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萨法维王朝中央与行省关系的动态演进及其历史影响

世界史专业 硕士研究生 潘霸云

指导老师 冀开运 教授

摘 要：16—17世纪伊斯兰世界（包括奥斯曼帝国、中亚诸汗国及莫卧儿帝国）正逐步突破传统突厥—蒙古游牧治理框架。伊朗萨法维王朝既承袭了突厥—蒙古草原帝国的政治传统，又深度融入什叶派意识形态与波斯文化基因，最终实现向波斯—伊斯兰复合型官僚政体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中央与行省权力结构的演变，其早期阶段以伊斯玛仪一世的双重策略为起点：宗教层面融合古拉特派、马赫迪思想构建神秘主义合法性，行政层面通过提尤尔制分封土地，联合奇兹尔巴什部落与本土贵族建立部落—宗教联盟体系。然而行省总督掌控的军政财权助长了部落割据，与中央集权形成根本冲突。1514年查尔迪兰战役的失败不仅揭示部落军事联盟的局限性，更推动塔赫玛斯普一世扶持什叶派乌里玛阶层以平衡地方势力，最终形成中央权威薄弱、行省高度自治的部落联邦模式。

阿巴斯一世的集权改革标志着萨法维王朝权力结构的系统性重构。其行政、军事与合法性改革将传统二元格局演变为乌里玛、部落与古拉姆三方制衡体系。这些措施虽强化中央权威，却为后期治理埋下隐患——王朝鼎盛期的权力平衡在晚期逐渐瓦解：官僚体系因沙赫专权而僵化，大维齐尔权威随君权更迭周期性崩溃，引发行政系统内斗与行省治理失效。财政危机迫使统治者转向宗教排他政策，伊斯法罕的谢赫·伊斯兰穆罕默德·巴基尔·马吉利西掌权期间的宗教禁令激化边境部落矛盾，最终引爆1722年阿富汗吉尔扎伊部落叛乱。尽管王朝曾依托“波斯—伊斯兰”认同实现文化整合，但始终未能解决行省治理中部落势力、古拉姆集团与宗教权威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制度性缺陷在伊斯法罕陷落前夕全面爆发，导致帝国行政、军事及社会秩序陷入系统性崩溃。

萨法维王朝中央与行省权力结构的演变，揭示前现代帝国治理的内在矛盾：阿巴斯一世的集权改革虽短暂强化了中央权威，但因过度倚重军事—宗教精英联盟，反而弱化了制度韧性。其行省管理体系从部落联盟向官僚制转型，虽为近代伊朗领土整合及什叶派意识形态奠定基础，却始终困于“强中央—弱行省”的传统治理模式。这一历程证明，多元文化帝国的持久稳定需同步推进制度创新与央地动态平衡——单纯的中央集权难以化解前现代帝国治理中权威集中与地方自治的结构性张力。

关键词：提尤尔制，阿巴斯改革，行省，官僚，萨法维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