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长期以来，土耳其和伊朗两国关系在总体上维持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状态。随着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两国关系出现了历史性转折，进入了全面提升期。在地区问题上，土耳其的政策取向与西方盟友产生重大分歧，促成了土耳其与伊朗的趋近。2011年中东变局发生后，两国关系遭遇重大起伏。叙利亚内战、伊拉克乱局、也门危机久拖不决，库尔德问题、北约雷达部署问题持续发酵，土耳其和伊朗因国家安全利益的差异导致两国关系龃龉不断。总体来看，中东变局引发的地区动荡凸显出土伊两国在国家发展道路和地缘战略利益方面的结构性矛盾，然而现实利益又使两国在地区重大议题以及经贸合作方面搁置争议而寻求共识与合作。
关 键 词
中东变局；土耳其；伊朗；结构性矛盾；现实利益
作者简介
杜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宁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全文如下：
土耳其和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两国关系的发展深受地区局势的影响，同时呈现出结构性矛盾和务实合作并存的局面。2002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上台后，土耳其与伊朗关系进入了全面提升期，但中东变局激化了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但也在地区问题上出现合作机遇。
土耳其和伊朗是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伊斯兰国家。双方不仅是重要的地缘政治对手，而且是地缘政治的支轴国家，两国国内局势对本地区的命运具有重要影响。两国都是中等大小的强国，都有着强烈的地区意图和历史自豪感。长期以来，两国关系因国家发展道路不同、地缘战略利益冲突以及以库尔德问题为代表的地区热点问题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
第一，政治模式之争。土耳其和伊朗对于政治模式的竞争，源于两国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体差异。土耳其立国的基础是世俗民主体制，其国内宗教信仰由逊尼派教义所主导。伊朗实行教俗一体的神权政治体制，具有深厚的什叶派教义信仰根基。在双方的政治模式冲突中，土耳其自称是穆斯林世界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典范，而伊朗则自我标榜为伊斯兰主义的表率。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政治模式之争逐渐演变为土伊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之一，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土耳其认为伊朗的对外政策对土耳其的政治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担心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做法激起土耳其国内宗教阶层和穆斯林对世俗政权的抗争，对作为立国根基的凯末尔主义的基本原则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后试图改变现行国际体系的伊朗认为，土耳其的政治体制背离伊斯兰教基本原则，是向西方屈服的表现。土伊之间的政治模式之争还引发过激烈的外交风波，如1997年两国曾相互撤回驻对方国家大使。
地缘政治利益之争。冷战结束后，土耳其与伊朗一度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开展地缘政治竞争。“中亚、高加索地区位于欧亚大陆连接处，自古就是各种势力竭力染指的战略要冲。”该地区以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油气资源而著称。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变加剧了两国在该地区的竞争。对于伊朗来说，中亚是摆脱由敌对的西方以及阿拉伯国家施加在它身上的地缘政治孤立的一种手段。而土耳其凭借与该地区突厥语民族的历史纽带，积极利用“泛突厥主义”强化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新独立国家的联系。面对这一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和丰富的油气资源，伊朗与土耳其出于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考虑而展开竞争，围绕里海划界问题及石油与天然气管线铺设的能源争夺战较为典型。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土耳其与伊朗各自在中东地区构筑了具有相互对立和竞争性质的地区联盟。土耳其和以色列两个世俗国家缔结了密切合作的“世俗同盟”以对抗中东地区不断扩大的伊斯兰主义力量。而伊朗与叙利亚结成了亲密的准联盟关系。土以双方频繁的情报与军事合作逐步升级，在战略上对叙利亚形成了钳制，压缩了叙对外发展的战略空间，迫使叙加强了与伊朗的准联盟关系。以色列是伊叙两国共同的仇敌，而伊叙联手对抗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地区施加战略影响的必要性凸显。此外，土耳其和伊朗围绕库尔德问题的地缘政治竞争也不断加剧，特别是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成为土伊两国地缘争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库尔德问题之争。带有跨国界性质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不仅影响到争端各方的国家间关系，还由于宗教、文明等因素的推动，最终严重影响到地区战略安全格局的变化和全球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土耳其和伊朗都将库尔德问题视为涉及两国国土安全与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在中东地区，库尔德人属于典型的跨界民族，其中近一半的库尔德人生活在土耳其。凯末尔主义强调土耳其共和国民族构成的单一性和土耳其民族语言文化的同一性，拒绝赋予库尔德人延续其语言文化的合法性，引发了库尔德人的强烈不满。长期以来，土耳其政府不遗余力地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简称“库工党”，PKK）势力，并指责伊朗和叙利亚将库工党作为对抗土耳其的战略筹码。
土耳其与伊朗之间对库尔德问题的争夺超越了单一的民族问题层面，逐渐上升至安全和战略层面。土耳其发动越境军事行动，深入伊拉克北部打击库工党营地及其武装人员。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政府多次指责叙利亚和伊朗为库工党领导人奥贾兰及其武装组织提供武器和训练基地。即使土耳其加大军事打击库工党的力度，但因库工党受到叙利亚和伊朗方面的支持，土耳其依然难以完成将库工党从伊拉克北部彻底铲除的目标。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库工党以及其在伊朗的分支机构——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Kurdistan Free Life Party，PJAK）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变量。库尔德问题的现实表明，其民族认同日益高于国家认同，作为少数族群的库尔德人如何参与民族国家构建无疑是摆在土耳其和伊朗两国政府面前的一大挑战。库尔德问题的跨国性特征，也使得土伊两国政府在处理相关问题时不得不考虑地区局势的影响。
2002年11月土耳其正发党上台执政后，土耳其与伊朗关系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正发党上台后，推行与邻国“零问题”的新外交政策。“零问题”是土耳其处理与邻国关系的目标，土耳其希望解决与邻国关系中的所有问题，至少是尽可能地减少问题。土耳其政府在伊拉克、巴勒斯坦、库尔德问题和伊核问题等一系列地区重大问题上与西方国家逐渐拉开距离并积极斡旋调停，赢得了伊朗的认可和赞赏。土耳其积极参与伊核问题的国际协调也为土伊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随着土耳其与伊朗之间逐渐建立起政治互信，两国在库尔德问题上的共识不断增多，突出体现在将威胁两国安全的库尔德分离组织界定为恐怖组织，并在反恐问题上加强了合作。2008年时任伊朗总统内贾德访问土耳其时，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共同打击走私、有组织犯罪及恐怖组织的合作协议，合作内容包括在两国共享情报、建立旨在监督协议实施的委员会等。
土耳其和伊朗在政治层面的合作进一步带动了两国在经贸、能源领域的合作。两国经济合作的传统领域主要集中在商业和交通领域。正发党执政后，土耳其与伊朗的经济合作逐渐向直接投资、能源和旅游等领域拓展。土耳其遂将伊朗视为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两国政府在过境土耳其能源管线建设、伊朗天然气田开发等方面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土伊相互投资不断增多。在此背景下，土伊双边关系一度呈现出良性的互动态势。
2010年底，肇始于突尼斯的大规模民众抗议运动迅速席卷整个中东地区。这场被西方国家称为“阿拉伯之春”的社会运动波及范围广泛、规模空前，其造成的地区动荡和乱局影响至今。中东变局在引发地区整体性动荡的同时，也对土耳其和伊朗关系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对于土耳其和伊朗而言，多个阿拉伯国家政权倒台或出现动荡，为两国各自拓展地缘空间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土伊两国从各自的地缘战略和国家安全利益出发，积极介入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地区国家的国内冲突，导致两国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剧。
第一，叙利亚危机成为土伊矛盾的新焦点。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耳其和伊朗对于巴沙尔政府的立场出现严重分歧，导致两国十余年的友好合作关系重回20世纪90年代的对立状态。土耳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均主张巴沙尔必须下台。支持巴沙尔政府的伊朗则指责土耳其干涉叙利亚内政，不惜充当“帝国主义强权的奴仆”。
叙利亚危机爆发初期，土耳其要求叙利亚政府听取反对派呼声进行改革，实现政权的和平过渡。在遭到叙政府拒绝后，土耳其转而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坚持要求巴沙尔下台。土耳其认为，巴沙尔政府无视国内反对派的改革主张，并打压反对派的正当抗议活动，这是对伊斯兰教和民主价值观的损害。土耳其方面强调，巴沙尔政府多年来的统治没有为叙利亚带来繁荣和稳定，因此巴沙尔必须下台，由反对派不同派别组建的联合政府实现叙政权的和平过渡才是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出路。
伊朗方面则坚定支持巴沙尔政府。长期以来，伊朗和叙利亚保持着事实上的准联盟关系。无论叙利亚和伊朗遭受何种挫折，两国均决心维护其战略轴心和构筑共同防线。叙利亚和伊朗均认为，叙局势恶化主要责任在于西方国家及土耳其、沙特等地区国家，这些国家不断煽动叙国内反对派颠覆政权和破坏国内稳定局面，外部势力的插手成为叙利亚危机的主要根源。伊朗认为，只有外国势力停止支持反政府活动和终止对叙利亚的干预渗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叙利亚危机。为支持巴沙尔政权，伊朗对叙政府提供了各种物质、技术以及政治援助。伊朗还向叙安全部队提供军事装备，通过培训叙安全部队帮助其压制国内的抗议活动。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发生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际事务顾问韦拉亚提对埃尔多安政府表示支持，谴责政变，同时专门提到了两国政府对巴沙尔政权的不同立场。韦拉亚提指出，巴沙尔·阿萨德（与埃尔多安政府一样）都是民选政府。如果他（阿萨德）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就无法在持续五年多的局部国际战争中挺下来。
土耳其和伊朗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和反对派的不同态度，反映出土耳其试图利用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分化和瓦解伊朗构建的“抵抗阵线”同盟，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伊朗极为重视与叙利亚的准联盟关系，巴沙尔政权一旦倒台，将对伊朗的地区目标构成严重打击，使伊朗在地区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对伊朗而言，与叙利亚保持战略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可避免伊朗被阿拉伯世界完全孤立。伊朗努力维护与叙利亚的联盟关系，本身就是其摆脱孤立的一种方式。
第二，土耳其和伊朗在伊拉克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11年底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为土耳其和伊朗在伊拉克开展争夺提供了空间。伊拉克战争后，逊尼派、什叶派及库尔德人三方围绕权力分配长期相持不下，伊拉克国内危机持续发酵，为“伊斯兰国”组织等极端势力坐大和泛滥创造了现实条件。
在伊拉克问题上，土耳其主张通过构建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和包容性的伊拉克政府，使国内各派形成彼此牵制的局面，但伊朗一直不遗余力地对伊拉克什叶派政府提供支持，确保什叶派的统治，这与土耳其维持伊拉克国内逊尼派和什叶派力量平衡的立场相矛盾。什叶派势力主导伊拉克政治进程有利于伊朗拓展什叶派的地区影响力，进而改变整个西亚地区的权力结构。伊朗将伊拉克视为其天然的势力范围，通过支持什叶派对伊拉克施加影响。因此，伊朗更倾向于维持什叶派对伊拉克政治的主导局面，密切两国之间什叶派的联系。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伊拉克国内权力分配问题上，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分歧仍将难以弥合。
此外，土耳其始终将伊拉克作为解决土国内库尔德问题需要倚重的关键国家之一。坚持武力对抗土耳其政府的库工党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自治区设有重要的活动基地，伊拉克库区政府曾多次呼吁土耳其和库工党之间放弃使用武力并进行和平谈判，但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拒绝。库尔德人势力在伊拉克地区的坐大及其与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国内库尔德力量的联动，并不是土耳其愿意看到的结果，而美国近年来对于地区库尔德力量尤其是对于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的支持，正在改变西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第一，库尔德问题是影响土耳其和伊朗双边关系的重要变量。自中东变局发生后，土耳其和伊朗在库尔德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一直未能弥合。其一，伊朗是否和土耳其联手打击库工党和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成为未知数。2011年7月，两国间曾出现围绕库尔德问题的外交“乌龙事件”。土耳其舆论对于伊朗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的政策产生质疑，认为此事反映出两国库尔德问题协作机制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伊朗可能将库工党作为遏制土耳其的“武器”，并在叙利亚问题上对土耳其进行报复。土耳其媒体指出，伊朗将不会允许伊朗境内的库工党武装成员返回土耳其，而且将为其提供军事援助使其继续战斗，但伊朗驻土耳其使馆对此予以否认。这一事件导致土伊两国关系恶化，使得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组织的双边机制难以落实。土耳其担心伊朗和叙利亚将再次联手将库工党作为制衡土耳其的政治筹码。其二，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增加了库尔德问题解决的难度。叙利亚危机的加剧和溢出效应，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库尔德问题的发酵。“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四国的库尔德人之间的联系正在持续加强，以便相互间协调行动。”地区动荡局势以及上述四国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增加了库尔德问题的复杂程度和解决难度。
第二，北约部署雷达事件对土耳其和伊朗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2011年9月，土耳其宣布北约将在土耳其东南部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预警雷达，同期部署北约预警雷达的国家还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北约此举旨在保护北约国家免遭中程导弹袭击。预警雷达系北约在土耳其部署反导系统计划的一部分。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北约此举的真实意图旨在抵御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虽然土耳其官方表示预警雷达系统仅用于防御目的，不针对特别国家和土周边国家。但伊朗方面认为，土耳其部署预警雷达针对的国家就是伊朗和叙利亚，背后是美国和以色列的阴谋。
中东变局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地缘环境，在地区国家国内矛盾被释放的同时，域内大国对地区事务主导权的争夺也不断加剧。土耳其和伊朗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在地区动荡局势的作用下被激活，导致两国关系趋向紧张。
“零问题”外交是埃尔多安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思路，其目标是通过在地区事务中发挥调停国和新兴大国作用改善其与邻国关系，同时转移国内矛盾。土耳其认为，中东变局使中东地区力量经历重组，在此背景下土耳其需要对原有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推动建立地区新秩序。从外部来看，美国在中东地区实行战略收缩，释放了传统大国地区霸权衰落的信号；从地区环境来看，阿拉伯地区整体性动荡导致多个国家政权发生更迭或权力过渡，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政权变更使得中东地区力量出现分化与重组，这为土耳其营造了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土耳其正发党执政以来致力于发展经济，坚持财政紧缩计划，降低通货膨胀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扭转了经济颓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势头，受到国内民众的认可和国际社会的肯定。土耳其的强势发展势头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低迷和局势动荡形成了鲜明对比，“土耳其模式”因此对阿拉伯国家产生了较强吸引力。在地区秩序重建过程中，土耳其将提升自身地区影响力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并运用加强磋商对话、健全地区安全机制和促进多元文化交流等手段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
第一，加强与地区国家磋商对话。外交斡旋是土耳其提升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即充当西方国家与地区动荡国家间谈判或对话发起国和调解国的角色，突出体现在对叙利亚和以色列矛盾、伊拉克各派系谈判、伊朗核问题谈判等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上。土耳其还建立了名为“协调委员会”的调解机制协调本国对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的介入。
第二，健全地区安全机制。土耳其始终认为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与地区国家的发展休戚相关，各国有责任秉承宗教和文化联系，以发展的眼光构建全面、包容和有助于管控危机的中东新安全机制。土耳其作为地区大国，有能力在维护地区安全机制有效运行方面发挥核心国家的作用。
第三，促进地区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土耳其认为，构建中东地区多元文化和宗教和谐共存的局面，关键在于以历史为载体，重新恢复伊斯兰教在联结地区伊斯兰国家方面的纽带作用，使伊斯坦布尔、大马士革、巴格达、耶路撒冷、贝鲁特等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城市发挥文化轴心的作用，激发地区文化活力。
首先，在话语层面，伊朗将中东变局宣传为阿拉伯国家“伊斯兰的觉醒和复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称，“阿拉伯人的反抗是伊斯兰式的，他们的反抗运动与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相一致。虽然敌人们认为埃及、突尼斯以及其他国家民众发起的运动是非伊斯兰的，但这些民众发起的运动当然是伊斯兰的，而且必须进一步巩固。”时任伊朗总统内贾德指出，“阿拉伯国家的抗争运动受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模式的激励。最后的行动已经开始，民众的觉醒运动正在发生。这些运动的背后有伊玛目掌舵”。伊朗认为，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标志着美国霸权主义阴谋的失败，而“阿拉伯人民的觉醒”和域外大国影响力的式微为伊朗提升地区影响力提供了机遇，使阿拉伯国家内部什叶派力量向伊朗靠拢。
其次，伊朗试图构建更加广泛的地区战略联盟。伊朗在中东地区保持影响力的主要方式是构建和强化地区什叶派联盟，即在确保国家安全利益和维持地区均势的基础上同什叶派力量构建战略联盟。多年来，伊朗一直重视发展同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伊拉克什叶派政治力量、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政治派别哈马斯以及海湾国家什叶派力量发展联盟关系，形成“什叶派新月带”。西方国家将伊朗在西亚地区构建的联盟称为“抵抗阵线”（Resistance Front）。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尤其是叙利亚危机可能导致作为“抵抗阵线”关键角色的叙利亚政权的倒台，因此确保巴沙尔政权平稳度过危机是伊朗维系地区战略联盟的关键。伊朗也十分注重深化与海湾逊尼派国家内部什叶派的联系，寻求扩大联盟基础。中东变局爆发后，伊朗加大了对巴林、沙特和也门什叶派的支持。
土耳其和伊朗在地区重大问题、国家安全利益等方面的认知差异，决定了两国应对中东变局的不同路径。在对以色列的态度上，伊朗长期将以色列视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世界的敌人”、“犹太复国主义及帝国主义政权”，否认其政治合法性；土耳其则承认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合法地位。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的立场与西方国家较为接近，坚持巴沙尔下台是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前提；伊朗则出于伊叙传统盟友关系以及地缘政治利益的考虑，极力维护巴沙尔政府，对叙反对派的主张以及土耳其等国的政策予以谴责和抵制。在巴勒斯坦问题特别是对哈马斯的态度上，土伊两国具有截然不同的政策出发点。伊朗出于构建地区反以、反美阵线的考虑，选择支持哈马斯；而土耳其则通过承认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的政治地位，来扩大其在巴以问题和中东事务上的话语权。
必须注意的是，土耳其与伊朗在经贸、安全等问题上也一直存在着合作。首先，土耳其和伊朗的经济互补性成为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润滑剂。近年来，与邻国加强经济联系和提升贸易往来成为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与周边国家相比，土耳其具有更高的工业化程度，土政府寻求将这种优势转化为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有利因素。通过向伊朗出口制造业产品和服务来换取天然气和石油，正是土耳其这一政策的结果。土伊两国接壤，存在天然的合作基础，特别是能源储备丰富的伊朗能够满足土耳其的部分能源需求。土耳其的经济实力在中东地区名列前茅，其工业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伊朗一直是土耳其商品重要的出口对象国。
面对联合国和西方国家实施的经济制裁，伊朗积极同土耳其开展经济合作来打破孤立局面，摆脱因制裁导致的经济困境。伊朗资深外交官塞勒斯·纳塞里指出：“伊朗与土耳其双边关系不存在问题。两国在地区问题上的分歧虽然存在，但这些分歧不应延伸到双边关系之中。”两国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考量始终在双边关系中发挥着缓冲作用。土耳其和伊朗之间的经贸互补性有利于消解地缘竞争对两国关系的冲击。
其次，土耳其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拉近了双方的关系。在伊朗核问题上，土耳其主张以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该问题，反对使用武力威胁，要求伊朗积极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及有关国家展开合作的同时，承认伊朗具有和平使用核能的权利，这显然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立场。土耳其积极发挥调停作用，推动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和解与谈判，甚至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制裁伊朗的提案中投了反对票，赢得了伊朗的赞赏。土伊关系因伊核问题而趋近，反映出土伊两国利用与西方的立场分歧改善了双边关系。
第一，土耳其未遂政变发生后，伊朗明确表示支持埃尔多安政府，提升了两国之间的互信。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政变发生后，伊朗对埃尔多安政府表示支持，谴责了政变行为。伊朗总统鲁哈尼在致埃尔多安的电文中表示：“直到早晨我都无法入睡，我密切跟踪事态发展。我认为其他国家领导人不会像我一样如此细致地进行追踪。”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际事务顾问韦拉亚提表示，“像对任何武力企图一样，伊朗强烈谴责土耳其的未遂军事政变。我们支持民选的土耳其政府，强烈反对试图推翻政权的任何非法的武力行动。我们相信，只有人民才有权决定他们的统治者。希望土耳其局势早日恢复正常……虽然伊朗和土耳其在叙利亚局势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希望总有一天埃尔多安先生和他的政府能尊重叙利亚人民和他们的意愿，同意叙利亚人自己确定自己国家的政权。”伊朗外长、情报部长等高级官员先后对土耳其未遂政变作出回应，释放出伊朗愿意进一步改善与土耳其关系的信号。土耳其驻伊朗大使泰克英称：“在（土耳其）发生政变事件后，伊朗迅速采取了明确的立场和坚定的态度，并支持土政府和人民，这将有助于未来两国的双边关系……（伊朗）这种态度表明，我们不只在安定时期是朋友，在艰难时期仍是朋友。伊土两国的关系在过去六个月中得到了改善，并将继续扩大。伊朗政府在土耳其未遂政变后展现出对土友善的态度，特别明确支持埃尔多安政府的立场表态，提升了双方的政治互信。
第二，土耳其和伊朗拓展了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空间。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和伊朗最初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场，但近年来两国在外交上寻求在不改变各自对叙基本立场的前提下，与俄罗斯建立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三方机制。俄伊土三国外长及防长于2016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停火，表示愿意担保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力量间的谈判。三国联合声明指出，叙利亚如今的当务之急是打击恐怖主义，而不是政权更迭。
2017年1月，在伊朗的倡议下，俄土伊三国共同促成了叙政府与反对派代表团首次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与会者就叙利亚实现停火的途径、为保障停火、停止挑衅举措以及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建立特殊的监管机制等进行了会谈。之后，俄伊土及联合国代表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就叙利亚停火协议多次举行了会谈。
俄土伊三国在叙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明显，俄罗斯与伊朗是巴沙尔政权的坚定盟友，土耳其则支持反政府武装，三方合作机制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叙利亚问题，但土耳其和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频繁的外交协作和互动，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伊拉克库区公投为土耳其和伊朗开展合作提供了契机。2017年9月，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推动和最终举行的独立公投遭到了包括伊拉克中央政府、伊拉克邻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出于对伊拉克库尔德分离主义溢出效应威胁本国稳定与安全以及引发地缘格局变动的担忧，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三个存在库尔德问题的伊拉克邻国均对公投表示强烈反对。10月4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问伊朗期间，土伊领导人在打击地区恐怖组织与极端势力以及共同反对伊拉克库区独立公投等问题上取得了重要共识，两国一致反对任何分裂地区国家的举动，不接受任何改变地区国家边界现状的行径。对于两国关系，鲁哈尼指出：“伊土两国是地区友好且具有实力的国家，并且是中东敏感地区稳定的基石。伊拉克和叙利亚必须保持团结，因为分裂以及在地区加剧民族和教派分歧是外部势力阴谋诡计造成的结果。伊土两国在拓展所有领域的关系中具有坚定的决心。”可以说，伊拉克库区独立公投问题为土耳其和伊朗在地区问题上开展合作提供了新的空间。
自近代以来，土耳其与伊朗两国具有近似的外部环境和发展经历，如两国共同边界的成型，较为相似的广阔领土与多民族聚居的格局，两国共处在同一地缘政治环境之中，也都曾建立过人类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帝国。但长期以来，土伊两国“相邻”却难“相亲”，相反两国关系的互动始终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与深刻的戒心。
从2002年土耳其正发党执政到中东变局爆发，土耳其和伊朗关系发展迅速，中东变局引发的地区格局变动使得作为地区大国的伊朗与土耳其都试图利用阿拉伯国家的动荡与转型拓展自身的地区利益。国内动荡不安使得阿拉伯国家亟需集中精力予以解决和应对，这不仅降低了这些阿拉伯国家超越其边界发挥影响力的能力，也降低了其抗衡伊朗和土耳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能力。然而，土耳其和伊朗在叙利亚危机、伊拉克乱局、库尔德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使得两国关系龃龉不断。但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两国在保持经贸合作的基础上，也在伊朗核问题和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等方面不断拓展政治与安全合作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