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树智

【彭树智简介】

彭树智，男，汉族，1931年10月出生，陕西泾阳人。担任过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博学院院长、中东研究所所长。现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个人独著和主编的主要著作有《文明交往论》《二十世纪中东史》《阿拉伯国家史》《阿富汗史》《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等。长期从事中东南亚史、世界现代史、国际共运史和史学理论研究，创建了中国的中东学科，让我国中东史研究走向世界，在国际上拥有了话语权。

长空遨游 文明鸿踪

——访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树智

吴慧芳

彭树智先生1957年分配到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执教50多年，著作等身，桃李天下。这简短的八个字里，无不浸透着艰辛的付出，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出版著作30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培养硕士研究生31名，博士研究生35人，博士后4人，博士生导师14人，其中不少学生成为全国各大院校教学科研的骨干。他主持创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文物保护专业、中国第一个文博学院；主编了第一部中国学者撰写的中东各国通史著作《中东国家通史》共13卷，包括18个国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创建了中国的中东史学科，让我国中东史研究走向世界，在国际上拥有了话语权。他是我国史学界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之一。

(一)

纵观彭树智先生的学术生涯犹如仰视一座知识的丰碑，处处镌刻着两个字：勤奋。1950年，彭树智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在选择专业时还有个小插曲。当年他报考的是中文系，但是历史成绩是100分。西北大学的录取标准是“见零不取，见100分不舍”。这样中国学术界少了一名文学才子，多了一名史学专家，从此，彭树智遨游在浩瀚渺茫的历史长空里，探索人类文明的密码。

在西北大学本科学习时，时任校长侯外庐先生在一次报告中说，从事科学研究必须有一个生长点，在大学时代就应该找到生长点。侯外庐先生是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等鸿儒比肩的学者。说者有心，听者更有心，彭树智之后便将印度史的学习和研究作为自己的生长点。大学二年级时家里来信说，实在无法再负担他上学的费用，祸不单行，体检时彭树智又发现自己患了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是死亡的同义词，在隔离病房里，几乎每天都有病友从彭树智身旁推走再也没有回来。死神的呼唤似乎就在耳边，恐怖可能震慑了彭树智青春的心灵。然而，年轻学子面对病魔没有屈服，他在内心向死神呼喊：我要抗争！哪怕人生路途已走到最后。

彭树智带上口罩回到教室，坐在远离同学的角落坚持读书学习。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是肺结核病人的发烧时间，也是最难受的时候，在这几个小时里彭树智只能静卧病床，但大脑却高速运转思考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入院复查：透视、拍片，病变竟然不见了踪迹！钙化斑点也消失了！病魔在强大精神的抵抗下败退了！面对奇迹，医生感慨地说，这种完全吸收的现象，在结核病临床病例中十分罕见，病人的精神力量在治疗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治病期间，彭树智每天坚持回学校听课，坚持去图书馆自习，坚持认真完成每门课程的作业，连写日记都坚持不懈。就这样一面治病、一面学习、一面积极写作投稿，彭树智成为当年西安文化界小有名气的“大学生写手”。稿费收入既解决了生活窘困，也为后来著书立学打下坚实的文字基础。

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彭树智无疑也是最勤奋的学生。当时北大给学生每人配发一个小小的铁饭盒，为节约时间，学生们通常随身携带，下课就直奔食堂，走路时会发出叮叮铛铛的响声，连食堂的师傅都知道最晚发出叮叮铛铛响声的学生一定是彭树智这个陕西学子。三年里彭树智一次都没有回西安，也没有去过北京名胜景点，星期天和节假日都在图书馆里看书。周一良先生审阅彭树智的论文时，先是随意扫了一眼题目，然后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看。周一良先生后来告诉彭树智：“我要看看你写论文究竟查了多少资料、谁的资料，文献资料要是不够的话，论文写得再好我也不看”。而彭树智并没有让周先生失望。前苏联援华专家瓦.巴.柯切托夫教授，审阅彭树智的第一篇专业论文《1857年印度反英大起义前夜的社会经济与阶级关系》俄文稿后，十分赞赏彭树智，兴奋之余还给彭树智讲了一个俄罗斯谚语：“奶酪好吃，但烤一下更好吃”。在北大学习期间，彭树智一刻也没有虚度，他熟练地掌握了英文、俄文，撰写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有15篇论文先后发表在《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及《人民日报》等报刊上。毕业论文七易其稿，得到了周一良、季羡林先生的推荐，发表在1957年的《北京大学学报》。大师们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让彭树智受益匪浅，也树立了他对待学问研究严谨、求实、勤奋、创新的学风，这八个字后来也曾成为西北大学的校训。

“文革”前后的经历，是彭树智人生里一段不寻常的经历。1960年因为他提出“应当区分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后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领导并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部分胜利”的观点而受到批判，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文革”开始后，彭树智只能谨言慎行，专业不能正常研究，马列主义原著总该能正大光明地学习吧！为什么不从这些革命导师的理论中汲取智慧的营养呢？从此，即便是在开批判会阵阵的口号声中，彭树智也不忘记怀里揣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列宁全集》，红卫兵见了夸赞彭树智说：“看，彭老师学习马列多认真啊！”就这样，彭树智心无旁骛系统地读完了60多本马列全集，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文革”结束后不久，彭树智便连续出版了《叛徒考茨基》（1978）、《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1982）和《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1985）3本专著，共计100万余字。他还拟定了一个开拓性的课题——研究10个国际共运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在作为批判对象，不能正常投入理论研究的状态下，彭树智坚持自学马列主义理论，培养和锻炼了他寻找科学研究生长点的毅力和能力。他自嘲：“我是在‘文革’中自己闯入国际共运领域的一名游击战士”。

彭树智先生在长期的书路生涯中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手不释卷，不拿纸笔不读书，遇到好诗词和好文句就摘记下来。这个习惯还要源于当年在北大读研时，3人一个房间，晚上躺在床上忽然思考到一个问题，如果开灯会影响同屋的学友休息，可是等到第二天那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已然熄灭，感到非常沮丧。后来，彭树智就用讲义夹加上纸张、绑上铅笔放在枕边，灵感来了赶快摸黑记下来，第二天整理时虽然字迹歪歪扭扭甚至重叠，但仍然能整理出要点而不丢失。用彭先生的话说，久而久之读书写笔记就成为顽强的习惯了。彭先生还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将笔记分门别类，在写作和运用时方便查找和择取。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随笔笔记，日后编辑成著作《悠得斋笔记》《松榆斋百记》等，居然有十几本。

（二）

彭树智先生在学术理论领域最突出的成就，是建立了“文明交往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他认为生产力和交往力是驱动人类历史的内在总动力，文明交往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各种文明的发展与变化、接触与交流、冲突与融合构成世界史的主要内容。人类文明交往孕育了四种文明形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文明交往的总特点是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文明自觉已成为全球化的普遍诉求，而文明自觉的落脚点是人的自觉性。简言之，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打开闭塞状态，走向世界的交往史。从历史交往、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觉，国与国的交往不能再兵刃相见，和平成为世界主旋律。彭树智以文明交往的视角阐释宏观的历史世界，又以文明交往论的理论范式解读区域史与国别史，从而使理论研究相互印证、相得益彰。他在《塞人篇》《阿富汗篇》《伊朗篇》《中东地区篇》《阿拉伯伊斯兰篇》等著作中一一进行分析和推理，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他的理论体系，被誉为中国中东史学科的创建者，是中国史学界“文明史观”的主要构建者之一。这些理论研究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理论构架。2005年4月2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提出要“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同年7月1日签署的《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此后，和谐世界——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名词，频频出现在重大国际场合，我国所倡导的“和而不同”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也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名片。

可以说，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既是作者心血的结晶，也是展示学术功力和治学方法的窗口。彭树智先生的史学研究集大成，是因为他具备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度，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为基础，以及博览国际各学派的学者专著的宽阔视野，有了这样的高度、厚度和宽度，他就像不知疲倦的鸿鹄悠游在历史的长空。

（三）

教书育人是彭树智先生的又一大建树。彭树智先生对博士研究生培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重视质量，二是注重学术个性化的培养。所以他的学生也都是科研硕果累累、建树颇丰。为此，陕西师范大学刘念先教授曾赋诗赞叹彭树智先生：“最羡君门桃李盛，莘莘世纪创新人”。彭树智先生也很高兴地援引郑板桥的《题画竹》诗句表达自己的期许：“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前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黄民兴教授三度师从彭树智先生（他是唯一接受笔者的采访者），是西北大学世界地区史、国别史专业的第一届博士生。黄民兴教授回忆说，他读硕士时，所有课程都是彭先生亲自讲授，作业也是彭先生亲自批改。黄教授至今还记得，有一年假期多写了一篇文章，交给彭先生时心里很忐忑，毕竟这要占用彭先生的额外时间。可是先生很高兴地进行批阅，还鼓励他要保持这种积极学习的态度。黄教授说读硕士时，彭先生给每人发一本英文书，给我的是美国学者杜普雷写的百科全书式的《阿富汗》，从此我有空就在宿舍里闷头翻译，将书中有关阿富汗通史的内容全部译完，约40万字。之后又按照彭先生的要求，把其中的现代部分与翻译的另一部《阿富汗行记》合订为一本书，共计29万字，作为系里本科生的世界现代史系列课外读物。黄教授说，经过这样强化训练，他的翻译水平有了明显地提高，对翻译著作的内容也熟烂于心。彭先生这种训练让我们有一举两得的收获。

现在郑州大学任教的陈天社教授在文章里回忆：彭先生主编《中东国家通史》不像有的学者仅仅做个挂名，而是对每一卷都亲自修改、润色、查阅原始资料进行校对。他规定每一卷都要有卷首语，卷后还要有编后记，有的编后记长达数万字。我负责写有关《中东国家通史》读后感，在即将见刊时，突然接到先生电话，说《以色列卷》没有编后记，及时避免了因出版社疏忽造成的失误。陈天社教授还深情地回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后曾寄给许多老师和学界朋友，其他人收到后只是发个短信和邮件，唯独彭先生亲笔写了回信。先生严谨的学风和文风由此可见一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凡教授回忆，举行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会时，彭先生都会早早地亲自站在学校大门口，迎候外校来的专家评委。按理说以先生的年龄、学界威望和资历完全可以在会场等候。彭先生是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兼中东研究所所长、国家教委重点学科评审委员、国家教委优秀教材评审委员。他还是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奖章获得者、陕西省优秀教师和先进教育工作者。事迹上过电视、报刊杂志，是史学界新闻人物。我们曾劝阻先生不用每每都亲自去迎接，我们去就可以了。而先生却谢绝提议。先生就是这样谦虚平和、与人为善，他不仅教文化知识，还教处事做人。

在许多学生的回忆文章里，彭树智先生嘴角总是挂着浅浅微笑，戴一顶浅栗色鸭舌帽，围着花格围巾，气质儒雅、彬彬有礼。彭先生的毛笔字和钢笔字都非常有功力，字迹娟秀温润，有赏心悦目的美感。先生著作都是伏案写作、数经修改，他又是极其讲究文稿的整洁工整，每修改一次都要重新誊写，可以想象工作量有多大、有多辛苦。彭树智先生的美德和风范深受学生们的敬慕。在《从文明交往到文明自觉》一文中，彭树智先生把文明交往研究归为九个方面，即：一个中轴律、两类经纬线、三角形主题、四边形层面、五种社会交往形态、六条交往力网络、七对交往概念、八项变化、九何而问。彭先生把自己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思维方式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切入点，也成为学生们在学习探索中的一条“捷径”。中国有句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彭树智先生既授予鱼也授予渔。这就是最好的先生。

彭树智先生于1931年出生，如今已是87岁高龄，现住在北京。我们衷心地祝愿先生健康长寿，颐享天年。

【作者简介】

吴慧芳，1957年出生，曾先后在市级和省直机关工作。作品有《军人风度》《红色姐姐》《病人家属》《重症监护室》《夜观壶口》《若是您到小城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