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伊朗的阿富汗难民问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近年来，该问题有恶化的趋势，已然成为伊朗乃至中东安全的一大隐忧。一方面，四十余年来，阿富汗难民在伊朗形成的社会、经济、宗教、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在近几年愈发凸显，甚至在第八伊玛目礼萨清真寺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沉疴宿疾导致在众多伊朗人心中产生了“阿富汗恐惧症”，伊朗国内反难民的呼声也愈发增多。另一方面，阿富汗难民在移民过程中以及在伊朗生活中所面临的限制性政策，导致阿富汗人心中的不满也在逐渐积攒，甚至在阿富汗的媒体中出现了西方国家老生常谈的“伊朗恐惧症”标题。事实上，“恐惧症”的产生既是难民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的展现，也是伊朗难民治理困境的一种表现。
关 键 词 伊朗；阿富汗；难民恐惧症
作者简介 赵锦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项目来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专题”（项目批准号20@WTS005）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世界民族》2024年第5期。全文如下：
1979年至今，伊朗陆续接收了数百万阿富汗难民。2022年，伊朗政府对在伊难民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统计。据伊朗外国移民事务局（Bureaufor Aliens and Foreign Immigrants Affairs，简称BAFIA）统计，截至2022年6月，伊朗收容了约450万不同身份的流离失所者，包括：约260万持有联合国通行证（laissez-passers）的阿富汗难民；76.2万合法登记的难民，其中阿富汗人约75万，伊拉克人约有1.2万；36万持有居民许可证的阿富汗人；26.7万持有阿富汗家庭护照者；50万无任何证件的阿富汗人。这些难民中既有在伊朗出生长大的新一代难民，还有自2021年8月阿富汗局势恶化以来，逃往伊朗的100万多难民。大量难民涌入伊朗不仅给伊朗政府的治理造成了巨大挑战，而且为地区安全增添了多重不确定性。伊朗的阿富汗难民问题自1979年之后进入公众视野，同时引起学界的关注。当前国内外学界对于在伊难民的历史、政策、现状，已有一定的研究，并呈现出跨领域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但针对问题产生背后的动因及最新的发展情况则缺乏足够且及时的探讨，尤其是对2021年阿富汗变局以来产生的新一波难民问题的研究。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拟对伊朗接纳和治理难民的动因、政策及其形成的问题所产生的“恐惧症”现象进行新的探讨和分析，或许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对此问题研究的继续深入。总之，探究伊朗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难民政策的演变，揭示其应对阿富汗难民潮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不仅对理解伊朗国内的社会治理逻辑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地区乃至全球的难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
1979年至今，伊朗遭受了五波阿富汗难民潮的涌入。第一波是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首次造成大量阿富汗人逃往伊朗；第二波是阿富汗内战（1992—1996年）时期，大量难民逃往伊朗；第三波为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期间，难民潮再度形成；第四波为美国在阿富汗进行反恐战争期间，又造成大量难民进入伊朗；第五波是2021年8月塔利班第二次上台执政后，形成了新一轮的难民潮。四十余年来，伊朗出于多种考量，积极接纳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同时也制定了多项政策来应对和治理该群体。
伊朗与阿富汗是具有共同文化纽带的邻国，两国关系早已超越地理边界，波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是两国共同的文化底蕴。在宗教层面，什叶派伊斯兰教是绝大部分伊朗人和阿富汗哈扎拉人共同信奉的宗派。在语言文化层面，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之一达里波斯语曾是“波斯王室的宫廷用语”，与目前伊朗的波斯语基本可相互通达。在交流方面，两国之间的人口流动由来已久，伊朗一直是来自阿富汗的季节性工人、商人和朝圣者的目的地。可以说，伊朗接收阿富汗难民的原因，既有历史渊源，又有什叶派的宗教认同因素，同时还有当时伊朗政府的现实政治考量。下面就各因素进行简明扼要的论述。
首先，现实的政治考量是伊朗接纳难民的直接因素。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面临的国际环境可谓艰难，既要应对美苏等霸权主义国家的打压，又要与伊拉克等逊尼派国家对抗，因而接收难民就具有了非常直接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伊朗意图拓展其在阿富汗的影响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奉行输出革命的政策，而阿富汗此时遭受苏联入侵正好给了伊朗施展拳脚的机会。伊朗积极支持阿富汗反苏力量，1979—1986年，阿富汗出现九大什叶派反苏力量，其中8个是在伊朗成立的。如具有什叶派背景的哈扎拉族“八党联盟”，其中伊朗与成立于1981年的胜利组织和成立于1983年的伊斯兰圣战卫士组织的联系最为紧密，给予的资助也最多。显然，伊朗试图通过扶持反苏力量“意图控制阿富汗的什叶派及哈扎拉族”，而难民则成了伊朗介入阿富汗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难民填补了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劳动力的巨大缺口，为战争后的重建作出了巨大贡献。两伊战争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消耗，接纳难民正好弥补了伊朗“军队、建筑和农业等领域”极度匮乏的劳动力缺口。显而易见，鉴于当时伊朗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接纳难民有着迫切的现实政治需求。
其次，宗教认同及革命理想是伊朗接纳难民的宗教基础。千百年来，阿富汗什叶派信徒习惯前往伊朗什叶派圣地朝圣，或经由伊朗前往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朝圣。并且，从宗教共同体的角度来讲，《古兰经》中所规定的收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宗教原则被伊朗人视为一项神圣的“宗教义务”。因而，伊朗人自然不会拒绝这些什叶派同胞。1979年，宗教领袖霍梅尼主张“伊斯兰无国界”政策，宣称伊朗是受压迫穆斯林的捍卫者。受此影响，众多受压迫的穆斯林视伊朗为伊斯兰世界的希望之灯，纷纷前往伊朗避难。在此背景下，伊朗也自认为是“阿富汗什叶派安全的担保人”，不仅在阿富汗资助什叶派清真寺，而且积极地接纳难民。基于此，伊朗统治者认为庇护阿富汗人免受战乱纷争的侵害不仅是对穆斯林兄弟姐妹的帮助，更是宣传伊朗伊斯兰价值观的契机，可以使伊朗在国际社会面前占领道义的制高点。
最后，伊朗接纳阿富汗难民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历史上，阿富汗地区不仅在语言文化上是波斯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大部分领土也曾隶属于伊朗“大呼罗珊地区”。赫拉特市就被称为“呼罗珊之珠”，阿富汗人认为该市是伊朗的延伸。可以说，伊朗的影响力长期存在于阿富汗，尤其在阿富汗西部和什叶派族群中。从历史文化情感来讲，伊朗人对阿富汗有着较为强烈的认同感，而历史上也有不少伊朗人接纳阿富汗移民的事件。如第一次有记录的阿富汗人向伊朗迁移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当时多达5000个信仰什叶派的哈扎拉家庭前往伊朗，定居于托尔巴特贾姆和巴哈尔兹两地。在阿富汗巴拉克宰王朝阿布杜尔·拉赫曼汗（Abdur Rahman Khan，1880—1901年在位）统治时期，约有1.5万个家庭，16.8万人移居到马什哈德东部的托尔巴特贾姆地区，占当地人口的90%。1937年，巴列维王朝礼萨·汗将伊朗的阿富汗哈扎拉人正式划分为哈瓦里（Khawari）部落，并允许其推出代表参加国事活动。从20世纪60年代起，阿富汗人移民到伊朗寻求临时工作或在伊斯兰神学院学习。1971—1972年，阿富汗饥荒时期，又有大量的阿富汗人逃荒至伊朗。显然，历代王朝接纳阿富汗人的人道主义历史，为伊朗现政府接纳阿富汗难民奠定了一定的历史基础。
事实上，伊朗作为阿富汗的邻国，接纳难民是躲不开，避不着的邻国义务。无论伊朗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难民也必然会采取各种方式入境伊朗。换言之，两国地缘上决定了伊朗必须接纳阿富汗难民，但在现实政治考量上决定了伊朗采取接纳政策或限流政策。总而言之，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可以极易唤醒共同的宗教认同和历史记忆，从而使得一些负面的历史记忆隐藏起来。文化上的接近和漫长的共同边界也使得伊朗成为阿富汗难民最有吸引力的逃亡目的地，而相同的宗教文化背景与现实的政治考量，使得伊朗政府在接纳难民时并未遭受太多的阻力，伊朗人甚至将这些难民视为躲避宗教迫害的“迁士”。
20世纪80年代期间，由于两伊战争等多种因素的困扰，伊朗政府对于阿富汗难民并未有明确的治理政策。90年代以来，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伊朗对难民的治理政策根据自身国情，出台了一些明确的治理政策。这些治理政策规定了难民在伊朗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包括难民身份的认定、遣返、定居及国内流动、就业、教育政策等诸多方面。
一是伊朗政府对难民身份的认定，经历了从宗教移民到难民的身份认识转变。从1979年到1992年，大多数进入伊朗的阿富汗人被发给“蓝卡”，以表明他们是非自愿的移民，即因宗教原因而流亡的穆斯林，是寻求庇护者，享有“莫哈杰林”（Mohajerin）的地位。蓝卡持有者可以无限期合法地留在伊朗。在两伊战争之后，为难民提供无条件支持的成本不断增加，加之伊朗自身振兴经济的条件有限，迫使伊朗政府开始调整难民政策，伊朗的政策转向强调防止难民非法入境和进行遣返。1993年，伊朗政府开始将在伊阿富汗人视为难民（Panahandegan），在官方文件上称之为“外国国民”（atbā‘-ekhāreji or atbā‘-ebigāneh），表明其前往伊朗的“非宗教动机”，这就包括了获得授权的公民、未经授权的公民以及非法移民。还有一部分阿富汗人是在阿富汗和伊朗之间流动的劳工，在波斯语中被称为季节工（Kargar-e fasli）或阿富汗劳工（Kargar-e Afghani）。
2003年，伊朗政府出台了一项名为“阿玛耶什”（Amayesh）的难民登记制度，成为伊朗使用至今的难民身份认证体系。伊朗政府通过该统计管理系统，为符合难民条件的人员发放“阿玛耶什卡”，作为伊朗唯一有效的难民身份证件。同时，加强对难民人口的管控，以促进“遣返和管理”。该系统规定注册成功的阿富汗人享有难民的基本权利，可在被允许的15个省份中自由流动，同时可获得临时工作许可证。2010年之后，政府每年会更新阿玛耶什卡注册系统，规定成功登记身份的难民必须定期核验，否则就可能被遣返回阿富汗。
二是从敞开大门到限制入境、遣返回国的政策调整。1979年至1993年期间，伊朗政府采取敞开大门的难民政策。两伊战争结束后，随着宗教领袖霍梅尼去世，伊朗的难民政策开始调整。1989年，伊朗政府成立外国人和外国移民事务局（BAFIA），将难民治理制度化和政策化。1993年，伊朗政府“设置门禁”，向难民发放“临时登记卡”，将其限制在难民定居点或指定的地区居住，不再允许他们无限期居住和自由流动。2003年，阿富汗、伊朗和联合国难民署签署了一份三方遣返协议。同年，伊朗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138条，外国国民执行协调委员会通过了“加速遣返阿富汗国民的条例”，共十一条。其中第五条规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组织（IRIB）将促进和鼓励阿富汗国民返回阿富汗，并警告伊朗公民不得非法雇佣阿富汗国民。此后，伊朗政府一直将合法难民的自愿返回、强制遣返和驱逐非法难民作为长期的政策执行至今。遣返政策实质展现了伊朗政府两个层面的政策取向：一是设计在伊难民的地位，将该群体与伊朗社会切割分离，使其始终游离在社会边缘；二是减少在伊难民的数量，并随着国家利益变化在自愿返回和强制遣返政策间切换。
三是规定难民在伊朗的定居和国内流动政策。一方面是难民定居点的修建。伊朗政府几十年来建造了80个名为“客居城市”（Mehman shahr）的难民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实质上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城市”，通常是小而紧凑的聚居区，可容纳数千难民。在早期，难民定居点条件较为简陋，几十年来其基础设施得到了提升，已经成为永久的定居点。然而，大多数难民还是选择定居在城市外围的贫民区。客居城市和其他居住地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是，进入客居城市要受到当地政府严格的管制，因而选择居住于此的难民也就较少。另一方面，伊朗政府规定了难民的国内流动政策。2001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健康为由，宣布难民禁止进入及定居一些省份和城市。在伊朗的31个省份中，有17个省份成为“无阿富汗人区”，完全禁止难民定居，其余省份仅有个别城市允许定居。难民可以在指定的居住省份内自由行动，但若要前往其他省份，则必须取得政府的旅行许可证（Nāmeh-ye taraddod）。并且，居住在指定地区的难民被命令迁往其他指定地区时，也必须服从，否则就会被逮捕并驱逐回阿富汗。虽然伊朗是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的签署国，但伊朗政府认为第26条中所载“行动自由”之规定：“缔约各国对合法在其领土内的难民，应给予选择其居所地和在其领土内自由行动的权利，但应受对一般外国人在同样情况下适用的规章的限制”仅是一种建议，无须完全按照此条文施行。因此，难民在伊朗境内的流动需受到政府的管控。
四是伊朗政府通过立法限制阿富汗难民的就业。难民自进入伊朗之初，在择业方面就受到诸多的限制政策。难民被禁止成为街头小贩或拥有自己的生意，其中合法的难民被允许从事16类主要为体力劳动的工作。此后，伊朗政府又颁布了更多的限制政策。2000年4月，伊朗议会根据第三个五年发展计划第48条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没有工作许可证的外国人在2001年3月之前离开伊朗。2001年6月，劳动和社会事务部对雇佣外国非法工人的雇主处以重罚和监禁。许多雇佣难民的小企业被关闭，政府还吊销了一些难民的工作许可证。2003年，伊朗政府制订“加速遣返阿富汗国民的条例”，出台了更为明确的限制政策。其中，第三条是关于通过对雇佣没有工作许可证难民的伊朗雇主采取法律行动，防止未经授权雇佣难民；第四条禁止持有有效护照和签证并获得居留证的阿富汗难民进行金融活动，如禁止难民在银行、无息贷款协会和金融信贷机构开设新账户，以及享受任何形式的保险服务。
阿富汗难民的另一个工作选择是加入“法特米扬”（Fatemiyoun）民兵组织，即2013年底由伊朗境内的哈扎拉人组建的什叶派民兵组织。法特米扬一词意为“法蒂玛王朝的旗帜”，该组织脱胎于什叶派民兵组织穆罕默德军团（Mohammad Corp）和阿布扎尔师（Abuzar Division）。2014年，该组织由旅改建制为师，被派往叙利亚战场作战。该师由伊斯兰革命卫队训练、资助和装备。这些战斗人员每月领取500—700美元的工资，他们本人和直系亲属可获得伊朗合法的居留证，若在战斗中死亡或重伤，其家属可获得相应的赔偿。并且，可被埋葬在伊朗什叶派圣地。2016年5月，伊朗议会通过一项法律，将授予外国“烈士”家属伊朗公民身份。显然，法特米扬师的组建实质又是伊朗政府的一种现实政治考量。
五是对阿富汗难民的教育政策也贯彻一种限制性的治理理念。1992年之前，伊朗政府向难民提供蓝卡，使他们能够免费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之后，伊朗政府开始限制难民获得公共服务资源，难民不再获得免费的教育补贴。2000年初，伊朗政府限制难民进入伊朗的学校学习。因此，不少难民儿童只得在阿富汗人经营的自治学校（Madarese Khodgardan）接受教育。此后，伊朗当局又调整了教育政策。有合法证件的难民可以进入公立学校学习，但无证件的必须在自治学校学习。2004年，伊朗政府禁止阿富汗学生进入职业学校和大学预科中心学习，对大学预科中心的禁令意味着阿富汗人不能再申请入学考试。2012年开始，伊朗政府要求阿富汗学生必须更新他们的难民身份，并获得阿富汗护照和签证方可再次入校学习。此外，伊朗政府禁止阿富汗人和其他外国人在伊朗学习30门学科，例如核工程、原子物理、航空航天工程和化学工程。2015年，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令所有阿富汗儿童，无论是否有证件，都可以进入伊朗的小学和中学。2016年，政府取消了难民需要为每个孩子入学注册需要支付的70—90美元的费用，并为无证阿富汗学生创建了一种特殊的教育支持卡，以保护他们及其家人在学习期间不被驱逐出境。此时转变教育政策，实质是配合伊朗政府“放缓强制遣返回国”的难民政策的调整。这些也是在2011年以来叙利亚危机爆发、美国逐步从阿富汗撤军等事件背景下，伊朗做出的政治抉择。综上，伊朗政府对阿富汗难民的接纳和治理，总体贯彻的是一种限制性的理念。伊朗政府的目的在于，增加难民在伊朗生活的困难程度，迫使其自愿返回阿富汗或不再将伊朗当作其逃亡的目的地。同时，伊朗的难民政策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首要考量，并随着其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而随时调整，国家利益取向的变化也意味着其难民政策的调整。当然，限制性的总体政策也凸显了伊朗政府的治理困境，处于社会边缘的难民与面临经济危机等多重压力的伊朗人皆表现出对此现状的不满。
2022年4月6日，一名叫阿卜杜勒·拉提夫·莫拉迪的21岁阿富汗乌兹别克族人在伊朗什叶派圣地马什哈德伊玛目礼萨清真寺袭击了3名宗教学生，导致其中2人死亡。该事件极大地影响了伊朗人对阿富汗难民的态度，大量鼓动反难民的视频充斥着伊朗社交媒体，且社交网络中开始有了“阿富汗恐惧症”词条。事实上，阿富汗难民经年累月待在伊朗，早已成为一个影响社会稳定的高度政治化的问题。这些反阿富汗的情绪也并非该事件发生后才产生，其早已有之。伊朗国内针对难民，长期存在两种较为对立的观点，即对于难民是一种机遇还是构成了威胁存在不同的看法。可以说，“阿富汗恐惧症”是几十年来伊朗人对诸多难民问题产生不满情绪与安全担忧的集中表达，其兼具历史与现实动因。
伊朗人“恐惧”阿富汗的历史记忆源自1722年阿富汗普什图族吉尔查伊部落首领马哈茂德（1697—1725年）推翻萨法维王朝，这种亡国的历史记忆使得伊朗社会中长期存在一种对阿富汗人的不信任感和抵触感。尤其是塔利班上台加剧了伊朗人的担忧，1998年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里夫市对伊朗领事馆发动袭击，杀害了8名外交官和1名记者，两国随即走到战争边缘。当时针对阿富汗难民的暴力行为非常普遍，有阿富汗难民回忆道“1998年这些外交官被杀后，社会上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人们会在街上打我们”。历史与现实的屈辱经历无疑会引发伊朗人的反难民情绪，尤其是2021年8月阿富汗变局以来，伴随着大量难民再次涌入伊朗，这种抵触情绪再次加剧。而就伊朗与塔利班当前的复杂关系而言，也必然会加剧伊朗民众对难民的不满，甚至有伊朗媒体发文道“若塔利班和伊朗发生战争，阿富汗难民站在哪一边?”显然，有不少伊朗人视这些难民为“特洛伊木马”。
经济危机是引发伊朗人不满的另一重要因素。多年来，伊朗因遭受西方国家制裁导致国内经济状况恶化，造成伊朗常年处于严峻的经济危机之中。从2010年到2019年，伊朗的贫困率增加了近6%，平均生活水平下降了17.7%。显然，经济危机给伊朗维持大量难民人口带来了困难。正如伊朗副外长阿巴斯·阿拉奇（Abbas Araqchi）所说：“阿富汗难民每年花费伊朗30亿至50亿欧元（约33.7亿至56.1亿美元）。大约有46.8万名阿富汗学生在伊朗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每个学生每年花费我们600欧元。”在经济下行之际，对难民的经济投入越多，必然会减少伊朗人的补贴，其最终结果就是加剧伊朗社会的紧张局势和对难民的负面情绪，使得难民被越来越多的伊朗人视为沉重的“社会经济负担”，因而对难民的容忍度也在下降。
此外，随着失业率的上升，伊朗劳工组织和工人们常指责阿富汗工人以低价抢走了自己的工作机会，导致其失业。对此，公众大致有两种反应：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反对阿富汗工人出现在伊朗劳动力市场，并坚持认为遣返难民是解决伊朗失业问题的最佳途径；其他团体则认为阿富汗工人的退出将大幅提高工资和劳动力成本，这将导致产出的下降，由此，即使是遣返了阿富汗难民，失业率很可能会保持不变，甚至更高。显然，难民早已成为伊朗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其存在与否皆已成为影响伊朗国家经济与就业的难题。而伊朗政府和工人群体也大多把失业的矛头指向难民。2014年7月，时任伊朗总统鲁哈尼强调，所有部门、组织和政府运营的公司都只应雇佣伊朗工人，除非有特殊情况。2015年五一劳动节期间，伊朗工人在德黑兰举行示威，抗议雇佣外国公民。伊朗工人举着写着“雇佣外国工人等于使伊朗人失业”“雇主，你们真丢脸，让外国人走吧”。这些因就业问题而针对难民的政策与事件比比皆是，虽然难民为各行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也使得底层伊朗人感到沮丧，他们将自己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和失业问题归咎于难民的存在。
公共卫生危机是伊朗人反阿富汗难民情绪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伊朗官方将难民视为对伊朗人潜在的“健康威胁”。可以说，该观点流传之久，已成为伊朗人的一种普遍共识。阿拉巴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黛安娜·托伯（Diane Tober）曾于2001年在伊朗一些大学进行公共卫生宣传调查，其中问题之一是“伊朗面临的最大健康问题是什么?”绝大多数人的答案是“阿富汗人太多了”。并且，伊朗卫生官员也曾讲道：“阿富汗人抵达伊朗时健康状况不佳，因为他们在阿富汗没有医疗保健服务。许多人没有接受过基本的社区健康教育，他们缺乏维持自己的家庭和社区的健康和卫生设施的知识，霍乱、结核病和疟疾等传染病的发病率较高。”显然，面对具有携带传染病隐患的难民，伊朗人很难愿意接纳他们。另外，难民的高生育率被认为给伊朗的公共医疗保健系统带来了压力，迫使伊朗政府将对难民的计划生育和遣返政策挂钩。2020年4月以来，迫于新冠疫情带来的医疗压力，伊朗政府又将此时遭受的公共卫生危机作为驱逐难民的契机。
国家安全问题也是伊朗人抵触阿富汗难民的重要原因。其突出的表现为一些难民的贩毒行为，以及其中混杂着的恐怖主义分子。阿富汗是世界毒品生产中心之一，从阿富汗到欧洲的毒品路线之一便是经过伊朗。伊朗认为来自阿富汗的毒品走私活动是对“伊朗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收集的数据，61%的阿富汗毒品流向伊朗，巴基斯坦和中亚的比例分别为20%和19%。显然，难民中的贩毒分子及造成的毒品泛滥情况，早已成为伊朗人的心病。另外，在阿富汗活动的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如“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分支“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已经渗透至伊朗并发动了数次袭击。一方面，从其命名来说，呼罗珊涵盖了现在伊朗的北呼罗珊省、南呼罗珊省和拉扎维呼罗珊省，表明该组织的野心并不限于阿富汗本土。另一方面，该组织人员伪装成难民进入伊朗，伺机而动。如2022年10月27日和2023年8月13日，设拉子什叶派灯王之墓曾两度遭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袭击，再度激发了伊朗公众的反难民情绪。媒体指出“在伊难民已形成巨大的安全问题，对手利用难民破坏伊朗的稳定”。在最新的一次袭击后，伊朗政府更是出台政策“禁止外国公民作为商贩在圣地周围居住及做生意”，这里所说的“外国公民”就是指阿富汗人。
以上种种因素，使得伊朗国内抵触阿富汗难民的舆论及示威活动有增无减。尤其是近年来，伊朗爆发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皆有阿富汗人参与，伊朗人因此认为阿富汗难民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加之，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迫使伊朗有心无力，无法向难民提供更多的援助，难民被视为伊朗沉重的负担。因此，伊朗政府也相应地加强了驱逐非法难民的力度。如2023年10月8日，伊朗政府宣布驱逐阿富汗籍非法难民，随之大量非法难民被遣返回阿富汗。2024年4月27日，伊朗政府通过了一项30亿欧元的边境封锁计划，计划5年内通过在伊阿边境修建边境墙等措施来限制各种非法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便是防止难民流入。未来伊朗政府也必然会出台更多针对难民的政策，驱逐难民的力度也将只增不减，这也必然会给阿富汗政局、两国关系乃至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形成影响。总而言之，伊朗社会对于难民的态度可谓逐歧日远，同情接纳与抵触反感之情绪长期并存。伊朗人的抵触情绪及“阿富汗恐惧症”的产生，表达了一种对阿富汗难民的忧惧心理和抵触态度。而对难民的疑虑，体现在怀疑他们不忠于伊朗国家，若是两国发生战争，难民有可能成为阿富汗在伊朗的“第五纵队”。
阿富汗难民在伊朗长期遭受的限制性政策，也逐渐激发了阿富汗人的对伊朗的抵触情绪。2022年4月6日，在马什哈德礼萨清真寺发生袭击事件后，伊朗出现了大量针对难民的暴力行为，导致阿富汗人的反伊朗情绪迅速爆发。与此同时，该事件在阿富汗迅速成为新闻头条，引发了公众的极度愤怒，示威者用石块袭击了伊朗驻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的领事馆，并向伊朗驻喀布尔大使馆提出抗议，抗议者高呼：“停止杀害阿富汗人”“伊朗去死”等口号。媒体中也出现了西方国家老生常谈的“伊朗恐惧症”的新闻标题。可以说，反伊朗情绪与“伊朗恐惧症”是多年来伊朗难民治理赤字的缩影，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阿富汗难民始终游离于社会边缘，无法融入。四十余年来，难民在伊朗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受限于难民政策，始终处于伊朗社会的边缘，大多数难民处于贫困线和不稳定的状况之下。在工作层面，难民只能在伊朗政府允许的行业工作，如采石场、砖窑、建筑、处理污水、垃圾、化学废料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种职业的限制造成难民与伊朗人之间形成了一条无形的鸿沟。这些行业还意味着难民的收入极低，而伊朗货币贬值的速度更是让他们雪上加霜，因为“货币贬值意味着移民汇款价值的降低以及地下汇款费用的增加”。在教育层面，伊朗教育体系的排外性也造成了教育鸿沟。如难民的自营学校与伊朗的学校相比，其教育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可谓全面落后，且很难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虽然2015年，所有的难民皆可进入伊朗的中小学接受教育，但据估计阿富汗儿童的“入学率仍然低于伊朗初等教育的全国平均水平”。并且，政策还忽视了难民接受阿富汗历史、宗教文化学习等的需求，他们必须学习为伊朗人设计的标准课程。难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仍然受到限制，他们必须放弃难民身份，返回阿富汗获得学生签证重新入境伊朗，方可获得学习机会，而能否获得签证则是一个未知数。显然，从难民最为关切的工作和教育两方面来看，伊朗的限制性政策在难民与伊朗社会之间形成了一条社会鸿沟，难民群体处于社会边缘地带。
二是遣返政策给阿富汗难民形成叠加伤害。伊朗的遣返政策分为自愿返回和强制遣返两种，然而无论是自愿还是强制，其中的界限往往是非常模糊且随意。遣返政策重要的目的就是使得伊朗成为难民不愿前往的目的地，因此在执行遣返的过程中常伴随着粗暴和一刀切等行为。在街上，如果难民不能出示有效的身份证，他们就会被立即逮捕并驱逐。甚至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有难民讲到“警察拦住了一个送葬队伍，问他们谁有身份证谁没有，随后他们逮捕了所有的人”。被遣返回阿富汗的难民，由于政府解决经济、安全等诸多问题的能力严重不足，导致他们的生活及安全环境依然无法得到改善，甚至不少人还面临着安全问题。因此，不少人不得不再次前往伊朗，但他们大多数人可能无法再次获得合法的难民身份，并可能被迫作为非法难民生活在伊朗。在此方面，遣返政策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其并未结束难民的流离失所，反而导致难民的生存更加脆弱。毕竟，有不少难民在伊朗已有相当稳定的生活状况，被遣返也就意味着一切归零。而且，对于在伊朗出生和长大，与阿富汗没有联系的二代难民来讲“遣返不是返回家园，而是流离失所到一个新的国家”。难民被夹在中间，既因环境所迫离开阿富汗，又被伊朗强行驱逐，导致经历了多次流亡。
三是将阿富汗难民作为政治工具。阿富汗人认为伊朗不仅利用难民扩大其在阿富汗的根基与影响力，而且以遣返和驱逐难民来当作与阿富汗、美国谈判的筹码。一方面，伊朗利用难民，尤其是什叶派的哈扎拉人在阿富汗传播伊朗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及影响力，这不仅加深了阿富汗与伊朗之间的嫌隙，而且导致哈扎拉人的处境更为艰难。另一方面，伊朗试图以大规模驱逐难民为手段，向喀布尔政府施压，要求其采取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如2005年，内贾德上台后，以驱逐难民为手段，威胁阿富汗政府确保驻阿富汗美军不会利用阿富汗领土对伊朗实施袭击。2007年，伊朗强行遣返8万多名难民，引发重大人道主义危机，并导致卡尔扎伊政府两名部长被免职。显然，遣返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地缘政治策略。然而，阿富汗政府缺乏吸纳大量返回者的能力，更没有余力来妥善安置这些归国的难民。因而，难民便成了伊朗与其他国家谈判的政治工具。换言之，“伊朗恐惧症”等新闻标题的出现也就不意外了。
四是难民宗教信仰的实践受到影响。难民进入伊朗后生存是首要的需求，但在生存和经济得到一定的保障后，宗教实践的需求也必然会凸显。宗教实践是在难民流离失所和融入东道主社会的过程中塑造群体认同的工具，而在限制性政策的影响下，难民反而难以完全践行自己的宗教信仰。一方面，限制性政策影响难民的朝圣。如呼罗珊省以外的难民进入马什哈德第八伊玛目礼萨的圣地受到限制，这是因为伊朗的难民流动政策要求合法难民若要离开他们登记的居住省，就必须提出申请并支付相应的费用方可获得许可证。而若是非法难民则面临着极高的逮捕及遣返回国的风险，因此其相应的宗教实践也就无法完成了。甚至有难民说道：“他去卡尔巴拉朝圣比去马什哈德朝圣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或许可。”另一方面，伊朗的计划生育政策与难民的生育观念也产生了冲突。伊朗要求难民必须避孕，而难民认为“使用避孕药具违背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这种观念冲突，导致难民认为伊朗的“遣返和人口政策是在妇女的身体领域进行”。显然，难民政策成为难民践行自身宗教信仰的藩篱，在宗教需求愈发强烈的时候，不满情绪便会自然产生。
五是针对难民的不法行是导致难民产生反伊朗情绪的直接原因。自难民进入伊朗，就常面临着一些反难民分子的不法行为。以往由于社交媒体尚未普及，这类事情影响传播有限，而现在此类事件的传播和影响极快，可以迅速引发众多难民的关注。2016年4月，一名6岁的阿富汗女孩在德黑兰东南部60公里的小城瓦拉明被一名17岁的伊朗男孩奸杀，并将她的尸体藏在一桶硫酸中销毁证据。该事件迅速引发了阿富汗人的愤怒，他们使用“正义”的话题标签在社交媒体上发泄愤怒和表明团结，脸书主页“我是塞泰耶什”很快就收到了超过12000个赞。实质上，针对难民的不法行为，是长久以来对难民群体的限制性政策而产生的一种“受害者有罪论”偏见，认为不好的事情都是难民干的。而难民群体对于这样的认识也必然会心生抵触，以至于认为“伊朗人都是警察”。
如上所述，难民的反伊朗情绪和“伊朗恐惧症”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根源，其在西方舆论的推波助澜下，已成为阿富汗人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但是，面对这种现象，受到伤害最深的还是在伊朗的难民群体，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也必然会导致伊朗的阿富汗难民问题再度恶化。
几十年来，伊朗出于宗教责任和邻邦道义，在国际制裁和经济困境中仍接纳了数量巨大的阿富汗难民，可谓济困扶危。同时，伊朗在接纳的过程中，也逐渐建立起了一套“难民治理体系”。表面上看，伊朗几十年来贯彻执行的“限制性”的治理政策，将难民有效地与伊朗社会切割，难民问题也始终处于可控的范围内。然而，看似稳固的体系之下实有隐忧存在。近年来，伊朗和阿富汗各自皆面临着新形势与新情况，恐惧症及抵触情绪的产生实质就是治理政策跟不上新形势的一种表现。就今后而言，对难民的治理势必也要面临更多的挑战。
首先，从风险角度来看，难民有引发宗教风险的可能性。“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爆发点。宗教风险引发的蝴蝶效应往往带来地缘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等连锁反应。”换言之，难民的宗教信仰本身并未对伊朗形成威胁，但伊朗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诸多政策难免会触发两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形成宗教风险。尤为需要注意的是，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对伊朗的国家安全业已形成巨大威胁，该组织成员常常伪装成难民混入伊朗，伺机发动恐怖主义袭击。这也可能是今后，伊朗再度驱逐阿富汗难民的一个重要理由。
其次，从治理角度讲，阿富汗难民的大量存在是伊朗“不可逆”的事实，试图将大量难民彻底遣返回阿富汗也是不现实的。虽然随着阿富汗政局渐趋平稳，陆续有难民回归，但仍有大量难民不愿离开伊朗。阿富汗难民在伊朗生活多年，其后代也在伊朗长大，他们更多地认为自己是伊朗社会的一部分。换言之，阿富汗难民早已成为伊朗社会的一部分，是伊朗的“新民族”与“新跨界民族”。“新民族”的诞生必然会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难民对伊阿两国的国家及民族身份的认同问题。同时，因跨界民族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极易引发跨国安全问题，是伊朗乃至中东安全的极大隐患。
最后，多年来阿富汗屡遭入侵，国家政权几经易手，导致阿富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由于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政权更迭，从而使得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危机在国际社会中“不知不觉”间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有鉴于此，阿富汗的局势仍然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未来难免还会发生政权更迭或是战争冲突，届时必然会再度形成大量难民逃往伊朗。因此，伊朗政府既要在接纳和遣返难民之间，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又要做好应对阿富汗再度变局，未来再度接收大量难民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