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在中东的地位类似于中国在东亚的地位，甚至伊朗的现代化过程也与中国具有强烈的可比性。伊朗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从古至今，文明发展基本没有中断。伊朗是中东的文明中心，在吸纳其他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持久而强大的影响。伊朗不仅是历史中的地区强国，而且是现实中的地区强国。在当今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伊朗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无法替代的角色。伊朗的历史在融入中东历史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伊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很早就已形成，并且十分顽强。研究中东历史就必须深入研究伊朗历史，没有伊朗历史的中东历史是残缺的。从1978年开始，彭树智先生在他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对伊朗史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深入思考了伊朗历史文化和文明交往的很多重要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纵观他30多年的学术研究活动，可以发现，彭先生对伊朗史的研究具有连续性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本文将梳理彭先生对伊朗史研究的学术历史，并评价彭先生在伊朗史研究上的杰出贡献。

一以专题史的形式考察伊朗历史

1987年和1992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彭先生《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在这两本系列专著中，彭先生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族民主运动的类型出发，分析了伊朗的反帝运动和礼萨汗改革的特点。彭先生在分析了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共性以后，又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各国民族民主运动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并特别指出伊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民族民主运动的历史背景和大不里士的希阿巴尼派起义；还分析了1919年《英伊协定》的签订如何激发了伊朗的民族主义运动。先生详细论述了伊朗的吉朗共和国成立的原因和失败的教训，在分析吉朗共和国的过程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思想观念，深刻剖析了吉朗共和国的内在矛盾和伊朗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性。先生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出发，全面而深刻地解析了礼萨汗的现代化改革，并特别指出礼萨汗改革与凯末尔改革之间的历史联系，深刻揭示了礼萨汗的专制独裁与其现代化改革之间的微妙关系；并认为，礼萨汗时期伊朗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是“第三国主义”，即在伊朗传统的敌国英、俄两国之外选一个第三国为友，这个国家就是德国。他企图借德国的投资和技术来复兴伊朗，借助德国的势力平衡和抵制英、俄的势力。这是伊朗当时的现实主义选择，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后来也成为导致伊朗悲剧的选择。

1992年彭树智先生在其主编的《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将伊朗历史置于20世纪中东史的整体之中，指出伊朗立宪革命属于中东的觉醒；伊朗的民族民主运动属于中东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伊朗礼萨汗改革属于中东地区的现代化改革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德黑兰会议和伊朗陆桥表明战时中东的地位；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属于中东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二次高潮；伊朗的经济发展具有中东产油国经济的共性；伊朗“白色革命”导致伊朗君主制的崩溃和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巴列维国王的民族主义思想属于中东的世俗的民族主义思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和伊朗政治经济文化的伊斯兰化属于当代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并直接或间接导致两伊战争的爆发。2001年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东史》第二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它再次将伊朗历史置于中东地区史的整体之中，以国别史丰富地区史，以地区史考察国别史的宏观背景，比较国别史的共性和个性。从这里我们发现研究伊朗历史的四个视角，即从国别史角度研究伊朗，从地区史角度研究伊朗，从宗教史和文化史角度研究伊朗，从世界史角度研究伊朗，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而为客观认识和正确评价伊朗历史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7年由彭先生主编的《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先生认为礼萨汗进行民族化、世俗化、现代化改革以期冲破伊斯兰教束缚，把伊朗变成一个独立的现代化国家。改革失败的原因是伊朗的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19世纪的现代主义改革之风在伊朗一吹而过，难以立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伊朗的影响相对薄弱，思想、物质准备不足。礼萨汗改革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没有凯末尔改革那样的国家意识形态；同时，依靠暴力独裁强制推行改革激起民怨沸腾。第三个原因是伊朗的什叶派势力根深蒂固，在民间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先生认为，伊朗的白色革命完全脱离了伊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国情，导致了伊斯兰什叶派与巴列维王朝之间的激烈冲突，使伊朗现代化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他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伊朗人民对巴列维国王不成功的现代化的一种伊斯兰式的回应。伊朗由巴列维王朝向伊斯兰共和国的转变以及伊斯兰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实践表明：伊斯兰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艰辛而曲折的；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伊斯兰国家必须协调宗教和世俗、传统与现代化关系，从而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先生从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思潮两个角度探讨了伊朗民族民主运动的基本特征，又从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分析了伊朗现代化历程的特殊规律，为伊朗通史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以文明交往论为指导主编《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彭树智先生晚年精心思考、构建和阐释文明交往论。先生认为伊朗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西传作出了伟大贡献，那是因为在古代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上伊朗有着重要的地理位置，也是因为伊朗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和伊朗的历史交往延续了几千年，在这强大的历史惯性的作用下，伊朗才能源源不断地把中华物质文明西传。第三个原因是伊朗本身有古老的文化传统，而伊朗文化与中国文化都是迄今未中断文化传统的古老文化。先生根据法国籍伊朗裔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的深刻见解，认为中国和伊朗文化具有选择性的相似之处，那是因为中国文化和伊朗文化都对各自的周边民族具有影响力，都面对着外来游牧民族的入侵和骚扰，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奴役。正因为这样，伊朗文化与中国文化双向交往到处可见。伊朗在吸收、传播、影响中国文化方面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先生分析了伊朗古代祆教的文化内涵，认为它是一种绿洲农耕文化，先生还认为，唐代的长安是祆教文明交往的舞台，并指出在中国传播祆教的主体是波斯人。祆教东向传播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地缘性扩散。特征之二，是以多种方式流行于中国的北方和南方。祆教传播的第三个特征是中国历朝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祆教管理官员。彭先生由祆教在隋唐长安的传播得出一个历史结论，即长安文化的多样性和世界性。

2002年彭先生主编了中国第一部有着民族特色的伊朗通史，即《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他认为，伊朗通史是一部写不完的文明交往史，仅仅从伊朗同中华文明之间的广泛、悠远和互动的交往而论，就是经久不衰、开发不尽的历史研究资源。伊朗是一个产生过多种文明、吸纳过多种文明和经历过诸多文明交往的大国。先生认为在伊朗通史之中，宗教与文化的密切联系构成了伊朗文明交往的基本要素。从古到今宗教都是伊朗文化的价值核心和内在精神。伊朗各民族各个门类的文化都体现出各自的宗教精神。伊朗的文明可以说是宗教文明。伊朗经历了同异并存、求同存异、异中求同、同中化异和互斥、互动、互容、互相渗透的各种文明交往，其内化基线是一条民族涵化的基线。传统与现代文明交往在伊朗有着典型的体现。伊朗的现代化就是在寻求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相互契合线和适合度。伊朗文明交往中始终伴随着冲突和整合的对立统一的环节。伊朗的文明冲突的基本途径是在本土文化基线之上的整合，即取长补短、转化集成、宏观继承与综合创新。因为人类文明从来就是相异与相通、本土性与世界性同时存在的。先生高度评价了哈塔米的文明对话论，认为这体现了伊朗政治家所表现出来的明智之举和开放气魄。伊朗通史在文明交往论的指导下开始具有了中国视角和中国特色，《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2002年第一次印刷，2004年第二次印刷，在伊朗的中国外交官几乎人人拥有这本书，从中国澳门、台湾和香港来伊朗旅行和商务考察的华人都会携带此书进入伊朗。

三以文化比较的视野思考伊朗历史文化的特殊性

2005年1月，彭先生出版了自己的《松榆斋百记》，在此书中，先生提出伊朗是两个体系的矛盾者。首先，1979年霍梅尼革命后，伊朗成为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民族独立国家。伊朗一改1953年后巴列维王朝的亲美立场，成为世界格局中按照自身体系进行革命的独行者。伊朗作为什叶派统治的国家同占伊斯兰体系主流的逊尼派也同样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伊朗面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和以逊尼派为主导的伊斯兰体系。彭先生指出伊朗文明的能动性、运动性和可变性，以及伊朗文明交往的内在规律，提出伊朗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形成了自己的宗教传统。保持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伊朗在全球文明交往中发展前进的正确选择。因此，什叶派与伊朗伊斯兰文明的关系是一个文明交往的课题，具体化为伊斯兰教波斯化，因此，应该从什叶派自己的隆重传统节日阿术拉节寻找波斯文化的根源。先生认真反思了《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存在的纰漏，认为本书忽略了席亚尔王朝的历史（中文译为泽亚里德王朝，统治伊朗的区域为里海南岸的泰伯利斯坦，即今天的伊朗戈尔甘、马赞德兰、吉郎，强盛时控制哈马丹和伊斯法罕，先后有6个君主即位）。在伊朗历史上也存在着三国鼎立的时期，即伊朗中北部的席亚尔王朝（928～1043年）、东北方的萨曼王朝（892～999年，也称萨曼帝国，9个君主先后统治中亚和呼罗珊地区，首都为布哈拉）和伊朗西南的白益王朝（938～1056年，也称白益帝国，是第一个什叶派波斯本地王朝，先控制法尔斯省，强盛时控制伊朗的西南部和今天的伊拉克，设拉子是其首都）。

先生在阅读《卡布斯教诲录》（商务印书馆1993年中译本，作者为波斯人昂苏尔·玛阿里）的过程中把中国的谚语“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与这部伊斯兰文明的百科全书进行比较，同时把孔子的学说与其中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先生还对北周和隋代祆教文化交往的历史规律进行比较，探讨了七圣刀与祆教的关系。先生把波斯的著名诗人菲尔多西称之为“诗圣”，说明菲尔多西在波斯诗歌中的地位相当于杜甫、李白在中国诗歌中的地位。随着先生晚年思考的深入，不断地从理论和历史的细节来反省伊朗通史的运行规律和基本特征，并且反思《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中出现的一些疏漏，这一切说明先生在年事已高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精力，不断地深入思考和推进伊朗史的研究。在这些文章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的状态，而是一个充满了青春活力和进取精神，思想新锐的一个学者的形象。

四阐释伊朗文明交往的内涵

早在2200多年以前，中国就开始了解伊朗。在中国的历代典籍中对伊朗的历史文化都有生动细致的描绘。在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中，伊朗人都发挥了独特而伟大的作用。从伊朗传入中国的动植物、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波斯语是伊斯兰世界东部的国际语言， 在蒙古帝国和元朝时发挥了沟通东西方的伟大作用。波斯语和波斯人融进了中华民族的有机体之中。在中国属于穆斯林的十个民族中，波斯语在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留下深刻的烙印。

伊朗是欧亚地理和文化的桥梁，是丝绸之路的中转站。伊朗不仅吸纳了中华文明成果，而且将中国的文明西传到地中海世界。伊朗不仅是世界上很多宗教的摇篮，而且是传播各种宗教的先锋和主力军。伊朗经历了丰富深刻的波澜壮阔的文明交往，古代伊朗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以及商业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与伊朗的关系、伊朗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无不彰显文明交往的魅力与丰富内涵。

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运用不同的学科理论探索伊朗的历史文化和对外关系，出版了一些研究伊朗的著作，发表了很多见解深刻的论文。彭先生研究伊朗历史的指导思想早年是民族主义思潮与实践，中间经过国别史与地区史的辩证关系、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最后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即形成文明交往论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先生从文明交往的角度把握伊朗历史的宏观、中观和微观规律，深刻揭示了伊朗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总结了伊朗历史文化与其他历史文化，特别是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共性与相通性，刻画了伊朗文化的层次性，充分肯定伊朗人民对世界文明所作的伟大贡献，勾勒了伊朗吸纳其他文明的历史画卷，阐释了伊朗现代化与宗教的艰难互动关系。他用文明交往论指导伊朗历史研究，用“和而不同”诠释伊朗的历史进程，强化伊朗历史研究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视角，增强了研究伊朗历史的客观性和生动性，增强了对伊朗历史研究的深邃的洞察力，进而提升了研究的理论高度和视野。

记得最后一次与先生谈话时他说，进行学术研究必须有“心”，同时，必须创“新”。尽管中国学者对伊朗的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伊朗研究水平仍然比较落后。我愿意学习先生的治学精神，深刻领会文明交往论的内涵，专心致志地研究伊朗历史，以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