。这些“伊朗官僚”及其随从把波斯文化元素传播到更远的东方，典型案例是马来语“船长”（Nakoda）“港口”（Bandar）和“港务长官”（Shah bandar）等词汇来自于波斯语
和。
“舒毕运动”虽为阿拔斯时期伊朗文化圈知识分子致力复兴波斯文化的历史进程，但“舒毕”词源实为阿拉伯语（Shu’ ubiyyah）。在“舒毕运动”期间，大量伊朗文化圈的文学家活跃于中东与中亚，例如鲁达基、菲尔多西和欧玛尔·海亚姆。他们的诗歌、散文、小说经久不衰，成为历代穆斯林君主吟诗作对的首选文本。一些被认为是“阿拉伯传统故事”的文学作品被认为源头是伊朗文学的延续，例如《一千零一夜》的原型是巴列维文文学作品《一千个故事》。如果仔细看《一千零一夜》两位主角“山鲁亚尔”（Shahryar）和“山鲁佐德”（Shahzada）的名字来源，也不难想象讲故事的“山鲁佐德”和她的丈夫都有波斯文化背景——“Shah”的另一个通译是“沙赫”，在波斯语意为“君主”。“山鲁佐德”（当代亦被译为“沙赫扎达”）在“伊朗间奏曲”以后的伊斯兰世界也多用于“公主”“君王女眷”的称谓（对应的“太子”“王子”则多用Shahzade“沙赫扎德”称呼），和阿拉伯语“玛丽卡”（Malika）、突厥语“贝古姆”（Begum）、蒙古语“合敦”（Khanum）一同成为穆斯林女性常用的头衔。
尽管众多研究认为“舒毕运动”是波斯人表达“波斯文化比阿拉伯文化优秀”，并以此反击阿拉伯帝国历代君主对应的文化专制政策。但另一个显著的现象在于：“舒毕运动”以来一系列的文化成果最终融入到中东各地之中，使“伊朗化”成为中东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例如《一千零一夜》背后的多民族叙事。
《一千零一夜》虽有明显的伊朗文化背景，但故事不乏阿拔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皇后祖贝达与首相贾法尔·巴尔马克之间的经典故事（尽管历史上哈伦·拉希德以残忍的方式斩杀贾法尔，还将贾法尔年迈的老父亲和几个哥哥都丢进大牢），“辛巴达航海记”更是折射一个“多民族的故事”被众多学者视为“阿拉伯视域的中国故事”的主角阿拉丁，其所在的“中国”被认为可能是地处中国西北边疆的喀喇汗国（喀喇汗国自称“桃花石”，是早期中亚、中东地区对中国的其中一种印象）或以德里苏丹国为代表的南亚苏丹国。
“舒毕运动”对中东文化史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使波斯语长期成为有重要影响的文化语言，另一方面也使伊朗文化达到巅峰，成为举足轻重的伊斯兰文化。这不仅体现伊朗文化圈学者通过自身努力成就“伊朗间奏曲”，同时也反映“伊朗间奏曲”的影响面已经突破“伊朗”本身，而是横贯欧亚大陆，到东亚、东南亚都有留存的“波斯印记”，无一不体现伊朗文化自“伊朗间奏曲”以来的重要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伊朗文化不仅成为伊斯兰文明的重要力量，同时也融入到中东、中亚之中，成为中东不同群体“本土化”的一部分。
中东地区一直处于多元文化交汇的状态，跨群体、跨宗派并存的社会形态依然是中东大部分地区的主流。由此可见，中东地区的“本土化”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形态，而非某单一群体占据绝对地位的叙事模式。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自伍麦叶王朝建立至阿拔斯王朝，阿拉伯穆斯林始终没有间断对外来文化的潜心研习和吸收。无论是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思想领域或物质领域，他们都涉足研究，又在伊斯兰精神的规范下通过提炼和改造，有的作出了新的解释，有的赋予了新的内涵。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具有连贯东西的特点，它的形成得益于阿拉伯帝国介于欧、亚、非三洲，阿拉伯人自部落时代开始就有长途经商的传统，在国际经商活动中既沟通了东西方的物质生活也沟通了东西方的精神生活，同时传播了伊斯兰教及其文化。
伊斯兰文明能在千年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文明载体，离不开“适应本土”和“包容多元”两大元素。“伊朗间奏曲”的确起到“波斯文化复兴”的历史意义，但这并非只惠及到波斯人等伊朗文化圈，同时也使中东其他群体从中受益。
综上，研究者若想深化对“伊斯兰教本土化”的研究，为当今国际关系提供借鉴意见，对多元包容的认识和理解是必不可少的。“伊朗间奏曲”虽已结束近千年，但其发挥的历史作用依然对横跨欧亚大陆的不少区域产生重要影响，让“伊朗文化”融入到“本土”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