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陈春晓副研究员著《伊利汗国的中国文明——移民、使者和物质交流》于2023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中国文明在伊朗的传播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校对，暇日披检，汇辑成册。

众所周知，蒙元时期是中国古代中外交往最为密切的时代，学者以往研究元朝与以伊朗为中心的伊利汗国之间的关系时，往往讨论伊朗文明对中国的影响，较少探赜中国文明在伊朗的传播与发展情况以及向世界传播的进程。陈春晓的这部书正是探究中国文明西渐伊朗的一部学术佳作，通过考察蒙元时期中国西迁伊朗的移民群体及元朝和伊利汗国之间的使者往来，揭示中国文明对伊朗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物质交流层面，为了解中国文明在世界的影响力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全书共计36万字，编排七章，依其内容来看，主要从移民、使者和物质交流三个维度，敷陈和研讨了中国文明在伊朗的传播过程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力问题。具体如下：

一是通过外文文献首次对徙居伊利汗国的中国移民群体如军匠、医师、儒生、道士、佛僧、画师等各类人物进行了史料钩沉与整理研究。显然，这些都是中国文明西渐伊朗的事实和佐证。第一章，著者以波斯文与阿拉伯文文献为主体材料，按照内容题材对伊利汗国关于遥远东方的描述及伊朗与中国往来关系的记载进行了史料爬梳与剔抉。第二章，运用语言学方法，研究词源、词义和流传路径，从而考订出中古时期波斯人、阿拉伯人对“中国”称谓的演变历程。第三章，论及蒙古时期伊利汗国的中国移民，既有效力于蒙古统治集团的军匠、医者、学者、宗教人士，也有生活在民间的手工艺人，还有失去人身自由的私属人口和奴隶。著者通过考察蒙古军将之外的西迁群体及其在当地的活动状况，探讨了中国文明西传的人员基础。首先，伊利汗国的中国人是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明传至伊朗的主要传播者，属于社会中下层的服务型技术人群，身份地位比较高的官员较少。其次，蔑剌合天文台是中国文明与波斯文明相互交流的重要媒介，不仅是伊利汗国各学科学术人才、技术人才的聚集之地，也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前来的学人志士工作活动的地方，包括中国的医者、僧、儒、道等。最后，拉施都丁的卓越贡献使得中国文明在伊朗的存在、传播及影响得以记录留存，成为了解与考察伊利汗国中国移民的证据。

二是通过发掘新史料，对元朝与伊利汗国的遣使事件及双方关系，特别是对学者较少论及的使团问题，得出不少有价值的结论。第四章，著者通过《世系汇编》《瓦撒夫史》《完者都史》等史料着重探讨了官方层面上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往来的遣使活动。元朝与西北诸汗国之间的和平协定，随着也先不花成为察合台汗国君主而被破坏，与此同时，伊利汗使臣阿必失哈泄密事件则成为多方敌对的导火索，从而接连发生送亲使团、赐物使团、孛阑平章被察合台汗国囚禁或抢掠的事件，所拦截的各类使者众多，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陆路是中伊双方通使的主要道路选择。著者对所有可查到身份的使者统计发现，正规的、较具规模的使团，正使一般是蒙古人，副使往往由回回人或色目人担任，少数情况下也有汉人。此外，元朝与伊利汗国使团出使的道路选择也有规律，对于时效性、重要性较高的政治性遣使，通常选择走陆路，而对速度要求不高的通商性遣使，海路的优势更明显。使者出访一般对时效性都有要求，因此选择陆路的使团要比走海路的使团多得多。即使在持续战争和陆上道路阻隔的情况下，双方亦未放弃沟通与联络。“蒙元时代中国与伊朗之间官方交流的频繁程度，远超之前和之后的任何朝代”（第261页）。

三是物质文化方面的中伊交流史所论出彩，通过首次翻译大量相关的波斯文材料，对伊利汗国时代进入伊朗地区的中国物质文化产品如玉石、铜铁制品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和诠释，这对古代物质文化传播史及社会生活史的整理与研究，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第五章，著者在占有大量的多语种文献材料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调查与考古资料，研究玉石在伊朗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揭示出中国文明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伴随多部族文化冲突与交融等复杂的阶段，逐步衍射至异域的。第六章，著者厘清和辨析“中国石”“中国铁”的概念与含义，不仅探赜这种物质的本源与名实演变的历程，而且重点考察了这种物质在蒙元时期传入伊朗地区的具体时间、原因及影响。第七章，著者以拉施都丁所撰《迹象与生命》一书为资料基础，研讨了中国植物如绿豆、粟黍、杨梅、鸡头花、莲花、灵眼、荔枝、茶在伊朗的传播、种植和利用情况。同时还围绕着这些植物，讲述了中国饮食文化在伊朗的流传细节。阿拉伯语《国王词典》中收录的对“筷子”的描述，亦是中国饮食影响伊斯兰世界的有力证明。

本书聚焦蒙元时期中国西迁伊朗的移民群体，以及元朝和伊利汗国之间的使者，考察他们为中国文明西渐所做的贡献，代表着海内外中伊关系史研究的较高水平。同时，本书还重点追踪和展示了中国物质文化在伊朗的传播，揭示出中国文明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物质文明层面，“中国制造”为改善世界人民的生活默默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另外，笔者认为该书还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选取新视角。区别于以往学者立足中国探讨伊朗文明对中国的影响，转换视角，以中国文明在伊朗的传播为核心研究对象，这是学界高度关注却未能及时完成的学术热点问题。譬如中国植物传入伊朗，不仅有物种传播的意义，而且带动了中国饮食和饮食文化的西传。汉人在伊朗地区制作绿豆粉食，吐蕃人将藏地青稞种子带到伊朗，收获后炒食。这些反映了生活在伊朗的中国移民相当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饮食习惯，也展现出移民群体在伊朗的生活面貌，延伸了中国文明西渐伊朗的多维面相与认知，具有极大的学术意义。

其次，采摭丰富多彩的多语种史料。该书不仅利用大量的波斯语、阿拉伯语文献，而且还使用汉语、蒙古语、突厥语、叙利亚语、亚美尼亚语等多语种材料，相互参证，去伪存真，重点考察了蒙元时期中国西迁伊朗的移民群体、往来使者、物质文化交流，进而佐证了中国文明西渐伊朗的史实，为探究蒙元时期中伊关系史开辟了新路径。

最后，突破前贤，对旧说多有纠偏。通过对波斯与阿拉伯文献记载的梳理，结合汉文文献及考古资料，反驳了李约瑟极具影响力的“白铜”说及其他各类说法如水银、铂金、青铜等，认为波斯、阿拉伯文献中的“中国石”和“中国铁”经历了名称与称呼的演变，原指中国生产的生铁或铸铁材料，后来亦被宽泛地用来称呼中国出产的各种铜铁制品。这对辨析和探索中国物质文化西传伊朗的实物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总之，《伊利汗国的中国文明——移民、使者和物质交流》是对蒙元时期的移民、使者和物质交流层面的深入探讨，回答了“中国究竟给伊朗带来了什么”的学术问题。中国文明对伊朗的影响是和风细雨与润物无声的，更多体现在物质文明层面如生产技术、货物商品、物种迁移以及大范围的经济影响。元朝与伊利汗国使团出使的路线研究以及“中国石”“中国铁”、中国植物的西传，为探究和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历史遗产、人文交流、经贸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更加广泛的人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