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1501年萨法维王朝建立后，对格鲁吉亚地区多次用兵，将大量格鲁吉亚人迁徙至帝国腹地。萨法维统治者主动吸纳格鲁吉亚移民进入王朝军队,并委以军政要职，有效增强了君主权威，巩固了萨法维王朝的统治。16世纪后，格鲁吉亚移民日益深度融入伊朗社会，逐步发展为萨法维王朝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王朝军政体系的运转具有关键作用。受萨法维君主优待政策的影响，加之格鲁吉亚基督教缺乏严格的宗教管理体制，格鲁吉亚移民的主导身份认同一方面转换为伊朗国家认同，但另一方面依然部分保留了旧有的基督教与家族认同，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格鲁吉亚移民在萨法维王朝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近代早期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具有典型意义。
关 键 词 伊朗史；萨法维王朝；格鲁吉亚移民；身份认同；阿巴斯一世
作者简介 李福泉，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金之渊，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项目来源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东现代民族和国家构建的多维比较研究(多卷本)”(20&ZD240)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全球史评论》2024年第2期。全文如下：
格鲁吉亚人是当今伊朗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布于伊朗的中部和北部地区。伊朗格鲁吉亚人已深度融入本地文化，广泛参与伊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是当代伊朗重要的少数族群。格鲁吉亚人大规模迁徙至伊朗始于萨法维王朝时期。为巩固对边疆的控制、加强君权以及推动地方经济建设，萨法维君主对格鲁吉亚地区发动多次征服战争，强制迁移大量格鲁吉亚人至王朝腹地。同时，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围绕格鲁吉亚控制权展开的博弈也推动了亲伊朗格鲁吉亚人的移民。终萨法维一朝，共计有二十多万格鲁吉亚人移居至伊朗。以塔赫玛斯普一世（Tahmasp I）、阿巴斯一世（Abbas I）为代表的萨法维君主重用格鲁吉亚移民，提拔格鲁吉亚人担任军政要职。经过不断的发展与融合，格鲁吉亚移民成为萨法维王朝统治阶层的核心成员，构成了王朝中除波斯官僚、齐兹尔巴什（Qizilbash）之外的第三股政治势力，在帝国构建中发挥了日趋显著的作用。
国内学界对萨法维王朝格鲁吉亚移民的研究散见于部分有关伊朗的通史著作中。国外学界关于萨法维王朝格鲁吉亚移民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整体上对萨法维王朝在格鲁吉亚的征服、格鲁吉亚人的迁徙以及该群体在伊朗地位的嬗变进行论述。第二，从政治和军事地位演变的角度探究萨法维王朝格鲁吉亚移民群体。第三，叙述萨法维王朝具有代表性的格鲁吉亚家族的人员构成与产生的影响。第四，以居住在费雷丹地区的格鲁吉亚移民为案例，分析格鲁吉亚移民身份认同的演化。既有的对萨法维王朝格鲁吉亚移民的研究角度较为单一，缺乏对伊朗格鲁吉亚人的流散史以及身份认同变迁的系统探讨。据此，本文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究萨法维王朝实施格鲁吉亚移民政策的缘由与途径、格鲁吉亚移民在王朝军政体系中发挥的作用以及该群体身份认同的演变，力图揭示格鲁吉亚移民在萨法维王朝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期深入认识非波斯民族之于萨法维王朝帝国构建的意义，也为探究非穆斯林民族在近代早期伊斯兰帝国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更为多元的视角。
南高
加索地区是萨法维教团的起源地，且该区域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因此作为南高
加索的关键组成部分，格鲁吉亚地区受到萨法维王朝的高度重视。塔赫玛斯普一世、阿巴斯一世等君主对格鲁吉亚发动多次军事远征，不仅将东格鲁吉亚地区纳入管辖范围，而且实施格鲁吉亚移民政策，将大量格鲁吉亚人迁徙至伊朗高原。萨法维君主期望通过对格鲁吉亚人的迁徙，在王朝内部建立起忠诚于统治者的政治势力和军事队伍，以制衡齐兹尔巴什，加强中央集权。萨法维统治者主要采取的移民手段是强制迁徙，此外，部分亲伊朗的格鲁吉亚人在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作战的背景下自愿迁入伊朗高原。面对大量的格鲁吉亚移民，萨法维君主主要采取了委以帝国军政事务、招纳进入宫廷和安排于地方重要省份等三种安置手段。其中，吸收格鲁吉亚人进入军政体系任职占主导地位。
制约齐兹尔巴什、加强中央集权是萨法维君主将格鲁吉亚人等高加索民族大量迁徙至王朝腹地的核心原因。在伊斯玛仪一世(Ismail I)建立新王朝的过程中，齐兹尔巴什发挥了关键作用。齐兹尔巴什于1501年8月的沙鲁尔之战(Battle of Sharur)中大败数倍于己的白羊王朝军队，伊斯玛仪一世随后得以顺利在大不里士加冕为沙阿。萨法维王朝建立后，齐兹尔巴什又相继击败白羊王朝残余势力和昔班尼汗（Sheibani Khan），为王朝的扩张和巩固作出了较大贡献。随着对外征伐不断取得胜利，诸多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部落选择加入齐兹尔巴什，齐兹尔巴什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经过不断发展，齐兹尔巴什不仅构成了萨法维王朝军队的主体，在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力也持续上升。众多国家关键职位由齐兹尔巴什担任，如“埃米尔·乌马拉”（Amir al-umara，意为“总埃米尔”）、萨法维王子的导师“劳拉”（Lala）。在萨法维王朝初期的权力架构中，齐兹尔巴什占据核心地位。
齐兹尔巴什显赫的权势对于中央集权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由于分属不同的土库曼部落，出身齐兹尔巴什的高级官员为争夺权力，相互斗争，造成社会秩序动荡，极大损害了萨法维君主的权威。塔赫玛斯普一世继位初期，齐兹尔巴什罗姆鲁（Rumlu）部落的迪夫·苏丹·罗姆鲁（Div Sultan Rumlu）出任“埃米尔·乌马拉”，实际上执掌国家政权。乌斯塔吉鲁(Ustajlu）部落的科佩克·苏丹（Kopek Sultan）反对迪夫·苏丹的领导地位，双方爆发了延续近十年的内战，波及范围远至呼罗珊。在地方上，齐兹尔巴什部落首领控制土地，手握军队，拥有较大的自治权，中央政令难以有效施行。此外，齐兹尔巴什混合了苏菲派和什叶派的激进信仰，对强化君主专制也具有消极影响。该信仰赋予萨法维教团谢赫神性，视教团谢赫为马赫迪（Mahdi）化身。齐兹尔巴什的信仰在凝聚人心、增强战斗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萨法维教团征战的胜利。然而随着萨法维王朝的建立，尤其经历1514年查尔迪兰战役（Battle of Chaldiran）的惨败后，萨法维君主的光环逐步消退，齐兹尔巴什对国王的忠诚度日渐下降，该群体的激进信仰此时成为诱发王朝动荡的消极因素。在齐兹尔巴什对中央集权消极影响日益显现的背景下，萨法维君主需要引入新的政治势力以压制齐兹尔巴什。
萨法维王朝希望以格鲁吉亚移民政策为基础，利用格鲁吉亚人组建新军，从而加强中央集权。萨法维王朝建立后，直到阿巴斯一世推行军事改革前，萨法维军队士兵基本来自齐兹尔巴什的乌斯塔吉鲁、罗姆鲁等部落，土库曼人构成了王朝军队的主体。受部落组织形式的影响，部落首领对士兵拥有较大的控制权，因此造成了兵权的分散，萨法维君主难以有效号令军队。塔赫玛斯普一世统治初期，乌兹别克人乌拜德·阿拉·汗（Ubaid Allah Khan）多次率兵入侵呼罗珊地区。在1525年的战役中，负责摄政的迪夫·苏丹·罗姆鲁面对赫拉特被围的紧急形势，为保存自身部落的力量，未派兵救援。乌兹别克人于1528年再次发起进攻，由于齐兹尔巴什内部争斗不止，乌拜德·阿拉·汗一举占领了马什哈德、阿斯塔拉巴德（Astarabad）等地。塔赫玛斯普亲自率兵支援，并于贾姆战役（battle of Jam）击败敌军，但在战争过程中，接替迪夫·苏丹掌握国家大权的楚哈·苏丹（Chuha Sultan）违抗沙阿军令，拒绝主动出击。鉴于齐兹尔巴什当时的地位，塔赫玛斯普一世也只能暂时妥协。萨法维君主期望通过实施移民政策开拓兵源，改变军事领域过度依赖齐兹尔巴什的状况，建立忠诚于中央的军队。萨法维统治者选择格鲁吉亚人作为移民主要对象而非其他民族，主要具有以下三方面原因。其一，格鲁吉亚人拥有较强战斗力，吸纳该群体有利于提升萨法维军队的作战能力；其二，格鲁吉亚地区在萨法维王朝建立初期时常发生叛乱，威胁帝国的边疆安全，迁徙格鲁吉亚人有助于削弱格鲁吉亚地区的反对力量，稳固萨法维王朝在当地的统治；其三，由于地处伊朗诸王朝核心统治范围之外，格鲁吉亚人在伊朗高原的人数和影响力均较为有限，因此作为外来族群，格鲁吉亚移民相较土库曼人等更加忠诚于萨法维君主。
实施移民的手段以及安置移民是移民政策的核心要素。帝国争霸的地缘政治现实与伊朗高原西北部多元文化并存的图景深刻影响了萨法维王朝推行移民政策的方式，萨法维君主多以强制手段迁徙格鲁吉亚人。伊斯玛仪一世开始将格鲁吉亚人移民至伊朗高原。其加冕后不久，便开始进军格鲁吉亚。通过多次战争，东格鲁吉亚向萨法维王朝臣服，伊斯玛仪一世将该区域的卡尔特利（Kartli）和卡赫季（Kakheti）王国置于附属国地位。但在查尔迪兰战役后，萨法维王朝在高加索地区被迫采取守势，无力对格鲁吉亚进行实质控制，双方的联系遭到阻断。简而言之，伊斯玛仪一世时期是格鲁吉亚移民政策的起步阶段，格鲁吉亚人的迁徙数量较为有限。塔赫玛斯普一世继任沙阿后，萨法维王朝的格鲁吉亚移民政策步入新阶段，格鲁吉亚人在这一时期大量进入萨法维王朝。塔赫玛斯普一世对格鲁吉亚投入较大关注，积极采取措施将格鲁吉亚纳入王朝疆域。由于卡尔特利国王卢阿尔萨布一世（Luarsab I）坚持捍卫王国独立，拒绝向萨法维王朝臣服，自1540年起，塔赫玛斯普一世向格鲁吉亚共发动四次战役，征服该地，并派军队长期驻扎。1555年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达成了《阿马西亚条约》（Treaty of Amasya），格鲁吉亚东部正式划归萨法维王朝。在征服和统治过程中，塔赫玛斯普一世将数万格鲁吉亚人带往加兹温（Qazvin）等地，格鲁吉亚移民群体性地融入萨法维社会的进程由此发端。
1587年，阿巴斯一世登上沙阿之位，开启了格鲁吉亚移民与萨法维王朝互动的新时期，格鲁吉亚移民政策进一步发展。为了平定东格鲁吉亚的叛乱，阿巴斯一世多次对格鲁吉亚用兵，将大量格鲁吉亚人强制迁徙至伊朗高原。阿巴斯一世在位时期约有20万格鲁吉亚人迁至萨法维王朝，主要集中在伊斯法罕、马赞德兰（Mazandaran）等省份。除了强制迁移，部分格鲁吉亚人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主动移居至伊朗。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三世（Murad III）利用塔赫玛斯普一世去世后萨法维朝政混乱的局面，于1577年发起了长达13年的战争。阿巴斯一世继位后，为了结束战争，创造和平的发展环境，在1590年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君士坦丁堡和约》（Treaty of Constantinople），将包括东格鲁吉亚地区在内的大部分南高加索领地割让给奥斯曼帝国。这一条约引发了格鲁吉亚亲萨法维势力迁居的浪潮，为萨法维王朝境内格鲁吉亚裔显赫家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对东格鲁吉亚稳固统治的建立和王朝中央集权政体的完善，阿巴斯一世之后的萨法维君主逐步停止以强制方式、大规模迁徙格鲁吉亚移民的政策,格鲁吉亚人迁徙至伊朗高原的数量日益减少。
如何对移民至伊朗高原的格鲁吉亚人进行有效安置，关系到该群体能否真正融入新环境与发挥应有作用。为实现移民政策的目标，萨法维统治者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安置格鲁吉亚移民，分别是委以帝国军政事务、招纳进入宫廷以及安排在特定区域，服务地方建设。其一，诸多格鲁吉亚人受萨法维君主招募进入皇家卫队（波斯语Qurchi）、古拉姆（Ghulam）军队，以制衡齐兹尔巴什，格鲁吉亚人逐渐成为萨法维王朝军事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地位的上升也促进了格鲁吉亚移民在萨法维王朝官职系统中地位的提升，该群体代替齐兹尔巴什出任众多高级行政职位。其二，格鲁吉亚人在萨法维宫廷中的势力不断扩大。在战争与迁徙的过程中，部分被俘的格鲁吉亚女性进入萨法维后宫，成为国王的妃嫔。同时，诸多格鲁吉亚贵族被纳入萨法维宫廷。随着时间的推移，格鲁吉亚人在皇宫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其三，萨法维王朝将格鲁吉亚移民安置于地方重要省份，促进当地的开发。阿巴斯一世迁都至伊斯法罕后，为了推动新首都及周边地区的建设，将以卡赫季人为主的大批格鲁吉亚人迁至伊朗中部伊斯法罕、费雷丹等地，该群体推动了伊朗中部地区农业进步和商贸的繁荣，并有效抵御了巴赫蒂亚里人、库尔德人等游牧民族的袭扰，为萨法维新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安全保障。此外，为了促进丝绸生产，一些格鲁吉亚人被迁移至里海沿岸的马赞德兰，从事养蚕、农业耕作等活动。相较来看，纳入帝国军政体系是萨法维君主安置与归化格鲁吉亚移民的主要手段。
二 格鲁吉亚移民在萨法维帝国军政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为遏制齐兹尔巴什与加强中央集权，萨法维王朝多任君主重用格鲁吉亚人，提升该群体在帝国军政体系中的地位，格鲁吉亚移民由此广泛进入萨法维军政领域，并扮演了日益显著的角色。格鲁吉亚移民逐步成为萨法维军队的主要来源和中坚力量，同时，诸多格鲁吉亚人担任萨法维行政体系各级官职，构成了王朝政治统治的支柱。格鲁吉亚移民在萨法维王朝的军政系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帝国的兴衰。
首先，格鲁吉亚移民在军事方面具有核心地位。伊斯玛仪一世招募格鲁吉亚人等高加索民族进入皇家卫队，以削弱齐兹尔巴什在禁卫军中的主导地位，加强对皇家部队的控制。塔赫玛斯普一世面对土库曼部落独立倾向日渐增强的局面，积极吸纳格鲁吉亚人进入帝国军队，初步建立起以格鲁吉亚人等高加索移民为主体的古拉姆军队。此外，塔赫玛斯普一世进一步增加了皇家卫队中格鲁吉亚人的数量。格鲁吉亚移民初步确立了在萨法维王朝军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齐兹尔巴什的权势受到遏制。但需指出的是，此时古拉姆军队并没有成为萨法维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齐兹尔巴什在军事上依然具有主导地位。
阿巴斯一世加强对格鲁吉亚人在军事系统中的任用，格鲁吉亚移民在萨法维王朝军事领域的地位大幅跃升。第一，阿巴斯一世大力扩充古拉姆军队人数，使之具有约4万名成员，并配以先进火器，格鲁吉亚人是该支军队的核心组成部分。古拉姆军队地位日益上升，逐步发展为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在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乌兹别克人等周边政权的作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603年，阿巴斯一世率领这支军队于乌尔米耶湖（Lake Urmia）大胜奥斯曼军队，随后收复了巴库、埃里温、第比利斯等高加索地区核心城市，萨法维王朝对东格鲁吉亚的有效控制得以重新恢复。古拉姆军队的建立与壮大结束了齐兹尔巴什作为萨法维王朝主要兵力来源的局面，并且古拉姆军队忠实执行沙阿的命令，萨法维君主的权势也因此显著增强。第二，阿巴斯一世对军衔的设置进行了调整。萨法维王朝原先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名称为埃米尔·乌马拉，负责统帅齐兹尔巴什部队,此职位多由土库曼部落成员担任。阿巴斯一世启用“斯帕赫萨拉尔”（Ispahsalar）以取代埃米尔·乌马拉，作为军队总司令新的称呼，这一名称起源于中古波斯语，相较埃米尔·乌马拉具有较强的伊朗色彩。萨法维君主期望通过名称的变更，淡化极端什叶派信仰的影响，增强中央权威，诸多格鲁吉亚人曾就任斯帕赫萨拉尔一职。同时，阿巴斯一世设立了古拉姆军队司令（波斯语Qollar-aghasi），该职务是萨法维王朝最为重要的高级军事官员之一，历任古拉姆司令多由格鲁吉亚人担任。经过阿巴斯一世的军事改革，齐兹尔巴什在军事领域的主导地位受到极大冲击，格鲁吉亚人在萨法维王朝变革后的军事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诸多高级军职由格鲁吉亚移民担任，此局面延续至萨法维灭亡。代表性的格鲁吉亚裔将领包括胡思洛·米尔扎（Khosrow Mirza）、罗斯托姆·汗·萨卡泽（Rostom-Khan Saakadze）、戈尔金·汗（Gorgin Khan）等人。
胡思洛·米尔扎和罗斯托姆·汗·萨卡泽均为沙阿萨非（Safi）的重臣。胡思洛·米尔扎来自格鲁吉亚巴格拉季昂尼家族，其于阿巴斯一世统治末年被授予古拉姆军队司令之职。胡思洛在沙阿萨非继位后依然受到重用，其继续负责统领古拉姆军队，并被赐名“罗斯塔姆·汗”（Rostam Khan）。罗斯塔姆·汗坚决镇压格鲁吉亚反对萨法维王朝的势力，有力维护了萨法维王朝对东格鲁吉亚的宗主权和帝国西北边疆的稳定。罗斯塔姆·汗于1648年镇压了屡次反叛的泰穆拉兹一世（Teimuraz I），接管东格鲁吉亚地区长达数十年，使卡尔特利迎来了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重新恢复了繁荣。罗斯塔姆·汗将波斯语言和文化引入卡尔特利，推动了东格鲁吉亚融入伊朗的进程。罗斯托姆·汗·萨卡泽出身格鲁吉亚萨卡泽（Saakadze）家族，自幼成长于萨法维宫廷。由于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役中表现突出，罗斯托姆·汗不断获得晋升，其于1630年被任命为火枪队司令（波斯语Tofangchi-aghasis），次年又擢升为斯帕赫萨拉尔。罗斯托姆·汗在1631年率军夺回了什叶派圣地纳杰夫，为巩固和开拓萨法维王朝的疆域作出了较大贡献。
戈尔金·汗是萨法维王朝末代沙阿苏丹·侯赛因（Soltan Hoseyn）的重要军事将领。苏丹·侯赛因统治时期，王朝东部边境地区遭到游牧部落大规模入侵。戈尔金·汗被任命为斯帕赫萨拉尔，负责应对危局。戈尔金·汗在战争中勇敢且富有谋略，和他的兄弟莱万（Levan）一道于1700年重新夺回了克尔曼（Kerman）省的控制权。之后戈尔金·汗进一步镇压了阿富汗吉勒吉（Ghilji）部落的骚乱，将反叛领导人米尔韦斯·霍塔克（Mirwais Hotak）押往伊斯法罕。但霍塔克其后利用宗教和政治说辞说服沙阿将其释放，并于1709年成功对戈尔金·汗实施了暗杀。戈尔金·汗之死使萨法维王朝丧失了对阿富汗的有效管控，阿富汗人最终于1722年攻陷伊斯法罕，沙阿苏丹·侯赛因被迫退位，承认马哈茂德为伊朗国王，萨法维王朝作为统一政权的历史宣告终结。
其次，显赫的军事地位促进了格鲁吉亚移民在萨法维王朝行政体系中重要性的提升。塔赫玛斯普一世统治时期，格鲁吉亚人逐渐打破了齐兹尔巴什对某些要职的垄断，例如萨法维王子的导师“劳拉”一职。萨法维王朝第四任沙阿穆罕默德·胡达班达（Mohammad Khodabanda）年幼时的导师便是名为凯·胡思洛·贝格（Kay Khusraw Beg）的格鲁吉亚人。格鲁吉亚移民政治地位提升的进程在塔赫玛斯普一世之后的历史时期加速，至阿巴斯一世继位时，格鲁吉亚人已担任部分重要官职。阿巴斯一世时期奠定了格鲁吉亚人在萨法维行政体系中的关键地位。阿巴斯一世着力发展古拉姆制度，大量吸纳格鲁吉亚移民进入统治集团，格鲁吉亚人由此深度介入到萨法维王朝的政治事务之中，逐渐成为萨法维王朝统治阶层的核心成员。到沙阿萨非统治时期，王朝众多关键职位由格鲁吉亚移民担任，官僚体系中齐兹尔巴什的权势进一步被削弱，基本不再对王权构成实质威胁。
萨法维君主对格鲁吉亚移民的官职任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以格鲁吉亚人代替齐兹尔巴什出任行省总督。萨法维王朝建立后，行省总督主要由齐兹尔巴什担任，对君主权威、中央财政构成了显著威胁。阿巴斯一世开始将由齐兹尔巴什控制的行省转变为中央直接管理，并启用格鲁吉亚移民等外来民族任职行省总督，授予后者管理当地齐兹尔巴什的权力，从而加强对地方事务的掌控。至阿巴斯一世统治晚期，诸多重要省份的总督已由格鲁吉亚人出任，例如萨法维王朝伊斯法罕省的“达鲁噶”（Darugha）一职基本为成长于伊朗宫廷中的格鲁吉亚移民贵族所垄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阿拉威尔迪·汗（Allahverdi Khan）及其所属的翁迪拉泽（Undiladze）家族。阿拉威尔迪·汗在塔赫玛斯普一世发动的对格鲁吉亚战事中迁居伊朗，并皈依伊斯兰教。由于成功参与暗杀担任瓦基勒(Vakil)的莫尔舍·霍利汗·乌斯塔吉鲁（Morshed-Kholi Khan Ostaglu），帮助阿巴斯一世掌握实权，阿拉威尔迪·汗开始受到重用。他被任命为法尔斯省的“贝勒贝伊”（Beylerbey），取代长期掌控该地的阿夫沙尔（Afshar）部落贵族，成为阿巴斯一世最为倚重的官员之一。阿拉威尔迪·汗担任法尔斯省总督标志着萨法维中央开始建立对地方大省的直接控制，改变了之前由齐兹尔巴什埃米尔掌握行省大权的局面。
阿拉威尔迪汗的后代依然在萨法维的政治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阿拉威尔迪·汗长子伊玛目·库利·汗（Imam Quli Khan）接替了其父的职位，在萨法维王朝中担任法尔斯省贝勒贝伊等高级官职，伊玛目·库利·汗还于1622年领兵收复了被葡萄牙所侵占的霍尔木兹。阿拉威尔迪汗的幼子达乌德·汗（Daud Khan）同样担任地方要职，他曾任甘贾和卡拉巴赫的总督。翁迪拉泽家族的政治任职彰显了格鲁吉亚移民对于萨法维行政机构运转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并且由于萨法维王朝允许父子间承袭官职，部分格鲁吉亚移民群体由此得以长期掌握政治权力，推动了具有显赫权势的格鲁吉亚家族的形成。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在萨法维王朝地位的跃升招致了宗教学者等阶层的不满，格鲁吉亚移民精英积极参与经济和文化事务以提升形象，增强伊朗社会对自身的认可。翁迪拉泽家族自阿拉威尔迪·汗起修建了诸如桥梁、堤坝、公路等诸多基础设施，并积极资助外文书籍的购买与壁画的绘制。第二，格鲁吉亚人被任命为萨法维王朝司法系统的高级官员，出任最高法官（波斯语Divan-beigi）等职。最高法官在萨法维王朝地位崇高，拥有一套隶属于自身的司法机构，负责审判全国的刑事案件。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最高法官逐步取代了萨德尔(sadr)在宗教纠纷裁决中的主导地位，权力进一步扩大。经历阿巴斯一世的改革后，格鲁吉亚移民出任最高法官的人数显著增多，如罗斯托姆·汗之子萨菲科利·贝格（Safiqoli Beg）于阿巴斯二世（Abbas II）在位时曾就任最高法官。
除了在行政和军事领域扮演关键角色，格鲁吉亚移民与萨法维王室的互动也日益密切，格鲁吉亚人逐渐发展为萨法维宫廷中的一股重要势力。在塔赫玛斯普一世时期，萨法维皇宫中的格鲁吉亚妃嫔开始介入如王位传承等事关帝国走向的重大议题。例如在塔赫玛斯普一世继承人选的问题上，宫廷中的格鲁吉亚人支持拥有格鲁吉亚血统的海达尔（Ḥaydar）王子与伊斯玛仪二世（Ismail II）争夺王位。后者得到了同为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人（Cherkess）的支持，虽然海达尔最终失败被杀，但也侧面反映出格鲁吉亚移民在宫廷事务中的参与度日渐提高。在阿巴斯一世和其之后的沙阿统治期间，格鲁吉亚移民在萨法维宫廷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格鲁吉亚移民和萨法维王室实现了深度融合。其一，格鲁吉亚人在沙阿后宫中的比例不断增多，诸多萨法维王室成员具有格鲁吉亚血统。例如历经五位萨法维沙阿统治，长期担任萨法维王朝高级官职的泽纳布·贝古姆（Zeynab Begum）公主是塔赫玛斯普一世和格鲁吉亚公主胡里·汗·哈努姆（Huri-Khan Khanum）的女儿。其二，格鲁吉亚裔的妃嫔围绕王储之位和其他派系进行了激烈的争斗，此种现象在萨法维王宫中愈演愈烈，是萨法维王朝晚期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阿巴斯一世增加了萨法维宫廷中格鲁吉亚宦官的数量，该群体与王室成员接触较多，因而能够对萨法维中央的决策产生一定影响。据时任驻萨法维王朝的西班牙大使加西亚·德·席尔瓦·菲格罗亚（García de Silva Figueroa）的回忆，阿巴斯一世会讲格鲁吉亚语，足见格鲁吉亚移民在萨法维宫廷中具有的影响力。
经过长期的移民和融合，格鲁吉亚人日益深度融入伊朗社会。格鲁吉亚移民构成了萨法维军队的主要来源之一，并且长期担任古拉姆军队指挥官、行省总督等王朝要职。虽然格鲁吉亚移民精英权力显赫，但相较齐兹尔巴什，格鲁吉亚官员由萨法维君主所扶植，发展走向受到统治者意愿的显著影响，因而对君权的威胁较低，这推动了萨法维沙阿对格鲁吉亚人的持续任用。格鲁吉亚人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齐兹尔巴什在官僚体系中原本的优势地位，在军政机构中长期占据诸多关键职位，构成了萨法维王朝新的权力架构中的关键一环，成为帝国军政体系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官职系统的正常运行与格鲁吉亚移民息息相关。随着向外征伐频次的降低，萨法维王朝晚期格鲁吉亚精英进入官僚体系的数量不断减少，造成帝国军政体系运行效率降低，因而加速了王朝的衰亡。
身份认同(Identity)主要指个体对所属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文化认同是其中的关键组成部分，身份认同对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在近代早期的中东地区，民族和国家边界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生活于王朝边疆地带的少数族群的身份认同不断得到重塑。迁徙至萨法维王朝后，格鲁吉亚移民主动接受伊朗文化和融入当地社会，实现了身份认同的转型。身份认同的变迁推动了格鲁吉亚移民在萨法维王朝的政治军事参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是全面认识萨法维格鲁吉亚人的重要维度。
格鲁吉亚人的传统身份认同主要由两方面构成，分别是东正教认同、地方与家族认同。第一，格鲁吉亚人对东正教拥有较为强烈的认同。337年，格鲁吉亚伊比利亚王国皈依基督教，将基督教定为国教，格鲁吉亚正教会长期掌管格鲁吉亚东部地区的宗教事务。在早期阶段，格鲁吉亚正教会（Georgian Orthodox Church）属安条克正教会（Church of Antioch）管辖。格鲁吉亚正教会于5—10世纪逐步取得独立地位，并发展出了自身特殊的教义。东正教信仰的确立对于格鲁吉亚民族认同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格鲁吉亚字母的形成源于翻译《圣经》的需要，宗教文本的书写又进一步推动格鲁吉亚文字的成熟。虽然多次遭受入侵，但宗教认同有效维护了格鲁吉亚人既有的信仰与民族身份，对基督教的情感成为格鲁吉亚民族底层的身份认同之一。第二，格鲁吉亚人拥有较为鲜明的地方和家族认同。由于处于帝国争霸的前沿，格鲁吉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至萨法维王朝建立时，统一的格鲁吉亚王国分裂为卡尔特利、卡赫季和伊梅列季（Imereti）三大王国以及五个半独立的公国。政治版图的碎片化导致格鲁吉亚人形成对所属地方王国的认同，“卡赫季人”、“卡尔特利人”等成为诸多格鲁吉亚人对自身身份的重要定义。与地方王国认同相伴的是家族认同。经过不断的繁衍和发展，某些家族长期在格鲁吉亚担任要职，具有显赫地位，家族认同由此在格鲁吉亚人的身份认同构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家族成员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参与一定程度上受到出身家族的影响。
迁徙至萨法维王朝腹地后，格鲁吉亚移民积极融入王朝运转体系，重塑身份认同，伊朗认同成为格鲁吉亚移民新的主导身份认同。推动格鲁吉亚移民身份认同转型的驱动力主要由两方面构成。其一，格鲁吉亚基督徒管理体制的缺位客观上有利于格鲁吉亚移民的改宗和身份认同的转型。相较萨法维王朝亚美尼亚移民社区具有较完备的宗教管理体系，格鲁吉亚移民群体的教区组织较为松散，对居民的宗教信仰管理并不严格，因此格鲁吉亚人迁徙至伊朗高原后，易受周边环境的影响，转变为什叶派穆斯林。萨法维王朝统治下的格鲁吉亚移民基本均改宗了伊斯兰教什叶派。由于萨法维君主定什叶派为国教，什叶派信仰成为伊朗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在多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什叶派认同构成了伊朗认同的核心与基础，对塑造和巩固伊朗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格鲁吉亚移民皈依什叶派有利于强化该群体的伊朗国家认同。其二，格鲁吉亚移民与萨法维统治阶层的联系高度紧密。萨法维王朝将诸多卡尔特利和卡赫季王室中的年轻成员，自幼便抚养在萨法维皇宫中，并以波斯文化为媒介，教授格鲁吉亚贵族《列王纪》等波斯史诗和波斯语文学。这推动了格鲁吉亚精英的改宗进程，形塑了该群体对伊朗文化的认同。格鲁吉亚移民贵族皈依伊斯兰教后，往往被萨法维君主授予要职，并和萨法维皇室通婚。如塔赫马斯普一世任命卡赫季王子杰西为沙基（Shaki）及邻近地区的总督，并将伊斯玛仪一世之子阿布·纳西尔·萨姆·米尔扎（Abu'l Nasir Sam Mirza）的女儿许配给杰西。同时沙阿将杰西视为萨法维王子，后者被称为伊萨汗·米尔扎（Isa Khan Mirza）,而米尔扎在萨法维王朝通常用作王子的名称。至萨法维晚期，出身格鲁吉亚皇室的王子基本均被称为米尔扎。萨法维君主所采取的教育归化、通婚、授予官职等措施，有效促进了格鲁吉亚移民融入萨法维统治阶层，推动了其从地方与家族认同向伊朗认同转化的进程。
什叶派和伊朗认同的建立推动了格鲁吉亚移民对萨法维王朝国家利益的维护，有利于巩固萨法维王朝的统治。在塔赫玛斯普一世去世至阿巴斯一世继位的12年间，萨法维王朝政局动荡，而格鲁吉亚移民对于在位沙阿的忠诚在遏制混乱局势、加强中央权威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到萨法维王朝末期，经过长期的融合，格鲁吉亚移民的什叶派和伊朗身份认同更为明显。伊朗格鲁吉亚人在抵御阿富汗人入侵的战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爆发于1722年3月的古尔纳巴德（Gulnabad）之战是决定萨法维王朝存亡的关键战役。在此战事中，出身卡尔特利巴格拉季昂尼家族的罗斯托姆·汗（Rostom Khan）担任伊朗军队指挥官。罗斯托姆·汗在战斗中先发制人，迅速向阿富汗军队的左翼发起进攻，打乱了敌军阵型，但由于萨法维军队中的阿拉伯骑兵被引诱去争夺补给，脱离了战斗，罗斯托姆·汗未获得及时支援，终寡不敌众，遭到失败。阿富汗人攻陷伊斯法罕后,袭扰格鲁吉亚人的聚居区费雷丹，要求当地居民投降。虽然敌军数量众多，但费雷丹格鲁吉亚人依然进行了坚决反抗，并成功击退了阿富汗人的进攻。在关于此次战役的叙事话语中，格鲁吉亚人将自身的抵抗类比为卡尔巴拉事件，而且据传在战事焦灼之时，隐遁伊玛目扎曼(Imam Zaman)从一块裂开的岩石中出现，帮助费雷丹格鲁吉亚移民取得了胜利。费雷敦沙赫尔（Fereydunshahr）的格鲁吉亚人由此形成了如下风俗，即根据什叶派传统，在被称为“科瓦”（Kowa）的裂开岩石上点燃蜡烛以纪念隐遁伊玛目的相助。由于居民具有坚定的什叶派信仰，费雷敦沙赫尔又被称为虔诚的穆斯林城市。另外，东格鲁吉亚的“瓦利”（vali）、伊斯法罕省总督、古拉姆军队指挥官等高级官职长期由皈依伊斯兰教的格鲁吉亚王室成员担任，这一群体对萨法维统治者具有较高的忠诚度，在王朝的国家机构运转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格鲁吉亚移民虽然产生了新的身份认同，但旧有的对格鲁吉亚文化和家族的认同依然继续存在并产生影响，格鲁吉亚移民群体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多元面向。其一，格鲁吉亚人保留了对格鲁吉亚文化的认同，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格鲁吉亚移民贵族虽然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依然保有对基督教的情感。戈尔金·汗在与俾路支人作战之前，领受了圣餐。霍塔克暗杀戈尔金·汗后，还于后者住处发现了十字架和《诗篇》。戈尔金·汗的侄子凯胡斯洛（Kaikhosro）历任伊斯法罕省总督、最高法官的副手等高级行政职位，并于1709年接替遇刺的戈尔金·汗担任驻扎阿富汗的波斯军队总司令。但在出征之前，凯胡斯洛接受了一位加尔默罗会（Carmelites Order）教父的秘密洗礼，并让这位教父与军队随行。曾于1605年短暂统治卡赫季的康斯坦丁·汗（Constantine Khan）更是直观地展现了自身的基督教认同。他在自传中如此写道，“虽然我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我……至今仍记得基督教信仰”。其次，格鲁吉亚移民重视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发展。罗斯塔姆·汗在任职东格鲁吉亚总督期间，积极推广伊朗文化，展现出对萨法维王朝的强烈认同。但罗斯塔姆·汗对格鲁吉亚的本土文化同样予以扶持，他重建了位于第比利斯西北部的生命之柱教堂（Svetitskhoveli Cathedral），该教堂具有崇高的地位，格鲁吉亚国王选择去世后葬于此地。罗斯塔姆·汗还认可妻子玛丽亚姆·达迪亚尼（Maryam Dadyani）保护和恢复格鲁吉亚传统文化的行为。达迪亚尼主持了东格鲁吉亚大部分教堂的修缮工作，而且抄写、整理了中世纪格鲁吉亚编年史《卡尔特利的生活》（Life of Kartli），对格鲁吉亚历史的书写作出了显著贡献。此外，曾担任伊斯法罕省副总督、在萨法维王朝任职长达数十年的帕萨丹·戈尔吉亚尼泽（Parsadan Gorgijanidze）用格鲁吉亚语记述了4世纪至17世纪末的格鲁吉亚历史，是格鲁吉亚史书编撰的先驱之一。
其二，格鲁吉亚移民继续展现了鲜明的家族观念。首先，格鲁吉亚移民在萨法维王朝的政治倾向与政治参与受到家族认同的影响。沙阿萨非统治时期罗斯塔姆·汗与伊玛目·库利·汗间的斗争除了权位因素外，还有明显的家族纷争烙印。罗斯塔姆·汗代表来自卡尔特利的巴格拉季昂尼家族，而伊玛目·库利·汗则是翁迪拉泽家族的领袖。当时萨法维王朝的格鲁吉亚移民精英分别以罗斯塔姆·汗和伊玛目·库利·汗为首，形成了两大政治派系，彼此间展开了激烈斗争。除了卡尔特利的巴格拉季昂尼家族和翁迪拉泽家族之间存在矛盾，卡尔特利和卡赫季的巴格拉季昂尼家族彼此也抱有敌意。在此背景下，伊玛目·库利·汗之弟达乌德·汗与出身卡赫季巴格拉季昂尼家族的泰穆拉兹一世联系较为密切，达乌德·汗还迎娶了泰穆拉兹的妹妹。而罗斯塔姆·汗对达乌德·汗和泰穆拉兹持敌对态度，罗斯塔姆·汗最终成功争取到沙阿萨非的支持，瓦解了翁迪拉泽家族，并重新赢得了自身家族在卡尔特利的统治权。其次，萨法维沙阿利用格鲁吉亚移民的家族认同制造该群体的内部矛盾，以巩固统治。苏莱曼一世在位时期，利用卡尔特利和卡赫季巴格拉季昂尼家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任命卡赫季王子赫拉克利乌斯一世（Heraclius I）担任卡尔特利的国王，此举不仅削弱了卡尔特利王室的影响力，也加剧了格鲁吉亚内部的争斗，萨法维王朝因而增强了对东格鲁吉亚的控制。
总而言之，与皇权紧密的联系和宗教管理体制的缺位推动了萨法维王朝格鲁吉亚移民身份认同的转型，伊朗认同构成了该群体新的主导身份认同。在身份认同得到重塑的背景下，格鲁吉亚移民进一步融入伊朗社会，主动维护萨法维王朝的国家利益。同时格鲁吉亚人依然保有对格鲁吉亚文化与所属家族的认同，呈现多重身份认同并存的样态，但什叶派和伊朗认同在格鲁吉亚移民的身份认同中具有显著优势地位。随着同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萨法维格鲁吉亚人被逐步整合进了伊朗什叶派民族共同体中，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身份认同的转型。
16—18世纪，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与莫卧儿帝国等三大伊斯兰帝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军队战斗力，不同程度上沿袭了自9世纪起在伊斯兰世界广泛实行的古拉姆制。奥斯曼帝国曾推行德米舍梅（Devshirme）制度和建立耶尼切里（Janissaries）军团，系统性地招募非穆斯林孩童进入军政领域。莫卧儿帝国的军事奴隶规模较小，主要来源于在战争或贸易中俘获的印度儿童，局限于担任部分君主和贵族的卫兵。
与上述两大帝国不同的是，萨法维王朝在推行古拉姆制时，尤为注重利用该制度应对内部的政治挑战。在王朝建立初期，齐兹尔巴什对君权构成了显著威胁。萨法维君主因此将军事奴隶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凭借，大规模征召军事奴隶进入王朝军政体系，格鲁吉亚人为其中关键组成部分。塔赫玛斯普一世、阿巴斯一世等沙阿对格鲁吉亚多次进行征伐，将数十万格鲁吉亚人迁移至王朝腹地，其中许多人进入军队和行政机构，在萨法维王朝的军政系统中担任要职。除了以军事奴隶的形式任用格鲁吉亚移民，萨法维王朝还实行宫廷奴隶制。沙阿将部分格鲁吉亚人带至萨法维王宫，使他们自幼接受波斯文化的教育，塑造该群体的伊朗认同。萨法维皇宫中的格鲁吉亚移民年长后，同样会被授予行政、军事等方面的官职，成为萨法维王朝统治阶层的重要一员。从古拉姆制度对帝国产生的影响来看，相较奥斯曼和莫卧儿帝国，以格鲁吉亚移民为代表的外来族群在萨法维王朝的运行中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格鲁吉亚人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不断提升，逐步成为萨法维王朝的统治支柱之一，拥有显赫地位。萨法维君主得以减少对齐兹尔巴什的依赖，进而增强了自身的统治权威。同时，拥有先进生产技术的格鲁吉亚移民推动了王朝地方经济建设与发展。简而言之，格鲁吉亚人为萨法维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帝国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力延续至王朝灭亡。而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便逐渐停止实施德米舍梅制度，外来族群在帝国政治舞台中的重要性不断降低。莫卧儿帝国的古拉姆制由于规模有限，并未对统治结构产生显著影响。
格鲁吉亚移民对萨法维王朝也呈现出较强的向心力。格鲁吉亚人迁徙至伊朗高原后，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身份认同的转型，逐渐对萨法维王朝产生了较强的认同感。尽管格鲁吉亚移民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了对民族文化和家族的认同，但伊朗认同逐步成为萨法维格鲁吉亚人新的主导身份认同，该群体由此深刻嵌入伊朗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萨法维王朝的格鲁吉亚移民问题反映了近代早期伊朗和格鲁吉亚地区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面对迁徙至伊朗高原的格鲁吉亚人，萨法维君主的政策总体上展现出对异质文化吸收与整合的开明态度，推动了格鲁吉亚移民与伊朗社会的融合，也为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经过自萨法维王朝起数百年的交融，伊朗格鲁吉亚人已成为伊朗多民族国家的重要一员，他们在各个领域为伊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格鲁吉亚移民的案例表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需要协调不同文化和宗教群体之间的关系，而超民族的国家认同的形成是国家稳定和统一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