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世界民族》2024年第1期。全文如下：

1925年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的建立通常被视为伊朗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开端及其现代史之起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包括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两个方面，前者是“国家领土和边界的形成和确立，国家法律制度和政治组织的建构”，后者是“在国家疆域之内具有不同族裔文化背景差异的人口中创造民族性和民族认同”。作为民族建构的核心内容，民族认同建构一直是现代伊朗政治生活、社会运动和知识精英论述的中心议题，它不仅促成了崭新的集体认同形式，还推动了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也与伊朗现代化进程的走向紧密相关。现代伊朗民族认同建构也表现出复杂而特殊的面貌，既是官方塑造法统与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社会民主力量追求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而批判专制独裁的武器。与此同时，由于独特历史进程所塑造的多族群与多文化的社会构成，加之近代以来的西方冲击与社会剧变，互相竞争的要素，如世俗与宗教、前伊斯兰荣耀与伊斯兰遗产、外来与本土、波斯与非波斯、西方化与反帝国主义等长期并存于伊朗民族认同之中。如何消融这些身份要素之间的张力成为伊朗民族认同建构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不同时期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对伊朗的“想象”中做出相异的选择和阐释，伊朗民族认同建构亦随之经历明显改变。

基于现代伊朗民族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及其复杂而特殊的表现，学界予以广泛关注。相关论述大致围绕两条主线：一是从文化维度分析世俗与宗教、前伊斯兰遗产与伊斯兰文化、本土与外来等身份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伊朗民族认同的影响；二是从族群维度探讨具有同质化倾向的民族政策与族群多样性之间的张力。另有成果聚焦于现代伊朗的国家（认同）建构或民族主义运动而非民族认同建构，但也多论及相关问题。既有成果内容丰富、视角各异，为理解现代伊朗民族认同建构提供了丰富参照和有益启发，但仍留有较大的探讨空间。其一，或囿于相对较短的特定时段而带有不同程度的静态性，或虽展开跨时段的动态考察，但更关注伊朗民族认同中某些要素的延续（如雅利安）而非变化。其二，多侧重于建构民族认同的国家举措及其影响，但未能对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形塑民族认同中的身份阐释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分析。另外，学界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民族认同建构的认识分歧甚大：部分学者注意到革命后伊朗政治生活中的民族认同（身份）建构，视其为服务“现实政治”（Realpolitik）之工具；另有学者认为，具有普世主义倾向的伊斯兰意识形态有悖于强调疆域及世俗原则的民族主义，甚至认为民族主义是对伊斯兰政权的最大威胁，其言外之意在于“伊斯兰认同”超越或取代了“民族认同”。这一争议值得再思。

本文拟在现有成果之基础上，通过剖析伊朗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民族认同建构中的身份阐释，动态梳理现代伊朗民族认同建构的嬗变历程，结合伊朗的现代化实践思考其中的动因，并兼及重新审视一些相关争议，以深化对现代伊朗民族认同建构的认识。

一、民族危机下的身份认同分化

自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入侵，伊斯兰教逐渐融入伊朗民众的生活之中，但同时前伊斯兰时代的本土文化仍保留着强大的生命力。伊朗人的伊斯兰化程度不一，在社会领域形成所谓的“穆斯塔拉宾”（Mustarabin），即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民众和“伊朗贾拉”（Iran Gara），即忠诚保卫波斯文化、语言及传统的民众。从此，存在明显张力的前伊斯兰遗产和伊斯兰文化共同构成伊朗民族身份的重要来源。但是，两者之间的矛盾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甚至在萨法维王朝时期（1501—1736年）被有意识的整合。1501年萨法维王朝立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以塑造区别于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王朝之伊斯兰教逊尼派的独特身份。与此同时，萨法维统治者亦接受波斯语言，支持波斯文化复兴，甚至自称神话中古代波斯伟大君主的继承者。为弥合波斯与伊斯兰之间的张力，萨法维君主传布什叶派伊玛目母系乃波斯血统的神话，进而将什叶派描绘为伊朗“内生”的宗教。这种“伊朗的伊斯兰教什叶派”身份强调萨法维王朝的臣民有别于周边操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的逊尼派“他者”，旨在培育臣民的共同体意识，形成萨法维家族法统的重要基础。随着民众的普遍皈依和萨法维政权的巩固，伊朗民族认同的三大支柱雏形渐成并汇聚一处：大致疆域的奠定、“民族”宗教的形成，以及作为主体族群身份的“波斯符号”的复兴。

时至恺加王朝（1794—1925年）晚期，面对西方势力的冲击与民族危机的加剧，新兴世俗知识精英积极传播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宣扬民族国家乃民众需要热爱并为之牺牲的对象，呼吁“保卫祖国（Vatan）以抵御外部侵犯”并高喊“伊朗民族万岁”之口号，以携民族主义之力量凝聚社会、应对危机。民族认同往往“通过民族主义表现在民族意识中”，是“民族意识的基本构成”。这些世俗民族主义者在宣扬和培育民族意识的过程中对民族身份展开思考，引导民族认同建构，但同时也引发“前伊斯兰”与“伊斯兰”身份之间的张力外显。

面对与西方的全面落差，世俗知识精英将民族衰落归咎于落后的“传统”，将抛弃糟粕视为实现社会革新与民族进步的前提。伊朗传统秩序本是长期广泛吸纳外来文化的产物，而“对自身文化和成就的骄傲容易导致傲慢；民族间的差异和民族的天赋才华，不可避免地导致将惯常的缺点归咎于他者”，加之西方传入的民族主义本身就带有世俗色彩，所以他们在思考“我们是谁”之际就将阿拉伯人及其带入的伊斯兰视为伊朗民族落后之根源与进步之障碍。例如阿胡德扎德赫（Fath Ali Akhunzadeh）将古代伊朗描绘为一个公正与繁荣之地，指责“阿拉伯人是伊朗人民不幸的原因……赤裸、饥饿的阿拉伯人袭击了（伊朗）并导致（她的）生活悲惨”。又如克尔玛尼（Mirza Agha Khan Kermani）认为“光脚、饥饿、野蛮的阿拉伯人”的扩张与伊朗的伊斯兰化导致伊朗失去曾经的“优雅、高尚和道德”，称“波斯人的所有鄙劣习俗或是阿拉伯人的遗产和证明，或是发生在波斯的那些入侵的结果和影响”。这种丑化阿拉伯人与伊斯兰的观念植根于对前伊斯兰历史的理想化想象，并与当下的民族衰落形成鲜明对照，进而构想出一种与古代波斯辉煌遗产相伴的民族认同。

但与此同时，宗教知识精英仍坚守伊斯兰身份认同，甚至强调保护伊斯兰以应对西方冲击是实现民族复兴之正确选择。有学者曾言，“宗教和民族主义在伊朗往往相互影响，并塑造了她的民族认同和特征”。乌莱玛（ulama）的态度集中反映了伊斯兰与伊朗民族认同的紧密联系，他们在烟草抗议运动（1890—1892年）和立宪革命（1905—1911年）中对恺加君主和西方列强的抗议，既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也带有保卫伊斯兰的倾向。如立宪革命时期的教界保守派领袖法扎拉·努里（Fazlullah Nuri）便主张捍卫“伊斯兰堡垒，以抵御异端和叛教者的偏离”。此外，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fghani）“阐述民族主义思想与伊斯兰现代主义理论”，强调伊斯兰是“抵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思想武器”，进而竭力呼吁对这一“被践踏、贬低，忘记它的荣誉和伟大身份”的认同和骄傲。赛义夫·萨尔塔纳（Sayf al-Saltanah）则认为欧洲的进步思想借鉴自伊斯兰，西方的现代化发展得益于践行《古兰经》，而伊朗衰落的原因恰恰在于没有真正践行《古兰经》，疏远了伊斯兰传统价值观。那么，追求民族发展的正确选择就应当是回归伊斯兰。

不难看出，这些知识精英对伊朗民族身份的思考与其对民族衰落之原因和复兴之路径的追问紧密交织，但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同步发生的“追溯往事”与“憧憬未来”加剧了伊朗民众对现存秩序的不满，促进了反对君主专制与西方干涉的社会政治动员。立宪革命的兴起正是社会不满情绪的集中反映，“前伊斯兰”与“伊斯兰”的身份争论也在革命期间达到顶峰：世俗主义者将前伊斯兰历史阐释为启蒙与荣耀的时代，主张包括世俗化在内的全面改革，摆脱教界保守思想的束缚；伊斯兰主义者则将前伊斯兰时代描述为君主专制与压迫的经历，呼吁捍卫伊斯兰教法，批评自由派的世俗化举措，甚至反对宪政而支持恺加王室。宪政力量的争论、分裂甚至走向内战（1908—1909年）根源于新旧社会势力间的利益冲突，也侧面反映了不同群体间的身份认同分化。

二、巴列维王朝的雅利安认同建构

立宪革命随着西方列强的干涉而宣告结束，伊朗陷入严峻的内忧外患之中。作为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强人穆罕默德·礼萨汗在1921年政变之后逐渐独揽大权，并于1925年登基建立巴列维王朝，揭开伊朗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序幕。在位期间，他致力于摆脱列强控制，强化政府职能和中央集权，建构世俗形态的主权民族国家。受国内世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礼萨汗政权的民族认同建构明显偏向于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帝国遗产，而乔治·罗林森（Geogre Rawlinson）和亚瑟·戈比诺（Arthur Bobineau）等东方学家对“雅利安神话”的传播，则促使雅利安人这一族群身份融入其中并成为焦点。

在礼萨汗看来，伊朗的民族身份首先是雅利安人所创造的波斯帝国荣耀，伊斯兰与伊朗的真实身份并不相容。他在登基之际便采用前伊斯兰时代波斯语的称谓“巴列维”（Pahlavi）作为其家族姓氏与王朝名称，以古代传统历法取代伊斯兰历作为官方历法；又于1935年正式将国名由“波斯”更改为“伊朗”，寓意伊朗乃是雅利安人的发祥地。彼时伊朗外交部备忘录记载称：“由于伊朗是雅利安人的发源地和起点，我们自然应该利用这个名字的优势，特别是当世界上的伟大民族国家展开关于雅利安人的议论之后。这种议论表明了伊朗这个民族及其古代文明的伟大。”统治期间，礼萨汗也在社会习俗和语言文化领域实施了诸多改革，以淡化伊斯兰的影响并唤醒对雅利安荣耀的集体记忆，如严禁在特定场合身着传统宗教服饰，将阿拉伯语的省市名称改为波斯语，创设波斯语研究机构以净化外来词汇，鼓励波斯语的教育和使用，将菲尔多西（940—1020年）所著的民族史诗《列王纪》（Shahnameh）纳入学校教育以实现前伊斯兰时代历史宣传的制度化。另外，鉴于少数民族尤其是游牧群体根深蒂固的血缘、部落认同，礼萨汗政权采取强制性的“波斯化”措施，禁止他们身着本族传统服饰，以及在行政、司法、教育、传媒、出版等场合使用本族语言。公共空间也成为礼萨汗强调雅利安符号的场所，古代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国家警察总部等建筑均是效仿阿契美尼德王朝或萨珊王朝的艺术风格而新建。上述种种措施具有共同目标，即将伊朗民众的身份认同从宗教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引向“雅利安人”的民族国家。

雅利安身份认同的建构被礼萨汗纳入现代化议程，深嵌于西方化和世俗化改革举措之中。然而，其本质目的并非塑造伊朗民族的现代文明形象，而是试图挪用前伊斯兰时代的雅利安符号来搭建巴列维王朝与古代波斯帝国之间的联系，将国王本人塑造为古代波斯君主的合法继承者，借雅利安人的辉煌来修复所谓“神圣王权之传统”，进而构建巴列维家族统治伊朗土地与民众的合法性。

鉴于少数民族离心倾向严重、部落势力叛乱此起彼伏的时代背景，礼萨汗政权的民族认同建构对维护领土完整与民族统一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并未从根本上实现社会政治的有机整合，反而加剧了少数民族的不满。1941年后阿塞拜疆、吉兰、库尔德斯坦、胡齐斯坦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自治或独立运动便是有力证据。而且，当礼萨汗企图塑造伊朗民族的崭新身份之时，雅利安人的优越性被融入其中，表现出明显的纳粹倾向。在当时的众多伊朗作家笔下，伊朗被想象为世界优秀民族国家之一，礼萨汗被形容为堪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比肩的超凡领袖。《古代伊朗学刊》（Nameh-ye Iran-e Bastan）、《伊朗之爱》（Mehr-e Iran）、《伊朗之光》（Partow-e Iran）和《贾姆希德之王座》（Takht-e Jamshid）等大量期刊充满纳粹的种族主义观念，将民族衰落归咎于“野蛮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甚至称希特勒是“雅利安民族的伟大博学之人”。

正因礼萨汗政权的亲纳粹德国姿态，加之伊朗在二战中的重要地缘价值，1941年英苏盟军占领伊朗，礼萨汗被迫逃亡，其子巴列维被送上孔雀宝座。此后的十二年间国王权力急剧衰落，直至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中情六局策划的政变推翻摩萨台政府，巴列维才得以逐渐强化王权。这一依靠外国势力而得以巩固的王位存在明显的合法性危机。为弥补统治合法性的不足，并缓和社会激进意识形态的影响，巴列维承袭其父王的理念，继续围绕雅利安符号建构民族认同，甚至更进一步。相较礼萨汗，巴列维不仅在更大范围内展开世俗化与西方化改革，还明确地将自己塑造为居鲁士大帝的继承者，甚至将君主制塑造为伊朗自古以来的集体认同之关键。

1971年巴列维国王大肆挥霍，在波斯波利斯举办波斯帝国2500年纪念庆典，向国内外颂扬延续千年的君主制度，展示雅利安人创造的灿烂文明。作为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都，波斯波利斯这座所谓“波斯人的城市”可谓是雅利安人古代辉煌的集中体现。巴列维在庆典活动的演讲中不断援引古代波斯的象征和比喻，表达对居鲁士和大流士等古代君主的纪念。例如他在居鲁士大帝陵前深情地说道：“居鲁士，伟大的国王，万王之王，阿契美尼德之王，伊朗土地之王，我，伊朗的万王之王和我的国家向您致敬……您，伊朗历史上永恒的英雄，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政体之创始人，世界上最伟大的自由给予者，值得尊敬的人类子孙，我们向您致敬！……安息吧，因为我们醒着，且会永远醒着，以维护我们引以为傲的遗产。”诸如此类的大量措辞表明，巴列维力图联系历史与当下，将本人塑造为居鲁士大帝的继承者。居鲁士所代表的君主制不仅成为伊朗历史和文化的象征，更成为巴列维政权官方意识形态之准则。“从本质上讲，这是一场对‘君主制’的庆祝，伊朗君主制占据了最高地位。”

在巴列维的阐释中，君主制的合法性不仅源于它曾经创造了雅利安人的辉煌，还因为它创造并维护了民族统一，是民族认同之关键。巴列维曾写道：“在伊朗始终存在着种族的隔阂、宗教信仰的分歧，以及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只是由于帝制发挥了作用，这些分歧和矛盾才转化为以国王为象征的完美的统一。”他还宣称“君主制是伊朗民族永恒价值的另一体现。这是一个自其诞生以来就和伊朗的存在与身份相一致的体系，它的持续性……可算作历史上的胜利之一”，“在伊朗文化中，君主制意味着政治和地理的统一，以及特殊的民族认同及其带来的所有不可改变的价值观念”。在极力美化君主制度之余，巴列维国王自我标榜为“伊朗完整、统一的体现和象征”与“伊朗命运之船的舵手”，被赋予传承“神圣、珍贵的古老遗产———伊朗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职责。不难看出，巴列维将君主制阐释为维护民族统一的必要前提和凝聚民族认同的关键所在，进而将其本人塑造为民族团结的“象征”与引领民族的“舵手”。当伊朗的未来被憧憬为“伟大文明”（Tamadun-e Bozorg）之时，国王成为其引领者———“雅利安人之光”（Aryamehr）。

雅利安身份认同建构可谓是巴列维国王时代官方意识形态工程的核心内容，其内在逻辑在于：若伊朗的意义来自前伊斯兰时期的波斯，那巴列维就是古代波斯“万王之王”的合法继承者；若伊朗是雅利安人的土地，那巴列维就有权统治伊朗；若波斯帝国之辉煌得益于居鲁士和大流士等君主的力量，那巴列维就能够引领伊朗迈向“伟大文明”的复兴；进而，对国王的认同实为对雅利安身份的认同，对国王的效忠实为对伊朗的效忠。一言以蔽之，雅利安身份认同建构的实质在于君主制认同的塑造，是服务于王朝法统与国王独裁的工具。

颇为讽刺的是，1971年庆典虽然让西方媒体不吝对伊朗君主制度和巴列维国王大加赞美，却饱受国内的批判和抵制，与国王强化君主制度与自身法统的初衷背道而驰。教界人士认为此次庆祝是国王世俗化政策的组成部分，旨在将伊斯兰认同边缘化，指责国王将前伊斯兰历史作为民族认同的唯一来源而极力赞颂并美化君主制的言行。霍梅尼对此抨击道：“唯有安拉知道君主制自其诞生以来带给伊朗人何种灾难并犯下何种罪行。伊朗历代君主的罪行抹黑了历史篇章……伊朗君主们享有的‘王万之王’头衔是安拉眼中最令人厌恶的。”世俗人士的批判矛头则指向巴列维国王的言行不一：将伊朗描绘为普世人权之来源与民族国家之典范，却对内实施独裁统治和高压政策；将君主制与国王装扮为民族福祉的捍卫者，却罔顾民族尊严和利益而对美国谄媚奉承、出卖主权。

三、从“西方毒化”到“回归自我”

随着西方势力的冲击，不断传入的西方文化也深刻影响着伊朗的民族认同建构。如前所述，恺加王朝晚期的知识精英对伊斯兰身份的认知存在明显分歧，其中实际上也交织着对西方文化的不同立场。诚然，无论是世俗知识精英还是宗教知识精英，普遍怨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却大相径庭。例如，阿富汗尼辩证地看待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主张学习西方现代科技但保护伊斯兰文化，甚至认为学习西方科技之目的正是巩固伊斯兰世界；而塔吉扎德赫（Sayyid Hasan Taqizadeh）则视伊斯兰为糟粕，呼吁“拥抱西方”，甚至“从头到脚模仿欧洲人”。不难发现，他们对伊朗民族文化身份的阐释均存在逻辑缺陷：世俗知识精英视伊斯兰为舶来品而对其认异，但又拥抱西方文化；伊斯兰主义者视西方文化为异端而予以抵制，但又坚守伊斯兰。实现逻辑自洽的方式便是为“外来文化”建构“本土属性”，进而整合“外来”与“本土”。

巴列维王朝两代国王可谓是“效仿西方”的忠实拥泵。他们对伊朗民族认同的建构不仅集中于雅利安，同时也倾向于西方世界。在巴列维看来，“世界上最古老而悠久”的伊朗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亲缘关系更加密切”，“雅利安人是美洲和欧洲很多民族的祖先”，波斯语属于包括英语、法语、德语和其他西方国家语言在内的印欧语系。因此，西方化与雅利安身份并不冲突。他也曾在面对意大利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的采访时宣称：“永远不要忘记，无论你们拥有什么，我们3000年前就教给你们了。”这种创造性叙事正可谓是建构西方文化的本土属性，其弦外之音在于：既然西方文明传承于雅利安人的古代波斯，那么西方化就并非效仿他者，而是延续并发扬雅利安身份。1967年的加冕仪式集中而生动地体现了巴列维国王对西方文化与雅利安传统的“奇妙”整合。加冕礼中，国王头戴仿萨珊帝国王冠而制成的巴列维王冠，并同时借鉴英国皇室的礼仪程序，效仿拿破仑“自我加冕”。雅利安化和西方化具有淡化伊斯兰身份的共同指向。通过整合两者，巴列维试图形塑自身的合法地位与“现代”形象，打造具有特殊气质的世俗民族国家。

随着世俗化与西方化改革的推进，西方世俗文化逐渐充斥于伊朗文化、教育与城市生活之中，伊朗的伊斯兰身份被不断侵蚀。两者之间的巨大张力也导致大量民众陷入身份困惑。在此背景下，诸多世俗知识精英开始重新思考民族身份，将西方化视为对民族的“毒化”并予以抵制，自下而上的展开捍卫本土文化身份的民族认同建构。20世纪40年代，艾哈迈德·卡斯拉维（Ahmad Kasravi）已经意识到西方化对伊朗的侵蚀，进而批判“欧洲主义”（Europeanism），揭开世俗知识精英抵制“西方毒化”的序幕。贾拉勒·艾哈迈德（Jalal Al-e Ahmad）和阿里·沙里亚蒂（Ali Shariati）便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位代表。

艾哈迈德在1962年出版的《西方毒化》（Gharbzadegi）中阐述伊朗对西方的经济与文化依附，严肃质疑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效仿和本土文化的丧失，并抨击遭受西方毒化的统治阶层与知识分子，指责他们是西方文化的承载者，服务于外国利益。他从艾哈迈德·法尔迪德（Ahmad Fardid）处借用“西方毒化”一词，并将它与“vaba-zadegi”（字面意义为“被霍乱所影响”）相比，进而把西方化形容为一种疾病。他认为“西方毒化”如同霍乱或瘟疫一样感染了伊朗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导致这个民族在教育、文化、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等领域无不机械地效仿西方，社会成员成为西方经济和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而疏远了真实的民族身份。在他看来，东西方之间曾经是“双向的文化借鉴和交流”，但随着西方对东方的全面挑战，“带有奴役、自卑、落后和过时感的东方接受了西方的行事准则”。而且，“西方毒化”的肆虐甚至导致伊朗对西方的从属与依附。“正如你所见，两个古老竞争对手的命运是：一个已经变成不起眼的场地管理员，另一个则变成场地的主人。”

艾哈迈德让“西方毒化”一词广为人知，并成为20世纪60与70年代伊朗知识分子的严重关切及其批判西方文化支配的普遍范式。沙里亚蒂在20世纪70年代中也强烈批判“西方毒化”，疾呼“抛弃欧洲”，停止对“这个经常提及人道，但却在其所到之处毁坏人类的欧洲”的愚昧模仿。因为“欧洲抛弃宗教并取得进步，我们抛弃宗教却走向落后”，“欧洲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敌对源于他们自身的经历和宗教知识、中世纪与教会。伊朗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敌对却是基于对欧洲人的盲目模仿……我们同时代受教育的民众既不理解伊斯兰教，也不了解伊斯兰的历史”。与此同时，沙里亚蒂以崭新的视角重新阐释伊斯兰所蕴含的社会政治观念，将其重构为融合“信仰”与“政治”的革命意识形态，进而宣传凝聚民族认同以抵抗帝国主义支配、反抗君主专制以实现社会公正的伊斯兰理念。

“民族认同”和“社会公正”构成沙里亚蒂之革命性视角的两大焦点，伊朗的伊斯兰身份经其阐释而成为两者的共同基础，化作凝聚民族认同的工具与实现社会公正的手段。他强调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本土属性，认为它是伊朗民族身份的真实组成部分，进而呼吁“回归”伊斯兰身份认同。沙里亚蒂的代表作《回归自我》（Bazgasht Be Khish）强调民族文化的原真性，并且认为伊朗应当自我定位为反殖民斗争的先锋，找到一条回归“真实”自我的路径。类似于弗朗茨·法农、艾姆·塞泽尔等第三世界主义知识分子，他反对第三世界对西方的政治经济依附，更认为文化殖民是新殖民主义最为有效的工具，旨在根除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进而使其丧失抵抗以便于剥削。因此，击败殖民主义必须恢复伊朗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即“一个政治上活跃的，甚至是革命性的、恢复生机的什叶派”，其原因在于“它是伊朗本土的，因此也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挽救伊朗社会传统于外来攻击的工具”。

在沙里亚蒂的阐释中，伊斯兰身份认同还是实现国内社会公正的手段。在他看来，伊斯兰的社会经济原则能够解决伊朗社会的各种弊病，因为它植根于与民众传统信仰和价值观念紧密相连的本土文化，比任何外来意识形态更能激励民众。真正的伊斯兰代表进步和革命，是追求公正平等的革命意识形态。他将什叶派划分为两类：一是维护君主统治的“萨法维的什叶派”，即一种制度化的宗教和统治者奴役民众的工具，扭曲了什叶派的真实面貌；二是致力于社会平等与公正的“阿里的什叶派”，即抵制不公、摆脱压迫、获取解放的宗教，是真实的什叶派。当巴列维政权对伊斯兰身份展开猛烈攻击之时，沙里亚蒂则把“真实”的什叶派介绍给因世俗教育而受西方毒化的伊朗青年。

沙里亚蒂的伊斯兰认同建构包含社会层面的公正、经济层面的财富均等和国家政治层面的独立自主等诸多内容，可谓包罗万象。他的思想理念在伊朗社会尤其是青年群体中产生广泛影响，关键原因在于：

其一，批判对象直指巴列维政权及其统治下的诸多社会问题，引起广泛共鸣。在巴列维的所谓“独裁的发展模式”下，伊朗社会各个领域显著变化。在政治领域，巴列维政权倚重军队和官僚机构，通过特务机构和御用政党排除政治异己，关闭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强化独裁专制；经济领域的土地改革与工业化不仅未能明显减少社会贫困，反而导致城乡差距扩大、乡村移民激增、贫富悬殊加剧和社会矛盾激化，大量处于社会中下层与底层的巴扎商人、手工工匠、乡村贫民沦为改革之牺牲品；社会领域的世俗化与西方化举措则导致伊朗本土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城市生活中遭到不断侵蚀。易言之，巴列维的现代化改革带来的仅仅是“增长”而非“发展”，大多数伊朗民众不仅未能从中受益，反而承受着政治的不安全、经济的不稳定和身份认同的困惑。

其二，本土的伊斯兰叙事方式是颇具社会基础且唯一可行的表达途径。显然，突出的社会矛盾并不能充分解释伊斯兰叙事的原因。在多年的西方化与世俗化改革后，为何伊斯兰仍然是一种表达不满的身份选择？艾哈迈德和沙里亚蒂等世俗知识精英加入宗教行动之列绝非历史的偶然。首先，作为伊朗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信仰，伊斯兰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其身份认同中的重要内容。相较之下，世俗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流行面甚窄，与普通大众相距甚远。其次，在独裁政权挪用世俗主义之际，世俗形式的斗争空间极为有限，宗教几乎是民众抗议形式的仅有选择。在沙里亚蒂等人的阐释中，伊斯兰是实现社会公正与经济平等的意识形态，什叶派也并非异质文化而是伊朗的真实身份，为大多民众所熟知的伊斯兰教什叶派成为一种兼具进步性与本土性的身份认同对象。

因此，当巴列维国王试图整合西方文化与本土传统，进而让新式独裁在“伟大文明”这一波斯理想的名义下合法化之时，对现状感到失望、对前景感到渺茫的大量民众自然难以认同巴列维国王所灌输的雅利安身份，而是选择跟从沙里亚蒂等人而回归伊斯兰认同。1977—1979年革命中，沙里亚蒂与霍梅尼的画像被示威队伍中的人群高举，大量接受世俗教育的女大学生戴着头巾走上街头以表达对国王的抗议。这样的场景无疑生动地体现了知识精英自下而上的民族认同建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预示着伊朗即将到来的民族认同重塑。

四、共和国政府的民族认同重塑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参与匮乏、贫富差距扩大、对外依附加深与身份认同困惑等大量社会弊病不断暴露，伊朗的社会－国家矛盾逐渐加剧，并最终导致1977—1979年革命。这次革命的伊斯兰走向让诸多观察家和学者无比意外。由于多年的西方化与世俗化，伊斯兰在决定社会抗议内容与形式中的角色被忽视，但它却成为这次革命的主导意识形态与强大思想工具。革命领袖霍梅尼通过宗教话语表达政治理念，宣传伊斯兰教什叶派“是那些致力于真理与公正之人的宗教，那些憧憬自由与独立之人的宗教，那些反抗帝国主义之人的宗教”，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对于伊斯兰走向的复杂原因，有学者强调一是“因极度虚弱、幻灭与尊严尽失的情绪而引发的认同危机”，二是“对西方的幻想破灭及政府未能有效回应他们的政治与社会经济诉求”。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如前所述，伊斯兰既是提供共同的历史、符号和价值，进而凝聚社会的民族身份，也是抨击社会弊病，进而为反抗运动提供意义和合法性的思想武器。易言之，这次革命的伊斯兰走向所反映的既是民族认同问题，也是社会发展问题。

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成为新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以伊斯兰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展开全面的伊斯兰化改革。霍梅尼所提出的“既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常被理解为新政权对外政策的指引，它实际上也是所应遵循的国内改革方向。在伊朗当局看来，尽管伊朗不再直接受到西方大国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支配，但仍需摆脱依旧存在的“西方毒化”方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和发展。与沙里亚蒂类似，霍梅尼认为帝国主义通过根除伊斯兰文化并以异质文化取而代之，导致伊朗的穆斯林疏远本土文化身份而遭遇身份认同危机。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建立伊斯兰政府，还需要回归伊斯兰认同，在伊斯兰规范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理想社会”。显然，伊斯兰化改革既是对民族认同的重塑，也是致力于独立发展的路径转向。

当然，新政权的伊斯兰身份认同建构也服务于两个特殊现实的需要。其一，革命的爆发导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俾路支人等少数民族借此展开独立自治运动，而包括阿塞拜疆人在内的诸多其他少数民族则积极加入革命运动，以期新政权废止他们在巴列维时代所遭受的歧视，实现自身的文化权利。作为伊朗绝大多数民族的共同信仰，伊斯兰这一身份认同的建构无疑有助于克服族群多样性的挑战。霍梅尼明确指出：“就伊斯兰而言，毋庸置疑，库尔德人、土耳其人、俾路支人、阿拉伯或鲁尔人和土库曼人……每个人都应享受伊斯兰的保护。”其二，两伊战争的爆发促使伊朗当局认识到民族认同在战时民众动员中的重要意义。霍梅尼频繁使用诸如“高贵的伊朗民族”“我们热爱的国家”和“我们热爱的伊朗”等术语，呼吁“保卫我们的领土，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伊斯兰国家”。战争期间，大量少数民族成员致力于保家卫国而搁置种族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政权的民族认同建构成效。

长期存在的伊斯兰与前伊斯兰身份之间的张力并未随着革命胜利与伊斯兰化改革而彻底消失，但政治精英却在“伊斯兰－伊朗认同”（Islamic Iranian Identity）这一宗教民族主义形式下展开对两者的整合。被誉为革命“建筑师”的阿亚图拉穆尔特扎·穆塔哈里（Morteza Motahhari）对伊斯兰－伊朗认同的定义与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伊朗人民对伊斯兰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强调伊斯兰教并非强加于伊朗的外来文化，反对因伊斯兰起源于伊朗地理边界之外而视其与伊朗不相容的观念，认为伊斯兰之于伊朗与基督教之于欧洲、佛教之于亚洲和共产主义之于苏联类似，伊斯兰是伊朗民族真实身份的必要构成。1988年，时任总统哈梅内伊（Seyyed Ali Khamenei）在题为“波斯语的伟大与保卫波斯语的必要”的演讲中力图整合波斯语与伊斯兰信仰，强调民族语言是所有民族之文化认同的最重要和最原初的因素，称“波斯语是真实的……革命性的、伊斯兰的语言”，保护民族语言乃“革命责任”。继任最高领袖后，哈梅内伊继续强调伊斯兰－伊朗认同。他不断提及“伊朗民族”（mellat-e Iran），创设民族语言净化委员会并承诺“强化波斯语并保留它的真实性”，同时也主张伊斯兰是“民族文化最为重要的支柱”，伊朗的“集体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伊斯兰体系的”。1997—2005年间执政的总统哈塔米（Seyyed Mohammad Khatami）拒绝割裂伊朗民族的伊斯兰身份和波斯身份，既称古代波斯“拥有令人骄傲的文化”，也称伊朗“文化认同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伊斯兰文化”。

有学者认为伊斯兰共和国强调伊朗的伊斯兰身份，与巴列维时期的“波斯化”类似，排斥伊朗社会内部的异质性。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公允。相比巴列维国王对雅利安人和波斯帝国遗产的片面强调，共和国政治精英则是力图消弭伊朗身份与伊斯兰身份之间的内在张力，强调两者的互相兼容甚至什叶派的伊朗原生性，无疑更显包容。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民族认同建构的包容性还体现于承认族群多样性和强调种族平等。伊朗1979年宪法明确宣称“国家的每一个公民，无论其族群或部落出身、肤色、种族、语言或类似特征如何，都不能成为享有特权的理由，也没有优先权。”霍梅尼反对使用“少数民族”之类的术语，认为持不同语言的穆斯林并无差异。虽然严格意义上的伊斯兰阐释拒绝承认少数民族的任何特殊权利，诸如库尔德斯坦、俾路支斯坦等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族群动员在选举运动中较为突出，小规模的族群冲突亦时有发生。但是，相比“阿拉伯之春”所波及的诸多中东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相对稳定无疑也反映了其民族认同构的成效。

关于伊斯兰认同是否代替或超越民族认同的学界分歧，很大程度上源自共和国官方看似矛盾的言论。例如，20世纪80年代伊朗教科书批判民族主义是“破坏伊斯兰团结并阻碍穆斯林共同体构建的最具毁灭性的殖民工具”，称民族主义者是背离伊斯兰的“领土崇拜者”（khak-parastan），但同时又强调国家摆脱外国统治的必要性。又如，霍梅尼曾批判民族主义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产物，导致伊斯兰世界分裂为互相竞争、敌对的诸民族国家，号召穆斯林团结以打破人为划分的民族国家界限，但同时又在《秘密的揭露》（Kashfi Asrar）等作品中含蓄或明确地表现出与民族主义姿态一致的爱国思想。如考虑到这些言论出台的背景，即前政权将雅利安遗产融入法统构建，将伊斯兰文化从民族认同中排除，进而引导民众从忠诚于具有共同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伊朗”转向忠诚于“君主”，这些“矛盾”便不难理解。如前所述，虽然伊斯兰原则作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而被广泛强调，但其在实践层面却暗含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伊斯兰身份认同之核心并非对超越民族界限的穆斯林共同体的强调，而是旨在塑造民众对伊斯兰文化的认同与自豪，服务于实现民族独立与培育家国情怀。霍梅尼所反对的仅是服务于君主独裁统治和西方帝国主义的世俗民族主义，或者说西式民族主义，而并非民族主义本身。他曾明确表示“希望民族主义者是伊斯兰的……我们需要伊斯兰”。简言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对伊斯兰身份认同的重塑并非违背民族主义的原则，亦难言宗教认同超越了民族认同，其实质乃是宗教形式下的民族身份认同。

五、结语

在现代伊朗民族认同建构事业中，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通过召唤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培育民族集体意识，维护民族国家统一，探索民族发展路径。然而，伊朗在独特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多元民族身份构成也为民族认同建构事业提供了多种选择。古代波斯帝国遗产与伊斯兰文化遗产构成现代伊朗民族认同建构最为重要的身份来源，西方现代文明也随着西方力量的冲击与民族主义的传入而融入伊朗民族认同的构建之中。不同社会群体基于其各自的理念和诉求，对这些伊朗民族身份的构成要素持不同态度。

两代巴列维国王强调“雅利安人”与“君主制度”创造的古代帝国荣耀，通过雅利安化极力排斥伊斯兰符号，效仿西方发展路径。雅利安身份认同的建构迎合了民族危机下对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需求，具有历史必然性。然而，其本质目的仍是服务于王朝法统的建构与君主专制的强化。面对种种社会弊病，巴列维统治后期的知识精英对西方式现代化的憧憬彻底湮灭，进而拒绝官方的民族认同灌输，批判“西方毒化”并呼吁“回归自我”，展示出他们对民族身份的思考和对民族认同建构的积极参与。本土伊斯兰身份认同成为知识分子谋求社会革新与平等公正的工具。自下而上的民族认同建构与自上而下的民族认同灌输之逆向运动，表明巴列维王朝以雅利安为核心的民族认同建构的失败，亦反映了此间民主对专制的抗争和西方式现代化移植的困境。

拒绝西方世俗主义和捍卫本土伊斯兰文化构成艾哈迈德和沙里亚蒂对民族身份展开思考的答案。恺加王朝末期，诸多世俗知识精英一度将宗教束缚视为导致伊朗落后的重要因素，同时将西方“理想化”而呼吁拥抱西方文化，甚至全盘西化。至20世纪60、70年代，伊朗新一代世俗知识精英仍在探索民族独立与复兴之路径，但他们对西方化与伊斯兰的态度却明显改变，将伊斯兰再度纳入民族认同建构的议程之中。他们对民族身份的追问、对本土文化认同的呼吁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同时也是对社会现状不满的表达，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向。世俗知识精英的民族认同转向实际上是一种本土主义表达，所谓“回归自我”就是解蔽被西方化所遮蔽的本土传统，强调以伊斯兰这一本土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认同。这不仅是呼吁复兴、再现或保持本土的伊斯兰文化、习俗、信仰和观念，更是将伊斯兰置于批判西方式现代化的主体性位置，可谓是在探索民族发展路径过程中所做出的本土性选择。

作为伊朗近一个世纪的民族民主运动中的重要历史事件，伊斯兰革命赋予“什叶派”和“伊朗人”一种崭新的界定，借此动员全体伊朗人民反对国内压迫、摆脱西方束缚、革新伊朗面貌，以实现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促使伊斯兰教什叶派与国家政权的结合，自下兴起的伊斯兰身份认同建构随之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工程，成为共和国政府的改革指导方针。相较巴列维王朝，共和国时期的民族认同建构更显包容。在伊斯兰－伊朗身份叙事下，前伊斯兰与伊斯兰的历史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伊朗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两者之间长期的竞争渐趋缓和。一言以蔽之，从巴列维王朝对雅利安身份认同的片面强调到共和国政府对伊斯兰－伊朗身份的整合，现代伊朗民族认同建构经历明显嬗变，知识精英自下展开的伊斯兰身份认同建构则是其中的过渡环节；伊斯兰身份认同的重塑与回归源于巴列维国王时期尖锐的社会－国家矛盾，折射出伊朗从西方化到本土化的现代化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