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全文如下：

1979年2月17日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仅仅五天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率领一支59人组成的巴勒斯坦代表团不宣而至德黑兰。一抵达德黑兰机场阿拉法特就宣布：“今天对穆斯林来说是一个胜利的日子对巴勒斯坦也是一个胜利之日。……伊朗革命证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不会屈服于压迫巴勒斯坦兄弟身上的压力随着伊朗革命消除了。”代表团成员手举霍梅尼画像高喊：“伊朗的今天就是巴勒斯坦的明天。”之后阿拉法特会晤了霍梅尼。会晤后的第二天伊朗就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并特意在德黑兰原以色列使团驻地开设了一个巴解组织办事处哈尼哈桑（Hannial Hassan）被委任为巴勒斯坦驻伊朗“大使”。这些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姿态表明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急剧逆转。在办事处启动仪式上阿拉法特情绪激昂：“我发誓在伊玛目霍梅尼的领导下我们将一起解放巴勒斯坦家园。”接下来的三天阿拉法特遍游伊朗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

伊朗革命的爆发对巴解组织十分有利。巴列维王朝的垮台意味着巴勒斯坦人的死敌以色列少了一个“帮凶”而霍梅尼强烈敌视以色列声称解放巴勒斯坦是伊斯兰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另外巴解组织反以斗争正面临巨大的政治和军事挑战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双方实现和解。伊朗革命的发生弥补了巴解组织失去埃及的损失鼓舞了巴勒斯坦人的斗志。正如阿拉法特所说：“（伊朗）革命彻底改变了中东对抗以色列和美国的战略平衡《戴维营协议》将由于伊朗革命带来的巨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1979年春夏巴解组织在革命的伊朗找到了一个看起来更多是出于理想和信念而不是自身利益的坚定的盟友：它承认巴解组织赋予巴解组织驻德黑兰代表大使级地位；停止驶往以色列的油轮；中断与埃及的关系（1979年4月）。

但是巴解组织与伊朗之间的友好是短暂的1979年底双方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到1983年已经非常紧张。致使这一局面出现的主要原因一是二者在意识形态和终极目标方面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巨大差异；二是在如何处理与阿拉伯国家间关系上二者立场不同最典型的莫过于两伊战争；三是与伊朗国内外激进力量的关系往往也置二者关系于复杂多变之中。

巴解组织与伊斯兰伊朗在意识形态和终极目标方面有着不可消弥的差异。在意识形态方面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巴解组织的最终目标是取得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权然后在原先被称为“巴勒斯坦”的那片土地上建立一个民主的、无宗派的民族国家。这样重新光复领土和建立民族国家就成为巴解组织斗争的终极目标。

而“霍梅尼是位热情的泛伊斯兰主义者他强烈反对民族主义坚决主张全世界穆斯林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实体实现伊斯兰世界秩序。”霍梅尼甚至把民族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说民族主义“是什叶派和逊尼派分裂的祸根是因为伊斯兰教的传播而心理失常的外国人蓄意制造的阴谋。”

霍梅尼对于民族主义的这一立场决定了虽然他对以色列的敌视由来已久但这种敌视并不意味着他认同巴解组织民族主义的目标。霍梅尼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关注更多是出于宗教和政治考虑而不是民族因素。他拒绝用民族主义的话语定位巴勒斯坦冲突的各个角色从不使用“阿以冲突”的说法而是把其描述为“伊斯兰教与多神主义（Kufr）”之间的冲突。在霍梅尼的讲话中基本上不用“以色列”这个词而是用“犹太复国主义”或“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认为以色列是西方为了分裂穆斯林而植入中东的因此解放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的斗争应当是整个伊斯兰的斗争应扎根于伊斯兰意识形态由一个统一的伊斯兰战线进行。巴勒斯坦事业应该超越于领土光复之上巴勒斯坦穆斯林首先要重获本属于他们的即通过“自决”建立伊斯兰政府（如同霍梅尼击败巴列维政权后在伊朗所做的）然后追求并实现伊斯兰的复兴和穆斯林乌玛的统一而不是单纯地建立民族国家把耶路撒冷作为巴勒斯坦世俗国家的首都这亵渎了真主。

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冲突从根本上决定了巴解组织与伊朗霍梅尼政权之间的关系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持坚定的反美反以立场对于巴勒斯坦伊朗明确支持其“起义”霍梅尼说：“以色列是侵略者必须从巴勒斯坦消失。解决中东问题的惟一途径是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们铲除以色列这块毒瘤”。伊朗还设立了“巴勒斯坦节”每年举行声势浩大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起义的集会和游行活动。而巴解组织也希望借助与革命伊朗的结盟重建《戴维营协议》后的反以新阵线：“伊朗的新领导人认为他的国家现在是反以色列的……的确我们失去了埃及这个西边的政治联盟但获得了从贝鲁特到东边波斯的战略纵深。”1979年3月随同阿拉法特访问巴格达的阿布伊亚德（AbuIyad）欢呼伊朗革命是所有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胜利。同一天哈尼哈桑声明伊朗正在成为反以斗争中的核心力量。

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也因伊朗坚定的反美反以立场一度对它表示认同和支持甚至将“伊朗作为反击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基地”。但伊朗在革命胜利后不久却将一大批阿拉伯国家的政府称为“反动腐朽政权”支持“各被压迫穆斯林的起义”引起邻国的不安。阿拉伯国家对伊朗普遍采取防范甚至敌视的立场埃及、沙特、约旦、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先后断绝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巴解组织在这一气氛下同伊朗结盟无形中就把自己推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因为阿拉伯各政权长期以来一直是巴解组织反以斗争的重要支持者。

巴解组织必须消除阿拉伯国家的担忧。1979年4月哈尼哈桑接受贝鲁特一杂志访问在问到阿拉伯国家对伊朗革命感到忧虑和巴解组织是否试图消除这一忧虑时哈尼哈桑回答说这些忧虑是不必要的“我们的使命是不给阿拉伯伊朗冲突留下一点空间因为阿拉伯－伊朗冲突已经随着巴列维政权的倒台而消逝巴列维认为阿拉伯人应被波斯统治伊朗革命不再认同这一点而是认为伊朗对阿拉伯人负有义务。阿拉伯伊朗冲突是犹太复国主义和伊朗、阿拉伯的敌人所希望看到的巴勒斯坦将做大量的工作确保冲突不再发展。”阿拉法特也在德黑兰发表声明：“我们都是穆斯林我们将在统一的穆斯林旗帜下向耶路撒冷行进。”

尽管巴解组织努力修补伊朗与其邻国的关系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还是日益恶化尤其是与伊拉克。对于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伊拉克复兴党政权而言伊朗革命是一个致命威胁。而从伊朗方面看霍梅尼认为萨达姆是美国和苏联击垮伊朗革命的工具因此伊朗不仅要向伊拉克输出革命而且要颠覆伊拉克政权。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1979年10月阿布吉哈德（Abu Jihad）和阿布瓦利德（Abu Walid）率巴勒斯坦代表团抵达德黑兰斡旋两伊关系。结果是霍梅尼指责巴格达政权“行为奸诈”；外长易卜拉欣雅兹迪（Ibrahim Yazdi）讥讽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复兴社会主义是破产的意识形态“如果不通过伊斯兰教阿拉伯人的革命决不可能胜利。”而当巴代表团还在德黑兰时萨达姆就谴责伊朗的扩张战略嘲笑它支持巴勒斯坦人呼吁巴解组织走“阿拉伯民族”之路。10月18日巴代表团离开德黑兰时不仅一无所获而且面临比以前更大的困境伊朗和伊拉克都要求巴解组织在争执中站在自己一方。巴解组织拒绝偏袒任何一方因为这样做将会自动疏远另一方。然而巴解组织发现如果它不偏袒一方结果可能是疏远了两方。

1980年9月23日伊拉克入侵伊朗两伊战争爆发。战争造成中东穆斯林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分裂给以色列带来更大的地区和国际活动空间。阿拉法特意识到两伊战争带给阿拉伯反以斗争的消极影响因此战争一开始就飞赴两伊进行调解。在巴格达希望速胜的萨达姆请求阿拉法特站在“阿拉伯民族”一方；而在德黑兰霍梅尼拒绝会见阿拉法特总统巴尼萨德尔（Bani-Sadr）在会见他时要求他公开谴责“萨达姆和伊拉克的侵略”。虽然同情伊朗但阿拉法特不能在战争中谴责一个阿拉伯国家而去支持一个非阿拉伯国家。阿拉法特离开后伊朗电台清除了所有亲巴勒斯坦的话题而代之以爱国主义歌曲。巴勒斯坦事业成为了波斯－阿拉伯敌对的牺牲品。

两伊战争不是迫使巴解组织疏远伊朗的惟一因素。1981年11月沙特王储法赫德提出解决中东问题的八点建议即法塔赫方案含蓄地承认了以色列。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六国都赞同这一方案阿拉法特也表示愿意讨论此方案。但是伊朗强烈反对霍梅尼言辞刻薄地大肆攻击沙特羞辱所有支持法赫德方案的人包括阿拉法特是“伊斯兰的叛徒”。这样通过给阿拉法特贴上“叛徒”的标签霍梅尼终结了摇摇欲坠的巴解组织－伊朗联盟。而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到1981年冬天基本上不再信任也不寄希望于霍梅尼政权。

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在中东迅速壮大。如何处理与原教旨主义分子的关系也对巴解组织与伊朗的关系造成冲击。

1979年11月4日美国驻伊朗使馆被一群自称“追随伊玛目路线的学生”（Students Following the Line of the Imam）的青年包围并占领使馆外交人员被扣为人质酿成举世瞩目的外交事件。使馆被占后四天阿布瓦利德再次率巴代表团抵达德黑兰为释放人质进行斡旋。这一行动的背景是卡特总统通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伊利诺斯州国会议员保罗芬德利（Paul Findley）和前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Ramsy Clark）向巴解组织寻求帮助。美国与阿拉法特接触要求他利用巴解组织办事处斡旋以释放人质。阿拉法特表示同意他希望通过说服霍梅尼释放人质换取美国承认巴解组织这是巴解组织长期以来所希望的。阿布瓦利德要求会见霍梅尼但霍梅尼不允许巴解组织在伊朗的“第二次革命”问题上发言拒绝接见巴代表团。占领使馆的激进分子更是谴责巴解组织的调解企图。当巴勒斯坦人到使馆劝说释放人质时他们被告知不受欢迎激进分子说：“我们知道如何制造革命和取得成功；我们知道如何击败美帝国主义。伊玛目给我们指明了道路我们不需要他们告诉我们如何从事革命斗争。”

巴解组织斡旋释放人质的努力事与愿违。它不仅惹恼了伊朗人也造成巴解组织内部的不和人阵、民阵、“闪电”甚至法塔赫的部分成员都支持占领大使馆。在此情况下阿拉法特迅即作出改变表示支持占领使馆并准备援助伊朗应对美国军事干涉的威胁。12月初阿拉法特在贝鲁特集会上宣布：“告诉伟大的伊玛目只要他一声令下我们将无条件服从并行动随时随地打击帝国主义。”尽管如此伊朗与巴解组织关系还是逐渐趋冷。1980年2月阿拉法特重访德黑兰参加伊斯兰革命一周年庆祝在德黑兰医院进行心脏康复的霍梅尼冷淡地接见了他伊朗媒体也轻描淡写。

但是伊朗的左翼激进组织“人民圣战者”（Mujahedin-i Khalq）和“人民敢死队”（Fedaiyan-i Khalq）希望进一步发展与巴解组织的密切关系。就巴解组织与伊斯兰革命前伊朗抵抗运动的关系而言巴解组织在伊朗传统的盟友是这两个组织。革命成功后它们与霍梅尼政权发生抵牾“人民圣战者”被排除在临时革命政府和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之外从事反对霍梅尼的暴力活动。巴解组织因此面临一个痛苦的困境必须在传统盟友左翼激进组织与革命领袖伊玛目霍梅尼之间作出选择。

1980年2月阿拉法特访问德黑兰霍梅尼的伊斯兰共和党正在与“人民圣战者”进行公开的宣传竞争。“人民圣战者”领导人、曾接受巴解组织训练的马苏德拉贾维（Massoud Rajavi）被霍梅尼禁止参加1980年的总统竞选。因此当阿拉法特两次会见拉贾维并与之热烈拥抱时在伊斯兰共和党看来就是对其最严重的挑衅。“人民圣战者”对其领导人与阿拉法特的会见大加宣传并在官方出版物首页刊登拉贾维赠予阿拉法特冲锋枪的照片。然而“人民圣战者”越是大加宣扬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巴解组织在伊朗的处境就越是危险。在霍梅尼政权看来巴解组织外与反伊朗阵线站在一起内与霍梅尼头号敌人保持密切关系已超出了伊朗的容忍度之外。

自伊朗革命发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在西岸和加沙被占领土扎下了根基。伊斯兰复兴的种子早在1967年六日战争阿拉伯人失败后就已种下伊朗革命和霍梅尼激进思想的传入给被占领土的众多巴勒斯坦穆斯林带来了更大的鼓舞和勇气。而伊朗为输出革命也大力支持被占领土上的各种激进组织如穆斯林兄弟会（al-Ikhwan al-Muslimum）、伊斯兰协会（Jama’at Islami）和伊斯兰慈善联盟（Mujama’a al-Islami）其中尤为重视哈马斯。伊朗不仅政治上公开支持哈马斯还为哈马斯提供武器和金钱向哈马斯武装人员开放训练营在国内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基地对哈马斯进行军事训练。

随着原教旨主义激进组织在西岸和加沙影响的不断扩大巴解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到20世纪80年代初西岸和加沙的抗以运动还在巴解组织的掌控之中巴社会和政治也在巴解组织各组织的控制下。然而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崛起削弱了巴解组织在西岸尤其是在加沙的垄断地位。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协会和伊斯兰慈善联盟表示巴解组织的世俗路线不代表“巴勒斯坦穆斯林激进分子”“伊斯兰之外别无解放之途”。加沙伊斯兰协会的领导人哈里里库卡（Khalil al-Quka）1987年4月这样谈及巴解组织：“既然巴解组织不再信仰古兰经它与其他解放运动也就没有了区别”驳斥巴解组织代表了“虔诚的巴勒斯坦伊斯兰信徒”。因此当1987年12月“因蒂法达”爆发时巴解组织大为震惊。但逐渐地巴解组织开始在“因蒂法达”中发挥作用建立协调起义的秘密委员会“民族联合指挥部”（Unified National Command，简为UNC）。UNC中有五方巴勒斯坦组织的代表：法塔赫、人阵、民阵、共产党和伊斯兰吉哈德组织。UNC中包括伊斯兰吉哈德清楚地表明了巴解组织需要原教旨主义分子的合作。共同反以拉近了巴解组织与原教旨主义分子的距离巴解组织继续代表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愿望。然而从此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矛盾开始左右巴勒斯坦政治发展的方向巴解组织与伊朗的关系也随之或和缓或激化。

尽管巴解组织－伊朗出现种种裂痕阿拉法特还是大开与德黑兰和解之门。1987年1月在被问及巴伊关系时阿拉法特评价说：“这一关系是正常的。”在被要求进一步解释时阿拉法特回应道：“巴伊关系是正常的我们都是伊斯兰和解委员会（Islamic Good Offices Committee）的成员。我们都在不遗余力地结束战争。”

在巴列维时代伊朗是中东地区同以色列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惟一伊斯兰国家巴勒斯坦人视巴列维的伊朗为仇敌巴解组织曾经参与反对巴列维政权的活动包括训练伊朗革命者从事城市游击战。对巴解组织而言巴列维王朝的垮台意味着死敌以色列少了一个“帮凶”而霍梅尼也强烈敌视以色列一再声称解放巴勒斯坦是伊斯兰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并敦促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形成一个反对以色列的穆斯林联合阵线。双方的合作是很自然的。

然而由于双方观点、路线的不同注定这一关系走向疏远。阿拉法特所领导的巴解组织更倾向于温和的民族主义路线而霍梅尼领导的伊朗则希望巴解组织遵循伊斯兰模式的“巴勒斯坦革命”。

巴解组织为壮大反以力量在保持与伊朗联盟的同时还必须维持它对于阿拉伯主义传统的忠诚。因为正是通过阿拉伯主义这个纽带巴解组织得以保持与阿拉伯各政权的联系而这些政权给巴解组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政治、外交、财政和后勤支持。但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释放出了任何人无法控制或操纵的可怕力量威胁到巴解组织阿拉伯盟友的安全和稳定。就是因为巴解组织的这种处境巴解组织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战略联盟从一开始就是危险的两伊战争的爆发最终埋葬掉了这一联盟。

最后伊朗革命催生了中东地区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勃兴巴解组织不能无视有着伊朗背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在巴解组织反以斗争中发挥的作用但也不能任其发展尤其对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原教旨主义力量。巴解组织这一既利用又遏制的策略从另一侧面影响到与伊朗关系的跌宕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