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巴列维时期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经历了磨合确立、繁荣发展和盛极而竭三个阶段；共同应对苏联威胁和激进阿拉伯国家挑战的地缘政治因素为两国战略合作打下了基础，军事和经济及安全合作推动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以美特殊关系和伊美联盟进一步巩固了伊以关系；与此同时，伊朗国内宗教保守势力和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也制约了伊以关系向外交上公开承认的方向发展。
作者简介
何志龙，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靳友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全文如下：
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强国，伊朗与以色列无论是战略合作还是冲突对抗，均对中东地缘政治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伊以关系是中东地区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巴列维时期伊朗是美国在中东的两大战略支柱之一，而以色列是美国的战略盟友。巴列维时期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对20世纪中后期中东地缘政治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尚属起步。本文旨在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审视巴列维时期伊以关系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分析影响两国关系的多重因素，对理解当代伊朗与以色列的复杂关系有重要意义。
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巴列维王朝就与犹太人有一定联系。二战期间，巴列维王朝允许犹太人在伊朗建立犹太人办事处，以伊朗犹太人社区为中心与伊朗官方和当地犹太人发展着关系。二战后及以色列独立前，该办事处成为犹太人与伊朗联系的主要渠道。同时该办事处也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建立了一定联系，组织安排伊朗驻耶路撒冷领事与犹太人办事处代表之间的会晤。然而所有这些零星的往来，并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政治意义。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为捍卫来之不易的“祖国”，认识到必须加快散居海外的犹太人回归“圣地”，增强国家的实力。以色列积极争取与巴列维王朝建立外交关系的最初动机，正是出于对犹太移民的考虑。以色列国的建立使伊拉克的犹太人不断遭到迫害，摩萨德在获得巴列维王朝默许后，利用伊朗作为一个中转站，把伊拉克犹太人送往以色列。1949年10月中旬，以色列外交部的目标就是与伊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50年3月伊朗在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国的地位，但伊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努力，受到了来自伊朗国内保守的伊斯兰宗教势力什叶派教徒们的强烈反对。1951年7月，伊朗外交部长宣布议会已决定关闭伊朗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1952年初，伊朗政府被迫关闭了伊朗驻以色列领事馆，伊以关系出现波折。
1953年，在美国帮助下推翻了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返回伊朗重新执政的巴列维国王，地位得到巩固后，重视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同时随着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埃及总统纳赛尔领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勃兴，以及苏联势力大举向埃及渗透，巴列维国王对伊朗的国家安全深感不安，这也使得巴列维国王不得不重视发展与同样受到苏联威胁和激进阿拉伯国家挑战的以色列的关系。1957年，巴列维国王派遣伊朗的秘密警察萨瓦克(Savak)负责人帖木尔·巴赫蒂亚里(Taimour Bakhtiar)将军前往以色列，商谈双边合作的可能。巴赫蒂亚里将军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的谈判非常成功，之后萨瓦克与摩萨德之间逐渐建立了正常的工作关系，两国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均由萨瓦克与摩萨德协商处理。1957年底，伊以重修旧好，两国关系得到了较快发展。由于伊朗国内宗教势力及激进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当时巴列维国王只能将与以色列的关系维持在事实上承认的框架内，这也为伊以关系确定了基本模式。
1958年7月爆发的伊拉克革命推翻了亲美的费萨尔王朝，对美国在中东的地位，甚至对美国的全球战略都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伊拉克退出了巴格达条约组织，而此时苏联与埃及的关系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指导思想就是“排除苏联在中东的影响”，伊朗和以色列被美国纳入了其抗衡苏联的全球战略之中，伊以共同面对着苏联的威胁和激进阿拉伯国家的挑战，共同的安全利益为伊以战略合作打下了基础。
以色列虽然在巴勒斯坦战争和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犹太人国家存在了下来，但这并没有使以色列获得真正的安全。1958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致函巴列维国王，提出了“外围联盟”的政治策略，希望与中东地区非阿拉伯国家结成联盟，从而在其敌对国家打入一个楔子。这些国家包括以色列、北部的土耳其和伊朗，南部的埃塞俄比亚。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强烈反对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并且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巴列维在回函中接受了古里安的外围联盟思想，并决心发展与以色列的亲密关系。巴列维国王认为在险恶的国际及地区环境中，伊朗的安全在外围联盟框架内能够得到最好的维护。
随着王权的巩固和50年代后期石油收入的不断增加，1963年巴列维开始推行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白色革命”，实现伊朗的现代化。但“白色革命”严重损害了宗教阶层的利益，导致巴列维与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势力的矛盾激化。与此同时，1965年10月，叙利亚宣布，伊朗南部的胡齐斯坦省称为“阿拉伯斯坦”。伊朗的胡齐斯坦是一个富油省，对伊朗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巴列维国王决定断绝与叙利亚的外交关系，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
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巴列维国王加快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伊朗向以色列大量出口石油，以色列向伊朗出口武器装备，以色列还帮助伊朗发展农业。伊朗与以色列不断密切的经济合作，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1967年“六·五”战争后，苏联与以色列断交，蓬勃发展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使以色列认识到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并未减轻其所处的安全困境。而伊朗对苏联和激进阿拉伯国家的担忧也在加深。共同的安全需求促使伊朗与以色列合作，帮助亲西方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反政府组织。
60年代末，德黑兰一特拉维夫轴心逐渐形成，伊以联盟已成为影响中东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色列与伊朗的贸易额每年高达2.5亿美元，两国的情报合作，以及从埃拉特港到阿希科伦石油线路的铺设，共同抵制来自阿拉伯邻国的威胁，遏制苏联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渗透，都极大的巩固了两国关系。共同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成为两国关系繁荣发展的推动力。
70年代国际关系趋向缓和，虽然以色列在巴列维国王的战略思维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紧迫。以色列向伊朗提供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帮助伊朗训练军队，提高伊朗防御敌对的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伊拉克的能力。相应地伊朗向以色列大量出口石油。在伊以继续保持着密切合作同时，巴列维国王逐渐使以色列领导人理解伊朗与阿拉伯邻国和平相处的重要性。
萨达特继任总统后，开始摆脱苏联对埃及的控制，并积极发展与伊朗的友好关系，阿拉伯世界出现了新变化。随着埃伊关系的缓和及伊朗石油收入的激增，巴列维国王开始谋求伊朗的地区大国地位。虽然巴列维国王仍保持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但他开始运用阿拉伯策略实现其“波斯湾警察”的梦想。1971年10月，巴列维国王为纪念波斯帝国建立2500年，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彰显波斯民族复兴的宏伟梦想。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伊朗不仅继续向以色列供应石油和武器装备，而且也向阿拉伯国家直接提供援助。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运用石油武器使巴列维国王对阿拉伯国家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巴列维开始意识到，伊朗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波斯湾警察”地位的实现，必须获得阿拉伯国家的承认，否则不仅伊朗的国家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而且伊朗也不可能在波斯湾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巴列维在继续加强与以色列传统关系的同时，开始重视培养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友谊。另外，巴列维还认为，运用阿拉伯策略能够对伊朗国内反对现政权的宗教势力形成牵制。在巴列维的主导下，伊朗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75年，巴列维国王在未通知以色列盟友的情况下，与伊拉克签订了《阿尔及利亚协议》，暂时缓和了与伊拉克长期争执的阿拉伯河主航道问题。
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逐渐缓和，使以色列深感不安。但当时伊以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巴列维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并不希望以牺牲与以色列的关系为代价，而以色列也不敢因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而淡化与伊朗的战略合作关系。因此伊以不仅继续保持战略合作，以色列的几乎所有军政领导人都访问过德黑兰，并且大多数与巴列维进行过私下会晤。同时伊以还开辟了新的合作领域。1977年伊以安全战略合作发展到核领域，两国共同制定和实施了联合开发核计划的“花儿行动”。该计划是伊朗核计划的开端，对伊朗影响深远，直至今日。然而，随着国际局势及中东政治气候的变化，伊朗国内宗教势力占了上风，1979年初巴列维政权倒台，伊以关系陷入低谷。
首先，地缘政治因素是伊以战略合作的基础。其一，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二战结束后苏联拒不遵守美英苏三国首脑达成的协议，迟迟不从伊朗北部撤军，导致阿塞拜疆危机，使伊朗真正感觉到来自苏联的现实威胁，正是在美国的坚定支持下才迫使苏军撤出了伊朗，应对苏联的威胁是伊朗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虽然为了打击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势力和考虑到苏联境内有大量犹太人，苏联曾支持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但以色列建国后，以色列建国之父——首任总理本·古里安明确告诉美国总统杜鲁门，以色列的未来发展方向是美国而不是苏联。随着美国把以色列视为“战略资产”和美以战略联盟的形成，以苏关系恶化，在“六·五”战争中，苏联向以色列发出军事威胁，并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特别是苏联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大量先进武器装备，已经对以色列构成直接威胁。可以说，巴列维时期，伊朗成为战后美苏在中东相互抗衡的最前线，而以色列则处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其二，共同应对激进阿拉伯国家的挑战。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特别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埃及总统纳赛尔领导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强烈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以色列，同时也包含着反对“腐朽”、“落后”的君主制，而1958年伊拉克爆发“7月革命”并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后，阿拉伯联合的趋势增强，阿以冲突加剧，阿波民族积怨和现实矛盾激化。本·古里安提出“外围联盟”战略并很快得到巴列维国王的积极响应，正是基于地缘政治上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和激进阿拉伯国家的挑战，为伊朗与以色列的战略合作打下了基础。
其次，军事和经济及安全合作推动了伊以关系全面发展。第一，军事合作密切了伊以关系。1953年巴列维重新掌权后，为了巩固王权，巴列维邀请摩萨德帮助建立了秘密警察萨瓦克，打击和消灭反对派。同时以色列的先进武器装备和军队的强大战斗力，赢得了巴列维的极大关注，巴列维还邀请以色列军官帮助训练伊朗军队。随着70年代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和伊朗石油收入猛增，伊朗大量从以色列购置武器，每年进口达5亿美元之多。伊以军事合作大大提高了伊朗军队的战斗力，也激发了巴列维谋求波斯湾地区大国的信心。第二，经济合作充实了伊以关系。早在1953年，伊朗就与以色列签订了石油供给协议。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从伊朗进口的石油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而且出口西欧。到70年代中期，以色列向伊朗出口达7000万美元。此外，以色列还向伊朗提供农业技术援助，帮助伊朗发展农业。第三，安全合作深化了伊以关系。在外围联盟战略思想指导下，伊以在支持和武装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反政府武装方面进行了密切而卓有成效的合作，摩萨德把武器装备通过萨瓦克转交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以此牵制伊拉克政府。同时伊以在苏联威胁方面也存在情报合作。
最后，美以特殊关系和美伊联盟巩固了伊以关系。美以特殊关系和美伊联盟对伊以关系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为了遏制苏联向中东地区渗透和维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美国在加强美以特殊关系和美伊联盟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伊朗与以色列关系的发展，通过巩固伊以关系来抵御苏联向中东的渗透和实现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巴列维认为，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在阿以战争中屡战屡胜，关键因素在于以色列获得了美国长期而坚定的支持，美国给予了以色列安全保障。因此巴列维希望通过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特别是美国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对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强大影响，促进伊朗与美国关系的发展。“伊朗发展与以色列关系的一个决定因素就是通过以色列谋求获得华盛顿更大的支持”。美国与以色列和伊朗的密切关系，为伊以战略合作架起了桥梁，进一步巩固了伊以关系。
在上述因素促进伊以关系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制约伊以关系发展的因素。首先，伊朗国内宗教保守势力基于伊斯兰情怀，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惨遭遇，反对伊朗政府公开承认以色列，这也是整个巴列维时期虽然伊朗与以色列保持着密切关系，但伊朗始终没有从外交上公开承认以色列的重要原因。其次，巴列维顾虑伊朗从外交上公开承认以色列会超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对伊以关系的容忍程度，恶化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不利于伊朗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巴列维对伊以关系采取了实用主义的低调的秘密合作的方式，既保持了伊以战略合作，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可以说是巴列维在冷战格局下谨慎审视中东地缘政治环境所做出的现实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