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中国穆斯林》2024年第5期。全文如下：

阿塞拜疆人是操突厥语族西南语支阿塞拜疆语的人群，绝大部分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阿塞拜疆人既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同时也是其邻国伊朗境内人口规模最大的少数族群。鉴于其跨界属性，伊朗阿塞拜疆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主要集中在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之间。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宗教和历史的共性，伊朗阿塞拜疆人更容易融入伊朗主流社会，并接受伊朗国家认同。然而，另一些学者指出，20世纪以来，伊朗阿塞拜疆人逐渐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集体身份认同，并表现出分离主义倾向。

作为信奉什叶派的突厥语族群体，伊朗阿塞拜疆人不仅深度参与了伊朗历史的塑造和民族国家的建设，还与伊朗人共享着深厚的宗教联结和历史记忆。特别是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宗教认同成为伊朗国家认同的核心支柱，伊朗阿塞拜疆人的宗教认同在其融入伊朗社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学界关于伊朗阿塞拜疆人宗教认同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旨在从伊朗官方叙事角度出发，探讨伊朗阿塞拜疆人宗教认同及其对建构国家认同的意义。

一、伊朗阿塞拜疆人的身份认同

从历史上看，现今定居于伊朗和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原属同一族群，曾长期共同生活于高加索及伊朗西北部山区。19世纪至20世纪，由于伊朗在多次俄波战争中落败，包括北阿塞拜疆在内的高加索地区被沙俄吞并。阿拉斯两岸的阿塞拜疆人分别融入了俄罗斯与伊朗的历史发展和民族建构进程之中。一百多年以来，阿拉斯河两岸不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变化使得原属同一族群的阿塞拜疆人逐渐演化出不同的身份认同。在参与伊朗历史发展与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伊朗阿塞拜疆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复杂的身份认同体系，其中宗教认同、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首先，宗教认同，即对什叶派伊斯兰教的认同，是这一体系的核心。伊朗阿塞拜疆人与波斯人一样，信仰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这种宗教认同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伊朗历史学家认为，阿塞拜疆人对伊斯兰教的皈依可以追溯到哈里发奥斯曼统治时期。为平息阿塞拜疆地区的动乱，总督艾什阿斯·本·盖斯（al-Ash'ath ibn Qays）通过迁移阿拉伯穆斯林，引导当地人民皈依伊斯兰教。此外，阿塞拜疆对什叶派的信仰可追溯至公元10世纪，尽管从那时到萨法维时期，什叶派穆斯林的文化表现形式，如“阿舒拉”文学，曾遭受非什叶派政权的干扰和扭曲。自萨法维时期将十二伊玛目派确立为国教以来，什叶派宗教信仰成为了伊朗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重要支柱。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的国家认同更是以宗教为核心，强调什叶派独特的历史遗产与文化渊源。共同的宗教信仰成为维系伊朗阿塞拜疆人与波斯人关系的重要纽带，并为伊朗阿塞拜疆人融入伊朗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提供了身份合法性。

其次，国家认同指的是对“伊朗人”身份的认同，即作为伊朗公民，认同伊朗的历史遗产与文化习俗，认为自己是广大“伊朗人”的一部分。尽管国家认同与宗教认同紧密相连，伊斯兰革命之后，国家认同更是以什叶派宗教为基础，确保了国家的统一性。

再次，族群认同对应的是“阿塞拜疆人”认同，强调维护自身独特的族群语言与文化，特别是自由教授阿塞拜疆语、发行阿塞拜疆语报纸及书籍、举行民俗文化仪式的权利。族群认同的表现形式在不同时期有所波动，与每个伊朗阿塞拜疆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融入程度息息相关。

二、以宗教为纽带：构建国家认同

自民族国家建立以来，伊朗的国家认同始终在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并建构同时囊括波斯人和伊朗广大少数族群的国家认同是历代伊朗精英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在巴列维时期，礼萨汗（1925年至1941年在位）强制性建构了以波斯民族主义为内核的伊朗国家认同，通过民族同化政策将少数族群融入波斯文化。然而，这种单一民族主义的认同模式并未充分考虑伊朗社会的多样性，特别是少数族群的宗教和文化认同。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逐步建立了一个以伊朗为中心的什叶派伊斯兰教叙事，并以此为基础重塑国家认同。阿亚图拉霍梅尼（Ruhollah Musavi Khomeini）强调伊斯兰教律作为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并通过突出“乌玛”（Ummah）这一泛伊斯兰主义的普世概念，试图将不同族群团结在以什叶派信仰为基础的伊朗国家认同之下。

作为突厥语族少数族群，伊朗阿塞拜疆人与波斯人同为什叶派穆斯林。基于此，伊朗政府试图通过塑造官方叙事，强调伊朗阿塞拜疆人在什叶派宗教仪式和宗教文学创作中的积极参与，以此为纽带强化其对伊朗国家的认同。

（一）宗教仪式——“阿舒拉日”纪念

在什叶派传统叙事及政治文化中，“卡尔巴拉战役”（the Battle of Karbalā）的象征意义极其重要。公元680年，伊玛目侯赛因（Hussayn ibn Ali）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遭到亚齐德（Yazidibn Muawiyah）军队的围攻，最终在穆哈拉姆月（伊斯兰教历一月）的第十日（即“阿舒拉”日）与其亲属一同殉难。这一事件成为什叶派苦难文化及烈士崇拜的核心，并且深深影响了什叶派的宗教价值观。

自伍麦叶王朝以来，“卡尔巴拉”悼念活动在什叶派穆斯林中广泛流行。在萨法维君主伊斯玛仪一世将十二伊玛目派定为国教后，这一悼念活动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时至今日，什叶派穆斯林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悼念习俗和仪式，并在每年的“穆哈拉姆”月和“阿舒拉”日得以集中展现。这些习俗包括：（1）朗诵“卡尔巴拉”相关的文学作品（Rowzih Khānī）；（2）演唱“卡尔巴拉”相关的悼亡诗（Marsīyi Surāyī/Nuhih Khānī）；（3）以戏剧表演的方式重现“卡尔巴拉战役”（Ta’zīyih/Shabīh Khānī）；（4）组织大型宗教游行等。

在伊朗官方叙事中，伊朗阿塞拜疆人民举行的各式各样具有地方特色的“侯赛因”悼念活动被视为其宗教虔诚的重要体现。每年“穆哈拉姆”月期间，各大官方媒体都会广泛报道各个阿塞拜疆省份隆重盛大的特色纪念仪式，并吸引伊朗全国各地的穆斯林游客前往阿塞拜疆省份进行宗教观光。

其中，大不里士、马拉盖、赞詹等伊朗阿塞拜疆人聚居城市的纪念活动尤为引人注目。大不里士人民因其独特的纪念仪式而全国知名；而赞詹市人民盛大且独特的“穆哈拉姆”纪念游行每年都会吸引许多游客参加，以至于赞詹市被称为“侯赛因的热情与智慧之都”。这些地方性的纪念活动不仅展现了阿塞拜疆人的宗教虔诚，还通过官方媒体的广泛报道，强化了伊朗阿塞拜疆人与伊朗国家之间的宗教认同和文化联结。

伊朗东阿塞拜疆省人民对于“穆哈拉姆”月的纪念活动被视为伊朗阿塞拜疆人重要的文化特征，并被详细描述。该书写道：“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即阿塞拜疆人）对于先知家族（Ahlal-Bayt）的热爱的体现之一就是穆哈拉姆月的纪念仪式。”

（二）宗教文学——“卡尔巴拉”悼念诗歌

“卡尔巴拉”悼念诗歌（Marsīyi）在阿塞拜疆突厥语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伊朗官方叙事中突显阿塞拜疆文学和文化伊斯兰的关键元素。这些悼念诗歌被视为伊朗阿塞拜疆人民对“先知家族”深切热爱的表达，也是阿塞拜疆文学中浪漫主义巅峰的代表。因此，阿塞拜疆语的哀悼文学被认为是什叶派历史上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许多媒体报道和学者的采访中，阿塞拜疆语常被形容为“什叶派的语言”，而伊朗阿塞拜疆人对“卡尔巴拉”悼念诗歌的创作更是其虔诚宗教信仰的象征。2022年1月19日的“世界阿泽里穆斯林日”纪念活动上，阿尔达比勒市的聚礼日伊玛目阿亚图拉赛义德·哈桑·阿梅里（Seyyed Hasan Amilī）强调，阿塞拜疆语悼念诗是对“先知家族”的奉献，这也是伊朗阿塞拜疆人广为人知的原因。阿梅里将伊朗阿塞拜疆人对“先知家族”的热爱及其虔诚信仰称为他们的美德。同日，阿尔达比勒市还成立了“萨法维伊斯玛仪沙”基金会（Bunīyād-I ShāhIsma'īl Safavī），以推广和弘扬伊朗阿塞拜疆人的什叶派宗教文化。

（三）宗教中心——大不里士

作为伊朗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大不里士（Tabriz）既是东阿塞拜疆省首府，也是伊朗西北部最大的城市，以伊朗阿塞拜疆人为主。大不里士作为宗教中心的地位可以追溯至萨法维时期。公元14世纪末，发源于阿尔达比勒（Ardabil）的萨法维苏非宣教团（Safaviyya）逐渐崛起，并在伊朗西北部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吸引了大量追随者。公元1501年，谢赫海达尔的儿子伊斯玛仪一世在土库曼部落的支持下战胜了西尔万政权，定都大不里士，并正式宣告萨法维王朝的成立。大不里士不仅成为了萨法维王朝的政治中心，也逐渐成为阿塞拜疆人的聚居地和文化中心，奠定了该城市在阿塞拜疆人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伊斯玛仪一世在大不里士将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定为国教，萨法维王朝以大不里士为中心，重新实现了伊朗的政治统一，并将什叶派信仰传播到全国。大不里士因此被誉为“什叶派世界的第一个首都”，为什叶派经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近现代历史中，大不里士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立宪革命的中心之一，大不里士在推动伊朗民主与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来自大不里士的伊朗阿塞拜疆知识分子积极参与革命，推动了现代政治理念、现代伊斯兰思想的传播。正是在这些历史背景下，大不里士与阿塞拜疆人的历史联系进一步加深。如今，在每周五的讲经仪式中，大不里士的“聚礼日伊玛目”常常强调该市在萨法维时期和立宪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并借此宣扬大不里士人民及其他伊朗阿塞拜疆人的伊斯兰和什叶派身份。

三、伊朗阿塞拜疆人的历史贡献与认同建构

在萨法维时期，宗教认同促进了阿塞拜疆人国家认同的形成；在恺加王朝时期，宗教认同已经逐渐成为阿塞拜疆人国家认同的一部分；伊斯兰革命后，宗教认同已经成为阿塞拜疆人国家认同的支柱。从萨法维时期抵抗奥斯曼侵略，到阿塞拜疆知识分子在启蒙运动中的积极参与，再到伊斯兰革命中至关重要的“大不里士起义”，伊朗阿塞拜疆人的宗教认同不仅在维系国家认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也深刻影响了他们在不同时期卓越的历史贡献。

（一）萨法维时期：什叶派大不里士人民抵抗逊尼派奥斯曼的入侵

在萨法维时期，大不里士作为首都，成为了什叶派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标志着阿塞拜疆人深度参与伊朗历史进程的起点。伊朗官方叙事集中强调了大不里士在作为什叶派世界首都时的重要作用，以及阿塞拜疆人民（尤其是大不里士人民）在面对奥斯曼军队入侵时的顽强抵抗。在这一过程中，什叶派宗教认同成为阿塞拜疆人维护伊朗国家和领土统一的重要动力。通过描述奥斯曼军队在大不里士的暴行，伊朗官方叙事不仅突显了阿塞拜疆人作为“伊朗人”的国家认同，以及他们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的决心，还体现了伊朗政府对于泛突厥主义思想的警惕。

（二）恺加王朝时期：阿塞拜疆知识分子在伊朗启蒙运动中的引领作用

在恺加王朝时期，大不里士以及整个阿塞拜疆地区成为了伊朗现代主义与民主思想的发源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现代伊朗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一些伊朗阿塞拜疆知识分子首先接触到来自欧洲的现代政治思想与西方文化，成为了伊朗现当代政治运动的思想先锋与领军人物。在伊朗语境中，大不里士在立宪运动中发挥了仅次于德黑兰的巨大作用，甚至被冠以“英雄之城”的称号。在这一时期，伊朗阿塞拜疆人的宗教认同与现代政治理念结合，推动了伊朗启蒙运动的发展。

在描绘伊朗阿塞拜疆人在立宪革命中的广泛参与时，伊朗官方叙事特别强调宗教认同的重要影响力。伊朗阿塞拜疆裔什叶派宗教学者米尔扎·阿里·阿加·大不里兹（Mirza Ali Agha Tabrizi）成为伊朗官方重要的宣传符号。在立宪革命期间，大不里兹因抵抗俄罗斯人的侵略，在1911年12月31日（伊斯兰历1330年1月10日）“阿舒拉日”被俄罗斯人处以绞刑。在伊朗官方语境中，大不里兹被称为“阿舒拉立宪烈士”，通过将“阿舒拉”与“立宪”相结合，伊朗官方叙事在伊朗阿塞拜疆人的宗教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建立联系，以宗教为纽带加强其国家认同；在认可伊朗阿塞拜疆人民在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引领作用的同时，将其行为的内在动机归结于对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信仰。

（三）伊斯兰革命前后：“大不里士起义”与两伊战争

在官方叙事中，伊朗阿塞拜疆人民在伊斯兰革命中的广泛参与是他们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反抗专制压迫、追求伊斯兰理想的最佳体现。由伊朗阿塞拜疆人民主导的“大不里士11月29日起义”（1978年2月18日）被视为伊斯兰革命的关键转折点，是“将库姆起义与接连不断的反巴列维起义联系起来的第一个环节”。对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言，这一历史事件的象征意义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对伊朗阿塞拜疆人民的讲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大不里士起义”成为了伊朗阿塞拜疆人民支持伊斯兰理想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制度的历史证明，伊朗阿塞拜疆人民也由此被视为瓦解压迫制度的伊斯兰运动的先驱。

在官方意识形态中，被称为“神圣防御战争”（Jang-I Difā’I Muqadas）的两伊战争是伊朗民族团结的集中体现。强调伊朗阿塞拜疆人民对于战争的巨大牺牲及付出成为加强其国家认同的又一重要途径。据伊朗官方统计，在战争期间，所有伊朗阿塞拜疆人聚居省份牺牲人数占两伊战争总牺牲人数的11.3%。除此之外，在两伊战争期间，主要由伊朗阿塞拜疆人民组建的“阿舒拉第31军团”参与了众多大大小小的战斗，为对抗伊拉克入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该军团产生了众多阿塞拜疆烈士军官，如迈赫迪·巴克里（Mihdī Bākrī）和哈米德·巴克里（Hamīd Bākrī）兄弟。在许多新闻报道中，巴克里兄弟被尊称为“阿塞拜疆的旗手”，成为了代表伊朗阿塞拜疆人爱国情怀的重要象征。

总体而言，萨法维王朝时期，伊朗正处于从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渡阶段，国家认同尚未完全形成。在这一时期，宗教认同强化了阿塞拜疆人与新兴伊朗国家的联系，使得其不仅在文化和宗教上与波斯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逐步建立了对国家的认同，支撑了阿塞拜疆人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中的贡献。恺加王朝时期，什叶派阿塞拜疆知识分子不仅传播了现代政治思想，还通过宗教认同将这些思想融入伊朗的国家建设中，使得宗教认同成为推动现代政治改革的重要力量。这种结合进一步强化了伊朗阿塞拜疆人对伊朗国家的认同。在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中，宗教认同已经成为了伊朗国家认同的重要支柱。伊朗官方叙事通过广泛宣传“大不里士起义”等事件，将伊朗阿塞拜疆人的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塑造了他们作为伊朗国家忠诚捍卫者的形象。

四、结语

作为伊朗最大的少数族群，伊朗阿塞拜疆人深度参与了伊朗现代国家的发展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独特复杂的身份认同体系。伊斯兰革命后，为加强伊朗阿塞拜疆人的国家认同，伊朗官方叙事将其塑造为什叶派文化的守护者，强调伊朗阿塞拜疆人的宗教认同对其历史贡献的影响。从萨法维时期抵抗奥斯曼帝国，到启蒙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再到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中的关键参与，伊朗阿塞拜疆人被宣传成维护伊朗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这种以宗教认同为主的系统性建构，不仅巩固了伊朗阿塞拜疆人在伊朗社会中的归属感，还削弱了泛突厥主义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与伊朗国家的紧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