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萨珊王朝统治末期,波斯帝国因内忧外患而日趋衰败,7世纪时被阿拉伯帝国(651—1055年)所灭。诚然,在之后的三百年间,波斯人成为阿拉伯帝国内的被统治者。但值得注意的是,期间,波斯人从顽强的反抗者到顺从的合作者再到独立地方王朝的建立者,从地位低下的被征服者到帝国内部社会文化的形塑者,其地位演变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文明交往、文明互动的视角来看,波斯人地位演变过程既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互动的过程,也是在波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互相交融的前提下,为波斯文化复兴奠定基础的过程。
关 键 词 伊朗；波斯人；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文明交往
作者简介 李敏，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冀开运，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
项目来源 本文系西南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项目“论阿拉伯帝国前期(651—1005年)波斯人地位的演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与治理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全文如下：
阿拉伯帝国是阿拉伯人于7世纪创建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阿拉伯人在帝国内部无疑是主体统治民族，但波斯人对阿拉伯帝国发展的影响与贡献不可置否。总体而言，国内外关于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交往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大多数论著集中于波斯人的对外交往或者阿拉伯人与外族交往方面的研究。对阿拉伯帝国时期波斯人与阿拉伯人在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交往缺少系统性的研究。本文拟从波斯人在阿拉伯帝国时期地位演变的视角，缕析波斯人在此过程中与阿拉伯人各个领域的互动和交往，并分析该时期波斯人地位演变的原因。
3—7世纪，萨珊波斯帝国尊奉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拥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疆域虽有变化，但一直控制着伊朗高原、伊拉克的两河流域和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南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部地区。萨珊王朝对不同文化和宗教持开放态度，继承和保持了两河流域和古代波斯的文化传统，同时受到罗马、拜占廷文化的影响。由于兼容并包的政策，这一时期的文化达到了古代波斯文明的最高成就。
7世纪以前阿拉伯半岛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只是按照血缘关系组成氏族部落，每个部落各自为政，由被称作赛义德(Sayyid)或谢赫(Sheikh)的部落领袖管理部落事务。阿拉伯人以部落生活为主，他们逐水草而居，放牧和狩猎，还从事贸易和劫掠活动。他们身穿宽大衣袍，头包披巾，以食椰枣饮羊奶或骆驼奶为生。这一时期阿拉伯人还是一盘散沙，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沙漠生活的经济状况、习以为常的血亲复仇，使游牧的阿拉伯人处于内战不休、混乱不已的状态。
此时，阿拉伯半岛虽然相对落后，但它并非与世隔绝，而是处于当时所谓文明世界的边缘。出于帝国统治的需要，拜占廷和波斯帝国各自扶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伯国家。加萨尼(Ghassanid)和希拉(Hira)分别成为拜占廷和萨珊波斯的附庸国。对萨珊波斯而言，希拉王国既可为其阻止阿拉伯游牧部落的袭扰，又可在其与拜占廷王国的战争中起缓冲作用。在波斯与拜占廷的战争中，希拉的阿拉伯人常常充当波斯的助手。希拉王国在莱赫米部落统治时期达到鼎盛，在波斯帝国的政治舞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莱赫米人后因发动叛乱被波斯皇帝胡斯洛二世(591—628年)所灭，波斯另立一个阿拉伯人充当傀儡，并派一个波斯总督进行统治，之后波斯总督就在希拉独揽大权。但是，物质条件相对匮乏的阿拉伯半岛很难引起波斯帝国的扩张野心。正如阿宝斯所言:“过去无论从物质方面还是其他条件来看，阿拉伯半岛吸引不了那些有野心的外围政权。”但在阿拉伯半岛的北部，阿拉伯游牧部落同波斯发生过多次军事冲突。也门人赛义夫曾求援于萨珊帝国国王斯拉·艾努舍尔旺，以夺取政权。575年，萨珊波斯派军队进驻也门，后者成为萨珊帝国的一个统治区域。总体而言，前伊斯兰时期，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波斯人同阿拉伯人的交往十分有限。
萨珊波斯时期，波斯人是波斯帝国的统治者，是波斯文明的缔造者，是具有主导权和支配权的民族。相反，阿拉伯贝都因人长期生活在沙漠旷野之中，以部落生活为主，物质文化生活相对匮乏。毋庸置疑，波斯人凭借其先进的文明和强大的实力，在与阿拉伯人的交往中占据着主动地位。
7世纪初期，伊斯兰教在麦加和麦地那兴起，进而扩展到整个阿拉伯半岛，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兴宗教。至7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征服了雄踞中东的拜占廷帝国部分地区和萨珊波斯帝国。
伊斯兰教兴起前夕，萨珊波斯帝国已出现衰败的征兆。在614年和619年，波斯帝国分别攻占了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城，似乎即将控制整个中东地区。但实际上，战争消耗和宫廷开支已使帝国不堪重负。此后数十年间，萨珊王朝政局动荡，冲突频仍，美索不达米亚重要的灌溉系统遭到忽视和毁坏，饥荒蔓延，疾病肆虐，国势日益衰败。
在萨珊帝国国势江河日下之时，强悍善战的阿拉伯牧民受到宗教狂热的鼓舞，从西南方侵入帝国。卡迪西亚战役(Q-adisiyya)前夕，阿拉伯人指挥官赛义德·伊本瓦卡斯(Sad ibn-Vaqqas)派遣使者前往泰西封拜见波斯国王雅兹德戈尔德三世(Yazdgerd III)，劝说他接受或尊重伊斯兰教。波斯朝臣嘲笑贝都因人衣衫褴褛，把他们的刀剑比作女人的针线。波斯国王蔑视地问道:“你们就是吃蜥蜴肉、喝骆驼血、活埋自己孩子的人吗?”贝都因人答道:“是的，我们虽然饥贫，但安拉会指引我们走上富足的道路。现在你们可以选择武器与我们一决高下。”
637年，萨珊人与阿拉伯人在卡迪西亚平原决战，赛义德·伊本瓦卡斯率38000人奔赴战场，萨珊将军卢斯丹率领60000人，以象军为前锋，双方战斗激烈，结果萨珊军队溃败，卢斯丹被杀，帝国的国宝“卡维旗”落在阿拉伯人手中。翌年，伊斯兰军队占领泰西封，雅兹德戈尔德三世逃往东北高原。642年尼哈宛德之役，萨珊军队覆没。651年雅兹德戈尔德三世逃往木鹿，在一个磨坊中被杀害，萨珊波斯灭亡。至此，阿拉伯人一改曾经的附庸和弱势地位，摇身变为萨珊波斯帝国的征服者。阿拉伯人对萨珊波斯的军事征服改变了波斯民族在萨珊王朝时期高贵、强势的地位，也改变了伊朗历史的发展进程。对波斯人而言，从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到伊斯兰时期的波斯，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
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人将波斯全境置于其统治之下。倭马亚王朝沿袭正统哈里发时代的传统，遵循哈里发欧麦尔的著名遗训，奉行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合而为一的原则，实行阿拉伯穆斯林对非阿拉伯血统异教徒的统治。倭马亚王朝时期的社会以统治阶级阿拉伯人为基础，由许多个习尚不同、信仰各异的民族所组成，王朝大权掌握在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倭马亚贵族手中，居民大致被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是以哈里发统治者家族和地方高级官吏为首的阿拉伯人，他们地位优越，生活富有，构成贵族阶级。另外，广大的阿拉伯人通常也被列入第一等级。第二等级是阿拉伯贵族保护下的平民“麦瓦利”(mawali)，通常指阿拉伯人向外军事扩张后改信伊斯兰教的异族人(波斯人、突厥人、埃及人、柏柏尔人等)。第三等级由获得信仰自由的各派教徒构成，他们是所谓“有经典的人”(他们承认穆斯林的统治权)——“迪米人”(ahl al-dhimmah)。起初，主要是同穆斯林立约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后来也包括波斯的拜火教徒、哈兰的多神教徒、信奉原始宗教的柏柏尔人等。第四等级是奴隶，处于社会最底层。
倭马亚王朝时期，波斯人的社会地位处于阿拉伯人之下，面临较为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冲突和斗争成为这一时期两大民族之间的主要交往方式。波斯人是构成麦瓦利阶层的重要群体，同时也是倭马亚王朝的主要反抗者。王朝初期，异教的被征服民族皈依伊斯兰教，构成了穆斯林社会的最下层，难以取得与阿拉伯穆斯林同样的权利，要缴纳异教徒才缴纳的人头税。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尤其拥有强烈民族优越感的波斯穆斯林，对此甚为不满，民族矛盾尖锐。
倭马亚王朝初期，政府行政机关在埃及和叙利亚来往公文使用希腊语，在伊拉克使用波斯帕拉维语(Pahlawi，古波斯语)。拜占廷的金币和萨珊波斯银币在帝国内部流通使用。到王朝后期，哈里发阿卜杜拉·马利克(Abd al-Malek)揭开了阿拉伯化的序幕，其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改革官方语言，推行阿拉伯语，取代非阿拉伯语。把用希腊语和帕拉维语书写的政府文献与档案改为阿拉伯语。帕拉维语不再作为伊拉克的官方语言，仅限民间使用。这一政策在波斯人的聚居地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并导致流血事件的发生。其二，实行币制改革。695年，哈里发马利克在大马士革铸造出纯阿拉伯的第纳尔(金币)和第尔汗(银币)，伊拉克总督哈查吉，于696年在库法铸造银币。
伊拉克总督哈查吉(Hajjaj-ibn-Yusof)所实行的严厉举措是倭马亚王朝推行阿拉伯化政策的突出表现。据穆斯林历史学家的记载，他处死上千名坚持使用波斯语书写的波斯人，虐待崇尚波斯文化的人，强迫波斯穆斯林用阿拉伯语祷告。不懂阿拉伯语的波斯穆斯林排列成行，坐在阿拉伯人身后，重复阿拉伯人口中的祈祷词。哈查吉在演讲中说道:“真主……我已经看到在我面前等待被砍头的脑袋，在头巾与肩膀之间血流成河的场景。”在哈查吉的严酷统治下，广大波斯籍麦瓦利遭到沉重的奴役剥削，不少人被挂上铅牌，禁止离开农村，呻吟于沟壑之中，常有患上瘟疫者倒毙在田野，过着“准农奴式”的生活。
除了强制推行语言和币制改革，倭马亚王朝力图借助宗教的力量推行阿拉伯化。由此，大批阿拉伯人移居至波斯人居住的呼罗珊地区，在当地传播伊斯兰教，加重了人们对倭马亚王朝的不满情绪。尽管如此，直到741年，倭马亚王朝在波斯不仅未能完成阿拉伯化的进程，更引起了波斯人的强烈反抗。
从正统哈里发时代到倭马亚王朝时期，为了反抗阿拉伯人的统治，波斯人采取了包括刺杀、起义以及联合其他派别和势力共同反抗等手段。644年，波斯人菲鲁兹刺杀第二代哈里发欧麦尔，657年在法尔斯、661年在赫拉特分别爆发了反抗阿拉伯人统治的起义;伊拉克的波斯人通过支持阿里派和哈瓦里吉派来反抗阿拉伯人的统治，也曾支持并参与多起反政府活动，如阿卜杜拉·本·祖白尔、穆赫塔尔以及伊本·艾西阿斯等人的反抗行动。波斯籍麦瓦利日益转向哈希姆家族，支持其建立新的政权。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和反抗情绪，为什叶派和阿拔斯人(哈希姆家族的分支)争夺统治权提供了有利条件，呼罗珊地区便成为反倭马亚王朝的主要基地。至此，什叶派、阿拔斯人和呼罗珊人三股势力结为联盟，推翻了倭马亚王朝。
因此，倭马亚王朝统治期间，暴力与反暴力、压迫与反压迫以及奴役与反奴役，是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交往和互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但需要注意的是，暴力交往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和交融。换言之，阿拉伯人借助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向波斯人等被统治民族强制输出阿拉伯文化，以期达到同化其他民族、稳固统治的政治目的，但阿拉伯文化在输入波斯地区并被波斯人缓慢接受的过程，事实上也是波斯人对阿拉伯文化进行“本土改造”、波斯文化对阿拉伯文化“反侵袭”的过程。
阿巴斯王朝建立后，为了适应新的统治形势，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实行改革。
其一，在政治层面，一方面，阿拔斯王朝的首都由大马士革迁到了伊拉克的巴格达，在以美索不达米亚而不是叙利亚为大本营的形势下，波斯人和波斯文化的影响在伊斯兰世界稳步上升。这反映在他们在军队、官僚机构和学术界的影响力日益增长，而萨珊创立的制度、思想，或起源于萨珊风俗习惯的制度和思想逐渐做出了调试，以切合伊斯兰教的需要。另一方面，摒弃歧视非阿拉伯人的统治政策，不再以种族歧视为政策基础，提拔非阿拉伯人尤其是波斯权贵进入官僚统治体系。由此，皈依伊斯兰教的波斯贵族在哈里发国家的官僚机构中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活跃于阿拔斯王朝的政治舞台。阿巴斯王朝统治官僚体制中的大臣“维齐尔”(vizirite，本意为辅弼)，即是受到波斯政治传统的影响。首次担任此职务的波斯人是来自巴尔麦克家族(Baramakah)的哈立德·伊本·巴尔麦克，他不仅是哈里发的主要顾问，还是泰伯里斯坦、法尔斯、贾吉拉的行省总督，门生故吏遍布各地。从曼苏尔至拉希德统治时期，其家族是最具权势的波斯贵族，长期掌管哈里发国家的财政税收，其子叶赫亚出任阿塞拜疆的总督。哈伦当政前期，叶赫亚大权在握、权倾朝野，其子也被委以高官要职，巴尔麦克家族的政治势力达到顶峰。从786至803年，叶赫亚父子成为哈里发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无怪乎一些历史学家将786—803年称作“巴尔麦克人的时代”。波斯人地位变化之剧由此可见一斑，阿拉伯人则相形见绌。事实上，除了波斯权贵外，其他阶层的波斯人亦积极争取与阿拉伯人同等的社会地位，广泛地参与到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可以说，阿拉伯帝国是比较具有国际性的，因为这个帝国包括新穆斯林的各种民族成分，阿拉伯民族只是众多民族中的一个。
其二，在文化层面，哈里发掀起了持续百年的“翻译运动”，大量的波斯文化典籍被译为阿拉伯语。波斯古籍的翻译，既为波斯文化的伊斯兰化创造了条件，也赋予了伊斯兰文化以浓厚的波斯色彩。阿拉伯人的散文带有波斯文学高贵优雅的特征。如伊本·穆盖法耳的《乐府诗集》和《希世璎珞》、杜尔突什的《帝王明灯》等阿拉伯文学作品中充满了波斯文化色彩;阿拉伯诗人乌玛尼(al－Ummani)的诗歌中也出现了波斯词语。波斯词汇进入阿拉伯的文学领域并对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阿拉伯语言学家贾瓦利基在其著作《阿拉伯化的外来此意》一书中，指出了许多进入阿拉伯语的波斯语的原来形态。值得注意的是，波斯人开始主动学习阿拉伯语，为帝国事业服务，而担任高官要职的阿拉伯人也在学习波斯语。有研究显示，波斯自穆斯林文化兴起至其衰落的全部时期中，出生于波斯和外阿姆河地区的穆斯林学者和科学家一直在名人中占40%左右。”
“舒欧比叶”(Shu‘ubiyah)文学运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大文化的深层次互动。这场运动的主要表现是，波斯民族主义者将帕拉维语的波斯书籍译为阿拉伯语，用阿拉伯语创作爱国情感的作品，以证明波斯文化的优秀，颂扬波斯民族的传统美德。哈里发麦蒙深受该运动的影响，指定什叶派第八代伊玛目阿里穆萨·里达为哈里发的继承人。尽管阿拉伯人指责波斯人的舒欧比叶运动有诋毁伊斯兰教先知之嫌，但波斯文化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以及两大文化的互动和交融，却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
波斯人地位的上升并与帝国政权的最终合流，不仅促使波斯文化的复兴，更推动了波斯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的交融。这一局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巴斯政府的统治政策和波斯人在政治、文化方面所具有的优势。
首先，阿拉伯人的征服运动在历史上第一次吞并了从中国、印度边界至希腊、意大利和法国附近的广大领土，最终建立起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帝国。然而阿拉伯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与政治管理经验和社会人才的缺乏形成矛盾。波斯帝国的政治遗产，包括君主专制、复杂的官僚体制、赋税制度、邮驿制度和行省制度正好填补了阿拉伯人的空白，也满足了阿巴斯王朝的现实需求。精通文墨的波斯人是朝廷文书的首要人选，执行任务时自然遵守波斯古代文翰事务的传统，效仿波斯大臣的行事方式。王朝的行政制度也由此被赋予了浓厚的波斯色彩。由此，波斯人凭借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将波斯的政治、文化传递给了阿拉伯人。
其次，波斯籍“麦瓦利”为阿拔斯人夺取及建立哈里发帝国政权立下了重要功绩，阿巴斯主观上愿意提高波斯人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阿拉伯人也意识到，暴力和强制的同化方式，不仅效率低下，难以达到阿拉伯化的目的，而且很可能会激起波斯人的反抗，结果事与愿违。因此，无论在主观意愿，还是客观要求方面，提高波斯人的社会地位，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再次，阿拔斯人在旧波斯帝国的核心区域建立了新的政权中心巴格达，阿拉伯人的力量也因此从拜占廷式的叙利亚转移到东方的波斯文化地区。由于地缘和文化环境的改变，阿拔斯王朝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都呈现出鲜明的波斯化趋势。如希提所言:“新都的位置，给东方思想的传入打开方便之门。”在阿拔斯王朝的建立和发展时期，波斯人作为影响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穆斯林群体，其社会地位迅速上升。一言蔽之，王都东迁使波斯人、波斯文化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波斯人的社会地位亦得到提升。
最后，阿巴斯王朝建立初期所实行的统治政策，包括提高波斯人的社会地位、重用波斯贵族和人才、实行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等，既是波斯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互动和交往的前提，也是两大文化进一步交融的表现，凝聚着各民族智慧结晶的伊斯兰文化，容括了相当多波斯人创造的文化硕果亦不足为奇。因此，由于被征服地区的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在伊斯兰社会的范围内互相融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显然，阿拔斯人代替倭马亚人成为伊斯兰社会的统治者，其意义远远超过单纯的改朝换代。这在阿拉伯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开启了一个新纪元。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统治结束后，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波斯化”即将达到鼎盛时期。811年，具有波斯血统的麦蒙成为哈里发，在其统治期间，波斯大臣受到重用，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泽尔·伊本·扎尔。麦蒙去世后，突厥族的“马穆鲁克”军人取代了波斯人，成为阿拔斯政权的统治支柱，哈里发政权开始衰弱，逐渐失去了对整个阿拉伯帝国的军事优势和控制能力。波斯的地方王朝如雨后春笋般逐渐兴起。
从9世纪开始阿拉伯人的势力日渐式微，到11世纪突厥人的势力大为增强，期间是波斯文化复兴的时期。这一场复兴，是通过波斯人所支持的波斯地方王朝来进行的，目的是恢复波斯的民族精神与文化，将其融入到伊斯兰教文化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伊朗东部各民族的文化，颇为昌明。波斯独立的地方王朝大力支持波斯学术的发展，出现了以波斯语创作散文和诗歌等文学作品的繁荣景象，借以复兴波斯语和波斯文化。
821年，哈里发麦蒙手下的波斯将领塔希尔·伊本·侯赛因，在波斯东部的呼罗珊地取得独立，建立了一个世袭的家族王朝——塔希尔王朝。该王朝以呼罗珊为中心，是波斯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性政权，后将首府迁到木鹿。822年，塔希尔命令从每周聚礼日的祈祷词中删除哈里发的姓名。塔希尔的继任者，仍承认巴格达哈里发的权威，每年向巴格达交纳贡税，名义上虽是哈里发治下的诸侯，但已将王朝的版图扩展至印度边境。该王朝的统治持续到872年，被萨法尔王朝取代。
867年，雅库布·伊贝斯·莱易斯·萨法尔在锡斯坦省建立萨法尔王朝。萨法尔一词意为铜匠，这表明雅库布不属于波斯贵族，而是从普通民众上升为统治阶层，是波斯人社会地位上升的重要例证。萨法尔人抛弃一贯对哈里发的恭顺态度，倡导和鼓励锡斯坦省的波斯诗人将波斯语融入阿拉伯诗歌之中，为新波斯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也为新波斯语(达里波斯语)的产生奠定基础。萨法尔王朝发展迅速，横扫中亚，但他轻率地向伊拉克进军，威逼阿巴斯王朝首都巴格达，结果雅库布惨败。萨法尔王朝是第一个力图推翻阿拉伯人统治重建波斯帝国的波斯人王朝。萨法尔王朝覆灭后，萨曼王朝继承了其大部分领土。“波斯文化复兴”的“接力棒”传到了萨曼家族的手里，开启了波斯文化复兴的新征程。
萨曼王朝的建立者是伊斯玛仪·伊本·艾哈迈德，自称是波斯贵族巴赫拉姆·楚彬的后代。萨曼王朝重新使用波斯语为书面语言，在一份由波斯语书写的授权宗教法令中，萨曼王朝当局宣布:“在这里，在这个地区，语言就是波斯语，这个王国的诸位国王是波斯的国王。”这无疑促使新波斯语(达里语)的推广和使用，为波斯文化的“复兴”创造了条件。
当新形式的波斯语言被采纳为地方王朝的官方语言后，在波斯东部地区，不少诗歌等文学作品纷纷涌现。萨曼王朝著名君王伊斯迈伊尔本人就是一个诗人，在其苦心经营下，首都布哈拉建成为伊斯兰东部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萨曼王朝不但在布哈拉建起豪华的宫殿、清真寺及宗教学校，还建起一座规模很大的图书馆。
萨曼王朝统治者对波斯文化实行保护和鼓励政策，使用波斯语记录国家档案，资助将阿拉伯语译为波斯语的工作，奖励和提拔波斯学者和波斯诗人，鼓励人们创作具有伊朗民族特色的诗歌。诗人罗德基·扎尔法尔便是一位创作波斯语诗歌的著名宫廷诗人。此外，波斯诗人费尔道西曾写下著名的史诗《列王传》，该书记载了古代波斯帝王与英雄的事迹。在萨曼王朝的统治下，古老的波斯文化与伊斯兰教相结合，河中各地区乃至古代波斯的文化因素被融合到伊斯兰文化中;古代波斯文化在给阿拉伯伊斯兰教以深刻影响的同时，本身也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得到新的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
945年，在波斯西部建立白益王朝的布韦希家族进入巴格达，此举赢得哈里发穆克塔非嘉奖。由此，布韦希家族获得高官厚禄，并逐渐掌握哈里发的废立大权，先后有5位哈里发任由布韦希人摆布。为强调其波斯人的高贵血统，白益王朝是第一个采用沙赫沙“王中之王”头衔的地方王朝。白益王朝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波斯人地位的上升和波斯文化的复兴。
简言之，波斯地方王朝的建立，使得波斯文化不仅未因帝国覆亡而消亡，反而使其吸收和接纳其他的文化元素，刺激其释放出新的光彩。值得注意的是，具有游牧部落特征的入侵者虽在波斯建立王朝并能长期统治这个地区，却不曾将整个波斯传统文化颠覆，统治阶层被波斯已形成的政治文明和传统文化深深影响，同时也将伊斯兰文化的某些因素引进到波斯文化中，使其更具影响力。
651年，雅兹德戈尔德三世之死标志着萨珊波斯帝国的终结。由于萨珊王朝灿烂的文明和强盛的国力，波斯人拥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起初，拥有辉煌文明的波斯人蔑视文化匮乏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处于高贵、强势的地位。但阿拉伯人对萨珊波斯的征服使波斯人的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波斯人遭到倭马亚王朝沉重的奴役与压迫，并极力反抗阿拉伯人的残暴统治，常常支持反抗者的起义活动，企图恢复波斯帝国的辉煌历史。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因帝国体制建设的需要，波斯人在制度与人才方面的优势，使他们在王朝初期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帝国衰落时期，波斯人在伊朗各地建立了地方王朝，致力于复兴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文化和萨珊王朝的统治制度。尤其是在萨曼王朝时期，统治者开启了“波斯文化复兴”的征程。7世纪中期萨珊帝国已然崩溃，但萨珊体制与波斯文化在伊斯兰时期得到延续和发展。期间，波斯人在与阿拉伯人对抗、合作或是地方王朝发展的过程中，波斯人、波斯体制、波斯文化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创新、繁荣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波斯文化也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