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伊朗跨界族群身份兼具跨界性与政治性，对伊朗内政与外交产生双重影响。作为跨界族群，伊朗阿拉伯族群具有多重身份认同，经常提出特殊政治诉求，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挑战。伊朗实施了“身份嵌套”战略，以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该战略通过内政与外交的协同，增强跨界族群的向心力和伊朗国家的凝聚力，推动实现伊朗“文化多元”且“政治一体”的“多元一体格局”。对内，伊朗深化与阿拉伯族群的亲密关系，强化其国族身份认同；对外，伊朗与邻国伊拉克开展建设性互动，塑造安全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形成相互依存的“邻里关系”,进一步巩固国家认同。在身份关联、政治互助和经济互补的内外统筹下，伊朗有效缓解了跨界族群身份政治所引发的矛盾与危机，逐步构建起基于亲缘、地缘和宗缘纽带的复合身份关系网络，强化民族凝聚力与区域共同体意识。
关 键 词 伊朗阿拉伯族群；身份政治；身份嵌套；边疆治理；邻国外交
作者简介 武桐雨，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博士后。
项目来源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4批面上资助”(编号：2023M740735)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世界民族》2025年第3期。全文如下：
伊朗阿拉伯人约占伊朗总人口的2%，主要聚居在伊朗西南部的胡泽斯坦地区(Khuzestan)。伊朗阿拉伯人是典型的跨界族群(Trans-border Ethnic Group)，拥有多重身份，涵盖阿拉伯族群身份、部落身份、教派身份、民族身份，以及公民身份等。这种多重身份赋予了伊朗阿拉伯族群复杂多元的认同特质，也使其身份认同在跨界互动中呈现出显著的张力。在多族群国家的背景下，族群身份与国族身份(state-nation identity)之间的关系通常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动态特征。当族群身份认同高于国族身份时，可能削弱伊朗国家认同(state identity)，危及国家安全;当族群身份认同受到压制时，则容易激化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引发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问题，进而对伊朗与邻国的关系产生影响。
在伊朗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话语体系中，伊朗阿拉伯族群的身份仅被限定在文化层面，否则将被视为对国族身份的潜在威胁。主体民族波斯人认为，伊朗阿拉伯族群的身份政治，不仅对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构成挑战，而且因其聚居的地理位置对海湾区域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对伊朗而言，阿拉伯族群的身份政治问题，关乎国内秩序的稳定以及与外部大国的权力平衡。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伊朗阿拉伯族群问题的研究多着重于其历史演变及成因，主要聚焦该族群的文化属性、族群认同，以及与伊朗中央政府的关系。然而，在外部干预愈发频繁的形势下，伊朗如何运用战略手段进行应对与反制，已成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美国、以色列等外部势力常以伊朗阿拉伯族群为突破口，蓄意挑起分离主义运动，妄图破坏伊朗的国家统一;海湾阿拉伯邻国则借族群问题之机，加大对伊朗内政的干涉力度。此类外部介入不仅打破了伊朗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更使伊朗的国家安全困境进一步加剧。
作为跨界族群，伊朗阿拉伯人聚居在与伊拉克接壤的胡泽斯坦地区，被海湾阿拉伯国家视作同族。这一特殊身份让外部干预的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萨达姆执政后，伊拉克及其盟友长期扶持胡泽斯坦的分离主义活动，试图借助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将该地区并入伊拉克版图;另一方面，美西方国家在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同时，还以胡泽斯坦的族群问题为托词进行干预。此外，胡泽斯坦的生态危机和人权问题始终是国际舆论关注的重点，发展议题被政治化成为一大难题。外部势力的干预致使伊朗阿拉伯族群问题愈发复杂，使其成为伊朗国家治理与安全政策的核心议题。
伊朗胡泽斯坦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与族群背景，长久以来成为外部势力干预的重点区域。19世纪，英国在该地区推行半殖民统治，煽动非波斯族裔(如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俾路支人和土库曼人等)发动部落叛乱和分离主义运动，以此削弱伊朗中央政府的权威，同时，大肆掠夺胡泽斯坦丰富的石油资源。进入20世纪，伊拉克成为干预胡泽斯坦地区的主要力量。例如，伊拉克政要公然宣称:“阿拉伯斯坦(即胡泽斯坦地区)是伊拉克的固有领土，因外国(英国)殖民统治才被伊朗吞并，并改称阿瓦士(Ahvaz)，这违背了伊拉克人民的意愿。”此类挑衅性言论并非仅出自伊拉克，约旦甚至在教科书中将胡泽斯坦地区描述为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1964年，一位著名的阿拉伯法学家在公共会议上宣称，胡泽斯坦是“阿拉伯家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萨达姆执政时期，伊拉克复兴党对胡泽斯坦“阿拉伯性”的执着，使萨达姆错误地认为伊朗阿拉伯人会与伊拉克政府携手，共同对抗“他们的共同敌人”。为此，萨达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企图挑起伊朗阿拉伯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对立。然而，这一策略并未奏效，伊朗阿拉伯人对伊朗的认同感远超同为阿拉伯人的伊拉克阿拉伯人对伊拉克的认同。进入21世纪，美西方在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同时，将胡泽斯坦视为伊朗的“战略软肋”，试图通过支持分离组织来削弱伊朗的政治影响力。海湾阿拉伯国家则长期资助伊朗阿拉伯人的分离主义运动，试图以宗教和族群为纽带，以援助为诱饵，拉拢伊朗阿拉伯人。这种外部干预不仅对伊朗的国家统一构成挑战，也加剧了胡泽斯坦地区的治理困境。然而，尽管面临多方压力，伊朗阿拉伯人依然展现出较高的国家认同感，并未与外部势力勾结以分裂伊朗。例如，2018年阿瓦士袭击事件发生后，包括伊朗阿拉伯人在内的伊朗各族民众通过社交媒体积极发声，谴责暴力行径，呼吁伊朗各民族团结一心，坚决抵制企图分裂国家的团体。
伊朗阿拉伯人的反应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为何伊朗阿拉伯族群在外部力量的煽动下，未选择与有亲缘关系的阿拉伯邻国联手以谋求独立?为何在外部势力频繁利用“民族牌”和“宗教牌”蓄意挑起对立时，他们仍对伊朗怀有高度的国家认同感?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极限施压”与国内多族群结构相互作用的复杂局势下，作为一个多族群国家，伊朗如何有效应对分离主义威胁，增强阿拉伯族群对伊朗国家身份的认同?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伊朗阿拉伯族群特殊的身份定位，更反映出多族群国家在应对外部干涉和内部治理难题时的生存之道和治理智慧，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生存选择说”(Choice Theory)。该理论认为，生存是人类的首要选择。对于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而言，“生存”是其根本诉求。这一诉求是由少数族群尚未跻身社会中心与主流的历史境遇所决定的。当伊朗阿拉伯人处于弱势群体且人口占少数的状况下，反抗所带来的风险远超过收益，所以，只要能够维持生存，退缩或忍让往往是他们最为明智的生存策略，这实则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在自身力量尚不能与主体民族——波斯人相抗衡的情形下，主动融入主体民族，是伊朗阿拉伯人基于理性的生存选择。这种选择既契合“生存选择说”的逻辑，也体现了他们对局势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未来风险的理性考量。然而，“生存选择说”简化了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将认同简单归结为纯粹的生存本能，却忽略了国家在身份整合进程中的积极建构作用及其对族群认同转变所产生的影响。
第二，“身份认同说”。该理论认为，伊朗悠久的历史与璀璨的文明，使得伊朗阿拉伯人对伊朗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超越了他们作为阿拉伯族群的亚身份认同。在历史上，伊朗阿拉伯人与波斯人携手并肩，共同抵御外敌入侵，这一现象源于伊朗作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文明型国家”所具有的独特属性，其多重族群、多语言和多宗教相互交融的复合文化格局，与伊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波斯文明的包容性紧密相连。波斯文明在历史上还对周边各族群形成了强大吸引力，使非波斯族群也对伊朗产生了高度认同。此外，大国干涉和失权割地的集体记忆，进一步塑造了伊朗的民族认同感。然而，“身份认同说”过于强调历史文化因素的自然延续性，将身份认同视为一种自发形成的静态存在，却忽视了身份认同在当代政治环境中的动态建构过程，因而难以解释为何在特定历史时期，伊朗阿拉伯人的认同会出现调整与变化。
第三，关系理论(Relational Theory)。该理论关注“身份关系”对群体行为的作用，认为关系亲密度越高，群体间的合作意愿就越强。从亲缘关系角度而言，伊朗阿拉伯族群与其他阿拉伯人存在族源联系，处于关系圈层中的最核心位置。依据这一理论，伊朗阿拉伯族群似应与阿拉伯邻国寻求合作，甚至可能支持建立独立的“阿瓦士阿拉伯国家”。然而，如前所述，当伊朗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伊朗阿拉伯人并未选择与具有亲缘关系的邻国合作，而是对伊朗展现出高度的政治认同。这表明，关系理论在伊朗阿拉伯人身上未能得到验证。
综上所述，“生存选择说”“身份认同说”和“关系理论”虽具备一定的解释力，但难以充分阐释伊朗阿拉伯人在亲缘关系、文化亲和性及外部介入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为何仍选择认同以波斯人为主体的伊朗国家。实际上，身份政治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多族群国家中，塑造亚国家层次的族群政治身份，成为多族群国家共同体建设的重点。这种塑造并非简单地承认或否定族群身份的独特性，而是借助政治运作对族群身份进行动态调整，将其嵌入更广泛的国家共同体。故而，理解身份政治的关键在于，身份认同具有可建构性与动态性。即不同的身份认同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权力关系与政治互动中经历动态的“建构—解构—再建构”过程。首先，族群身份的初始建构通常建立在共同的血缘关系基础之上，这形成了族群独特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其次，在多族群国家中，国家出于政治整合的需要，会对族群身份进行策略性干预，譬如通过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及意识形态传播等方式，对既有的族群身份认同进行解构，削弱族群的特殊性与独立性。最后，国家构建新的身份框架，将族群身份塑造为国家认同的一部分，进而实现国家整合与政治稳定。
因此，本文从身份政治的视角切入，尝试构建以“身份嵌套”(Identity Nesting)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探讨国家如何通过政治策略与制度安排，积极塑造、整合并巩固跨界族群的国家认同，旨在揭示伊朗政府应对阿拉伯族群身份政治挑战的策略机制与政治逻辑，从而为理解族群身份政治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复杂互动提供新的视角。
国家身份认同的形成，是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及外部力量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不仅是内外因素整合的关键媒介，更是集体身份建构的核心驱动力。在多元文化交织、国际关系复杂的背景下，国家借助历史叙事、文化符号，以及政策引导等手段，积极推动统一身份认同的形成。这一过程并非局限于国内事务，而是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通过与其他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开展互动，国家能够在深化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综合考虑内外因素，持续进行身份的建构与重塑。
身份建构的核心要义在于“关系决定行为体的身份”。关系性身份(Relational Identity)强调，身份只能在动态的关系中进行界定，并通过互动得以彰显。亲缘关系基于血缘，认同感先天固化;而亲密关系则通过后天的互动与情感联结建立，具有较强的选择性。在权力不对称的条件下，强势一方往往主导着互动过程，对弱势一方的自我身份理解与认同产生重要影响。
由图1可见，国家可以通过构建亲密关系来整合多重身份认同。紧密的关系能够催生更深厚的情感依赖，行为体之间互动越频繁，关系就越紧密，跨界族群对国家的身份认同感也就越强，而这种身份认同感的提高，又会进一步巩固彼此间的亲密关系，促使族群更倾向于维护现有秩序，而非寻求分离或独立。因此，国家构建亲密关系的能力，直接影响其对多族群内部认同的整合成效。这一逻辑为解决跨界族群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通过高频互动和高质量的情感联系，可以有效降低族群分裂风险，增强国家凝聚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身份嵌套”这一分析框架，作为一种跨界族群身份认同的整合机制。它通过建构多层次的亲密关系，将跨界族群的多重身份与国家的边疆治理连为一体，从而达到去身份政治的目的。“身份嵌套”不仅是对多元身份的有效协调，更是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实践路径。通过“身份嵌套”，国家能够在内部多元化与外部复杂化的双重压力下，强化跨界族群对国家的认同，从而实现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本文以伊朗的跨界族群治理为案例，探讨伊朗政府如何通过内外互动整合多元身份。在实践中，伊朗善于综合施策:一方面，通过政治、军事、法律、经济和文化等多种软硬手段，积极推动宗教动员、完善法律法规和实施经济扶贫等惠民项目;另一方面，通过开展睦邻外交，强化跨界族群对国家、民族、历史和宗教的认同，弱化族群认同。这种多维度的身份嵌套，塑造了一个超越族群差异的“伊朗民族”(Iranian Nation)，成为国家建构中的“想象的共同体”，从而继续巩固伊朗的“多元一体格局”。
下文以伊朗跨界族群阿拉伯人为案例，探究他们在与阿拉伯国家存在亲缘关系的情形下，为何更倾向于与非亲缘共同体——伊朗形成更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美西方对伊朗“极限施压”、外部势力利用族群问题制造分裂的背景下，伊朗如何通过“身份嵌套”战略整合阿拉伯族群的多元身份，从而有效应对民族分裂主义和外部干涉主义。这对于理解多族群国家处理民族问题、应对外部势力干涉以及实现内部政治整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伊朗阿拉伯人源自历史上迁入胡泽斯坦地区的阿拉伯游牧部落。虽然学界对其具体的迁入时间和演变历程尚存争议，但这一基本起源得到普遍认同。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些进入海湾地区的阿拉伯部落逐渐分化:一部分融入伊朗的波斯文化圈，另一部分则融入了阿拉伯文化圈。自巴列维王朝时期起，伊朗阿拉伯族群的聚居特征逐渐呈现分散化态势。大部分阿拉伯人仍聚居在伊朗西南部与伊拉克接壤的胡泽斯坦省，少部分则分布于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地区、波斯湾沿岸的法尔斯省和霍尔木兹甘省等地。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家行政区划的调整、族群迁移，以及城市化的发展，伊朗阿拉伯人与其他族群混合而居，散居伊朗各省，但大多仍集中在胡泽斯坦，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宗教信仰方面，胡泽斯坦的阿拉伯人主要信奉什叶派，并且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作为主要交流语言。然而，长期以来，政治上的边缘化、经济发展的滞后、主流文化的强大影响，以及外部因素的干扰，不断对伊朗的央地关系造成破坏，成为影响伊朗内部族群关系中的关键因素。
伊朗阿拉伯人的多重身份是理解其社会地位、政治诉求及跨界族群问题的关键。其认同涵盖族群、部落、教派、民族与公民身份，层层嵌套又相互影响。族群身份着重体现语言与文化认同，连接伊朗阿拉伯人与周边阿拉伯国家;部落身份强调地方性和亲缘关系，是内部社会组织与资源分配的基础;教派身份以什叶派为核心，与伊朗宗教政治体制高度契合，但部分逊尼派的存在使宗教认同产生分歧;民族身份试图将阿拉伯族群融入伊朗国家认同，与波斯文化互动;公民身份则基于宪法和法律，明确阿拉伯人作为伊朗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这些身份既提供整合纽带，又存在张力。例如，什叶派认同有助于该族群融入国家，但地方性与族群亚认同常与国家认同产生冲突。胡泽斯坦地区的经济落后和政治边缘化进一步加剧了矛盾，使阿拉伯族群更易受外部干预，如沙特通过资助分裂势力与宣传阿拉伯民族主义等手段，客观上削弱了伊朗的国家整合能力。在多重身份的动态交织中，既蕴含着整合的可能，也隐藏着长期治理的挑战，这不仅关乎伊朗的国内稳定，更是其制定地区战略的重要考量。
首先，历史创伤与波斯民族主义的冲突。历史上，伊朗阿拉伯人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源于“选择性创伤”。在伊朗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前，伊朗阿拉伯族群曾经历过部落统治下的相对独立时期。然而，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推动了民族主义思潮在中东地区的广泛传播。这一趋势不仅促使伊朗波斯民族主义兴起，也唤醒了伊朗境内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族群身份的边界由此得以拓展，阿拉伯人对自身文化与政治权力的认知逐渐增强。礼萨·汗·巴列维(Reza Shah Pahlavi)推行的波斯化政策加剧了这一矛盾。他将“阿拉伯斯坦”更名为“胡泽斯坦”，禁止阿拉伯语的教学与出版活动，并打击南部阿拉伯部落穆罕马拉(Muhammara)的酋长艾哈迈德·哈扎尔(Ahmad Khazal)，削弱地方权力，强化中央集权。这些举措压制了阿拉伯族群的语言与文化权利，迫使他们重新审视和定义自身身份。在此背景下，泛阿拉伯主义崛起，为伊朗阿拉伯人提供了思想支撑，与波斯民族主义形成张力。泛阿拉伯主义的理念与波斯民族主义的排他性目标相悖，不仅削弱了伊朗中央政府的权威，还对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构成了威胁。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延续了波斯民族主义政策，通过强调波斯文化的优越性来稀释伊朗境内阿拉伯人的亚文化认同。这种“同化”政策无视伊朗国内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引发了少数族群不满，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的分裂。波斯民族主义的排他性最终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导致地方阿拉伯人与中央波斯政权长期处于对立状态。
其次，泛阿拉伯主义的兴起与族群认同的强化有关。在波斯民族主义政策的压制下，泛阿拉伯主义为伊朗的阿拉伯族群提供了思想武器，成为强化族群认同的重要思想来源。泛阿拉伯主义主张整合所有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语地区，建立一个横跨大西洋至海湾的“超级国家”。这一思想在20世纪初对伊朗阿拉伯族群的身份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伊朗阿拉伯精英阶层中引发强烈共鸣。这些精英通过强调阿拉伯身份的独特性，试图在以波斯人为主导的国家中增强本族群的存在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阿拉伯族群的身份问题仍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关切。伊朗安全部队多次对胡泽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抗议活动采取了强硬的打压举措，向分裂主义势力发出了严正警告，表明政府对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
再次，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冲击与连锁效应。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什叶派萨德尔运动领导人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的政治理念出现微妙转变，引起了伊朗方面的高度警觉。萨德尔积极煽动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奉行更为独立且以伊拉克为核心的立场，此举契合了反对伊朗干涉伊拉克内政的民意。这种发展态势不仅削弱了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伊朗阿拉伯人的族群认同与政治诉求。特别在伊朗国内经济陷入困境和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宛如一把挑动身份认同的“利器”，极易点燃群众情绪，促使民族主义热潮迅速扩散。这种身份政治的激化，无疑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潜在风险。
最后，经济发展与资源分配的失衡，进一步加深了伊朗阿拉伯人这一非主体族群的边缘化感受。两伊战争爆发前，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胡泽斯坦地区在伊朗国内经济和文化领域较为发达。然而，1980—1988年持续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给伊朗带来了沉重打击，战后经济复苏进程迟缓，加之工业化引发的环境问题和治理不善，使得胡泽斯坦长期陷入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等发展困境。经济停滞与失业率上升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街头抗议成为民众宣泄不满的主要方式。伊朗在资源上的分配不均，被部分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视作中央政府对地方阿拉伯人“二等公民”式的歧视。这种不满情绪既源自伊朗内部的治理危机，又因国际制裁而加剧了央地矛盾，强化了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的对立态势，为分离主义与外部势力的勾结提供了土壤。2021年8月，胡泽斯坦因水资源危机引发抗议运动，抗议者表达对水资源短缺和经济恶化的不满，并高呼反对伊朗政权的口号。尽管分离主义团体未能发动更广泛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此类抗议活动对国家的身份认同与稳定带来了严峻挑战。
总之，历史创伤与民族主义的交织碰撞，致使伊朗阿拉伯人身份呈现出复杂态势，其身份政治危机亦不断加剧。这既体现了阿拉伯人对自身文化与政治权力的诉求，也凸显了中央与地方、波斯与非波斯族群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步入21世纪，伊朗阿拉伯人的核心诉求已从分离主义转向有限自治，其重点聚焦在如何在伊朗的身份建构框架下寻求发展契机，这给伊朗政府的国家治理带来了新的课题与挑战。与此同时，随着区域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社会多元化进程的加快，阿拉伯族群在国家认同、资源分配与社会参与等方面的诉求日益多元，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实现族群关系的长远稳定，已成为伊朗社会治理亟须应对的重要议题。
三、伊朗国家治理中以“身份嵌套”增强阿拉伯族群的向心力
“身份嵌套”表现为各类身份的交织互动。即特定族群通过互动，与没有亲缘关系的群体建立起亲密关系。主体民族与少数族群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既是对族群原有身份的适度规约，也是对其身份边界的拓展。伊朗通过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宗派身份，丰富了伊朗阿拉伯族群的身份内涵，进而淡化了族群间过于明显的身份界限，尤其强化了什叶派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感。在伊斯兰社会中，什叶派常因其少数派地位而受到边缘化，但伊朗为什叶派群体提供了生存空间和宗教保护，使其得以在国家框架内强化什叶派身份认同。同时，关系越是持久且深厚，彼此间的影响就越为深远，共同的身份认同也会愈发稳固。伊朗政府对境内阿拉伯族群“伊朗人”身份的塑造，不仅是对族群身份的整合，更是对“我们”(伊斯兰共和国及其民众)作为什叶派共同体身份的强化。
根据霍梅尼主义，伊朗伊斯兰什叶派思想怀抱着为全体穆斯林乃至全人类提供终极社会方案的“普世主义”愿景。这种“普世主义”的诉求与伊朗的民族主义非但不相冲突，反而融合为一种独特的“宗教民族主义”。在这种“宗教民族主义”架构中，什叶派信仰的普世理想与伊朗的民族主义达成了统一，成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合法性的双重根基:最高领袖既是伊斯兰信仰的守护者，又是伊朗民族利益的捍卫者。这一有机结合为伊斯兰政权提供了合法性支撑。
第一，伊朗淡化族属差异，借助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巩固伊朗穆斯林共同体(Ummah)构建。伊朗以政治制度为基础，塑造跨界族群身份，其法基赫体制(Velayat-e Faqih)确立了伊朗的伊斯兰国家性质，并依托伊斯兰教法构建“乌玛”。在此体制下，宗教身份往往被置于国家公民身份之上。伊朗宪法以伊斯兰主义为核心，避免强化族属差异，同时以“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划分取代“少数族群”概念，防止族群间的对立。宪法承认宗教少数派，包括逊尼派穆斯林、琐罗亚斯德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等一神教信仰群体，并规定对逊尼派予以“充分尊重”(宪法第十二条)。少数族群的身份始终与其宗教属性相关联，他们要么是占多数的什叶派成员，要么属于其他宗教少数派。在国家公共领域，伊朗通过宪法框架削弱阿拉伯族群单一身份的政治诉求。例如，宪法规定:“伊朗人民享有平等权利，肤色、种族、语言等不得作为特权依据”，否定了以族群身份为基础的政治诉求的合法性。特别是在改革派政府(如哈塔米、鲁哈尼和佩泽希齐扬政府执政)时期，进一步推动公民身份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这体现了伊朗通过顶层设计淡化族属差异、并为不同族群融入国家公共领域提供制度化保障的积极努力。
第二，地方政治是伊朗阿拉伯族群与政府进行建设性互动的重要公共领域。在伊朗，地方议会成员经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这一制度安排为少数族群提供了政治参与、获取选择权与代表权的重要途径。在胡泽斯坦，地方议会逐步成为阿拉伯族群表达政治见解、凝聚社会力量，以及捍卫合法权益的重要平台。自1999年首次举行地方选举以来，阿拉伯族群已逐步掌控该省多个地方议会，其中包括省会城市阿瓦士的议会。这一发展态势体现了地方议会角色的转变——尤其是随着伊朗第六个“五年发展计划”赋予地方议会对市政事务更广泛的监督权，地方民众在资源分配方面赢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另外，伊朗大量增设地方组织，以网罗各族群、各阶层的人士，扩大国族身份认同的同时，对整个社会实行统治。为增强少数族群游牧人口的国家认同感，伊朗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方案，旨在促进胡泽斯坦地区的农业生产，提升农村人口的福利水平，保障游牧人口的公民权利。例如，伊朗曾设立“游牧族群高级委员会”(Shoray-e Aali-ye Ashayer)，以改善和提升伊朗游牧族群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地位。随后，该委员会更名为“游牧族群和农村发展高级委员会”(Tashkil-e Shoray-e Aali-ye Ashayerva Tose’e-ye Rustayi)，致力于“整合资源、统一规划，以增强农村和游牧族群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并通过文化保护和社会服务提升国家认同感”。伊朗政府对胡泽斯坦局势予以高度关注。2021年，前总统莱希上任后首次省级访问便选定胡泽斯坦，并于2022年新年期间再度到访该省。2024年，佩泽希齐扬组建“民族团结政府”(Dolat Vahdat-e Melli)，积极推动任命伊朗阿拉伯人担任胡泽斯坦省省长。尽管这些措施推进速度较为缓慢，但充分展现了中央政府通过完善地方治理、促进地区发展及减少不平等现象来缓解地区矛盾的努力。
第三，文化上重塑国族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唤醒身份认同依赖于一系列微妙且强大的过程，重点在于构建特定的历史叙事。伊斯兰革命后，重新阐释历史事件对于维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合法性意义重大。一方面，伊斯兰共和国承袭了巴列维时期有关波斯文明的叙事，以延续人民对波斯身份的情感;另一方面，革命与穆斯林身份的话语成为“重构自我”的关键工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核心历史记忆，尤其是两伊战争，对伊朗阿拉伯人影响深远。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视觉媒介作为传播意识形态和动员民众的有效工具，不仅涉及社会、政治及宗教问题，更凭借直观的画面，唤起人们对战争中身体与情感伤痛的深刻记忆。通过融合什叶派仪式与象征符号，伊朗在保持革命热情的同时，借助“全民艺术计划”(Barname-ye Honar Baraye Hame)将民众与“殉难”思想和“抵抗”话语相联结，为政府确立精神权威与合法性。在两伊战争期间，宣传海报呈现出不同族群士兵在霍梅尼的号召下团结一心保卫胡泽斯坦的情景，强化了国家统一与共同体意识。至今，视觉图像仍作为战争苦难的集体记忆，帮助伊朗民众铭记和缅怀历史，在纪念往昔的同时，唤醒革命记忆以强化爱国主义精神，并维系伊斯兰共和国的统一性。
第四，建构“他者”形象以维系革命身份的正义性。伊朗强调虔诚与正义的精神理念，通过明确划分“我们”(伊斯兰共和国及其民众)与“他们”(巴列维王朝及敌对势力)，构建起“善”与“恶”的二元对立格局。这种叙事模式进一步强化了“已知的敌人”和“想象中的敌人”——在革命时期，巴列维国王被“妖魔化”;人质危机后，美国被冠以“大撒旦”之名;两伊战争期间，萨达姆被塑造为民族公敌，而以色列则长期被贴上“小撒旦”的标签。这一叙事不仅在革命叙事中凸显了敌我对立态势，更为国家民族主义叙事提供了有力支撑。两伊战争期间，胡泽斯坦地区成为前线战场。伊朗政府借助宣传阿拉伯人与其他族群携手保卫国家的事迹，尝试将阿拉伯人融入“伊朗共同体”的叙事框架。例如，在战争宣传中着重塑造阿拉伯士兵为守护领土奋勇作战的英勇形象，强调他们作为“伊朗革命战士”的赤诚忠诚，而非单纯的阿拉伯族群成员。这种叙事手法淡化了伊朗阿拉伯人与外部阿拉伯世界(尤其是伊拉克)的血缘联系，增强了他们对伊朗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此外，伊朗通过博物馆、教材编撰，以及影视作品等多种载体，不断重现这些历史记忆和英雄故事，使伊朗阿拉伯人持续受到革命意识形态的熏陶和影响，进而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和认同感。
最后，军事防卫保障边疆地区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以维护法基赫体制、保障生存安全以及捍卫革命意识形态为核心使命，将一切与该目标相悖的“反叛者”(Baghi)视作伊朗及伊斯兰教的“敌人”，并予以坚决回击。作为“捍卫伊斯兰共和国免受内外威胁的守护者”，革命卫队在全国31个省均设有军团。其中，“卡里姆·伊本·侯赛因军团”负责胡泽斯坦的安全保障工作，承担着边境防卫重任，并通过“光明行者”(Voyagers to Light)计划传播革命意识形态。此外，胡泽斯坦的安全由国家军队、巴斯基民兵等多支武装力量协同维护，重点防范分离主义抗议活动和少数族群动乱。革命卫队将“叛乱”赋予宗教内涵，定义为“菲特那”(Fitna)，以此抵御内部异议和外部渗透。尽管作为军事机构，革命卫队的影响力已广泛延伸至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通过资助宗教、教育等机构提升自身软实力。在胡泽斯坦，其资源网络持续拓展，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对该地区的管控。
综上，伊朗通过“去身份政治化”，削弱阿拉伯族群对自身固有身份的过度依赖，淡化其与外部泛阿拉伯主义的关联，而后依据国家利益实施“再身份政治化”，将其纳入以伊斯兰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国家认同框架，塑造其成为忠诚于伊朗的人民。这不仅是应对族群矛盾的务实之举，更是伊朗在多民族国家格局下平衡统一与多样性的积极探索。
四、伊朗对伊拉克外交中以“身份嵌套”增强阿拉伯族群的向心力
不同群体通过区分“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来确立自身的身份认同，这一行为既体现了群体内部的核心价值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就伊朗而言，两伊边界关系对伊朗国家认同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两伊战争中，伊拉克的军事威胁引发了伊朗全民奋起反击，这不仅强化了伊朗民众的集体归属感，同时也凸显了跨界族群问题的重要性。在外交中，伊朗利用什叶派阿拉伯人的宗教纽带，增强自身对伊拉克的影响力，然而，逊尼派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存在却对伊朗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挑战。为此，伊朗试图将阿拉伯族群纳入其战略框架，以维护国家利益并扩大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
第一，伊朗阿拉伯族群的身份拓展与伊朗的对外关系密切相关。一方面，伊朗以阿拉伯族群身份为纽带，推动阿拉伯地区对伊朗什叶派的认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通过重构国家身份，逐步优化与邻国及地区的关系，与邻国的互动成为其对外发展的核心要务。毗邻国家对于伊朗至关重要，它们不仅是伊朗连接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更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屏障。例如，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体的伊拉克在伊朗主导的“抵抗阵线”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伊朗重点利用阿拉伯什叶派的力量加强与伊拉克什叶派的联系。另一方面，跨界族群的身份认同成为伊朗获取政治资源、维护国家利益的有力工具。在霍梅尼时期，伊朗通过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重塑国家身份，试图构建一种有别于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国家认同，以此巩固新生政权。后霍梅尼时期，伊朗将战略重点转向对外互动，通过扩大什叶派的影响力，将伊朗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嵌套其中，进一步巩固伊朗伊斯兰国家的身份认同。
第二，外部互动不仅塑造了伊朗与邻国的关系，也影响了央地政治格局及伊朗阿拉伯族群的身份认同。“冲突功能论”认为，冲突能够整合群体、明确界限并增强凝聚力，尤其是“外部仇敌”在国族认同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两伊战争为新生的革命政权提供了培育民族情感的契机。面对边境少数族群的权力争斗和地方分裂的压力，外部威胁成为凝聚各方力量的关键因素。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企图借“泛阿拉伯主义”煽动胡泽斯坦的阿拉伯分离主义情绪，却未能挑动分裂，反而激起了包括阿拉伯族群在内的全体伊朗人民的愤慨。两伊战争中，伊朗人民誓死捍卫领土完整，形成了强大的国家凝聚力。这场持续八年的战争，不仅巩固了革命政权的权威，削弱了地方分裂势力，还重塑了伊朗的国族认同，增强了伊朗阿拉伯族群的归属感。战争解答了“我们是谁”与“我们不是谁”的身份难题，既增强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也激发了阿拉伯族群的爱国热情，彰显了国族认同在伊朗国家整合中的关键作用。
第三，加强边境地区的全方位互动交流，是伊朗应对阿拉伯族群认同挑战与安全隐患的重要举措。自2011年12月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两伊关系得到显著改善，伊朗对伊拉克的经济、宗教和文化影响逐步加深。从地缘政治层面来看，伊拉克东部边境不仅是伊朗加强与伊拉克联系的纽带，更是影响胡泽斯坦地区阿拉伯族群认同的重要区域。伊拉克的内部分裂，以及薄弱的国家治理能力，为伊朗通过边境政策拓展其区域影响力提供了契机。开放边境口岸、增进贸易往来以及拓展陆空联系，不仅为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也对伊朗阿拉伯族群的宗教与文化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2023年启动的胡泽斯坦沙拉姆切(Shalamcheh)至伊拉克巴士拉(Basra)铁路建设项目，其目的不仅在于推动双边贸易，还着眼于促进宗教和文化交流。该铁路建成后，将连接伊朗与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两大什叶派圣地，为伊朗什叶派信徒的朝圣活动(如阿尔巴恩朝圣)提供便利，进而增强跨国什叶派宗教共同体的凝聚力。这种跨境宗教互动强化了伊朗阿拉伯族群的什叶派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
然而，边境互动也引发了安全隐忧。回溯历史，两伊边境地区的部落关系以及宗派亲和力，曾削弱伊朗阿拉伯族群对国家的归属感。胡泽斯坦的阿拉伯人与伊拉克巴士拉的阿拉伯人，长期维系着紧密的部落与家庭联系。边界的开放虽推动了跨境互动，但也为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开辟了途径。尽管伊朗阿拉伯人大多信奉什叶派，但其宗教认同与族群认同呈现出复杂的互动关系。对此，伊朗通过强化什叶派宗教纽带，试图增强胡泽斯坦阿拉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在历史上，伊拉克的巴士拉是重要的什叶派文化中心，与伊朗阿拉伯人有着密切的宗教文化联系。这种跨境的什叶派信仰，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通过塑造“什叶派领袖”形象，试图凭借宗教纽带整合国内外的什叶派群体。在边境地区，宗教认同已然成为伊朗增强阿拉伯族群归属感的关键举措，同时也为伊朗构建跨国宗教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支撑。
最后，语言成为伊朗与伊拉克的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与巴列维时期相比，阿拉伯语在伊斯兰共和国的地位显著提升，尤其是在与邻国什叶派的交流互动中。伊朗通过设立阿拉伯语电视频道(如阿姆兰新闻电视网Al-Alam News Network)，向包括胡泽斯坦在内的所有阿拉伯地区传播信息，以此强化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同时，波斯语也成为伊朗拓展在伊拉克影响力的重要媒介。伊朗通过建立文化项目和语言推广活动，力图提升自身软实力。隶属于文化部的伊斯兰文化与传播组织(ICCO)承担着海外波斯语教学推广的任务，支持在大学开设波斯语言文学课程，并举办相关学术会议与研讨会，此外，萨迪基金会(Bonyad-e Sa’ad)等半官方组织也积极推动波斯语的传播。例如，伊朗于2019年1月在卡尔巴拉设立波斯语中心;同年9月，在伊拉克南部济加尔省首府纳西里亚开设波斯语培训课程。在伊拉克纳杰夫，众多伊朗神职人员在宗教中心内开设波斯语课程。伊朗通过推广波斯语来宣扬其政治价值观。例如，邀请伊拉克培训老师参观具有政治意义的“两伊战争博物馆”(伊斯兰革命和神圣防御国家博物馆)等场所。同时，与伊拉克文化机构合作创办了在线波斯语教学杂志《米纳》(Mina)，以激发伊拉克学生学习波斯语的热情。这种语言推广举措促进了阿拉伯人与伊朗主流文化的融合，有助于实现其在伊拉克构建软实力和影响力的目标。总之，语言与文化的互动交流为伊朗与伊拉克的关系深化提供了新的动力，成为推动两国民心相通、增进相互理解的重要纽带。
增进相互理解的重要纽带。增强伊朗阿拉伯人的国家认同感，不能仅仅依赖文化推广与语言渗透，还需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增强其政治参与感，从而使该族群对国家产生更深厚的认同。为此，伊朗尝试借助具有民族性身份代表性的人物，进一步调和国内外矛盾，同时向国内传递包容的信号。2013年，鲁哈尼领导的温和派政府任命伊朗阿拉伯人代表阿里·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一任命不仅是鲁哈尼政府履行提高少数族群政治参与度承诺的实际行动，旨在增强伊朗阿拉伯人对国家政治发展的信心，还凭借沙姆哈尼的阿拉伯人身份，向海湾阿拉伯国家释放缓和关系的信号。沙姆哈尼丰富的政治履历与经验，使其在处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这一举措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效:不仅拉近了伊朗与伊拉克的关系，也为打破逊尼派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敌对和不信任提供了契机。对沙姆哈尼的任命强化了伊朗阿拉伯族群的国家认同感，提升了他们对伊斯兰政府的积极态度，同时也彰显了跨界族群的多重身份在助力伊朗摆脱国际孤立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023年，沙姆哈尼作为伊朗代表，在中国的斡旋下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和解协议。
然而，伊朗对伊拉克的外交工作面临着诸多挑战。第一，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复兴对伊朗推进阿拉伯人身份整合形成阻碍。2023年，伊拉克足球锦标赛因使用“阿拉伯湾”一词引发争议，伊拉克萨德尔运动领导人穆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公开欢迎“来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尊贵阿拉伯客人”，这一举措强化了以阿拉伯身份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情绪，与伊朗民族认同形成对立。此举不仅限制了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还可能削弱伊朗阿拉伯族群对国家的认同。第二，伊朗通过跨境什叶派纽带与伊拉克建立联系，但这种纽带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强化了伊朗阿拉伯人的什叶派身份;另一方面，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利用宗教纽带推动阿拉伯身份认同，从而削弱伊朗的整合策略。对此，伊朗更加注重团结什叶派力量，特别是遵循位于纳杰夫的什叶派最高宗教权威阿里·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的指导，以此维护什叶派内部的稳定。
综上，伊朗阿拉伯族群在两国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伊朗通过实施睦邻外交，并加强胡泽斯坦地区的跨境经济文化合作，深化了与伊拉克的互信，促进了族群间的团结。两国共享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为双方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跨境什叶派活动以及共同的历史叙事进一步强化了民族认同，既增强了伊朗国内的凝聚力，也为伊朗对伊拉克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支撑。这种内外联动的身份建构与外交实践，不仅优化了边疆治理，也拓展了伊朗在区域事务中的战略空间。
跨界族群的身份认同建构既依赖于内部治理，也需要内政与外交的协同联动，从而构建起一张以共同认同为纽带的“关系网”。整体来看，伊朗阿拉伯人与其他族群之间呈现出较高程度的良性互动，这种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巩固以及族群关系的维系，既是历史传承的结果，也是伊朗政府结合现实所实施治理举措的成效体现。伊朗的“身份嵌套”深受其悠久的文明传统和丰富的帝国治理经验的影响，同时融入了伊斯兰革命后的宗教叙事与政治实践，推动了阿拉伯族群身份与以波斯—伊斯兰文化为基础的伊朗国族共同体的融合。
首先，伊朗通过“嵌套”统一族群认同、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缓解了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的文化张力与政治摩擦。波斯—伊斯兰文化的共同叙事构建了超越族群差异的“伊朗民族”认同体系，将阿拉伯族群的地方认同与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相衔接，从而减少族群对立，推动族际融合。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伊朗的官方宗教，不仅为国家认同注入了更深厚的精神内涵，还为族群间的关系搭建了统一的价值框架，使得伊朗阿拉伯人在宗教、文化和国家层面均寻得了与更广泛社会的契合之处，从而进一步融入伊朗共同体。
其次，“身份嵌套”弱化了阿拉伯族群的分离倾向，增强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伊朗将什叶派宗教纽带与国家认同相结合，构建起“宗教—国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体系，促使阿拉伯族群与其他族群形成共同体意识。同时，伊朗通过实施边疆治理、资源分配和文化建设等政策举措，增强了阿拉伯族群的获得感，引导他们逐步接纳国家整体利益高于族群利益的价值理念。这为伊朗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保障。
再次，伊朗将外交与宗教相结合，进一步增强治理韧性。例如，伊朗积极与邻国伊拉克的什叶派开展互动，有效缓解了阿拉伯族群跨界身份所带来的张力，并在区域层面塑造了跨越族群边界的什叶派共同体。这种积极的对外互动，不仅强化了阿拉伯族群对伊朗的国家归属感，更为国内族际关系营造了稳定的发展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拉伯人的族群身份逐步融入国家认同体系，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进而为伊朗构建起一个更加稳定且富有弹性的族际关系网络。
最后，伊朗的“身份嵌套”战略为处理复杂的族群、宗教与国家关系提供了一种相对有效的治理思路。在这一框架下，阿拉伯族群能够在保留自身文化与族群特征的同时，逐渐适应更广泛的国家认同。虽然族群间的隔阂和利益分歧依然存在，但“身份嵌套”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张力，推动了族群关系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相对整合。这为伊朗应对多元社会带来的挑战提供了更多政策空间，也为后续的社会治理和国家发展积累了经验。
不可否认，伊朗跨界族群问题错综复杂。阿拉伯族群的身份政治与地缘、经济、宗教、社会及生态等诸多问题相互交织，不仅凸显其高度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更给伊朗的内外安全带来了巨大压力。在外部“极限施压”的背景下，胡泽斯坦地区经济发展迟缓、资源分配不均，导致民众的获得感显著降低，社会不满情绪持续累积，极易引发对自身身份归属的动摇。此外，尽管伊朗和伊拉克在什叶派身份上存在认同基础，但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势力与逊尼派采取分化策略，持续削弱伊朗对跨界阿拉伯族群的整合与稳定工作。同时，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通过资助分裂势力、宣扬阿拉伯民族主义等手段，加剧了胡泽斯坦地区的族群对立与地方治理，削弱了伊朗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力。这些外部干预行为使得胡泽斯坦极有可能成为代理人战争的爆发点，并引发更广泛的地区博弈。伊朗阿拉伯族群的身份政治问题至今仍对伊朗的国家安全与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交互作用是事物变化的终极原因，伊朗民族问题的形成与发展亦深受此规律的影响。历经漫长的历史与文化交融，伊朗的阿拉伯族群已深深扎根于伊朗大地，并将守护这片土地视作伊朗民族荣誉的重要象征。“伊朗人”主身份优先于“阿拉伯族人”次身份，成为各族共享的主流认知。这一身份认同的优先性，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由历代中央政权的治理实践和现代国家的整合政策逐步进行政治化建构的，充分彰显了国家治理在身份形塑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伊朗政府通过推动族群间的“身份嵌套”，将宗教纽带、民族认同与国家意识有机融合，削弱了族群分离的倾向。即便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伊朗人”身份认同依然彰显出强大的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