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16 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启动阶段, 世界以白银货币为媒介日渐连为一体, 波斯正是全球白银供应链的重要一环。 白银危机是 17世纪世界危机的重要特征, 白银货币短缺贯穿萨法维王朝始终, 随时间推移日渐恶化, 构成制约王朝发展的结构性变量。 萨法维王朝白银货币短缺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形成是国内外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根植于国际经贸体系的变革, 因地区关系的变迁而恶化。前现代社会对货币性质和功能固有认知的局限, 加速了萨法维王朝晚期的财政问题。 白银货币短缺给萨法维王朝经济社会、 内政外交、 宗教信仰打下了独特烙印, 深刻塑造了 18 世纪波斯的地缘政治格局, 揭开了近代波斯向现代货币体系艰难转型的序幕。  

关键词: 波斯 萨法维王朝 货币短缺 白银货币  

白银货币的铸造与流通是世界诸文明交往的强力印记。 波斯拥有 2500 多年白银货币铸造和使用的历史, 阿契美尼德王朝 (公元前 559—前 330 年) 时期, 大流士一世 (Darius I) 承袭了吕底亚 (Lydia, 公元前 7 世纪—前 546 年) 货币制度, 打制 “舍克勒” ( Shekel)  银币在波斯境内流通。 萨珊王朝 ( 224—651 年) 时期, 波斯上承希腊化安息帝国 (公元前 247—公元 224 年) “德克拉马” 银币 ( 希腊语: Drachma; 波斯语: Diram) 制度, 下启阿拉伯帝国 ( 632—1258 年) “第尔罕”银币 (阿拉伯语: Dirham) 制度。 萨法维王朝 (1501—1722 年) 是波斯货币史发生 重要转折的时期, 首先是波斯银本位货币体系自 1336 年崩溃后 再次统一, 其次是白银在全球范围内的空前流动不可逆转地推动 了波斯白银货币化进程。 这意味着白银在波斯市场交易中广泛应 用以及国家经济对白银高度依赖。 因此, 多种因素作用下, 白银货币短缺问题造成了远大于以往的历史影响。 此外, 该时期波 斯白银货币短缺问题超越了传统国家范畴, 成为地区性乃至全球 性经济问题。 白银货币的流通历史性地成为衡量一国货币体系、 经济体系稳定性的重要标志。 萨法维王朝国祚 222 年, 被著名学者希提 (Hitti) 称为 “穆斯林波斯最光荣的土著王朝” 。该王朝货币制度经历了从分裂到统一再到崩溃的多重演变, 结构性白银货币短缺则是贯穿始终的经济难题, 它是从货币视角对近现代世界文明交往历史的再审视, 对于解剖波斯经济演进及其与世界 经济的共振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是围绕金钱运转的, 对近代历史影响最大的当属地理 大发现带来的美洲白银。”  在 17 世纪, 美洲新发现的白银约有 74%输入到欧洲, 其中 40%又转运到亚洲。 17 世纪全球性白银 危机在亚欧大陆各国引起普遍而剧烈的变动, 欧洲诸国陷入三十 年战争, 东亚和西亚诸大国均不同程度陷入经济危机。波斯作 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同样受到 “17 世纪危机 的冲击。 但，相较对 17 世纪欧洲、 东亚诸国经济的研究, 同期波斯经济问题较少受到学界关注。 正如冀开运教授指出的那样, 经济研究是中国伊朗学最薄弱的领域, 而货币问题则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讨论。过往的研究在探讨萨法维王朝衰落这一重要问题时, 多 从政治视角出发, 将其归咎于王朝的腐败与剥削、 国王昏庸抑或部族势力的重新崛起等因素, 却缺乏货币视角的深入解剖。 实际上, 萨法维王朝的货币危机是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各国经济危机的一个缩影, 货币问题作为经济研究的切入点, 是萨法维王朝 政治问题的逻辑延伸。 白银货币短缺则是研究近代伊朗经济问题 的立足点, 针对萨法维王朝的个案研究, 不仅可以从经济视角解释王朝灭亡的深层原因, 也有助于从全球视角综合审视欧洲和亚洲危机的内在联系, 扩展古丝绸之路研究的视野。 “ 17 世纪危 机”是16 世纪经济全球化启动以来东西方交往受到的第一次大冲击, 全球贸易的性质和形势在百年内发生了剧烈变化。 白银货币短缺迫使西方各国推行重商主义政策, 在试图建立贸易优势的同时阻止货币流出, 萨法维王朝在面对白银货币短缺时的认知和 反应就成为影响波斯发展的重大问题。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参考夏尔丁 ( John Chardin) 、 赫尔伯特 (Thomas Herbert) 、 坎普菲尔 ( Engelbert Kaempfer) 和 傅兰雅 ( John Fryer) 等著名西方旅行者关于萨法维王朝宫廷和 经济状况的游记手稿, 同时比照同时期奥斯曼帝国与莫卧儿帝国的货币政策的研究成果,系统解析萨法维王朝白银货币短缺问题的由来、成因及其历史影响, 探究 17 世纪全球经济形势变化 与萨法维王朝衰落的内在逻辑, 为深入研究萨法维王朝乃至伊朗历史提供一种新的分析理路。

一、 萨法维王朝白银货币短缺问题的历史演进

萨法维王朝的白银货币短缺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王朝的建立和战乱时期 ( 1501—1587 年) , 白银货币短缺问题已经出现, 但影响有限; 在阿巴斯盛世时期 ( 1587—1629 年) , 王朝货币需求随商品经济发展日趋增长, 为萨法维王朝晚期货币危机埋下隐患; 在王朝的式微与解体时期 ( 1629—1722 年) , 地区性货币短缺效应加速向波斯传导, 最终演化成白银货币危机, 冲击了波斯原有货币体系, 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一)萨法维王朝初期白银货币短缺的出现 (1501—1587 年)

萨法维王朝以银本位为主要特征的货币体系可以追溯到伊尔汗国 ( Ilkhanate, 1260—1355 年) 时 期, 银 币 迪 拉 姆 ( Diram) 是该时期波斯境内主要的流通货币。 伊尔汗国末期, 波斯银本位 货币制度随政治分裂趋于崩坏。 萨法维王朝建立在白羊王朝 (Aqquyunlu, 1378—1502 年) 和帖木儿帝国 ( Timurid Empire, 1370—1507 年) 疆域的基础上。 在确立统治初期, 其大致沿袭了前朝的货币体系, 分别在波斯东部和西部实行不同的货币政策, 直到沙阿 ( 在 波 斯 语 中 意 为 国 王) 伊斯玛仪二世 ( Ismail II, 1576—1577 年在位) 统治时期, 波斯东西部货币体系才初步统一。 16 世纪早期, 波斯白银货币短缺问题就已显露端倪。 萨法维王朝初期, 区域经济的壁垒随着波斯东西部的重新统一而消除, 帝国经济在疆域整合后取得新发展。 然而, 16 世纪初期是地理大发现的起步时期, 美洲白银尚未涌入欧洲, 因而流入波斯市场的欧洲白银十分有限。 经济发展刺激了波斯市场的货币需求, 但是货币供给的增幅却较为有限, 这是萨法维王朝初期白银货币短缺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 战争是波斯货币短缺的另一诱因。 波斯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以及因此引发的后者的经济制裁导致波斯货币账户时常入不敷出。 1514 年, 查尔迪兰战役 ( Chaldiran Campaign) 爆 发, 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 ( Selim I) 对波斯实行了长达七年的贸易禁令, 使得流入波斯的货币减少。伊斯玛仪一世 ( Ismail I, 1502—1524 年在位) 被迫在 1517 年进行铸币减重, 应对危机。苏丹苏莱曼大帝继任后, 于1530年、1536年两次对波斯实行贸易禁令, 塔赫玛斯普一世 ( Tahmasp I, 1524—1576 年在位) 同样通过减轻铸币标准重量来缓解危机。16 世纪后期, 地中海经济圈周期性货币危机和萨法维王朝第二次内战 ( 1576—1587 年) 交织在一起, 使得波斯货币供求矛盾开始激化。 1566 年, 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去世, 继位的塞利姆二世 ( Selim II) 将阿克币的含银量标准减少12%。1570—1573 年, 奥斯曼帝国和威尼斯爆发战争, 直接引发了1572 年奥斯曼帝国与波斯的贸易危机, 从奥斯曼帝国直接流入波斯的货币随之减少。针对奥斯曼帝国的货币贬值政策, 塔赫玛斯普一世采取竞争性贬值政策。尽管在短期内, 贬值策略可以促进白银货币流入本国, 使波斯在和奥斯曼帝国的货币博弈中取得相对优势, 但是过度贬值损害了国家原有的货币体系, 导致该时 期波斯财政状况明显恶化。

到胡达班达 (Khudabanda, 1577—1587 年在位) 时期, 波斯财政每况愈下。 1580 年前后, 整个地中海经济圈普遍陷入货币危机。随着第二次内战爆发, 波斯经济危机在 16 世纪 80 年代达到顶峰。 1584—1585 年, 奥斯曼帝国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白银货币危机, 为阻止其境内货币进一步流入波斯, 苏丹穆拉德三世 (Murat III) 宣布将阿克币贬值 44%, 强化东部边境造币厂的检查和铸币职能, 奥斯曼边境造币厂铸币量达历史最高。1586 年, 为应对奥斯曼帝国恶性货币贬值引发的短缺问题, 胡达班达被迫将皇室金银饰器敲碎以分发给驻军。 与此同时, 欧洲诸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周期性货币危机并未在短时间内平息, 进入 17 世纪后, 周期性货币危机波动频率反而变大, 这为萨法维王朝晚期的货币危机埋下伏笔。 奥斯曼帝国白银货币短缺困境一直持续至 1650 年前后, 除伊斯坦布尔和开罗造币厂外, 其余造币厂均破产倒闭。 奥斯曼本国银本位货币体系最终崩溃, 意味着奥斯曼帝国再也无力发行流通全国的官方货币, 欧洲诸国货币成为奥斯曼帝国流通货币。 与此同时, 大多数欧洲国家白银货币短缺问题愈发严重, 波斯货币问题的外部环境持续恶化。

(二)阿巴斯一世改革与白银货币短缺的缓解 ( 1587—1629 年)

16 世纪末, 尽管亚欧大陆白银货币短缺问题日益加重, 但此时亚欧国家间贸易模式仍未发生根本转变, 阿巴斯一世垄断丝绸和打制新银币的政策发挥作用, 缓解了波斯的白银货币短缺状况。 1587 年 10 月, 不满 17 岁的阿巴斯一世加冕称帝, 是为萨法维王朝历史的一大转折。 16 世纪最后十年, 阿巴斯一世占领里海 南岸的丝绸产区, 对亚美尼亚人实行强制迁徙政策, 保证了丝绸产区的生产秩序, 缓解了波斯白银货币短缺困境。 波斯再度实现政治统一后, 阿巴斯一世于 1598 年迁都至伊朗高原中部的伊斯法罕, 为波斯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实现贸易繁荣奠定了基础。

阿巴斯一世完成了一系列经贸和币制改革, 缓解了波斯白银货币短缺的程度。 为刺激经贸发展, 他实行民族迁徙政策, 重用 少数民族精英, 垄断波斯境内的丝绸贸易。 1604 年, 阿巴斯下令将在首都南郊新建焦勒法区作为新迁入亚美尼亚人的聚居区。1630 年前后, 该区亚美尼亚人总数已超过 3 万。亚美尼亚人长 期居住在波斯北部边境地带, 长于过境贸易, 精通货币与金融事务, 迁居首都的亚美尼亚商人成为帝国官方商贸代理人和金融业掌控者。 17 世纪, 丝绸贸易成为波斯香料贸易的替代品,丝绸出口激增缓解了波斯白银货币短缺问题。1619 年, 阿巴斯一世开始实行丝绸专卖,亚美尼亚人垄断了生丝在原产地和首都间的运输, 欧洲人只能从首都购买丝绸, 他们需要为每担丝绸支付 12 土曼税费外加 4 土曼加工费。通过丝绸垄断, 阿巴斯一世掌握了过境贸易的话语权。 1619 年, 在伊斯法罕的丝绸拍卖会上, 亚美尼亚商人以每担 50 土曼的价格竞标成功, 其余竞价者报价均未高于 43. 2 土曼,英国人谋划罢工, 试图迫使沙阿降低售价, 但无果而终。 17 世 纪 20 年 代, 波斯生丝产量超过 1000 吨,欧洲市场上 86%的丝绸制品来自波斯。阿巴斯经贸改革效果显著, 贸易顺差以现金形式流入国库。 据估计, 阿巴斯一世统治末期, 宫廷岁入达 35. 7 万土曼, 主要来自丝绸、 棉花贸易和关税。

在货币领域, 阿巴斯一世于 1591 年引入新版阿巴西币 ( Shahiye-abbasi) , 新币在波斯全境通用。 随着帝国政治和经济版图统一, 货币改革成效显著, 极大缓解了王朝初期的白银货币短缺问题。 新币成色良好, 此后的 70 年, 波斯全国各地都流通着阿巴西币。赫尔伯特记载了中央造币厂的生产过程: “造币厂位于 伊斯法罕广场的最北侧, 币厂第一天铸银币, 第二天铸金币, 第三天铸铜币。”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阿巴斯一世在位时, 波斯货币短缺有所缓解, 但仍然存在个别的货币短缺情况。 1623 年, 阿巴斯一世在远征巴格达期间, 被迫用皮革货币支付前线军队工 资, 并允诺战后将其兑换成银币。

然而, 阿巴斯一世改革在缓解波斯白银货币短缺问题的同时, 也严重破坏了波斯原有的经济架构和市场秩序, 为未来更严 重的货币短缺埋下了伏笔。 在金属货币时代, 过度的白银货币化具有危害性。 大量白银涌入加速了波斯商品货币化进程, 显著刺激了波斯市场的货币需求。 一旦白银流入衰竭, 波斯将出现更严重的危机。 阿巴斯在位 40 余年间, 波斯城市化率创下新高,城市化在刺激城市货币需求的同时, 将更多农村地区纳入波斯的货币体系, 货币危机效应也从城市外溢至农村。

(三)萨法维王朝晚期的白银货币危机及其银本位货币体系的崩溃 (1629—1722 年）

17 世纪早期, 外部白银的流入未能在根本上解决波斯白银货币短缺问题。 此后, 欧洲各国因价格革命致通胀剧烈, 减少了欧洲人对亚洲奢侈品的需求。 1626 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 (VOC) 出现资金周转困难, 1628 年, 荷波商贸条约因荷兰缺乏资金而未能生效。 欧洲需求疲软削弱了波斯的贸易优势, 萨菲一世 ( Safi I, 1629—1642 年在位) 登基后被迫废除丝绸专卖, 这是对阿巴斯一世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 丝绸收入锐减使得波斯再次陷入慢性货币危机。

在丝绸需求减少的同时, 欧洲人开始尝试将波斯货币外运。 1643 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波斯向南亚次大陆输出黄金和白 银, 并将此举常态化。“ 荷兰独占了阿巴斯港 ( Bandare Abbas) 贸易, 每年带走价值 5 万土曼的丝绒、 生丝、 地毯和大量金银货币。”1643 年后, 英国东印度公司 (EIC) 亦无丝绸购买记录, 丝绸收入锐减使得流入波斯的货币进一步减少。 为了遏制货币流出, 1644 年, 波斯颁布禁止货币出口的法令, 但效果并不理想。 尽管大维齐尔 (大臣或宰相) 穆罕默德·贝格 (Muhammad Beg) 在 1657 年重申金银出口禁令, 但 1658 年, 荷兰人私下运出金银总额达到历史最高值 150 万弗洛林。荷兰人货币外运的举措一直持续到 1683 年, 那时波斯市面上已经没有相对足值、成色较好的阿巴西币。

萨法维王朝后期的货币危机具有强烈外生性, 随时间推移, 王朝愈发无法通过协调内部关系应对危机。 17 世纪中叶前后, 波斯的命运和世界的脉搏隐秘地联系在一起。 欧洲经济危机在短时间内就会沿着白银贸易链传导至波斯。 与此同时, 美洲流入亚欧 大陆货币总量的增加导致国际银价大幅下跌, 波斯的银矿开采和 铸币成本甚至高于国际银价, 因而变得无利可图, 许多造币厂因此倒闭,矿山开采计划也因国际银价暴跌而夭折.

阿巴斯二世 ( Abbas II, 1642—1666 年在位) 统治早期, 货币短缺仍在持续。1644 年货币改革减轻了阿巴西币的标准重量, 但由此增加的货币数量无法弥补货币外流造成的损失。 1650 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波斯输出货币总额已达 1643 年的四倍多。1652 年, 荷兰暂停进口波斯的生丝, 并加速从波斯运出白银。 更重要的是, 为减少对波斯的商品依赖, 荷兰决意将丝绸业务转移 至孟加拉 (Bengal) 。 17 世纪末, 孟加拉成为荷兰最大的丝绸生 产基地。到阿巴斯二世统治晚期, 在周边国家货币危机和禁令的冲击下, 波斯货币状况持续恶化。 17 世纪 60 年代, 印度处于严重的白银货币危机中, 特别是在其内陆地区, 造币厂库藏枯竭。 奥斯曼帝国货币危机也在持续发生, 1660 年前后, 奥斯曼帝国倒退回铜币时代, 市面上的银币均为欧洲银币 (Groschen),所谓银币也只是被欧洲人在表层镀银的劣币。大量劣币自奥斯曼帝国流入波斯, 严重扰乱了波斯货币秩序。 到 17 世纪 80 年代, 奥斯曼帝国的铜币储备也已耗尽。1656—1663 年, 俄国铜币泛滥, 铜质戈比 (Kopeck) 取代了银质戈比, 卢布 (Rouble) 随之 迅速贬值。 日本同样陷入银荒, 被迫于 1668 年颁布白银禁令。 外部条件的恶化加剧了波斯货币短缺。 无论是货币减重, 还是引入新币五沙希币 ( Panj Shahi) , 都 无法缓解波斯白银货币短缺。 1653 年, 波斯境内饥荒和通货膨胀并存, 穆罕默德·贝格任首相, 他曾担任伊斯法罕造币厂试金主计长 (Mu􀆳ayyer al-mamalek) , 对货币有着独特见解。 上台之始, 贝格着重整顿财政。 他重申金银外流禁令, 并参与中央关于阿巴 西币减重 5%—10% 的秘密决策。 总体而言, 阿巴斯二世晚期, 白银货币短缺尚处可控范围, 未转化为严重经济危机, 中央尚能 通过货币政策维持帝国货币体系稳定。

然而, 至沙阿苏莱曼 ( Sulayman, 1666—1694 年 在 位) 时期, 波斯白银货币外流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 该时期, 货币禁令和减重政策已经失效, 波斯经济状况持续恶化, 最终酿成全国性经济危机。1669 年, 急于巩固统治的沙阿苏莱曼任命谢赫·阿里汗（Shaykh Ali Khan）为大维齐尔，赋予其前任从未有过的实权。上任后，阿里汗废除了白银禁令，转而在首都设立贸易检查点，向运往波斯湾出口的白银征税5%，同时对全体臣民苛以重税。阿里汗的政策立竿见影，短时间内为国库新增15万土曼收入，但残酷的封建剥削同样耗尽了波斯的民间储备。17 世纪70年代，波斯货币政策最终走向失灵。1677年，夏尔丁离开波斯时，市场上已很难看到金银。 波斯市面上的银币供给接近枯竭，银本位货币体系几近崩溃。

事实上，17世纪全球经济和贸易模式的改变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白银流向中国和印度，中印相较于波斯而言，贸易优势更加明显，因而一直处于出超地位。在当时波斯既定经济框架与全球经济模式下，任何政策都无力改变白银流向中国和印度的世界大趋势。持续性货币外流和短缺的后果之一是波斯市场劣币泛滥，劣质的马穆迪币（Mahmudi)逐渐取代了优质的阿巴西币。根据格雷沙姆法则（Gresham's Law，指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劣币因其套利空间小被投放到市场，各国商人们将含银量高的良币运往印度寻求更高的利润，该时期印度部分地区银本位确立，拉动了白银在印度的需求与价格。波斯货币质量每况愈下，"劣币在全国流通，不久之后就会有造币者模仿……劣币击垮了所有坚持诚信铸币的人"。胡韦伊扎造币厂（Huwayza Mint）是马穆迪币的唯一生产地，其在17世纪70年代的繁荣正是波斯劣币泛滥的写照，币厂买入优质的阿巴西币，将其制成成色很差的马穆迪币后投入到波斯市场，波斯全境为劣币淹没。

波斯的白银货币短缺在1684年达到顶峰。在首都伊斯法罕，市民抗议，商人罢市，亚美尼亚人认为伊斯法罕的铸币质地很差，已经不能用于交易。货币市场极度紊乱，阿巴西币失去信用，已不再具备流通功能，所有市场交易都被迫停止。萨法维王朝不得不打造新币，但伊斯法罕造币厂却毫不顾忌地将劣币和良币掺杂在一起打制。含银量约为1.25马穆迪的阿巴西币（标准含量65%）此时已经溢价到2.5马穆迪，荷兰人终止用阿巴西币支付的交易。据坎普菲尔回忆："为应对危机，1684年2月，沙阿苏莱曼打开国库，却意外发现价值3万土曼的贮藏中只有1%,即300土曼是真实存在的货币。"针对1684年货币危机，波斯曾禁止臣民前往奥斯曼帝国，防止其将奥斯曼劣币带回国内。此外，波斯曾打算打制新币应对货币信用危机，但在格雷沙姆法则下，任何成色良好的新币最终都会被劣币取代，新币构想最终流产。尽管萨法维王朝主观上想借助干预手段解决危机，但客观而言，前现代国家的经济干预手段很难达到政策初衷，针对货币市场的干预更是如此。1684年货币危机标志着波斯官方银币基本退出流通市场，银本位货币体系最终崩溃。对于市场而言，尽管货币市场上仍有个别成色欠佳的马穆迪币和阿巴西币继续流通，但其效用已大打折扣，无法自由流通和兑换。因为一般商家都拒绝接受大额且流通困难的金币，铜币又是最易获得的金属货币，因而银币作为波斯主要流通货币的地位被铜币取代，波斯在事实上进入"铜币时代"。铜币作为贱金属充斥市场，进一步阻碍了货币流通和市场效率；对于宫廷而言，他们会低价收购市场上不被认可的黄金，同时保存好国库里的黄金和旧阿巴西币，以免流向市场。货币危机剧烈冲击了波斯货币体系和社会经济结构，世界市场的每一次波动都会刺激波斯敏感的经济神经，萨法维王朝剩余的年份都在频繁的市场动荡和流通危机中度过。

沙阿苏尔坦·侯赛因（Sultan Husayn,1694-1722年在位）统治时期，波斯货币含银量进一步下降，造型更加简陋。自 1684年萨法维王朝放弃新币打制以来，其对货币短缺问题自始至终束手无策，对货币外流与劣币泛滥的局面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因而在侯赛因统治时期，波斯货币问题的变动始终在货币体系崩坏的框架内运行，未出现根本性变化。加之侯赛因时期的史料与游记十分有限，因为有关该时期货币问题的详细记载较少。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混乱的货币秩序最终成为萨法维王朝灭亡的重要诱因。萨法维王朝晚期的货币危机既是货币短缺的原因，也是货币短缺的结果，两者相生相伴，构成了萨法维王朝灭亡的长期性因素。慢性的货币短缺困境使波斯既有的经济结构更加脆弱，最终腐蚀了波斯的社会肌体，消磨了波斯社会最后一丝抵抗力。正如1722 年伊斯法罕陷落表现出的那样，敌军兵不血刃便拿下城池，正是因为饱受慢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强大的萨法维王朝在来自阿富汗的部落军面前彻底失去了抵抗的资本。伴随着萨法维王朝的灭亡，波斯最终退回到落后的"铜币时代"。

二、萨法维王朝白银货币短缺问题的成因

贯穿萨法维王朝历史一个多世纪的白银货币短缺给波斯经济体系造成了致命打击，其困境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产物，而是内外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国际、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促成17世纪萨法维王朝的白银货币危机。

（一）国际货币和经济体系加速演进

17世纪是初步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危机表现出一定的共时性。该时期，以白银为媒介的世界贸易链初具雏形，这是波斯银本位货币体系受到强烈外部冲击的前提条件。以过境贸易为主要业务的波斯同时受到世界市场供求两端的制约，构成全球贸易链的被动环节，这种被动性在阿巴斯一世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后变得愈发显著。

全球经济贸易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市场竞争白炽化，最终造成国际白银供应链断裂。17世纪，整个欧洲战争频仍，各国货币需求激增，由此衍生出来的重商主义理论鼓励政府限制货币外流，争夺亚洲的贸易优势。即便是在阿巴斯一世时期，波斯的贸易优势也非常有限，实际上，欧洲人用金银货币直接支付货款的比重很小，更多采用信贷和以物易物的形式进行交易。根据17世纪20年代新订立的贸易协议，英国与荷兰商人购买波斯丝绸只需用金银支付25％的货款。此后，欧洲商人致力于在孟加拉建立生丝产区，波斯丝绸贸易优势大减，波斯贸易地位逐渐从出超变为入超。17 世纪中后期，亚欧市场最终完成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波斯作为卖方失去了产品定价权，欧洲对亚洲产品的需求是动态的，而亚洲对欧洲产品的需求是疲软和被动的。过境贸易国在国际贸易模式变迁过程中受到的冲击最大，波斯在加速演进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地位。

国际货币体系加速演进进一步挑战和牵制了波斯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亚当．斯密注意到，从1570-1640年的70年内，世界银价持续下跌，并在1636年前后触底，这对世界各国冲击巨大。欧洲是美洲白银的直接输入地，价格革命与白银贬值受到直接流入欧洲白银数量的影响，因而欧洲各国白银货币短缺问题具有内生性，白银价格下跌并不会直接影响美洲殖民地白银输入。然而，白银价格下跌对于波斯和奥斯曼等国的冲击具有外生性。白银价格下跌和按照白银市场价计算的通货膨胀造成了波斯、奥斯曼白银生产利润率的下降，从而导致了这些产地白银生产的凋敝。例如 1640年，奥斯曼巴尔干地区的造币厂因银价下跌纷纷倒闭。17世纪，波斯造币厂数量呈减少之势。对波斯而言，由于受到国际银价强力牵制，本国银矿开采成本高于国际银价，因而中央无法通过挖掘国内资源和开源节流等内部政策应对白银货币危机，波斯只能被动面对全球货币危机，无法主导本国货币市场命运。

国际市场对波斯的冲击还体现在白银货币短缺的传导效应上。由于欧洲诸国疯狂购买东方奢侈品，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和印度。因而从 17 世纪开始，欧洲普遍白银货币短缺，劣币泛滥，"差不多整个欧洲大陆都遭遇了类似的货币灾难，各大商埠（特别是地中海沿岸的）像躲避瘟疫一样，力图摆脱这种灾难"。欧洲货币危机沿奥斯曼帝国传导至波斯。危机传导初步体现在17 世纪 40年代，波斯在废除丝绸专卖后，其货币危机与奥斯曼帝国货币危机高度同步，奥斯曼帝国的货币危机在五年内便传导至波斯，引发波斯的货币危机。国际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日益将西边各国的货币危机传导至波斯。游走在安纳托利亚商路的亚美尼亚商人最先吃到苦头，为了不空手而归，他们被迫接受奥斯曼境内流通的不足值劣币，并将其带回波斯。随着国际货币危机加速传导，波斯货币危机的频率和强度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波斯与奥斯曼边境的胡韦伊扎地区，大量欧洲劣币经奥斯曼流入波斯造币厂，更为劣质的马穆迪币由此流向波斯全境。在国际经济体系的被动链上，白银货币短缺和格雷沙姆法则相生相伴、恶性循环，波斯货币市场的外部环境急速恶化。

（二）地区贸易和政治形势的变迁

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两大邻国的货币与政治状况与波斯的货币问题息息相关。莫卧儿帝国作为波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波斯白银货币短缺影响较大。自16世纪开始，对莫卧儿帝国的贸易逆差一直是波斯经济危机的结构性变量。波斯为弥补其贸易赤字，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每年需向莫卧儿帝国输送巨量货币，特别是银币，波斯湾与南亚之间的"白银路线"由此形成。16世纪晚期，莫卧儿帝国成为世界第二大金银货币进口国，仅次于中国。迟至16世纪末，莫卧儿帝国商人已经在波斯初步建立起商业网络，17世纪，他们主导着两国贸易。莫卧儿帝国商人在波斯的势力于17世纪中期达到顶峰，仅伊斯法罕一地就有约1.2万名莫卧儿帝国商人从事货币出口生意。据估计，17世纪下半叶，全球金银总量的35％出口到东方，其中15％流入南亚次大陆。 即便如此，莫卧儿帝国货币市场仍然存在较大缺口。由于波斯银币官价长期低于印度，将其走私至印度变得有利可图，为此，沙阿苏莱曼曾于 1670年宣布禁止欧洲人从阿巴斯港外运波斯货币。然而，禁令作用十分有限，1670年后，莫卧儿帝国全境卢比银币严重短缺，加速了其对邻近波斯市场货币的"虹吸效应"。"印度商人像吸血鬼一样，把波斯所有的金银都吸出来，送往印度。"⑦阿巴斯一世曾尝试减少对莫卧儿帝国商品的依赖，通过打造勤朴的形象，号召臣民减少奢侈品消费，同时尝试引种棉花，以减少对印度棉的需求。然而，历任沙阿扭转对莫卧儿帝国贸易逆差的尝试都没有改变白银从波斯流向南亚的现实，垄断黎凡特凡特商路的亚美尼亚人始终未能主导对莫卧儿帝国的贸易，反而使南亚孟加拉地区承接了波斯生丝产业的转移。因此，对莫卧儿帝国贸易逆差一直是波斯财政的一大隐患。

财政危机是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一种常态，奥斯曼帝国的货币危机及其货币政策直接影响了波斯的货币政策。奥斯曼帝国是波斯最强大的邻国，波斯在人口、疆域和经济影响力上均不及奥斯曼帝国，因此只能被动适应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政策。伴随着1640年奥斯曼帝国阿克币贬值33%，阿巴斯二世被迫在1644年进行货币改革，并在1648年宣布打制新的五沙希币，其实质是货币贬值，阿巴西币含银量减少20%。根据现存阿巴斯二世时期银币抽样结果来看，阿巴西币的实际含银量大多只有标准的70%-80%,这意味着阿巴西币的贬值幅度与阿克币大致相当。由此可见，在奥斯曼遭遇货币危机并采取贬值性措施后，波斯只能被迫贴近奥斯曼的货币政策以缓解危机。王朝频繁调整货币政策，与其说是波斯的国家旨意，不如说是波斯被动应对地区局势变化的权宜之计。

此外，波斯丧失波斯湾控制权导致波斯商业利润减少，加速其货币外流。萨法维王朝对波斯湾政治经济权力的掌控根源于特定历史时期。从根本上说，波斯湾政治博弈缘起于海权时代，历史上，波斯湾并非地缘政治的博弈场域。17世纪初，阿巴斯一世借助地缘优势，收复贡姆（Camarong)等地，通过对国内丝绸贸易的垄断，在波斯湾的权力博弈中拔得头筹，坐收英国、荷兰和法国商贸竞争之渔利。萨菲一世废除丝绸专卖后，波斯地缘经济呈现出向内陆收缩的态势，无暇顾及海湾事务，波斯人逐渐与海湾商业利润无缘。欧洲国家则利用波斯湾的枢纽地位，强化本国同远东殖民地的经贸联系。学者萨沃里（Savory）认为，荷兰通过多边贸易，最终建立起波斯湾贸易霸权，"荷兰商人的资本不会立即回到源头（本国），而是永久地在亚洲流通，他们持续在每一段贸易中获利"。"海上马车夫"荷兰不像波斯，为维护商路需要额外投入大量资本，"所有业务都不需要消耗荷兰资本，只需要荷兰船只便可实现"。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波斯湾事务不是其沉重的政治包袱，而是开拓亚洲新兴殖民地市场的附属品。西欧远洋贸易的蓬勃兴起有效填补了波斯湾政治真空，1664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和1679年法国领事出现在巴士拉标志着法国全面介入波斯湾事务。17世纪末，英、法、荷三国通过协议媾和，共同接管了波斯湾﹣印度洋事务。在控制海湾事务的同时，欧洲人积极参与波斯货币外流的行动。1658年，荷兰人将价值150万弗洛林的阿巴西币运往印度。除了阿巴斯港和孔格港(Bandare Kongue）的微薄关税外，波斯不仅失去了波斯湾的制海权，更失去了将巴士拉经济圈与沿海地区有机融入波斯经济圈的良机，未能将波斯市场进一步扩大。

（三）萨法维王朝不当的国家干预

前已述及，由于17 世纪亚欧大陆白银货币短缺普遍存在，各国旨在进行广泛经济和政治干预的货币政策难以奏效。然而，萨法维王朝作为封建王朝，对货币的固有认知具有局限性，在货币短缺的情况下，王朝不当的干预进一步扰乱了市场秩序，弱化了王朝的危机处理能力。王朝的干预主要有三种形式：经济干预、贸易干预和货币囤积。

相较于帖木儿时期，萨法维时期波斯的国家干预程度显著提升。阿巴斯一世是波斯经济干预主义的奠基者，首都伊斯法罕正是其干预主义的产物，其人口在17 世纪前70年里增长了 12。然而，阿巴斯盛世并非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大量非生产性质的人口实质是古代农业社会的沉重负担。阿巴斯改革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破坏了既有的王朝结构。历史上，政治和军事因素对中东城市影响较大，它们既可以加速城市建设，也可以打断城市的发展进程。过度城市化和商业化导致波斯原有经济结构和人口分布被打乱，波斯自身造血能力严重不足，城市扩张需要资金，更多私有土地和国家土地（Mamalik) 被划为皇室土地（Khassa)，竭泽而渔的土地和财经政策破坏了王朝原经济基础，税基大幅缩水。米诺斯基估计，17世纪法国人口是波斯的两倍，但其税收比波斯高十倍。萨法维王朝时期，波斯呈现出"强国家、弱社会"和"强中央、弱地方"的政治经济趋向，国家与地方和社会基层的鸿沟加大，社会基层抗风险能力减弱，地方一旦无法满足首都的货币需求，货币危机就会爆发。

贸易干预是萨法维王朝封建干预的第二种形式。一方面，王朝大力干预对外贸易，甚至违背商业条约，干扰正常贸易。依据赫尔伯特记载，阿巴斯一世"早已注意到驿站的外国商人，有时他会使用一些诡计，以获得自己想要的价格"。根据波斯与英国在1628年签订的商业协议，英国本可以获得阿巴斯港一半的关税，然而英国人一分都没有得到，为此傅兰雅希望英国人离开阿巴斯港，换一个地方驻扎，以表达对王朝不当干预的不满。另一方面，王朝借助亚美尼亚商人贯彻其旨意。沙阿授予亚美尼亚商人在首都以外地方的贸易通行权和外贸权，借助亚美尼亚人将中央的意志贯彻到全国各地，实现对地方经济的干预。在首都，亚美尼亚商人的经济活动则受沙阿严密管控，"税收和财务归沙阿总管，亚美尼亚商人死后，阿巴斯一世会继承他们的财产和他认为一切好的东西，没有人敢反对"。然而，阿巴斯改革最终抑制了帝国境内其他形式的资本积累。亚美尼亚人垄断波斯经贸以牺牲全国各地利益作为代价，特别在危机年份，他们只会设法规避官方管控。尽管他们从中获得了巨额收益，但波斯作为一个整体损失惨重，其货币严重贬值。

货币囤积是萨法维王朝封建干预的第三种形式。国库是衡量王权的重要标尺，囤积金银货币成为萨法维王朝的基本价值追求。宫廷和少数精英控制了大部分社会财富，他们将大量流通在市场的财富贮藏起来，加剧了波斯流通领域的货币危机。货币囤积主要以三种形式消耗流通货币，一是将白银货币直接贮藏在国库，伊斯玛仪二世在位期间，曾委托人清点国库并造册登记，光金银币贮藏一项就价值超过38万土曼。二是将白银镶嵌在纺织品中，这种隐蔽的囤积形式广泛存在，因此用于制作纺织品的流通白银数量可观且不易估计。依据夏尔丁的观察，"农民们披金戴银，他们穿得好，吃得好，他们的房子都有地毯，这种现象在波斯随处可见"。乌兹别克汗国驻波斯使节在得到数万土曼的酬劳后，将质量上乘的货币镶嵌在衣服中，劣币则投放到市场。三是将白银做成观赏品，例如银盘、银冠、银杯。历任沙阿宫廷内都藏有大量金银饰品，单是苏莱曼加冕仪式上的王冠、长剑和匕首就价值10万土曼。

社会精英同样偏好货币囤积。亚美尼亚人是实现货币进出波斯的主要载体，他们在布尔萨和黎凡特的商业利润通常以白银形式带回国内并囤积起来，而不是投入再生产。亚美尼亚人通过广泛控制造币厂负责人、海事总管和总督等要职，囤积金银货币，以至于宰相萨鲁·塔奇（Saru Taqi）指控伊斯法罕造币厂经理木刺夷．贝克（Mulayim Bek）和巨富穆希布（Muhibb）挪用了超过50万土曼的公款。货币囤积直接减少了市场白银货币流通量，成为波斯市场繁荣的刹车板。在货币危机时期，货币囤积是波斯货币体系崩溃的催化剂，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三、萨法维王朝晚期白银货币短缺问题的多维影响

萨法维王朝的白银货币短缺问题与王朝晚期的衰落甚至灭亡有着密切关联。持续性的货币短缺从经济、内政和军事三个维度冲击着萨法维王朝的统治，逐步瓦解了王朝的统治根基，深刻塑造了波斯近代早期的历史格局。此外，货币短缺还对波斯什叶派的历史发展产生了独特的影响，并促进了萨法维王朝晚期的外交转向。

（一）经济与社会层面

萨法维王朝晚期，白银货币短缺全方位冲击了王朝的经济基础，致使王朝经济日趋"空心化"。货币短缺首先割裂了伊朗高原各部的经济联系，其次恶化了农民的生活处境，最后扰乱了波斯的市场秩序。这些影响延续至阿夫沙尔王朝（Afsharid Dynasty,1736-1796年）和恺加王朝（Qajar Dynasty,1795-1925年）,成为近代伊朗经济转型的一大难题。

第一，加速了王朝经济的碎片化。大不里士经济圈、巴士拉经济圈和伊斯法罕首都经济圈是萨法维时期波斯的三大经济地带，各经济圈以白银为媒介实现了连接。伴随着17世纪40年代波斯丝绸专卖终结，持续性白银货币短缺直接阻碍了波斯不同经济单元间的商贸往来，全国性商贸活动最终让位于地方性、边境型商贸活动。

17世纪40年代，位于波斯西北部的大不里士经济圈率先开始脱离中央经济圈，与奥斯曼经济圈连成一体。在波斯废除丝绸专卖后，其丝绸贸易不必再途经伊斯法罕走波斯湾海路出口，经大不里士到达黎凡特和布尔萨的丝绸商路重新活跃起来。正因为该区域性经济圈商贸的繁荣，萨沃里将安纳托利亚商路比喻为"羊腿上的肉"。1715年，亚美尼亚人将大量生丝运往黎凡特地区出售，不受王朝管制，波斯西北部也因此成为部族反叛势力的温床，经济地带的割裂正是其谋求政治分裂的经济基础。伊斯法罕和巴士拉经济圈的特殊联系根植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巴士拉地区的胡韦伊扎货币马穆迪大量流入波斯货币市场，实质是一条"劣币之路"。尽管萨法维王朝历任沙阿都渴望借助军事占领强化巴士拉与伊斯法罕的经济互动，但结果均不甚理想，波斯始终未实现有效占领。王朝晚期，波斯货币危机日渐严重，投机商人将大量成色好的阿巴西币运往胡韦伊扎打造劣质的马穆迪币，并将其流向波斯其他地方，巴士拉经济圈最终以"劣币驱逐良币，泛滥全国"的形式建立起与王朝的畸形经济联系。随着17世纪90年代后巴士拉经济圈货币危机爆发，王朝西南部与中部的经济联系就此断裂；波斯南部阿巴斯港、拉尔（Lar）等地与首都的联系同样随着丝绸和白银贸易凋敝而断裂。阿巴斯二世在位期间，港口尚能为帝国贡献2.4万土曼的税收，到了苏莱曼时期，税收减少至1万土曼，②1674 年仅有 2700 土曼入账。1684 年货币危机爆发后，短短18年内伊斯法罕至阿巴斯港商路的驿站数减少了一半。持续性的白银货币短缺不仅标志着的伊朗高原不同经济单元的深度裂变，更对未来300年伊朗的经济版图形成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货币短缺背景下，波斯核心地带开始向内陆收缩，新的经济格局逐渐衍生出伊朗人"重内陆，轻海洋"的经济观，它使得近代波斯错失了向世界拓边的机遇。这种意识至今还渗透在伊朗经济的发展规划中，究其近因，本文认为，萨法维王朝后期货币短缺的现实对此观念的形塑至关重要。

第二，恶化了农民的生活处境。王朝晚期的白银货币短缺大大加重了农民的生活负担。17世纪初期，"阿巴斯盛世"加快了波斯白银货币化进程，货币税取代实物税成为波斯农民最主要的纳税方式。"皇室土地的地税分为实物税和现金税，为了缴纳附加税，农民必须先将收成换成货币，之后才能交由财政部门登记。"货币税主要使用银币与铜币缴纳，相较于铜币，银币更易流通，不易受贬值影响，是农民更加偏好的货币。但货币短缺的加剧和劣币的泛滥限制了波斯农民的选择，他们只能被迫使用铜币缴税。然而，地方总督掌握着铜币打制权，加之铜币只能在小范围内流通，因而在每年年末（春分前一个月），所有铜币通常都会发生贬值，农民们只能提前将铜币以低于账面价值的价格卖给地方造币厂，否则手中的旧铜币将在新年过后价值减半，该机制极大伤害了穷苦人民。该政策原本并非每年实行，但随着白银货币短缺加剧而逐渐常态化，这加重了农民的税收负担，苏尔坦·侯赛因时期，农民赋税增加了一倍到两倍。"佃农们需要缴纳基本税、租金、通行费和其他捐税，这意味着农民普遍贫困，他们的收成仅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波斯的农民在萨法维时期遭受着过分的剥削，根据弗兰（John Foran）估计，萨法维时期，波斯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5%-55%,但是他们贡献了波斯帝国83％的税收。

同样是因为货币短缺，阿巴斯一世鼓励农民放弃种植价值低的粮食作物，转而种植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茶叶、生丝、棉花等）。这在短时间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由于白银货币短缺是全球性、长期性难题，随着时间推移欧洲市场对波斯经济作物需求减少，其价格一路下滑，最终损害了波斯农民的利益。此外，大规模改种经济作物致使波斯农民的粮食仓储在灾荒之年变得捉襟见肘，生活水平急转直下，萨法维王朝晚期的天灾均引发致命人祸。苏莱曼执政28年间，波斯至少爆发了九次全国性饥荒。1666年，极寒天气致饥荒肆虐，伊斯法罕物价暴涨，1678年，极寒爆发引发饥荒，导致伊斯法罕至少有七万人被饿死。白银货币短缺最终在"三农"领域引发了一系列次生危机，农民成为货币短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第三，扰乱了波斯的市场秩序。白银货币短缺加剧了波斯货币市场的劣币效应，极大地破坏了波斯原有的市场秩序。根据格雷沙姆法则，越是在货币短缺的情形下，劣币就越具有市场竞争力。胡韦伊扎造币厂的繁荣正是波斯全境货币短缺、市场需求旺盛的结果。17世纪70年代末，胡韦伊扎造币厂常以10%-19%的溢价收购市场上的阿巴西币，将其制成劣质的马穆迪币后抛售。1677年，巴格达总督发现马穆迪币含银量不足法定值的52%，最终枪决了币厂负责人。货币秩序的混乱映射在市场秩序的混乱中，傅兰雅记录了该时期的市场状况，"店主们都把最坏的商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向外国人兜售与图文不相符的产品……厨师们常常挂羊头卖狗肉，售卖病死肉而非新鲜肉"。在白银货币短缺的背后，波斯原有的市场秩序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二）内政层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白银货币短缺深刻塑造了萨法维晚期波斯的政治格局，是王朝政治覆灭的主要原因。货币短缺激化了王朝的土地矛盾，加剧了王朝的政治腐败。

第一，直接促成王朝土地所有权的转化（私有土地和国家土地转化为皇室土地），为王朝的覆灭埋下伏笔。白银货币短缺与波斯土地所有权的转化互为因果，既是造成萨法维王朝晚期货币短缺的重要因素，又是货币短缺困境下萨法维王朝的应对策略。萨法维王朝土地所有权的转化亦是波斯政治决策财政导向性的重要体现，为了克服货币短缺造成的财政困难，萨法维王朝把大量国有土地转化成皇室土地。土地所有权转化的实质正是中央对地方产出的直接占有，大量土地产出将直接流入国库。17世纪50年代是国有土地转化为皇室土地的一波浪潮，1654年经济危机发生后的五年内，呼罗珊（Khurasan)、克尔曼（Kerman）等五个重要省份完成了地权转化，这在短时期内缓解了王朝货币危机，在长时期内则加剧了地方离心倾向。这些被纳入皇室土地范畴的省份正是萨法维王朝覆灭前反抗最为激进的省份，"18世纪初期，克尔曼和呼罗珊人最先揭竿而起并非偶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阿巴斯二世时期激进的土地政策"。萨法维王朝晚期白银货币短缺促成的土地兼并政策最终为王朝覆灭埋下了伏笔。

第二，阻碍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联系，加速了王朝政治腐败。白银货币短缺促进了包税制的出现，加速了王朝的政治腐败。地权转化短期内增加了国家收入，但也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土地单位面积产出减少。然而，在财政导向的政策指导下，中央无视地方财政收入下滑的现实，致使皇室土地逐渐向包税地形式转化，竞价最高者获得土地支配权，长此以往，中央失去了地方控制权，地方事务由贪腐的地方长官掌管。"世界上没有比波斯宫廷更腐败的了。"包税制的漏洞和卖官鬻爵的盛行助长了包税人和各级官吏的腐败，进一步加重了人民负担。包税人往往不熟悉地方政务，为尽快收回税租，他们竭泽而渔，甚至官匪勾结、巧取豪夺。17 世纪 50 年代，原本富庶的法尔斯省长期财政亏空，1668年，总督萨迪克（Sadiq）被抓时，沙阿在其家中搜出超过2万土曼的现金。货币禁令执行不力正是体制性腐败的写照，海事总管一职长期由古拉姆阶层（Ghulam)世袭，他们常对当地人和外国商人进行勒索，并在接受贿赂的情况下，允许荷兰人带走波斯的金属货币。总而言之，货币短缺与王朝命运紧密相连，此起彼伏的货币危机更加凸显波斯政治的脆弱性，只要有零星的国内事件就足以导致萨法维王朝覆灭。

（三）军事和外交层面

就军事而言，白银货币短缺是王朝发动军事征服的重要动因，推动了裁军进程，加速了军队的空心化；在外交层面，货币短缺促成了波斯由"欧洲外交"向"邻国外交"的历史转向。白银货币短缺与萨法维王朝的政治失败与军籍废弛高度相关，是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

第一，加速了裁军进程，军队日益空心化。白银货币短缺促使波萨法维中央削减军费开支，王朝军队质量和数量因此大幅下降，阿巴斯二世统治末期情况已相当严重。1639年，波斯与奥斯曼帝国《祖哈卜条约》(The Peace Treaty of Zuhab）的签订与坎大哈的光复给波斯带来"和平红利"，但也掩盖了波斯军队日益衰颓的现实。在和平年代，军事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萨法维王朝被迫通过削减军事开支缓解货币危机。古拉姆新军薪水丰厚，为了对高昂军事支出进行摊派，王朝规定，新军工资采用汇票形式支付，汇票只能在造币厂和首都兑现。迫于交通不便，士兵们常以票面价值50％的价格出售汇票，这实际上使新军工资大打折扣，其他直接用现金支付的军队工资则由中央决定。

阿巴斯二世时期，大维齐尔穆罕默德．贝格大力缩减军事开支，于1654 年废除总司令（Sepahsalar）一职，紧接着在1655年废除炮兵指挥官（Tupchi-bashi）一职，事实上，阿巴斯一世死后，炮兵部队（Tupchi）早已名存实亡。苏莱曼在阿里汗的支持下，多次对军事开支进行大幅削减，皇家护卫队规模缩至原来的三分之一，军队指挥官离职后不再任命继任者。由于货币短缺，大量从国家领取工资的军队被不同程度地裁撤，由部落供养的临时特遣队和志愿军（Shahsevan）成为常备军的替代品。然而，特遣队和志愿军缺乏系统训练，抽调困难，无法应对突发事件。苏莱曼时期，特遣队名义上有13万人，但能够有效动员的数量却十分有限，1700年后，沙阿手中唯一有战斗力的军队是格鲁吉亚人特遣队。1722年，波斯帝国最终被来自山区的部落军击溃。正是在货币短缺的大势下，萨法维王朝加速裁军，国家军队的空心化最终招致了萨法维王朝的覆灭。

综上所述，萨法维王朝晚期的白银货币短缺问题与王朝的衰落和灭亡高度相关，货币短缺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全方位冲击了王朝的统治根基。白银货币短缺问题生动地揭示了一个与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齐名的伟大王朝是如何突然间倒在阿富汗部落军马蹄下的。

第二，加速了王朝中晚期外交的转向。从远交近攻的欧洲外交转向灵活务实的邻国外交是萨法维王朝中晚期对外交往的显著特征，因为邻国奥斯曼帝国、印度的经济情况与波斯白银货币短缺问题息息相关。维护与邻国的和平关系不仅可以减少军事开支，还能加强对边境货币走私的盘查力度，缓解波斯货币短缺的程度。阿巴斯一世高度重视波斯与欧洲诸国的外交关系，然而，从17 世纪中叶开始，波斯由于面临货币短缺，转而将邻国外交放在首位，通过改善与邻国关系缓解货币危机。邻国外交的升温体现在外交礼仪和和平交往的实践中。为了开展邻国外交，波斯宫廷特设大埃米尔（Great Amir）专门接待奥斯曼帝国与印度的使节，他们的地位在其他所有国家使节之上。此外，波斯积极与邻国缔结合约，主动维护边境和平，避免战事发生。1639年，波斯与奥斯曼帝国缔结《祖哈卜条约》，为两国的长久和平奠定基础。波斯还积极维护与邻国的边境和平，1673年，俄国曾遣使请求国王苏莱曼攻占巴格达，结果却被告知"波斯无意破坏与奥斯曼帝国的和平"。1652年，波斯最终克复坎大哈后，波斯和印度的边境线相对固定下来，此后，两国外交关系以和平为主，文化和经济交往频繁，未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白银货币短缺加速波斯战略收缩，王朝晚期，由于国库空虚，苏莱曼常辩称："伊斯法罕于我足矣。"苏尔坦．侯赛因延续了苏莱曼的外交实践，奉行邻国优先的外交政策。

波斯的邻国外交开展得如火如荼，欧洲外交则急转直下。17世纪，欧洲重商主义思潮盛行，欧洲人白银货币支付的意愿和购买力大打折扣，围绕货币与贸易的争端贯穿萨法维王朝中晚期。1664年，俄国使团在伊斯法罕受到不公正待遇，并最终酿成了1664年俄伊外交危机。夏尔丁从经济角度剖析了外交危机的根源，"俄国派出一个多达八百人的使团，带来价值五千土曼的礼品。作为回应，阿巴斯二世给予使团免税特权，并报销使团的日常开支。然而，俄国人只接收现金形式的报销，并留藏成色最好的那部分货币……沙阿对俄国人的行为嗤之以鼻，认为俄国人只会借助特权倾销商品，把大量现金运出波斯"。

波斯和英国的外交关系同样遇冷，因为作为英国半官方代表的东印度公司缺乏足够现金和波斯进行交易。1652年，第一次英荷战争爆发，波斯抓住机会废除了英国人的部分特权，不再按照协约与英国分享阿巴斯港关税收入。此后，英国和波斯均内外交困，无暇顾及外交事务，英波关系在17世纪中期后急转直下。

四、结论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逐渐连为一体，各地区间联系日益紧密，这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与互鉴。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各地区的命运亦愈发隐秘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性危机使全球各国日益成为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白银是17 世纪"全球性"的重要象征，白银资本在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间的流动勾勒出资本主义最初的世界地图，白银链的日益成型带动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空前流动，白银链的断裂则使弱势文明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危机。从白银货币视角而言，全球性经济危机始于17世纪，比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要早得多。

从全球视角审视波斯的白银货币短缺危机呼应了世界因经贸而密切联系的客观现实。白银是 17 世纪世界经济运转的"润滑剂"，追求白银货币是一种世界性现象。萨法维时期波斯君主对白银货币的狂热追求，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对历朝历代波斯君王行为的单纯模仿，狂热追求的背后还蕴含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君主在主观偏好财富的同时，深受世界形势的影响，主客观需求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萨法维时期王室追求贵金属货币的动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萨法维王朝的货币政策及其危机应对策略能动地展现了一个 17世纪国家是如何认识和应对第一次全球性危机的。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人类需要像400年前一样共同面对全球性难题，波斯的货币危机正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案例。

萨法维王朝白银货币短缺问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复杂性和全局性特征。白银货币短缺贯穿萨法维王朝历史始终，具体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萨法维王朝早期和中期的白银货币短缺程度较轻，其成因主要与王朝自身有关，大刀阔斧的改革往往能收到奇效。王朝晚期的白银货币短缺问题则超越了传统国家视角，1636年，银货危机短期内几乎在亚欧大陆各国都引起了剧烈反应，在此之前，白银通货从未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之大的反响。就波斯白银货币危机的"世界性"而言，其日益恶化难以避免，波斯人也无法独善其身。波斯白银货币短缺问题成因复杂，国际、地区、国家和社会四个层面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促成了17世纪萨法维王朝的货币危机。

王朝货币危机对波斯地方、全国乃至邻国产生了全局性影响。首先，白银货币短缺破坏了波斯原有经济秩序，割裂了波斯地区间政治经济联系，与萨法维时期政治、宗教和文化方面具有的继承性、连续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其次，白银货币短缺直接影响了波斯与邻国的军事外交关系，波斯货币危机构成了奥斯曼帝国白银货币外流的强大动力，是奥斯曼帝国货币危机进一步加重的导火索；同时，波斯货币危机使得流入印度的货币减少，促成了印度的货币危机。最后，波斯白银货币短缺对近现代伊朗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全局性影响。货币短缺割裂了不同经济带间的联系，加速了波斯全境的经济碎片化进程。1684年，白银货币危机全面冲击了波斯的经济秩序，标志着铜币开始取代银币成为波斯货币市场的通行货币，阿夫沙尔王朝、赞德王朝（Zand Dynasty,1751-1795年）、恺加王朝早期延续了萨法维王朝末期以铜币为主要交换媒介的历史特征。"铜币时代"的波斯一直无法重塑统一的银本位货币体系和货币制度，甚至曾短暂借用印度货币体系。1877年，波斯国家造币厂的成立标志着波斯进入普及信用货币的新时代，传统的货币短缺问题伴随着金属货币时代的终结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刊登于《环地中海学刊》创刊号（总第三辑第21至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