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第1期。全文如下：

伊朗是一个地区性大国，拥有崛起为地区性领袖国家的潜质。21世纪初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成为伊朗地区性崛起的“第一次机遇”，而肇始于2010年底的西亚北非变局，又为伊朗的崛起提供了一次更为重大的历史机遇。在主观上，伊朗也表现出做地区领袖的抱负。近来，伊朗政府时常强调，伊朗是中东和西南亚的地区大国，对该地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国际社会应该承认这一现实。伊朗也为重新崛起为21世纪的中东强国做着切实的准备。长期以来，伊朗在拥核问题上竭力顶住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并公开与美国争夺地区的控制权便是证明。伊朗的崛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2012年1月公布的美国最新军事战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中，美国将中国和伊朗共同确定为其未来的两大军事“假想敌”。这似乎也为伊朗的崛起态势提供了另一种有力的注脚。那么，国际社会(特别是同处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应如何全面地认识伊朗的崛起问题?本文将尝试从伊朗崛起的定位、崛起的内在动力、可行性条件、保障性条件、制约性因素等方面对此做一总体性分析。

一、国家崛起的一般理论与伊朗的崛起定位

（一)国家崛起的定义与类型

本文认为，国家崛起是指某一大国在较短的时间内综合国力迅速上升，从而达到或接近体系内最强国的水平，拥有争取体系领袖或改变体系现状的实力，并对体系的结构和行为准则产生突破性影响的过程和结果。

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可对国家崛起的情形作如下区分。首先，从崛起国的崛起地位看，国家崛起一般分为具有依次递进关系的三种情形，即崛起为体系的一般性强国、自主性强国和主导性强国。一般性强国是指常规性综合国力较强、对体系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自主性强国是指对体系事务特别是重大的安全事务具有独立应策自由的一般性强国。主导性强国则是指对体系事务具有最高影响力的自主性强国。由此可见，主导性强国是体系的领导者，如当代的美国和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自主性强国虽然不是领导者，却在体系中拥有否决能力，如现时代的俄罗斯、中国、印度、法国和英国。而一般性强国即使对体系有很大的影响力，却不具备最终的否决能力，如今天的日本和德国。

其次，从崛起国的影响范围看，国家崛起一般可分为地区性崛起和全球性崛起两种情形，而相应的国家崛起状态则分别是地区性强国和世界性强国。前者如当今的巴西、南非、土耳其等国，后者如当今的美中俄印等国。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地区性国际体系从属于全球国际体系，世界性强国往往干预和影响地区性事务，因而地区意义上的最强国未必就是本地区的主导性国家(或领袖国家)。

再者，从崛起的领域看，国家崛起又可分为整体性崛起和不完全崛起。整体性崛起是指包括军事、经济、政治与文化在内的全面性、综合性崛起，否则即为不完全崛起。当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可归于整体性崛起，而拥核后的朝鲜只能被视为不完全崛起中的军事崛起类型。

（二)伊朗崛起的定位:自主性地区崛起

伊朗一向是中东地区的传统大国，但在21世纪之前伊朗的地区性强国的地位并不显著。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可谓强国林立。伊朗、土耳其、埃及、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以及以色列都可谓地区强国。相比之下，伊朗的国家硬实力并不突出，同时又由于伊朗在中东地区长期处于孤立状态，其软实力更是十分有限。在经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西亚北非变局后，伊朗已经上升为当之无愧的中东地区强国。依据上述国家崛起理论，目前伊朗正处于由一般性地区强国向自主性地区强国崛起的过程中。

如今，昔日的地区强国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均已国力大降，地区影响力更是江河日下。在目前的四个地区强国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中，以色列虽然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国，但由于先天性局限，其软实力和影响力均远远未能与其硬实力相匹配，因而只能属于有自主性却无领导力的强国。沙特阿拉伯是一个有较强软实力和地区影响力的国家，但受制于国土与人力资源的约束，强国潜力相对有限。伊朗和土耳其均是中东地区具有悠久和辉煌历史的传统地区大国。相对而言，土耳其在经济、外交以及综合国力方面稍显优势，而伊朗则在地缘、军事、软实力和地区影响力方面略有优势。伊朗和土耳其均是西亚北非变局的受益者，而伊朗受益更大，其地区强国地位和影响力都有了实质性的大幅提升。2011年2月，伊朗军舰在1979年后首次穿越苏伊士运河，就突出反映了西亚北非地区地缘政治力量格局的这种新变化。总之，如果伊朗核危机还没有发展到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地步，地缘政治家们将不得不考虑欧亚大陆新的一“极”——伊朗。

如果仅从地区强国自身看，伊朗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三国(埃及也是一个潜在国家)都有可能崛起为中东地区未来的主导性强国。但如前所述，中东地区的主导强国未必一定会在上述三个国家中产生。事实上，目前中东地区同世界许多地区一样，其地区主导国都是地区外的美国。因此，鉴于伊朗自身的资源条件以及美国等世界性强国在中东地区的强力涉入，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朗崛起的定位不可能是地区主导性强国，而只能是自主性地区强国。

二、伊朗自主性地区崛起的历史动力:追求复兴

实现自主性地区崛起，是伊朗长期的战略目标。伊朗长期追求的复兴梦想是其谋求自主性崛起的内在历史性动力，是伊朗自主性崛起的终极目的，而伊朗的自主性地区崛起则是伊朗实现复兴的前提和表现。

（一)伊朗复兴梦想：辉煌、屈辱与不安全感的历史复合

伊朗的复兴梦想源自伊朗对其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其历史辉煌、屈辱以及不安全感长期互动的产物。

1. 历史辉煌

伊朗人最爱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曾经辉煌过”。伊朗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其悠久灿烂的文明对世界文明的演进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伊朗是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波斯帝国)，在历史上长期都是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强国，甚至多次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并曾长期与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抗衡。波斯帝国的兴起，培育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伊朗文明。古代伊朗在文学艺术、政治制度、宗教哲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相当发达，对后来东西方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伊朗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大国意识深深熔注于伊朗人的民族血液中。2004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波斯湾”改为“阿拉伯湾”的事件引发了伊朗民众的抗议浪潮。当时伊朗总统哈塔米的一位顾问这样解释，“我们保持这种自豪感已经数千年了，对伊朗人来说，声望是非常重要的”。

2. 历史屈辱

伊朗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度，与其民族自豪感并行的则是衰落时期所形成的受害者心态。公元7世纪以后，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阿富汗人先后侵入并统治伊朗。同时，在早期的伊斯兰教生活中，居伊朗主导地位的什叶派曾长期遭到逊尼派的不公正对待。到了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伊朗在对抗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屡战屡败，民族失落感逐渐加深。1804—1813年的伊俄战争后，伊朗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在二战期间，伊朗甚至因坚守中立政策而被英苏两国直接武装占领。在当代，伊朗又多次受到强权政治的侵害。上述历史经历对伊朗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宗教情感执着、民族个性鲜明的国家而言，其屈辱感尤为强烈。

3. 不安全感

从安全角度看，伊朗的国家安全环境一直比较恶劣，安全问题一直是伊朗关心的首要问题。以波斯人作为主体民族的伊朗长期与邻居阿拉伯人不睦，同时伊朗人的主体什叶派相对于周边地区的逊尼派长期处于少数和弱势地位，加之历史上外族的多次入侵，使伊朗长期存在浓厚的孤立感和不安全感。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在地区层面还是在国际范围，伊朗都处于一种被孤立、受排挤的境地，甚至同部分国家长期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又大大加深了伊朗的孤独感与不安全感。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一直与伊朗处于敌对状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长期存在，尤其是21世纪初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更是大大强化了伊朗对自身安全的忧虑。

综上所述，曾经辉煌的历史使伊朗人民始终拥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大国心态，不满于被压抑、被排斥的境遇，而历史辉煌与屈辱的强烈对比，使得伊朗人有着强烈的复兴梦想，并且已成为一种浓厚的民族情感，成为伊朗自主性崛起的持久性内在动力。

(二)伊朗践行复兴梦想的历史努力

伊朗人长期形成的自豪感和对历史上辉煌时期的向往，注定伊朗人不甘沦落，不易屈服。自19世纪初伊朗逐渐沦为沙俄和英国的半殖民地以来，伊朗就开始了漫长的近现代复兴之路。

1. 礼萨·汗国王的复兴努力

1921年5月，作为伊朗实权人物的礼萨·汗开始致力于建立现代伊朗国家的改革。1926年，礼萨·汗加冕为伊朗国王，开创巴列维王朝。“巴列维”为古代波斯一个强盛王朝的名字，也就是历史上长期和罗马帝国对抗并取得很多胜利的帕提亚帝国。很显然，礼萨·汗是想借此昭示其欲实现伊朗复兴的理想。1935年1月，礼萨·汗国王改国名波斯为伊朗。此举不仅将伊朗的文明史大大向前延伸，而且意在显示伊朗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因为，从词源上看，“伊朗”(Iran)来源于“雅利安”(Aryan)，伊朗即“雅利安人的国家”之意，而“雅利安”意为“光明”、“高贵”。在位期间，礼萨·汗不仅致力于推动伊朗民族主义的发展，重建了伊朗的统一，维护了伊朗的主权和独立，而且礼萨·汗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现代化改革，其目的就是富国强兵，引领伊朗走上现代化国家之列。

2. 巴列维国王的复兴努力

1941年9月，巴列维继承了其父礼萨·汗的王位，开始在维护巴列维王朝最高利益的前提下致力于民族复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白色革命”。巴列维国王曾多次公开表示:“我要将伊朗建设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的世界第五强国，同时我们的军队也将发展壮大成世界第五大军事力量”。通过以白色革命为起点和基础的现代化实践，巴列维在伊朗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军事力量，工业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伊朗成为当时波斯湾地区最富裕和发达的国家。而最能体现巴列维国王复兴抱负的是，1971年伊朗耗资1亿美元巨款举行了盛大的波斯帝国2500周年庆典。在该庆典上，伊朗向世界详尽地展示了伊朗的辉煌历史以及白色革命的巨大成就。巴列维国王的复兴梦想由此可见一斑。

3. 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

1979年，在霍梅尼的领导下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虽然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旨在推翻巴列维王朝，但霍梅尼亦致力于伊朗的复兴事业。如果说，巴列维父子主要以古波斯文明为民族认同价值，通过现代国家建设、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运动来实现伊朗的复兴，那么，霍梅尼则主要强调以伊斯兰为民族认同价值，通过伊斯兰特色下的国家政治现代化来推动民族的复兴。“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革命原则鲜明地体现了霍梅尼致力于复兴伊斯兰的理想抱负。当然，霍梅尼的伊斯兰复兴理想首先表现为伊朗化的伊斯兰。事实上，古波斯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已经在漫长的历史中融合成了伊朗的共同民族文化内涵。虽然巴列维父子与霍梅尼各执一端，但在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尊严与复兴方面却是高度一致的。

4. 以核导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事业

当今时代，核技术、导弹技术以及太空科技等高科技成就已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标志。伊朗作为一个中等大小的发展中国家，却长期执着于上述高科技(特别是核技术)的发展，成为伊朗谋求民族复兴的当代表现。伊朗领导人经常将核计划与伊朗的复兴联系在一起，核事业承载着伊朗重新崛起为主导性地区大国的远大志向。2010年2月11日，伊朗总统内贾德公开宣布伊朗已成为“核国家”。除了核技术外，伊朗的火箭与导弹(特别是远程导弹)技术也获得了快速发展，目前伊朗已成功发射了伊斯兰世界中的首颗太空卫星。伊朗致力于高科技的发展，其总体目标就是成为有能力在科技领域对抗西方国家的“第一伊斯兰强国”。2006年1月3日，就在伊朗宣布恢复铀浓缩的前几天，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勉励学生努力学习以恢复伊朗作为“科学之母”的历史地位。

综之，追求大国地位、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再现历史上的辉煌，是伊朗历代掌权者及民众孜孜以求的目标。自主性崛起是伊朗寻求大国地位、恢复昔日辉煌梦想的必由之路，反映的是一种深厚的民族情感和意志，因而具有历史恒常性。

三、伊朗自主性地区崛起的可行性条件

一国能否实现体系内崛起取决于自身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和外部环境两方面的互动。伊朗自身较为强大的常规国力、国内外丰富的外交资源以及总体有利的地区和世界环境，使伊朗具备了自主性地区崛起的可能性。

（一)伊朗的硬实力及其潜力

总体来看，伊朗具备崛起为自主性地区强国的硬实力或潜力。伊朗国土面积达164.5万平方公里，人口7510万(在西亚北非地区仅次于埃及)，是当之无愧的地区大国。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素有“欧亚陆桥”和“东西方空中走廊”之称。而在作为地区大国的前提下，伊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其崛起的有利因素。

伊朗的经济资源和潜力相当可观。伊朗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是重要的能源出口大国。2011年10月，时任伊朗石油部长的米尔·卡齐米宣布，伊朗已探明石油储量为1503亿桶，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沙特;天然气储量已达到33.1万亿立方米，也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俄罗斯。目前伊朗日产原油428万桶、天然气5亿立方米。伊朗是欧佩克成员国中第二大原油出口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天然气出口国。随着世界能源消费的增加，伊朗的重要性日益凸现。除了油气资源外，伊朗的其它矿物资源也十分丰富，可采量巨大。此外，伊朗的农耕资源也非常丰富。上述情况为伊朗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伊朗采取了大规模出口和能源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方略。近年，伊朗经济保持稳步增长。2009年伊朗GDP达到3850亿美元，2010年为4114亿美元，2011年为4750亿美元(估计)，世界排名第26位(按购买力平价为第17位)。

伊朗的军事实力和潜力在地区范围内可谓首屈一指。伊朗武装力量由国家军队、革命卫队和准军事部队三部分组成，现有总兵力达90万人左右，能够动员部队约110万人。伊朗部队装备完整，其中不乏先进武器。伊朗具有独立研制和生产生物、化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是当今世界的生化武器大国。同时如前所述，伊朗在导弹技术方面具备较强的实力，能够自主研发和生产导弹。经过多年经营，伊朗现已拥有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导弹库，其射程范围能有效覆盖整个阿拉伯半岛。此外，伊朗还致力于发展太空技术。2005年伊朗成为世界上第43个拥有卫星的国家，2009年伊朗成为世界上第九个拥有卫星发射能力的国家。伊朗的核潜力也相当可观。更引人注目的是，伊朗从铀矿开采、提炼到浓缩等技术环节，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力更生获得的。此外，作为伊朗军队精神支柱的吉哈德意志，同时也是最严格的纪律约束。综上所述，伊朗是名副其实的中东地区军事强国。

（二)伊朗的软实力及其潜力

软实力也是国家崛起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内容表现，国家软实力往往是与国家硬实力相联系并以其为基础的，但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演化，软实力日趋相对独立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相对而言，伊朗的软实力较之硬实力更为突出。黎巴嫩真主党在对抗以色列时惊人的胜利彰显了伊朗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大国的复兴。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伊斯兰化伊朗的复兴极可能会促使阿拉伯世界温和伊斯兰势力的泛起。正如伊朗前驻德大使穆萨维所坚信的:“伊朗是这一地区的强大国家，并且目前在伊斯兰世界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它是一个文化与政治上的超级大国……这样的国家是无法被排斥的。”

伊朗最为独特且最具影响潜力的软实力因素是其政治体制。伊斯兰革命是继立宪革命后伊朗政治现代化的重大进步。伊朗伊斯兰革命作为多元结构的民主运动和宗教形式的政治革命，解决了两个历史问题:一是政治民主化以适应伊朗经济社会力量的多元化;二是伊斯兰化以适应伊朗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伊斯兰革命创建的伊斯兰共和制，是在伊朗民族文化传统之上有机融合了世界现代主义因素的政治现代化。在这一体制下，选举制、任命制、推荐制和审查制并用，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民主制;专家会议、监护委员会等集体负责制有效地阻止了独裁专制;议会、政府(总统)实行任期制;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和以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都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因此，从总体上看，伊斯兰共和制基本上符合伊朗国情和发展要求，并且具有进一步发展和修正的弹性机制，为伊朗的持续发展搭建了一个较好的体制平台。目前，伊朗是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中政治民主化最为成熟稳定的少数国家之一。

伊朗的另外一个软实力因素是伊斯兰什叶派教义的影响力。当今伊朗穆斯林的主体属伊斯兰教什叶派，是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目派。十二伊玛目派亦称伊玛目派，是什叶派中人数最多的一派。16世纪初伊朗萨法维王朝建立后，什叶派被确立为伊朗国教，取得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地位，并逐渐在伊朗伊斯兰教信众占据多数派地位，91%的伊朗人为什叶派。相对于伊斯兰逊尼派，什叶派教义更强调公平、正义，更同情社会弱势群体。如果说伊斯兰教是第三世界的宗教，那么伊斯兰什叶派教义则更是平民的宗教。因此，什叶派教义对伊斯兰世界的下层民众更有吸引力。在社会日益进步、普通民众在国内外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的时代，不论是对于非伊斯兰世界还是伊斯兰世界，什叶派相对于逊尼派都更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伊朗又有着强烈的宗教使命意识，这势必成为伊朗国家崛起的更为强烈而持久的动因和有利因素。

伊朗的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是其又一软实力因素。如前所述，伊朗人因波斯帝国的辉煌而具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伊朗国民深受宗教影响，凝聚力很强。在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中，伊朗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以及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下，通过人海战术保持了对伊拉克长期的战争优势，成千上万的伊朗民众经常凭借强烈的爱国精神以血肉之躯迎接伊拉克的优势火力与大规模生化武器。50年来伊朗民族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打败了美国，靠的是意志、信仰和团结。伊朗人这种自豪不屈、高度团结的民族精神也是其崛起的重要精神力量。

此外，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也是伊朗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基于伊朗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伊朗的对外政策也表现出一贯的独立自主性，表现出强烈的对抗强权及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旧秩序的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伊朗自身的“领袖”特质。如在总体对外政策上，伊朗曾明确宣称，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自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来，伊朗始终坚持反美、反以的立场，并主张增选伊斯兰会议组织国家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在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广大的普通穆斯林民众中赢得尊敬。伊朗还首倡世界“文明对话”并长期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11年7月13日，伊朗所创立的不以美元为结算单位的国际原油交易所正式运行，必将对二战以来国际金融领域的美元秩序构成深层挑战。伊朗的这种“特立独行”的对外政策在短期内会遭遇一些困难，但从长期看能够吸引伊斯兰世界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和支持，而这一点恰恰是是大中东地区其他大国所不具备的。

（三)有利的外部条件

弱国无外交，弱国更需要外交。自近代以降，伊朗面对俄英美等世界强国的侵略和打压，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艺术。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西亚北非变局之后，伊朗崛起的外部环境有了重要突破。

1. 世界性强国对伊朗的利益诉求

凭借丰富的战略资源和有利的地理位置，伊朗与世界性强国的关系密切。对于世界性强国而言，不论在地缘、能源还是宗教影响方面，伊朗都具有全球战略意义，伊朗的存在与安全一定程度上在大国关系中起着战略平衡作用，当今世界各大力量美中俄欧印日无一不看重伊朗。迄今为止，伊朗充分利用其丰富的油气资源，使得美国以外的所有大国都被拉进了伊朗的能源合作市场，形成伊朗与世界性强国的“利益捆绑”。这自然增加了伊朗崛起的筹码和外交回旋空间。

在世界性大国中，中俄两国与伊朗的关系尤显重要。伊朗与俄、中两国的合作关系不仅关乎中、俄国内的改革与发展，也事关两国与美国的地缘战略平衡问题。可以说，伊朗是中国与俄罗斯为对抗西方阵营而力图联手塑造新的世界格局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中俄两国牵制和消耗美国可以借助的主要力量。而同时，伊朗的自主性地区崛起尚不会对中俄两国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因此，中俄两国将在客观上起到伊朗追求地区性崛起的“保护伞”的作用。

由于伊朗的全球战略价值以及其重大的地区影响力，使得美伊关系也绝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美国在很多问题上有求于伊朗。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上需要伊朗的合作或至少保持中立。美国同伊朗在反对逊尼派的塔利班、打击阿富汗毒品走私，以及在防止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存在合作的可能性。未来，为确保美国撤军后伊拉克政局乃至整个中东秩序的稳定，美国仍将不得不与伊朗寻求某些妥协。

地缘、能源和宗教因素的综合，构筑了大国在伊朗问题上既合作又斗争的局面。这是伊朗敢于和美国对抗、坚持地区性自主崛起的外交考量。正因为世界大国在伊朗有巨大的经济或地缘政治利益，伊朗才能够在大国关系的“夹缝”中不断冲破美国与西方的底线，为其自主性地区崛起累积条件。

2. 地区性强国的崛起及其与伊朗的共同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批新崛起的、特别是先天优势明显的国家开始在地区内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基于历史积淀和现实国力，它们对全球和地区国际关系格局以及自己的战略角色，有了愈益明确的定义，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墨守主要反映世界性强国意志的国际关系秩序。如巴西认为拉美是拉美人的拉丁美洲，因此拉美不应是“美国的后院”;伊朗认为自己是波斯帝国的传人，有责任重振故国雄风;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让土耳其人至今念念不忘;南非则鲜明提出，非洲是非洲人的，美国想在非洲建立司令部，那是对非洲权利的侵犯。自觉或不自觉地，这四个中等强国已经在为所属地区代言。四国还加强了横向联合，在关键性的国际事务上谋求以整体的姿态出现，在很多国际事务上发出与世界性强国不同的声音。如2010年5月，伊朗、土耳其和巴西达成一项核燃料交换协议，给美国和欧洲准备推动联合国制裁伊朗设置了一根“绊马索”。因此，在伊朗的地区性崛起进程中，支持的声音还将来自由地区性强国组成的统一战线。

3. 大中东有利于伊朗的地区环境变化

自21世纪以来，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事件以及伊朗自身的外交努力共同推动着大中东的地区环境越来越朝着有利于伊朗的方向演化。

首先，阿战与伊战所造成的客观情势在总体上推动了伊朗的崛起。2001年由“九·一一”事件引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并未实现美国围堵遏制伊朗的初衷，而是在客观上实质性地改变了伊朗的地区环境，成为伊朗崛起的“第一次机遇”。其实，美国几乎把伊朗地区性崛起的所有阻碍都扫除了。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打垮了伊朗的敌对力量、属于逊尼派激进势力的塔利班，伊朗的东部环境有了实质性好转。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使当年的中东第一强国、伊朗的死敌和劲敌伊拉克不复存在，消除了伊朗安全及地区性崛起的最大障碍。伊拉克战争对伊朗的另一有利变化是居伊拉克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在伊拉克掌权。伊战后什叶派力量在中东地区的增强致使什叶派大国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迅速提升。此外，借助两场周边战争，伊朗还主动改善与周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近来，伊朗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关系已发生积极的变化，伊朗与土耳其的关系也已大为改善和发展。

其次，中东变局为伊朗的地区性崛起提供了巨大契机。肇始于2010年底的西亚北非变局对美国主导地区力量格局形成重大冲击，伊朗成为最大受益者，为其地区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此次西亚北非变局出现了两个明显结果:其一，阿拉伯亲美政权遭遇沉重打击，而长期遭受西方打压的伊朗则相对稳定;其二，阿拉伯世俗政权遭重创，沙特等阿拉伯君主国的政局尚不稳定和明朗。这两个变化使得中东的地缘政治重心将进一步向地处大中东中央地带的安纳托内亚高原和伊朗高原集中。伊朗和土耳其无疑是此次大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力量重新配置的大赢家。相形之下，传统地区权力中心的沙特、埃及等“南梯”(southern tier)国家的影响力将逐渐下降。此次变局使伊朗的地缘政治环境大幅改善，迎来了其地区崛起的“第二次机遇”。除此之外，西亚北非变局还给伊朗带来更为长远的有利态势，这就是政治伊斯兰力量开始在大中东地区蓬勃发展的态势。大变局之后的阿拉伯国家将走上政治分权化的道路，这意味着将有一大批具有反美、反西方倾向的伊斯兰政权出现在中东各国。目前，突尼斯、埃及、摩洛哥在选举之后都出现了伊斯兰政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虽然这些伊斯兰政党有可能采取较为温和的内外政策，但在总体上必将对主张伊斯兰化的伊朗形成一种“呼应”。

此外，在伊朗崛起的地区性因素中，中东地区普通穆斯林民众(也包括域外穆斯林)的态度也愈益对伊朗有利。2010年8月6日，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谢卜利·塔勒哈米公布的对6个阿拉伯国家的民意所做的一项年度研究表明:有77%的受访者认为德黑兰有权发展自己的核计划———甚至有57%的人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对中东“更有好处”。

四、伊朗自主性地区崛起的保障性条件:拥核崛起

伊朗较为强大的常规国力、丰富的外交资源以及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使伊朗的崛起具备了可能性。然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以及国际社会的传统安全观没有根本性转变之前，伊朗要实现自主性崛起，还必须拥有能够否定外部干预的能力。对伊朗而言，这种保障性条件就是获取具有实质性威慑作用的核武器，实现“拥核崛起”。

(一)核武器的否决性保障作用

在传统安全观下，核武器是国际政治的最终“否决权”，对于弱国，尤其如此。在核时代，核武器是一国安全和真正崛起的最根本的保障。或者说，在现实主义仍然主导国际关系的时代，只有核武器才真正具有保障国家独立自主的“否决权”。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均为核大国，这不是偶然。五大国的政治否决权在核时代是以各自的“核否决”为前提和基础的。核武器这种独特的作用，对于中小国家而言是一种对付大国的不对称的威慑——慑止或否决。在这一点上，伊朗和朝鲜是有共识的。在伊朗看来，要实现自主性地区崛起，就必须拥有能够真正威慑死敌美国(也包括以色列)的手段。拥有能够在终极意义上起到“否决”作用的力量，这是伊朗赋予其核计划的最高使命。2006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德黑兰星期五主麻聚礼演讲中指出，“伊朗核问题是伊朗全民族和超越派别利益的国家核心问题”。因此，长期作为国际政治热点的伊朗核问题，其实质乃是伊朗自主性崛起的保障性问题。

(二)核武器是伊朗核事业的终极目标

相关学者曾对伊朗发展核事业的目的动机做过较为完整的归纳:(1)将发展核计划作为对付美国威胁、确保国家安全的可靠盾牌;(2)以发展核计划作为振兴民族的象征、实现强国目标的关键工具;(3)伊朗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反对美国长期以来对伊朗的干预政策;(4)开发本国的核能资源，实现能源多样化战略的需要;(5)靠核工业带动众多产业的发展。本文认为，发展核武器是伊朗核事业的终极目标。不难看出，这一结论也是上述总结中前三个方面的逻辑结果。

伊朗发展核武器有着较为充足的理由。英国战略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曾经指出:“谋求核武器的企图是一国对自身安全缺乏自信的表现。”伊朗有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既源自伊朗对其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来自对本国安全现状的担忧。两伊战争惨烈的记忆，长期以来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发展核武器成为伊朗对自身安全的一种“自然反应”。鉴于伊朗与美国长期极端敌对的关系，在传统安全观的支配下，伊朗的安全诉求未能或不可能通过政治途径得以解决。因此，谋求导弹及核武器等威慑性力量就成为伊朗“无奈”的选择。

如果说上述推理只能说明伊朗有可能发展核武器的话，那么以下事例则可以逆向推导伊朗的核武诉求。其一，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曾停止了巴列维国王的核事业，然而却又在两伊战争后重启核研发。其合理的逻辑就是，伊朗在战争中认识到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巨大威力，而伊拉克却并未因使用这些极端非人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和谴责，这一经历启发了伊朗——要保障自身安全，就必须拥有能够威慑对方的报复能力。而在现时代，核武器是最具威慑力的。其二，在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时，伊朗腹背受敌，其地缘安全环境极为恶劣，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成为美国下一个军事打击的目标。然而就在这时，伊朗却顶风而上，高调推进核计划，这仿佛不合常理。其合理的逻辑只能是:伊朗认为，美国之所以对伊拉克动武，正是因为美国事先已经知道萨达姆没有美国所指控的，能够慑止美国动武企图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不是相反的因果关系。这种认识进一步“启发”了伊朗———唯有核武器可以提供安全保护。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曾公开指称，卡扎菲在核问题上妥协的后果表明，伊朗继续实行核计划是完全正确的。其三，虽然伊朗发展核事业并不排斥其和平利用核能的目标，但其过于高昂的“成本”却令世人难以理解。伊朗对其在核问题上毫不妥协的态度的解释是“要拥有独立的核电技术，以免受制于人”。这种解释是欠说服力的。因为这种独立的核电技术对伊朗而言并非生死攸关或至关重要的，而其代价却攸关伊朗的外交环境、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和政权存续。因此，能够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就只能是，伊朗对其核计划有更重大的诉求和更长远的目标———核武实力。在这一点上，当今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被其推翻的巴列维王朝是一脉相承的。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哪个国家在意欲成为有核国而尚未成功之前宣布自己真实意图的。朝鲜的拥核经历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伊朗拥核崛起的策略与路径

依据伊朗长期的核外交政策，对其“拥核崛起”战略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其一，是“先核政治”原则。如金正日时期朝鲜推行的“先军政治”一样，为了获取自主性地区崛起的保障性力量，伊朗可谓竭尽全力，不惜代价。自2003年核问题凸显以来，伊朗为了推进其“独立核能力”，在面临美以的战争威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时，长期采取强硬态度，甚至不惜牺牲其外交环境和经济发展步伐。

其二，伊朗的“拥核崛起”战略包括三个步骤和阶段性目标。第一阶段的目标是通过斗而不破的外交活动，“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能力”。当然，在外交斗争中，这个目标也就被表述成“自主地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种核能力或核权利，具体而言就是使伊朗具备拥有发展核武器的设备、技术和人才。其中，又以核技术人才的培养最为重要。近期，伊朗议员米斯巴希·穆加达姆曾透露，伊朗已经掌握制造核武器的知识和技术，能够“轻而易举地”生产制造原子弹所必需的高浓缩铀。作为官方人员，穆加达姆的言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伊朗的真实核意图。第二阶段，是在伊朗的核设施、核技术、核人才以及核成果累积到一定程度时，选择适当的时机，暗中将和平利用的核能力转化为核武生产能力，跨过“核门槛”成为核武国家。由于伊朗在第一阶段积累起足量的核武人才、设施和原料，这时即使遭受美国和以色列的有限军事打击，也难以完全阻断伊朗制造核武器的进程。第三阶段，是伊朗成为核武国家后，在总体上会重启对外“友好”政策，以拥核的既成事实获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并恢复经济发展的重心地位，最终实现地区性崛起。

其三，“核边缘政策”是伊朗拥核崛起战略的外交策略。伊朗的核边缘政策主要体现在内贾德政府的核外交政策上。内贾德政府上台后，在核问题上奉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同时运用“逐步升级”的战术，进行核边缘冒险，甚至多次声明伊朗已成为“核国家”。伊朗核问题几经反复，似乎已成定式:进一步，退半步，循环往复。一旦伊朗核危机达到极点，伊朗便会后退“半步”以消弭危机。迄今为止，伊朗利用自身优越的地缘政治地位和战略资源，凭籍务实的外交传统和高超的外交艺术，广泛推行“借力外交”，使核边缘政策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已表示，如果哈梅内伊履行其关于伊朗“永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美国将接受伊朗拥有民用核计划。若果真如此，则伊朗的“核边缘政策”又取得了一次重大的阶段性成果。

五、伊朗自主性地区崛起的制约性因素

制约伊朗自主性地区崛起的因素可分为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两个部分。从目前看，国际因素是阻碍伊朗自主性崛起的主导性因素。

(一)制约伊朗自主性地区崛起的内部因素

从伊朗自身看，目前制约其崛起的因素主要表现为经济问题和神权体制的时代化问题。相对于国家生活的其他领域，伊朗的经济发展相对不足。这种不足并非指伊朗不够富裕，也并非指伊朗的GDP不高，而是主要指伊朗的经济结构不够合理。伊朗长期以来都没有摆脱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能源业的状况，石油是伊朗的经济命脉和外汇收入主要来源，长期占其外汇收入的80%以上。伊朗比任何中东国家都更多地承受着“石油魔咒”，这种状况严重抑制了伊朗其他产业的发展。在持续近十年的核问题上，由于伊朗坚持“先核政治”，致使外部愈益严厉的制裁不仅严重阻碍了伊朗经济的繁荣，而且迫使伊朗更加依赖油气产业。自2003年至今，伊朗的国民收入基本上是靠国际油价的高涨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农业和工业基础都显得相对薄弱。虽然伊朗的农业和矿业资源都很丰富，却需要常年进口大量的农工产品，甚至包括部分燃料油。这种状况对于一个致力于全面崛起的国家而言显然是不足的。

影响伊朗崛起的另一个国内因素是政权与社会的稳定问题，这一问题在当前阶段主要表现为伊斯兰神权体制的完善与革新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制最大的特点和优点是适应了伊朗浓厚的伊斯兰传统与国情，同时吸纳了现代政治元素，拥有自我革新的弹性机制。但伊朗伊斯兰共和制使国家生活全面伊斯兰化，既存在过犹不及的问题，也存在进一步时代化的问题。当前阶段，伊朗面临着进一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适应社会年轻化需求、全球化与信息化等问题的冲击，伊斯兰共和制需要在诸如适度社会世俗化，放松言论控制，促进文化多元化与现代化方面进行革新。否则，在国际社会的冲击下，上述问题也可能危及伊朗政局及社会稳定，从而影响伊朗崛起的速度和程度。

（二)制约伊朗自主性地区崛起的外部因素

制约伊朗自主性地区崛起的外部力量主要包括美国、以色列、欧盟和阿拉伯国家。其中，欧盟主要反对伊朗的核武诉求，即反对的只是伊朗的“拥核”崛起。阿拉伯世界的主流国家、以色列和美国既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又反对伊朗的常规性崛起，其中又以美国最为关键和重要。在今后很长的时期内，美以欧三方的政策行为在总体上都将不利于伊朗的自主性崛起，但能否从根本上阻止伊朗的崛起，还要依据伊朗与相关方面的互动前景而定。从目前看，美以欧对伊朗崛起的遏制主要体现在对伊朗核计划的遏制上，也就是旨在消除伊朗崛起的“自主性”保障。

美以欧对伊朗的遏制主要包括国际制裁、军事打击和政权颠覆三种可能的情况。从伊朗的内外资源和国力看，除非对伊朗实施能源制裁，否则外部制裁只能对伊朗的崛起起到延迟的作用，而不会对伊朗崛起构成实质性影响。近期，美以欧等西方力量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扩展到金融和能源领域，伊朗现阶段所面临的外交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已十分严峻。可以说，西方的能源制裁已经触及伊朗的底线，现在的问题是国际社会对伊朗的能源制裁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如果不能取得中国、日本、印度、土耳其等国的有力配合，这一制裁尚不能完全迫使伊朗就范。

美以对伊朗崛起的军事打压存在三种可能的情况，即全面战争、有限军事打击和秘密战争。这三种情况会否发生以及能否取得成功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一，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第二，是对伊朗进行有限军事打击，也就是对伊朗的核、导基地与设施进行远程或空中打击。这种情形存在几种不确定性结果。首先，是美以的有限军事打击在技术上能否成功。其次，是美以能否承受有限军事打击伊朗所遭致的报复。再次，是这种有限性军事打击能否不引发全面战争。第三，是对伊朗进行针对其核导力量的秘密战。所谓秘密战就是通过特工、网络、电磁武器等对伊朗的核导设施进行破坏以阻滞伊朗的核导发展。这种情况风险最小，但见效也是最慢的。事实上，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对伊朗展开了秘密战。自2007年至今，已发生多起伊朗核科学家被暗杀事件。虽然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秘密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干扰、破坏、延迟了伊朗的核导计划，但远未从根本上阻滞伊朗的核导事业，反而可能会逆向加强伊朗对核导力量“否决性”威慑作用的重视并坚定发展核导武器的决心。

从内部对伊朗进行政权颠覆，可能是美以欧最希望看到的情形。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却是最低的。如前所述，鉴于伊朗传统文化、国家凝聚力和独特国家制度的合力作用，通过支持伊朗内部力量以推翻伊朗现政权的可能性极小。现阶段，伊朗政局较为稳定，反政府势力对政府构不成实质性威胁。因此，这种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可以不予考虑。

此外，作为制约伊朗崛起的传统力量，阿拉伯世界与伊朗在历史上长期对立。进入21世纪后，阿拉伯力量相对衰落，在主客观条件方面都出现了有利于伊朗的发展变化。不过，这种状况只是相对的。目前的阿拉伯世界仍是制约伊朗崛起的一支基本力量。当然，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这种制约作用已相对下降，不会过于直接和激烈，往往会以附和美国的对伊政策的形式出现。

结  语

伊朗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历史上长期的辉煌、屈辱以及不安全的经历沉淀而成的复兴梦想，是伊朗崛起诉求的持久动力和目标，伊朗现有的国力基础和资源潜力为伊朗的自主性地区崛起提供了可能。进入21世纪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始自2010年底的西亚北非变局，已经使伊朗崛起成为常规性地区强国，目前正向着自主性崛起的目标推进。核导武器是伊朗自主性地区崛起的保障性条件。目前伊朗的导弹能力已达到较高水平，核计划也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离研制出具有否决性威慑作用的核武器还有一定的距离。伊朗的自主性地区崛起存在着国内外的制约因素。相比之下，外部因素是制约伊朗自主性地区崛起的决定性因素。其中，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态度又最为根本。当前阶段，外部对伊朗崛起的阻抑主要体现在伊朗核问题上。对此，国际制裁、军事打击和政权颠覆是三种可能途径。但从现有情况分析，各种情况都不能确保成功阻止伊朗核事业。甚至从长远看，即使美以方面通过军事手段摧毁伊朗的现有核能力，仍不能阻断伊朗继续发展核武能力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朗终究是要现其自主性地区崛起目标的。因为，在伊朗看来，“伊朗是中东的中国。正如远东没有中国便没有政治意义，中东没有伊朗便不会在世界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