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3期。全文如下：

2023年3月10日，中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沙特与伊朗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在至多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构。沙伊矛盾曾是中东地区影响最广泛的矛盾之一，两国在北京宣布复交，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望带来积极、正面的连锁效应，为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多个地区热点问题降温。

斡旋沙特与伊朗复交是中国对中东和平的一项重大贡献。国际大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东小环境亦进入新阶段，地区大国主动出击，形成大范围的“和解潮”和“外交之春”。中国外交敏锐捕捉到时机，利用多年来积累的良好信誉，发挥了临门一脚的关键作用。这或将激励中国未来在中东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政策，助力中东和平与稳定，助推中国的中东外交进入新时代。

近年来，大国关系进入冷战结束以来最紧张的时期，美国想方设法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中东国家则竭尽所能在大国间保持平衡，中东权力格局进入多极化时代。同时，美国在中东持续战略收缩，中国等其他大国则更加重视中东，中国与中东关系日益密切。在全球能源转型压力下，中东国家的战略重心从地缘政治竞争转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改善外交环境。在政治和经济双重驱动下，中东结束2011年以来“阿拉伯之春”的动荡时代，正在进入一个以政治缓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

第一，大国关系空前紧张，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压力。2017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两国建交以来最剧烈、最复杂和最混乱的转变，中美关系从合作与竞争并存转向以战略竞争为主轴，标志着全球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本已处于“冷和平”状态的美欧与俄罗斯关系骤然恶化。美欧全面制裁俄罗斯，源源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离直接参战仅有一步之遥，双方关系进入“准战争”状态。短短几年时间，美、欧、俄、中等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发生剧变，出现冷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紧张局面。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更直接宣布,“后冷战时代结束，大国竞争时代开始”。

伴随着大国竞争新时代的到来，主要国家均大幅调整外交政策，意图塑造对己有利的国际格局。美国一方面夯实美日、美韩、美澳、七国集团、北约等传统联盟体系，另一方面激活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边机制”（Quad），构建美国、澳大利亚、英国“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新联盟。中国一方面呼吁“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21世纪的世界必须避免重蹈‘冷战’的覆辙”，积极改善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努力防范美国构建反华同盟体系，争取其他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力图避免国际关系出现阵营化趋势。

大国竞争具有全球性，但多数国家并不愿选边站队，而是尽可能保持本国独立自主性。以乌克兰危机为例，根据“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分析，全世界有127个国家不愿明确选择支持任何一方，远多于以美西方国家为主、谴责和制裁俄罗斯的52个国家以及支持俄罗斯的12个国家。而在127国中经济规模最大的25国，有8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以色列、土耳其、卡塔尔、埃及、沙特、阿联酋）位于中东。这些国家多认为全球权力结构具有不确定性，而发展中国家影响全球政治的资源有限。面对不可预测的环境，它们不愿绑定任何一方，渴望拥有随时转向的空间。实践中，它们奉行实用主义，采取对冲战略，未形成稳定的组织或同盟，因时因事调整自身外交立场，摇摆、游走于主要大国之间，极大增加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第二，全球能源转型明显加速，中东各国经济转型压力大增。近年来，各主权国家、跨国公司争先恐后提出雄心勃勃的新能源愿景，竞相在政策、投资和新技术等领域先行先试，能源转型的全球态势蔚然成风。有研究表明，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短缺不仅没有迟滞能源转型的步伐，反而让能源转型加快5—10年时间。

全球能源转型必然带动全球权力格局、经济格局的变化，对中东地区影响尤其重大。能源同中东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不仅直接决定中东在全球格局的权力地位，也影响中东国家的经济布局。20世纪40年代，正是因为石油，中东这个贫穷、落后的地区在短时间拥有了全球性权力、财富和影响。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石油的重要性不可避免地下降，石油市场亦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20年前，人们曾担心石油产量达到峰值，产能枯竭；如今，人们开始忧心石油消费量达到峰值，需求不旺。若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经济严重依赖石油的国家将是最大受害者，而在新能源领域领跑的国家则是受益者。因此美国石油问题专家耶金（Daniel Yergin）认为，中国将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最大赢家，俄罗斯和中东产油国是最大输家，而美国则介乎其中。

但是，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未来一段时期，中东能源的重要性可能不降反升。在国际能源格局中，沙特、美国和俄罗斯三国石油总产量约占全球1/3，是当之无愧的大玩家，形成“三国演义”的格局。但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受美西方制裁的影响，俄罗斯的份量大幅下降，“三国演义”变成美沙“双雄博弈”。近半年来，沙特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联合俄罗斯两次大幅调低石油目标产量，显示出沙特在国际油价博弈中不断上涨的影响力。

第三，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持续下降，而中国、俄罗斯则更加重视中东。因应大国关系质变和能源转型，全球性大国纷纷主动调整其全球战略重心。“9·11”事件后，中东一度成为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以反恐为其全球战略重点的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推出“大中东民主计划”，中东对美国的重要性可谓空前绝后。最终，两场战争成为越南战争以来美国全球战略的最大灾难，美国中东战略被迫回调、克制或收缩。2011年美军撤出伊拉克后，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奥巴马政府更是提出“重返亚洲”的“亚太再平衡”战略。2018年美国首次成为石油净出口国后，中东的重要性进一步下滑。根据2023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目前美国认定中国是其“最长远、最重大的挑战”，视俄罗斯为“最紧迫威胁”，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排序还在后移。

当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后移时，其在中国与俄罗斯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却在上升。近年来，中国与中东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加强。2010年，与中东国家贸易占中国外贸的比重为6.6%，2019年上升到7.1%；与中国贸易占中东国家外贸的比重也从2010年的9.2%上升到2019年的13.1%。2010年，中国占中东原油出口额的3.9%，2019年达到31.2%。2010年，中东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中仅有2.4%来自中国，2019年这一数字达到5%；中国在中东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中的比重也从2010年的3.3%上升到2019年的10.1%。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中东在新旧能源领域都有诸多共同利益。在传统能源领域，中国是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中东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来源地。在新能源领域，中东国家产能需求巨大，中国则拥有全球最大的太阳能、风能、锂电池等新能源及其相关产品的产能。在此背景下，双方政治互动日趋热络。2022年12月以来，习近平主席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和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邀请伊朗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功斡旋沙特与伊朗复交，是中东在中国外交全局的重要性明显上升的体现。

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受到美西方进一步制裁，迫切需要寻找替代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伙伴，中东成为其战略主攻方向之一。在俄罗斯看来，同美西方的冲突具有长期性，中东的重要性将不断上升。在此背景下，俄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新增了威慑北约的功能，它对土耳其、伊朗、沙特等地区内主要国家的借重也在持续上升。土耳其对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较大影响，不仅是俄罗斯经济通往世界的重要通道，而且可以向俄罗斯提供紧缺的工业品。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同伊朗的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两国联手突破西方经济制裁：俄罗斯从伊朗购买无人机，未来还可能购买导弹，而俄罗斯则有意向伊朗出售先进战斗机。因受美西方制裁，俄罗斯影响国际油价的能力大幅下降，需联手沙特以拉抬油价。

沙特与伊朗是中东地区的两个大国。面对快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两国积极调整内外政策，希望在变局中占据先机。“阿拉伯之春”后的十年，沙特与伊朗展开地区影响力竞争，介入中东几乎所有热点问题，既消耗了自身国力，也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近三年来，两国都同时在全球和地区层次上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以适应中东国际关系多极化的趋势。沙特把“2030愿景”作为首要国家战略，发展经济被摆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外战略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发展战略。伊朗为反制美国经济制裁，也高度重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千方百计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希望以地区经济合作抵消美国封锁。因此，两国从一开始就把复交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重要任务。

2019年，石油设施被袭促使沙特下决心改善同伊朗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沙特形成以“石油换安全”为基石的同盟关系。沙特根据美国的战略需求提供适量石油，换取美国向沙特提供安全保障。但随着美国逐渐实现石油自给，这块基石出现动摇。2019年9月，沙特国家石油公司两处重要石油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导致沙特原油供应每日减少570万桶，占全球日供应量5%。对此，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是对沙特的袭击，不是对美国的袭击。”这个表态完全背离“石油换安全”原则，让沙特不得不重新思考本国安全战略，提升安全保障自主性。

近20年来，沙特一直依靠美国制衡伊朗地区影响的增长。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替伊朗打垮了最主要的地区对手，让伊朗势力渗入伊拉克。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同伊朗搞缓和，解除制裁，劝说沙特同伊朗共享中东权力。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从叙利亚、伊拉克撤军，任由伊朗势力发展壮大。在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三国，伊朗拥有决定性、战略性影响力，形成事实上的“什叶派新月”。在此期间，沙特坚持传统安全政策，强化同美国的军事关系，全力遏制伊朗。对于美国同伊朗的核谈判，或美国同伊朗缓和关系的行为，沙特多数时候都持反对意见，其反对伊朗的态度比美国还要坚决。

然而，随着美国保护盟国安全的态度越来越模糊，伊朗的影响不断扩大，沙特的安全战略出现重大调整。在继续依赖美国支持的前提下，沙特有意主动改善同伊朗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安全威胁，争取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有更大回旋空间。在2019年9月石油设施被袭后，沙特保持克制冷静，未直接指责伊朗，反而同伊朗接触，甚至对伊朗在波斯湾船对船私下交易石油也睁一只闭一只眼。据传，当时沙特通过伊拉克总理向伊朗传达缓和关系的信息，2020年1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苏莱曼赴巴格达接收信息，结果遭遇美军空袭丧生。这是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后的首次间接接触，以失败告终。

2020年，中东“外交之春”加速沙特和伊朗复交步伐。随着中东国际关系的多元化，中东政治敌友阵营的界线日趋模糊，“多交友，少树敌”成为地区国家的基本共识。“阿拉伯之春”后，沙特、伊朗均曾奉行进攻性、扩张性的外交政策，深度介入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国的内部冲突，甚至把战略博弈的战场延伸到苏丹和索马里。

但从2020年开始，相关国家的政策均有所回调，政治斗争出现缓和迹象，中东开启了“缓和潮”和“外交之春”。2020年9月，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拉开阿以关系缓和的序幕。2021年1月，卡塔尔埃米尔应邀访问沙特，标志着2017年断交以来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2022年8月，土耳其与以色列宣布全面恢复外交关系。在这一波被称为“外交之春”的和解潮中，沙特和伊朗都未缺席。2021年4月9日，沙特和伊朗在巴格达举行断交以来的首次直接会谈，双方事后都未承认此次会谈，可见当时两国关系仍较紧张。同年5月7日，沙特首次承认同伊朗直接谈判，三天后伊朗也做出同样宣布。2022年4月21日，两国在伊拉克举行第五轮会谈。此后，两国在阿曼又举行三轮会谈。2022年10月伊朗国内出现大规模示威游行，伊朗政府指责沙特卷入其中，两国复交会谈再次中断。

2022年12月中阿峰会后，沙特与伊朗复交进程骤然加速。沙特和伊朗缓和关系既是沙特整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伊朗“抵抗经济”的重要构想之一。沙特2016年公布的“2030愿景”有三大目标，分别是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中心、全球投资强国、亚欧非三大洲枢纽。此后，沙特国家战略的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决心、投资力度和政策优惠。《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说，当全球退出化石能源的时候，当阿拉伯国家30岁以下年轻人口暴涨的时候，当气候变化议题日益紧迫的时候，国家领导人的政绩取决于他们应对这些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他们参与地区国家或大国竞争的能力。

经济建设成为沙特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的位置相应后移。经济合作和竞争取代或弱化了原来的意识形态、教派、权力争夺；相反，经济建设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沙特改善同周边国家关系的主要动力。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Faisal bin Farhan Al-Saud）2021年10月谈及同伊朗的接触时说：“国家领导人的政策非常清晰：经济繁荣、国家建设是第一位的，没有地区稳定你不可能实现这些目标。”

虽然前两次谈判受挫，但沙特与伊朗都在寻找时机恢复谈判。2022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出席中阿、中海峰会，成为沙特与伊朗恢复谈判的一个好时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中海峰会期间，沙特领导人提出由中国出面斡旋的请求。此后，中方就此事同伊朗接触，得到积极回应，伊朗还派核谈判代表赴北京商讨细节。2023年2月16日，中国邀请伊朗总统访华。2023年3月10日，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宣布两个月内恢复外交关系。4月6日，两国外交部长在北京宣布正式复交。

沙特与伊朗的复交谈判突然间取得突破，令人意想不到。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次突破是在北京完成的。沙伊复交有大国关系、地区格局变化的原因，也是两国政策调整的结果，但中国发挥了临门一脚的关键作用。这可能是中东新变局的开始，也是中国新中东外交的预演。

第一，中国的中东外交愈发积极有为，更具综合性。冷战时期，中国视中东为全球政治的“中间地带”，从大国博弈的视角看待中东问题。安全是中国中东政策的首要关切，中国要“防止敌对大国控制中东，对中国构成间接军事威胁”。冷战结束后，全球性大国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减缓，经济建设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中心。经济成为中国中东政策的首要关切，中国对中东事务保持相对超脱的态度。以2022年12月中阿峰会为标志，中国中东政策从以经济为中心向融合经济、政治、安全等维度的综合性政策转变。可以说，斡旋沙特与伊朗复交是中国新中东外交的首次尝试。

第二，中国及时抓住中东格局转变的关键时机。近十年来，中国明显加大了对中东政治事务的参与力度：2013年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2014年提出解决巴以冲突的“五点和平倡议”，2015年提出解决利比亚问题的“三点基本原则”；在叙利亚问题上先后提出“六点主张”“四点倡议”“五个坚持”和“四步走”等思路和举措。2020年10月，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提出搭建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以集体协商方式管控危机。这些倡议得到相关国家的好评和欢迎，但在当时没有找到切实落实的机遇。

沙特与伊朗复交成为中国切入中东政治事务的一个重大机遇。同中东其他热点问题不同，近三年来沙特与伊朗均有复交的强烈愿望，此前双方已在伊拉克和阿曼举行过八轮会谈，取得一些积极成果。近几个月来，沙伊复交的紧迫感进一步加强。对沙特而言，也门问题日益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2015年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共向沙特发射1000多枚导弹和火箭弹，发动至少350架次无人机攻击。这些袭击虽未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但严重损害投资者信心，破坏沙特的经济规划。同时，伊朗核问题谈判破裂，伊朗与美国、以色列关系再度紧张，海湾地区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上升，也让沙特深感不安。对伊朗而言，近年来美西方借口人权、核问题、伊朗与俄罗斯军事全作等议题，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力度，伊朗迫切希望在周边外交中寻找突破口。沙特与伊朗“两厢情愿”，但复交谈判需要一个可靠、可信的大国斡旋，而中国既有意愿也有能力扮演好这个角色。

第三，中国同所有中东国家保持平衡关系，得到沙伊两国共同信任，为成功斡旋奠定基础。中国长期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中东国家内政，从未把任何国家称为“失败国家”“专制国家”“流氓国家”，更没有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经济制裁；中国不在地区冲突中选边站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在中东没有军事基地、驻军的国家。相反，中国一直秉持平等对待沙特和伊朗的基本原则。2016年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中东，就同时访问沙特与伊朗，尽管当时两个国家刚刚宣布断交。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隔年2月就邀请伊朗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不是在中东具有重要影响的唯一大国，但却是对沙特和伊朗保持平衡外交的唯一大国。正是长期积累的外交信誉，让中国成为最可靠的斡旋者。

第四，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同美国的关系明显疏远，为中国斡旋创造机会。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独霸中东，地区国家依照亲美和反美立场站队，沙特站在美国一边。但随着2011年美军撤出伊拉克，2015年俄罗斯军队进驻叙利亚，2022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利雅德召开首届峰会，如今美国独霸中东的时代已然结束。全球性大国没有能力或意愿独力主导中东事务，地区出现美、中、欧、俄、印等多极鼎立态势。美国的优势在安全领域，同海湾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结盟；欧洲的优势在经济社会领域，同北非、黎凡特等地理上邻近的国家关系密切；俄罗斯的优势在军事领域，立足点在叙利亚，同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埃及等地区强国均有合作；中国的优势在经济领域，与各地区国家均保持良好关系。

随着美国影响力的相对下降和其他大国影响力的相对上升，中东国家不再依据亲美或反美立场站队，而是尽可能利用各大国优势，增强本国独立自主的能力。当大国关系前景不明时，地区国家尤其不愿意完全追随任何一个大国，而是尽可能保持自由选择权，确保自己能够随机转换赛道。这是中东政治的一个新现象：以往，不管是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还是后冷战时期的美国独霸，中东国家的阵营分野是比较清晰的。大国干预、控制和影响中东事务的能力消减后，地区大国独立自主、合纵连横的能力显著上升。沙特、阿联酋、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国家的主动性明显增强，共同构成地区政治多极化力量。这些地区强国游走于美、欧、俄、中等全球性强国之间，外交回旋空间空前扩大。中东政治舞台从未出现如此众多旗鼓相当的主角，也从未见到如此复杂的阵营分化组合。作为美国盟友的沙特不顾美国强烈反对，在2022年10月和2023年4月两度同俄罗斯联手大幅调低原油目标产量。即便尚不能断定沙特意在对抗美国，至少可以说沙特没有把美国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上。在石油价格问题上，沙特愿意与俄罗斯合作，共同抗衡美国的反制措施；在能源出口问题上，中国是沙特最大的石油出口市场，沙特对中国多有依赖；但在安全问题上，美国仍是沙特安全最大的提供者。沙特不愿意过度依赖美国，而是希望与各大国维持更平衡的关系，这为中沙关系提供了更大空间。

第五，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处于上升期，为落实复交协议提供了保障。历史上，冲突双方都渴望大国担当和解协议的见证方、担保方或签署方，就是想借助大国的信誉和影响力，为协议的落实创造良好环境。对沙特和伊朗而言，只有中国能同时得到两国的信任，并对两国拥有一定影响力。中国是两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两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相比之下，美国与欧洲同伊朗的贸易额很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东问题专家加塔斯（Kim Ghattas）说，中国是唯一（对沙特和伊朗）拥有足够影响力的保证人。沙特与伊朗都珍视同中国的关系，这有助于双方全面落实协议内容。沙特时事评论员谢哈比（Ali Shihabi）认为，过去同伊朗签署的协议往往“一文不值”，但这次达成的协议包括中国，伊朗同时向沙特和中国作出了承诺。

随着4月6日沙特与伊朗宣布即日起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中国斡旋的沙伊复交划上完美句号。历史上沙伊外交关系曾三断三复,此次复交对两国关系而言是一小步，但对中国中东外交而言，这是一大步，是中国首次斡旋万里之遥的两个中东大国的矛盾。2016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希望沙特和伊朗克服困难，共享海湾，达成某种“冷和平”，却招致沙特的愤怒反应。当时，奥巴马恐怕难以想象沙特和伊朗在数年后实现“热和平”。中沙伊北京联合声明发表后，沙特新闻社的评论称，双方致力于增加两国的安全、稳定与繁荣。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说，沙特与伊朗消除误解，面向未来，将给地区带来稳定与安全。

中东此波和解潮始于2020年，但在中沙伊三方联合声明发表后速度加快，范围也不断扩大。沙特与伊朗的矛盾曾是中东政治最根本的矛盾之一，牵一发而动全身。“阿拉伯之春”后沙伊矛盾激化，其负面影响迅速扩散，也门战争、叙利亚内战和黎巴嫩内乱因此而恶化。此次沙伊复交，正面影响的扩散同样迅速而广泛。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关于永久停火的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沙特与叙利亚外长实现十年来首次互访，土耳其与埃及外长也时隔十年首度会面，伊朗与巴林准备复交，伊朗与约旦外长通电话，沙特邀请哈马斯访问。仅在4月12日一天之内，突尼斯与叙利亚、巴林与卡塔尔就分别宣布复交。未来，沙伊复交的正面扩散效应有望继续增强。以色列如果不想被排除在这波和解潮外，可能也要采取新动作。有以色列专家就批评，当地区多数国家视对话为同伊朗打交道的最佳方式时，只有以色列还执迷于军事手段。

对于饱受战乱与动荡的中东而言，此波和解潮是个难得的积极信号，一段时期内，其正面效应有望持续。但此波和解潮能持续多久，能否实质解决当前的矛盾和问题，是否预示一个新中东的来临，还是一个未知数。在中东的几对主要矛盾中，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的矛盾整体缓和，伊斯兰国家中的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同以色列的关系均有所改善，但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却在恶化；在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与反对穆兄会的矛盾中，因穆兄会在中东政治中的重要性下降，相关国家的关系都有所改善，但近期非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形势恶化，国内政治问题再次浮出水面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中，沙特与伊朗关系开始改善，但迄今为止沙特一直要求西方向伊朗施加更大压力，伊朗想通过缓和与沙特的关系减轻西方制裁，复交能起到多大作用有待观察；在亲美派与反美派的矛盾中，沙特与伊朗的矛盾缓和，但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在恶化。

沙伊复交并不意味着两国权力竞争的结束，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展开。伊朗正在巩固与哈马斯、真主党、伊拉克民兵和叙利亚民兵的合作，以形成更有效率的什叶派联合。沙特更是野心勃勃。一位沙特官员甚至称，沙特正在从一个地区大国发展成一个全球玩家。利用手中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沙特正逐步扩大在逊尼派国家的影响力。《经济学人》文章指出，20年前，当海湾财富基金初具规模时，很多西方人担心它将成为一个政治工具，彼时这种说法有点言过其实；如今，当这种担心成为现实，却少有人关注。

长年存在的若干消极因素仍在演变，也给地区政治前景增加了不确定性。其中，伊朗核问题值得高度关注。沙特与伊朗关系有所缓和，但伊朗同美国的关系却在恶化，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不断加码，伊核谈判久拖不决，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因核问题发生冲突的概率在上升，这将直接影响沙特与伊朗的关系。伊朗过去曾多次暗示，如果美国或以色列对其核设施发动袭击，伊朗将袭击沙特或阿联酋作为报复。

对全球大国而言，中东国际关系进入多极化时代，总体上是正面积极的，但其发展趋势和影响仍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下降，欧洲、中国、俄罗斯、印度的影响上升，中东国家独立自主性增强，中东政治呈现多极化态势，这总体上是国际政治的积极信号。另一方面，尽管“多极世界是21世纪国际秩序稳定的基石”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流观点，但美国对世界多极化始终保持警惕。近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不减反增。对此波中东外交和解潮，美国虽表示欢迎，却对中国通过斡旋扩大自身影响、伊朗因和解受益感到不安甚至恐慌。中沙伊北京联合声明发布后，美国就对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对伊朗不断突破美国的制裁与孤立，公开表达关切。不过，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上升是一个长期态势，继成功斡旋沙伊复交后，中国或将推动建设海湾安全对话平台。阿联酋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卜杜卡勒克（Abdulkhaleq Abdulla）认为，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正在流失，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和美国影响力的下降，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体现在政治、军事和战略等各方面。可以预见的是，两国在中东地区的竞争将愈发激烈。

对中东国家而言，地区大国独立自主性的增强以及各国间关系的缓和，总体上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但其前景亦存变数。地区局势将进入一个相对和平，但更复杂多变的新阶段。一方面，沙特奉行“零问题”外交政策，同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卡塔尔、胡塞武装、哈马斯、真主党等多方势力改善关系，甚至有意扩大与以色列的接触。另一方面，沙特外交又被称为“极端平衡”或“极端对冲”，有意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既邀请中国主持沙伊复交，又宣布购买美国价值370亿美元的波音客机，同意加入美国主导的5G和6G网络。沙特甚至想在伊朗与以色列之间搞平衡，在与伊朗复交的同时，提出同以色列建交的前提条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沙特还想在哈马斯与法塔赫之间搞平衡，同时邀请双方领导人访问。对伊朗而言，缓和与沙特关系，也有在沙特与美国、以色列之间搞平衡的考量。地区大国间涌动的合纵连横，部分国家采取的“极端平衡”政策，将使中东多极化进程更加变化莫测。

中国斡旋沙特与伊朗复交，以及与之相伴的中东和解潮，对中东和平有积极意义，甚至对世界和平也所启迪，得到包括西方学界在内的广泛认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这是中东战略格局的实质性变化，改变了国际外交的基本框架，中国成为和平缔造者，美国不再是不可或缺的国家；近年来中国想要参与建设国际新秩序，现在他们迈出了关键一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报告指出，中沙伊北京联合声明显示出中国愿意为国际和平承担更大责任，在全球零和博弈的大背景下，这给国际社会为共同利益而合作带来了新希望。

对于饱受战争冲突蹂躏的中东而言，沙特与伊朗在中国斡旋下复交，预示着合力谋发展的新时代到来。长期以来，中东在国际政治中是战争和动荡的代名词。冷战时期，中东爆发过四次阿以战争。冷战结束后，美国先后发动或参与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近十年，利比亚、叙利亚、也门、伊拉克、黎巴嫩、苏丹等国家纷纷陷入内乱。此波和解潮难能可贵，值得相关国家倍加珍惜。

对于以丛林法则、西方意识形态为底色的国际政治而言，沙伊复交代表着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的新气象。古往今来，大国以结盟分治为基础、以军事干预为手段参与中东事务，不仅给地区留下无穷后患，自身也逃脱不了黯然收场的结局。英国、法国、苏联、美国的中东战略都有过潮起潮落的相似轨迹。可以说，外国干预是中东悲剧的重要根源之一。此波中东和解潮显示，平等协商正成为中东国家间交往的基本规则。中国斡旋沙伊复交，就是新规则的一次重要尝试。

沙伊复交不可能解决两国之间的所有问题，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改革亦不会一帆风顺，中东缓和潮或许还会有反复。但是，美国中东战略收缩，阿拉伯国家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中东人民的自主意识增强，种种积极态势预示着中东更大、更深刻、更实质性的变局，将形成20世纪初中东民族国家形成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历史性变革。中东形势的新变化，将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也将为中国的中东外交提供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