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从公元前
525
年开始，波斯人在埃及先后统治了两个时期，共计
130
余年。埃及本土人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反抗斗争，并在波斯人两次统治之间建立了独立的王朝，但波斯人的统治还是为古埃及社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波斯人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古埃及传统的文化认同，为希腊马其顿人征服和统治埃及奠定了基础，构成了古埃及文明消亡链条上的起点。
作者简介 郭子林，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项目来源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古埃及王权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史学集刊》2015年第3期。全文如下：
根据托勒密二世( 公元前285—前246 年) 统治时期的埃及祭司马涅托( Manetho) 的记载，波斯人在埃及先后建立了两个王朝: 第27王朝和第31王朝，前后经历11位波斯国王的统治，历时133年零4个月或136年零4个月。因为马涅托的《埃及史》未能完整保存下来，我们无法知道其确切的年代学标准，从而学者们虽然大多在马涅托的王朝体系下展开研究，但对其所述王朝的准确年代存有质疑。现代学者根据古典作家的记载、纸草和碑铭史料以及考古学和波斯史学的研究成果，基本上确定了这两个王朝的准确年代。一般认为，第27王朝是波斯在埃及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始于公元前525年波斯国王冈比西斯二世占领埃及，结束于公元前404年，其间经历了5位或6位波斯国王的统治；第31王朝是波斯人在埃及建立的第二个王朝，始于公元前343年，终于公元前332年，经历了3位波斯国王的统治。两个王朝在埃及共统治了约134年。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这段历史。他们主要探讨了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方式和埃及人的抵抗斗争，缺乏对波斯统治政策的全面考察，从而对埃及人抵抗斗争之原因的分析多流于表象，对波斯统治之影响的探讨不够深入。本文根据纸草和碑铭史料以及古典作家的记载，结合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考察波斯人在埃及的征服和统治过程及政策，探讨埃及人反抗波斯统治的深层次原因，剖析波斯人的统治对于古埃及历史进程的影响。
公元前525年，波斯国王冈比西斯二世(公元前529—前522年在位) 远征埃及，很快便攻下孟菲斯，俘获第26王朝(公元前664—前525年)末代王普萨美提克三世(公元前526—前525年)。埃及从此进入波斯人的统治时期。
关于冈比西斯二世率领波斯军队远征埃及，希罗多德给出的理由是埃及国王普萨美提克在两国联姻中欺骗了冈比西斯二世，没有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而是将前朝国王的女儿送到波斯，冈比西斯二世得知事情真相以后非常震怒，决定远征埃及。希罗多德还提到了其他说法，但他信任上述说法。实际上，如果这个说法成立，这也仅仅是直接原因或导火线。冈比西斯二世入侵埃及，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公元前529年，希腊雇佣军将军哈利卡尔那苏斯(Halicarnassus)的法尼斯(Phanes)背叛埃及法老阿马西斯(约公元前570—前526年)，投靠冈比西斯二世，向其提出攻打埃及的策略。其次，萨摩斯的波利克拉提斯(Polycrates)背叛了埃及人，埃及人的宿敌贝都因人也愿意担任波斯人穿越西奈半岛的向导。再者，波斯和埃及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到公元前6世纪末期，经过几代国王，尤其通过居鲁士二世( 公元前559—前530年)的征讨，波斯已经征服了西亚的广大地区，具备了进一步扩张领土和侵占埃及的实力。同时，埃及第26王朝末期王室内部斗争激烈，削弱了王权，各地贵族势力纷纷兴起，内战不断，国力渐衰; 而且，年幼的国王普萨美提克三世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这为波斯征服埃及提供了机会。然而，波斯国王远征埃及的根本原因是其扩张领土的野心和埃及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农业与贸易发展的潜力。
希罗多德记载冈比西斯二世在埃及实施野蛮政策。例如，他屠杀埃及王室和贵族的子女，凌辱轻蔑俘虏的埃及国王普萨美提克三世，对埃及已故国王阿马西斯进行掘尸、鞭尸和焚尸，还故意刺伤埃及人的阿庇斯圣牛、惩罚埃及祭司。这些行为引起了埃及人的痛恨，当冈比西斯二世率领军队从埃及出发远征利比亚和努比亚的时候，埃及人发动了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冈比西斯二世镇压了起义，起义煽动者普萨美提克三世被俘自杀。公元前522年，冈比西斯二世去世，埃及人民又掀起了反波斯统治的斗争。
公元前518年，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再次入侵埃及，镇压了埃及人的反波斯起义。大流士一世在其碑文中说: “我是波斯人，我来自波斯，我夺取了埃及。”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是波斯人在埃及统治最成功的阶段，埃及人民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起义斗争，至少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是这样的。大流士一世统治结束时(公元前486年) ，埃及人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起义。英国斯旺西大学古典学教授A. B. 劳埃德( Alan B. Lloyd)认为，这次起义是因波斯施加给埃及人的沉重的税务和徭役所致。大流士一世规定埃及每年要向波斯王国缴纳700 塔兰特银子和一定数量的谷物以及莫伊利斯湖的渔产收入。波斯国王还强迫成千上万的埃及人到苏萨和波斯波利斯为其修建王宫。这次起义直到公元前484 年初才被镇压下去。当然，没有证据表明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86—前465年) 亲自领导了这次镇压起义的行动。但这次起义之后，波斯人更严厉地对待埃及。
阿塔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65—前424年) 统治初期，即大约公元前463/462 年，埃及爆发了第二次规模庞大的起义，这就是著名的伊纳罗斯(Inarus) 起义。狄奥多拉斯说这次起义的原因是波斯人严酷统治埃及人，并藐视埃及地方庙宇。伊纳罗斯领导起义最高峰的时候曾联合雅典人攻打孟菲斯的波斯人。公元前456年兵败以后，他逃到西三角洲的岛屿上。公元前454年，伊纳罗斯被俘，并被处死。 之后，领导起义的是阿米尔塔伊俄斯(Amyrtaeus) 。据说，埃及总督、阿塔薛西斯一世的兄弟阿赫美尼斯率领军队前去镇压，这支波斯军队有40万人和80艘战舰，其中20艘战舰和全体人员一起被埃及人击沉，波斯人彻底失败。这次起义直到大约公元前449 年才被彻底镇压下去。希罗多德说: “没有人比伊纳罗斯和阿米尔塔伊俄斯给波斯人以更大的损害了。”
大流士二世(公元前424—前405/404) 统治时期，埃及爆发了第三次影响深远的起义，始于公元前414/413年，终于公元前404年。A. B. 劳埃德认为，这次起义之所以爆发，主要是因为波斯驻军对埃及神庙的破坏行为激起了埃及人的愤怒。阿尔米塔伊俄斯二世建立了第28王朝(公元前404—前399年) 。之后，埃及本地人建立了第29王朝(公元前399—前380年) 和第30王朝(公元前380—前343年)。这期间，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二世(公元前405/404—前359年)曾一再进攻埃及，但未获成功。
公元前343年，阿塔薛西斯三世(公元前358—前338年) 对埃及的第二次进攻获得胜利(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351年，未获成功)，开始了波斯在埃及第二个阶段的统治。关于这个阶段的史料很少，但古典作家认为波斯统治者在埃及进行了暴力和残忍的报复行动，令埃及本土人极为愤恨。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攻打埃及的时候，埃及人和埃及总督拱手将埃及交给亚历山大三世，埃及人把亚历山大三世视作解放者和救星。这至少反映了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是不得人心的。
从前面的叙述来看，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从来就不是稳定的。马克·麦路普( Marc Van De Mieroop) 对此持谨慎态度，强调“我们也不能说这些起义代表了全国性的反波斯起义”。本人认为不管这些起义是否是全国性的，它们都对波斯人的统治造成了很大影响，构成了波斯人统治埃及时期的重要特征。例如，伊纳罗斯的起义至少成功地控制了整个三角洲地区，直接威胁到孟菲斯。卡巴巴什( Khababash，公元前339 /8) 上的反波斯起义部分控制了埃及，至少控制了上埃及。
关于埃及人民持续不断的起义斗争的原因，古典作家基于对波斯的偏见，认为这些起义都是波斯统治者残暴的高压统治政策所致。西方很多现代学者接受了古典作家的观点，沿着这条路线发展。A. B. 劳埃德认为，这样的观点对于冈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来说是不公正的。虽然冈比西斯二世在一些事件中采取了严格措施，例如在对待神庙特权上，但从整体上看他还是采取了宽容和安慰的政策；大流士一世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马克·麦路普也认为，我们应该警惕古典作家和部分西方学者对波斯的偏见，事实上前两位波斯国王希望融入其征服地区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中，在埃及也是如此。A. B. 劳埃德进一步指出波斯在埃及统治的不稳定根源于两个因素。一是一小部分上层埃及人和埃及-利比亚王室家族成员对波斯统治者根深蒂固的仇恨；二是埃及距离波斯王国中心地区太遥远，波斯国王很难对其进行安全地控制。波斯人在埃及第二阶段的统治是以贪婪和掠夺为显著特征的，这更进一步激起了埃及人的反抗，虽然史料不多，但埃及人民毫无抵抗地欢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进入埃及这件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埃及人对波斯统治者的痛恨。马克·麦路普也认为“埃及与波斯帝国核心地区的遥远距离可以解释埃及为什么难以控制”。伊安·肖(Ian Shaw)认为波斯国王不在埃及统治、部分埃及原王室贵族重新统治埃及的野心以及波斯人未能与埃及本土人结合起来等，都是波斯人统治遭到埃及人抵抗的原因。本文认为，距离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足以解释古埃及人持续不断的反波斯斗争。尽管埃及本土王室贵族对波斯统治者的仇恨也是一个明显原因，但它不能充分说明古埃及人的反抗斗争。实际上，要想真正理解古埃及人反抗波斯统治的深层次原因，我们还需考虑波斯人在埃及实施的具体统治活动。
根据目前可得的史料，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方式主要是冈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确立的。冈比西斯二世从公元前525 年至前522 年在埃及进行统治。尽管古典作家描述他在埃及的残暴行为，但吴佳霍瑞斯奈特( Udjahorresnet) 雕像上的铭文却表达了相反的情况。吴佳霍瑞斯奈特是埃及人，曾是古埃及第26王朝国王阿马西斯和普萨美提克三世的海军军官，见证了冈比西斯二世的入侵和埃及舍易斯王朝的崩溃。他受命成为波斯国王的廷臣，担任波斯国王的首席医师和舍易斯城奈特神的祭司。在他的建议下，冈比西斯二世恢复了舍易斯城的神庙运转和宗教崇拜。这份铭文史料至少表明冈比西斯二世从形式上接受了埃及王权的统治方式，提拔埃及本土人辅助其管理埃及，展示出来对埃及当地宗教的部分尊重。当然，冈比西斯二世在这期间，从埃及出发攻打努比亚和利比亚，从而使他在埃及并没有进行更多的建设活动。他没有改变埃及原有的社会结构，只是往里面加入了一些波斯人而已。大流士一世镇压了埃及的反波斯起义之后，对埃及实施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统治。
大流士一世与冈比西斯二世一样，都采用了埃及国王的头衔，称自己为“上下埃及之王”和太阳神拉之子。然而，他们并不打算在埃及居留下来，无意对埃及进行直接统治。大流士一世将整个波斯王国分为20 个总督区，将埃及作为第6 总督区，派总督管理。总督居住在孟菲斯城，是埃及的首席行政官，负责监督埃及最高层次的事务，例如税收和为波斯王国政府提供其所需要的物品。总督一般是波斯贵族，与波斯国王有着密切关系。例如，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统治时期在埃及担任总督的就是国王的兄弟阿赫美尼斯(Achemenes) 。波斯国王安排众多“耳目”在总督周围，监督总督的行为，总督周围还有一些波斯籍的官员。“检察官”参与政府的司法事务；财政大臣领导财政部，该财政部按照波斯国王的财政部设计。财政部里还有一些“王室书吏”，他们是埃及人，辅助财政大臣工作，或许其职责是负责翻译文献，将波斯人使用的阿拉米语(Aramaic)和埃及人的世俗语言的文献进行互译。最初，“国库”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地方诺姆区划和官员几乎未作任何调整，保留了埃及传统的管理组织方式。诺姆长官或许有两个，一个是埃及本土人，一个是波斯人。埃及很多地方驻扎着波斯人领导的军队，士兵可能不全是波斯人，有很多希腊雇佣兵。总体上看，波斯人在埃及的行政和政府组织方式未对埃及传统做很大改动。
狄奥多拉斯记载，后期埃及有三位著名的立法者：伯克霍利斯、阿玛西斯和大流士一世。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大流士一世曾在埃及编纂过法典，因为大流士是波斯国王，来自古代西亚，而西亚又有编纂法典的传统。另一种说法是: 在大流士统治的第3年，他命令埃及总督建立一个由战士、祭司和书吏中的聪明人组成的委员会，记录直到阿玛西斯统治第44年的埃及法律。阿玛西斯只统治了44 年(公元前570年—前526年) ，所以大流士的目的是制定一部直到波斯征服时期的埃及法律。这个委员会工作了16年，所著法律文献以两种语言的版本出现：亚述语版本和埃及世俗语版本。这部法律文献是否对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起到了任何作用，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
大流士一世也注重埃及的经济建设。大流士一世首先在埃及东部下令挖通了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他在运河旁边树立的一块纪念碑上有这样一段话: “国王大流士宣称: 我是波斯人，我来自波斯，我夺取了埃及。我命令挖掘这条运河，从流经埃及的尼罗河到通往波斯的大海。正像我命令的那样，这条运河被挖掘完成，船只由埃及经过这条运河到达波斯，这是我所希望的。”运河挖掘工程在公元前510年至前497年进行，动用了几万埃及本土人。这条运河可以使船只从孟菲斯出发，经过红海和波斯湾，到达波斯沿海地区。有人据此认为这条运河是大流士出于军事目的和将埃及财富运往巴比伦而开通的; 也有人认为这条运河的开通有利于埃及人进入东部沙漠和红海沿岸。这条运河必定有利于埃及人与地中海世界其他地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但从当时埃及的形势来看，它对波斯统治者更有利。
波斯国王或许还将中部伊朗采用的一种称为“qanat”的灌溉技术引入埃及西沙漠绿洲地区，这也有助于这些绿洲农业的发展。波斯统治时期，埃及与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的贸易也有所发展。波斯统治者从这种贸易活动中收取税款。一份纸草文献记录了薛西斯一世或阿塔薛西斯一世统治时期，波斯统治者对进入埃及的货船收取税款的情况。 波斯统治者必定通过这种方式收取了大量财富。波斯国王还通过没收神庙土地和财产的方式获取财富。阿塔薛西斯三世就曾没收了大量神庙财产和神庙铭文记录，并要求神庙祭司赎回这些记录。可以看出，波斯统治者这些经济建设活动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为波斯王室搜刮更多的财富。
古典作家狄奥多拉斯为了突显冈比西斯的残暴，记载道: 大流士一世对他的前辈冈比西斯二世在对待埃及神庙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目无法纪心怀不满，渴望过上一种对神祇虔诚和道德的生活。”大流士一世征服了埃及以后，“与埃及祭司建立了密切关系，并且亲自参考了有关圣书中记载的事件和理论思想的研究成果。他从这些书中了解到国王的伟大和友好对待臣民的态度，还模仿了这种生活方式。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是所有国王( 外来国王) 中唯一一位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奉为神灵的人，在他死后，根据埃及传统，人们给予他与古代埃及国王平等的荣誉”。从吴佳霍瑞斯奈特雕像铭文来看，狄奥多拉斯的说法也有合理之处。大流士一世在埃及的确采取了宗教宽容政策。建筑和修复神庙是他在埃及实施统治的突出特征之一。他恢复了舍易斯的医学院( 生命之屋) ，建筑或重建哈里杰绿洲(Kharga Oasis) 的阿蒙神庙，也在阿布希尔(Absir) 、孟菲斯、埃德福(Edfu)和埃尔卡伯(Elkab) 建筑神庙。这些活动是在波斯国王提拔起来的埃及人吴佳霍瑞斯奈特的建议下进行的。
大流士一世的这些统治活动当中，只有政治改革被他的后代更多地遵从，至少法老头衔、总督管理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和官僚的设置与运作等基本上都得到遵守。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阿塔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65—前424年) 统治期间，即大约公元前450 年游历埃及，他记载当时埃及是波斯的总督区。阿塔薛西斯三世征服埃及以后，在埃及进行统治的是总督培伦达铁斯(Pherendates) 。当然，大流士一世的儿子薛西斯一世没有采用法老的头衔，而是采用了“王中之王”的称号，还没收了很多神庙的财产，从而埃及神庙祭司骂他为“坏蛋”。目前的史料未能反映出大流士一世之后的波斯国王曾进行过明显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从史料所见到的大多是波斯人在埃及进行的破坏行为。据说，阿塔薛西斯三世杀死了阿庇斯公牛，用一头驴来让埃及人膜拜;他还杀死了赫里奥坡里斯的公牛和门德斯( Mendes) 的公羊，洗劫了很多神庙和城市。埃及本土官员苏姆图特纳赫特( Somtutefnakht) 的传记铭文也证实了这点。最近在门德斯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表明门德斯这个城市大约在这个时候( 约公元前343—前342 年) 遭受了暴力毁坏和亵渎。
埃及距离波斯王国中心巴比伦城较远，不利于波斯国王的直接统治和控制，这的确是波斯统治埃及时期动荡不安的一个原因。但从前面的叙述来看，波斯人在埃及统治不稳固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冈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尽管采取了一些接受古埃及传统宗教的政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接受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大流士一世之后的统治者在这方面做法更为直接，明白无误地将埃及视作征服地，完全没有接受埃及的宗教信仰，甚至做了一些伤害埃及人宗教情感的事情。这使埃及本土人，尤其上层埃及人和神庙祭司，始终将波斯统治者视作外来征服者，不能从内心深处接受他们的统治。传统上，埃及人认为外来统治者不具有法老的神圣属性，认为他们破坏了宇宙秩序、正义和真理( 玛阿特) ，使邪恶战胜了正义。这对于埃及社会来说是致命的危害，是无论如何都要消除的。古埃及人在这样的观念驱使下必然要进行持续不断的反波斯斗争。
其次，整体上看，波斯人没有在埃及本土实施直接统治，而是在波斯王国核心地区的巴比伦遥控统治，行使直接统治权的是总督。这就完全把埃及降为一个行省，使埃及失去了独立地位。
此外，在130 多年的时间里，只有大流士一世真正用心地统治埃及。他进行了一些可以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波斯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即便如此，他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将埃及视作其占领地，其建设埃及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波斯王国的强大。这就使波斯统治者不能深入改变埃及社会结构，只是在埃及原有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强加上一些波斯人的统治元素; 也使他们不能处理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波斯人与埃及本土人之间的关系。
最后，波斯统治者始终将埃及作为波斯王国核心地区巴比伦发展强大的人力和财力来源地。埃及工匠在波斯从事建筑工作，埃及陆军和海军在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世对希腊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波斯统治者还把沉重的赋税和劳役强加在埃及本土人身上，最终使埃及社会和人们的经济状况日渐衰落，这构成了激化波斯统治者与埃及本土人之间矛盾的根本原因。
波斯人在埃及先后为期共计130多年的统治，给埃及社会和历史发展造成了多方面影响。
首先，波斯人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古埃及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的变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变化只是一定程度上的，绝非彻底的变化。因为波斯人只是将自己的统治方式简单地强加在埃及传统社会结构之上，影响到了中央一级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没有触动埃及诺姆一级其他制度及其以下的社会结构。世俗语纸草文献“培提斯( Petiese) 的请愿”反映了这种情况。这份文献是大约公元前513年提交给大流士一世的请愿书。请愿者培提斯家族与其所居住之城镇的祭司集团之间的冲突持续发展，根本没有受到政府变化的影响。这份纸草文献记录了从公元前644年到公元前513年，培提斯家族为期近150 年的历史。培提斯在这份长篇请愿书中详细讲述了其家族六代人与地方祭司集团的斗争过程，谴责了地方祭司集团对神庙财产的贪污和对其家族的迫害。在这150 年的时间里，无论政府发生怎样的变化，培提斯家族都在与地方神庙祭司集团作斗争，只是这次寻求正义的对象是大流士一世。
然而，在古埃及历史上，埃及第一次经历了外族入侵者对其长达130 多年的统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变革。中央一级和诺姆一级政府组织发生了变化，加入了外来因素。埃及人第一次经历了总督统治，这使埃及人对外来统治方式有了初步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波斯人的长期统治进一步证明了古埃及本土法老的式微，这逐渐破坏着普通埃及人对法老神圣属性和其强大力量的认同。
古埃及传统文化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传统文化继续在发展。但波斯人和其他人的到来，改变了埃及传统的人口结构。这些新来者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使埃及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文化融合现象。波斯人统治时期，埃及已经是一个“世界性”国家。根据考古材料可知，当时的埃及至少有这样一些人: 埃及人、波斯人、爱奥尼亚人、卡里亚人( Carians) 、腓尼基人、讲阿拉姆语的人、埃兰人、西里西亚人、米底人、利西亚人、摩押人( Moabite) 、阿拉伯人、雅典人、努比亚人、利比亚人和犹太人，等等。当时，埃及究竟有多少人口，我们没有任何准确数字。根据狄奥多拉斯的记载，公元前1世纪埃及大约有300 万人。在后期埃及这个动荡的时期，人口最多的时候应该是第26王朝，最多也就是300万人。波斯人统治时期，社会动荡，人口不会超过300 万。这些人口当中有多少埃及人，多少希腊人( 主要是雇佣兵) ，多少波斯人，我们无从知晓。公元前343年，阿塔薛西斯三世入侵埃及时，埃及第30王朝末代国王涅克塔尼布二世(公元前360-前343年) 雇佣了20 000名希腊雇佣兵。尽管这无法直接体现波斯人统治时期埃及的希腊人数量，但至少表明当时埃及有一定数量的希腊人。可以肯定的是，波斯人和希腊人所占的人口比例不会太大，是埃及人口中的少数。即使是少数人口，波斯人是统治阶级，希腊人是雇佣兵，他们与埃及祭司一起构成了埃及社会当中的上层，广大埃及本土农民和工匠等构成社会下层。上层人士交往会比较多，这促成了他们之间的融合。很多波斯人除了有一个波斯名字，还有一个埃及人的名字。那些得到波斯统治者重用的埃及人接受了波斯人的风俗习惯。例如，吴佳霍瑞斯奈特就在铭文中明确说自己穿着波斯人的服装，还毫不掩饰地吹嘘自己为冈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服务。当然，由于长时间受到波斯人的统治，一些埃及人也有了波斯化的倾向。例如，埃及本土低级官员苏姆图特纳赫特在其墓碑上写道“请把我的爱放在亚洲统治者的心上”。另外，在波斯人统治时期，埃及人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也在进行，例如埃勒凡塔的犹太人社区就出现了埃及人仆人和妻子。此外，埃及人的数学、天文学、历法、文学作品等都吸收了部分美索不达米亚的因素。从世俗语文献来看，埃及人的一些文学语言表述习惯也受到了波斯人的影响。埃及雕刻艺术也受到了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影响。
其次，波斯人的统治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及其后继者托勒密家族征服埃及和在埃及进行统治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宝贵经验。波斯人的统治基本上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统治，大多数情况下采取了高压政策，激起了埃及人民的不满，还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埃及经济，埃及人民渴望推翻波斯人的统治，但本身力量有限，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外援到来，而亚历山大三世便是这个救世主。公元前332 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伊苏斯(Isus) 战役中战胜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然后进军埃及。波斯驻埃及总督马扎克斯( Mazakes) 未进行任何抵抗便把埃及拱手让给了亚历山大三世。波斯人作为外来民族在埃及的统治遭受抵抗的原因为马其顿人的统治提供了宝贵经验。波斯国王没有认真接受和认可古埃及关于法老神圣属性的观念，这是其统治过程中遇到诸多强烈抵抗的第一个重要原因。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到埃及以后，并不满足于埃及人民对他赶走波斯人的感激，更希望获得埃及人民的认可。从而，他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最重要的是到锡瓦绿洲请示阿蒙神谕，在孟菲斯取得法老的地位。埃及人民，尤其埃及祭司，认可了亚历山大三世的神性，“埃及祭司已经把他视作神的儿子”。他在埃及短暂逗留的时间里进行了一些建设活动，例如为亚历山大城划定城址，在离开埃及之前任命诺克拉底斯的克里奥美尼斯为埃及总督，等等。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之后，托勒密家族统治埃及近300年的时间，他们都与亚历山大三世一样真正采信了古埃及的王权观念，与亚历山大三世建立起直接关系，宣称自己的神圣属性，完全接受法老的头衔。托勒密二世的官方名字最具代表性: 荷鲁斯“强健的年轻人”，( 他是) 两女神“英勇的大人物”，金荷鲁斯“他的父亲使他在赞美声中出现”，上下埃及之王“拉的卡的力量”，“阿蒙的钟爱者”，拉之子“托勒密”。这是古埃及法老名字的典型组合方式。
埃及人激烈抵抗波斯人统治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波斯国王将埃及降低为一个总督区或行省，使埃及失去了独立国家的地位。这促使埃及本土人坚持进行反波斯斗争。有学者据此称这一时期埃及人的起义为“民族主义”运动，也不无道理。如果说亚历山大三世还没有彻底摆脱波斯人这种征服者对被征服者进行统治的模式，那么托勒密王朝则完全不一样。托勒密一世到埃及以后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王室始终居住在埃及，将埃及作为一个国家进行治理。
未能深入改变古埃及社会结构，没有处理好外来统治者与埃及本土人的关系，是波斯人在埃及遭遇强烈抵抗的第三个重要原因。这是波斯人提供给托勒密王朝统治者的最大经验教训。托勒密王朝在充分吸收埃及传统行政组织方式的基础上，在宫廷内部设有众多宫廷管理部门和相应的官僚，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各种管理机构和官僚，各级部门都设有希腊马其顿官僚。托勒密国王将希腊马其顿统治者与埃及本土人统治阶层结合在一起。同时，托勒密王朝允许埃及本土官员从低级职位向高级职位晋升，而且对埃及本土贵族和官员给予丰厚待遇。托勒密二世的财政大臣阿波罗尼乌斯可能是埃及人，是托勒密二世从埃及人中间提拔起来的。他拥有大面积土地，在托勒密王朝占据重要地位。这便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作为外来统治者的希腊马其顿人与埃及本土贵族和统治阶层的关系。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既充分信仰和尊重古埃及传统的宗教，还创造了王朝自己的、具有民族融合特点的萨拉匹斯神崇拜。他们采取各种措施获得埃及本土祭司认可，同时限制祭司的权力和势力，将祭司集团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为了进一步协调和调节希腊马其顿移民和埃及本土人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解决普通人之间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出现的矛盾，托勒密王朝允许希腊城市法和埃及传统法律并行不悖地运行，建立了适合于两种法律的法庭，此外还设有巡回法庭，直接处理希腊人与埃及人之间的纠纷。
波斯人统治埃及是为了盘剥，而非为了埃及自身的发展与建设，这是波斯人在埃及统治遭到诸多抵抗的根本原因。托勒密王朝充分吸收了这个教训，对埃及经济进行深入建设和管理。托勒密王朝将埃及土地收归自己所有，加强水利建设，大力开发农田，尤其成功地开发法尤姆地区，既解决了退役军人与雇佣兵的安置和军饷问题，又发展了埃及经济。托勒密王朝还对埃及工业、商业和金融业采取垄断和专营制度，将希腊人熟悉的铸币和银行等引入埃及，采取一系列促进埃及贸易发展的措施，将那些从农业、工业和商业等收取的实物税和货币税进行再分配，用于王室开支、军饷以及国内各种建设。虽然托勒密王朝的埃及本土人也承受着沉重的税务和劳役负担，但这些税务和劳役最终还是为托勒密王朝和埃及的发展服务，这就与波斯人对埃及的经济盘剥根本不同。
最后，波斯人统治时期是古埃及文明消亡的起点。最早在埃及进行统治的外来人是希克索斯人。学界基本上认为他们是来自亚洲的入侵者，在埃及三角洲地区以阿瓦利斯为中心建立了第15王朝和第16王朝( 约公元前1674—前1567 年) ，与之并立的是埃及人在上埃及底比斯建立的第17王朝(约公元前1650—前1567年) 。在大部分时间里，希克索斯人的王朝与埃及人的底比斯王朝南北对峙，希克索斯人未实现对埃及的统一。最重要的是，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基本上是按照埃及人传统的方式进行的。希克索斯人被底比斯兴起的埃及人赶走。新王国时期埃及达到了鼎盛，可以说，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未能影响埃及文明的进程。第22王朝( 约公元前945—前715年) 的创建者具有利比亚人的血统，第25王朝( 约公元前716—前656年) 是努比亚( 埃塞俄比亚) 的库什王子建立和实施统治的，甚至第26王朝(公元前664—前525年) 的创建者也有利比亚王室血统，但毫无疑问，这几个王朝都是按照古埃及传统的方式进行统治，没有改变古埃及社会的发展方向。继希克索斯人之后，在古埃及建立较长期王朝统治的外来人便是波斯人，而且波斯人在埃及建立的是统一的王国。最重要的是，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消除了古埃及本土王朝复兴埃及文明的机会。尽管在两个波斯王朝之间有埃及本土王朝的统治，但它们很短暂，并持续受到波斯的入侵，未能建立强大王国。可以说，在古埃及历史上，真正对其文化和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外来统治者最早是波斯人，之后才是希腊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希腊马其顿人(约公元前332—前30年) 为期300多年的统治对埃及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出现了希腊文化与埃及文化多方面融合的局面，这是古埃及文明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罗马人统治时期(公元前30—公元640年) ，基督教文化在埃及获得发展，修道制度就是在埃及建立起来的，古埃及传统文化逐渐与希腊罗马文化融合，逐渐丧失主导地位。到阿拉伯人占领埃及的时候，古埃及传统文化已经丧失殆尽。
总之，从公元前525年冈比西斯二世征服埃及开始，波斯人在埃及统治了130多年。冈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曾踏上埃及这块土地，对古埃及人民和历史有一定认识，采取了一些稳定统治的措施。在政治上，他们采取了古埃及传统的专制王权制度，称自己为埃及法老，还试图规范埃及法律，但他们只是将埃及作为其治下的一个行省，派总督治理，未对埃及传统社会行政组织进行深入调整。在经济上，大流士一世重视埃及农业和贸易发展，在西沙漠哈里杰绿洲引进新的灌溉技术，在东沙漠开通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和贸易的发展，但从本质上看，他们这些活动主要是为了盘剥埃及财富和便于军事运输。在文化上，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宗教宽容和安慰政策，但并没有真正接受埃及宗教信仰。他们基本上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对待埃及，只是从形式上接受埃及的专制王权统治，通过总督遥控管理埃及，没有从根本上接受埃及人关于法老神圣属性的观念，未能深入改变埃及传统社会结构，未能处理好波斯人与埃及本土人的矛盾，尤其是将埃及视做其财富来源地之一。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了埃及本土人持续不断地反抗波斯人的统治。当然，波斯人的统治在古埃及社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对古埃及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古埃及传统的文化认同，为希腊马其顿人征服和统治埃及奠定了基础，并构成了古埃及文明消亡链条上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