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伊朗国家的传统政治合法性根基从西方启蒙思想渗透进人伊朗思想文化领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便逐渐松动起来。巴列维王朝试图以经济现代化成就来剥离现代化的政治内容，虽然暂时解决了社会稳定问题，但维持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问题 —— 政治合法性问题却没有解决，巴列维王朝一直在合法性困境中度过了五十多年。所以，迎面对巴列维王朝进行批判、反抗、打击的政治反对派就是左翼知识分子及其领导的左翼运动。伊朗的左翼运动在中东地区是最早掀起的，产生过中东地区最早的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治组织即成立的 “正义党”，产生过中东地区乃至亚洲最早的 “伊朗共产党”，产生过中东地区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即 “吉朗苏维埃共和国”。到1941年成立 “伊朗人民党” 之后，左翼运动发展壮大及其政治活跃之程度，可谓百年伊朗左翼运动史之最。而这十余年中，“人民党” 吸收了差不多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人民党” 简直成了进步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到20世纪50年代，不同思想倾向的左翼派别均聚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下，与巴列维王朝进行殊死搏斗，这些情况是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一、政治生平

马莱基于1903年出生在阿塞拜疆首府大不里士的一个开明的富商家庭。伊朗立宪革命期间爆发立宪派与王党之间的内战，主要战场就在这里。幼年的马莱基亲眼目睹过大批立宪党人被杀后，其头颅被高高地悬挂在树干上示众的血腥场面。他的早年教育是在传统的伊斯兰经堂中完成的。1927年，在德黑兰的日耳曼技术学院毕业后，考取国家公派留学资格，进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化学专业。那时的柏林大学，是欧洲各种社会思潮互相交锋激荡的中心，国家主义、纳粹主义、社会主义、生命哲学等等理论，都能找到自己的追随者。马莱基在这里阅读了大量的社会主义书籍。在柏林读书期间，因为坚持要求伊朗政府调查一名伊朗留学生自杀事件的真相，被伊朗驻德大使馆定为 “共产党分子”，并被取消公费资格。回国后，他在德黑兰教师进修学院任教员。1937年，作为官方指控的 “五十三人小组” 的重要成员之一被捕入狱，这是他第一次被捕。1941年9月，礼萨国王迫于英美苏的压力退位后，他与其他政治犯一起获释，随即与阿尔・爱哈迈德等人发起成立 “人民党”。但是，在1943年苏联要求获得里海和1944年苏联要求获得北方5省的石油开采权以及1945年阿塞拜疆和库尔德两个地区成立独立的 “自治政府” 三个问题上，马莱基与其他人民党高层发生严重分歧，最终他与阿尔・爱哈迈德等人于1948年2月公开退党 “人民党”，另建 “伊朗劳工党”（1951年 “伊朗劳工党” 再次分裂，马莱基领导的一支改名为 “第三势力”）。苏联政府通过官方的莫斯科电台对这次分裂大加挞伐，公开指责马莱基等人是 “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苏联的这种做法给他造成了极大伤害。他开始对人民党对苏态度和政策进行反思和检讨，对斯大林苏联的帝国主义性质和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主义给予猛烈抨击。随后，他公开声明自己的反斯大林立场，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列宁主义的信徒。

马莱基秉持他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立场，完全站在摩萨台一边，支持摩萨台的国有化政策。因此，摩萨台政府被美国策动的 “8・19” 政变推翻后，马莱基所领导的 “第三势力” 与其他支持国有化政策的政党一起，同遭到灭顶之灾。马莱基第二次被捕入狱。但是，最令他痛苦的不是牢狱之苦，而是把他与人民党的人关押在一起。他在后来的文章写道：“最令我痛苦的是当局处心积虑地把我与人民党的人关在一起。人民党人是我最厌恶的对象。与他们在一起对我来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和摧残。” 可见，他从感情上已经与倒向苏联和斯大林的人民党彻底决裂。

1960年伊始，小巴列维国王为了实现缓和国内困难的经济形势和赢得国内外反对派势力的同情和支持，开始有意地缓和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年初伊朗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援助以及年底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都是促成伊朗国内政治形势趋于宽松的主要外部因素，因为它们都对伊朗提出许多附加政治条件和要求。马莱基乘此机会，组建 “社会主义者联盟”。1965年8月，马莱基连同该党其他三名领导人同时被捕，被指控犯有 “阴谋推翻现行的君主立宪制度” 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是他第三次被捕。但是，马莱基毕竟是个具有国际声望的政治活动家，在他被判刑后，“大赦国际”“社会党国际” 等国际组织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纷纷出面，给伊朗政府施加压力，甚至奥地利总统乔纳斯还亲自出面直接与伊朗国王交涉保释事宜。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关押了一年半后才获得释放。1969年，马莱基在孤寂中去世，身后萧索。

二、“第三条道路” 提出的历史背景

二战结束，冷战即起。从国际上来看，英美与苏联在伊朗、土耳其为争夺这一地区的 “防务安全” 地位进行角逐。1946年，土耳其最终倒入美英怀抱，实际上变成了美英的势力范围。到了1947年10月，苏联试图获得伊朗里海地区的石油开采权的计划遭到伊朗议会的否决后，美国终于取代了英国、排挤了苏联的势力而成为这场伊朗角逐中的最大赢家。在德国，到1949年9月，柏林危机的解决最终以两个德国的长期分裂为代价而得以 “解决”。在远东，到1949年10月，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被赶出大陆，偏安一角，美国变成大陆的敌人，海峡两岸开始了长期的互相敌对和分离；在朝鲜半岛，美苏把三八线划定并没有解决彼此之间的敌视，各自的 “代理人” 在三八线两旁拥兵自重，摩擦不停，仅1949年1月到1950年4月即达1274次之多，到6月终于演变成局部地区的世界性战争；在中南半岛，法属印度支那随着日本的投降迅速裂变成 “自由世界” 和越南共产党全面角逐的战场。到了1949年德国分裂已成事实时，全世界的政治地图俨然只由两大板块构成：要么是 “社会主义” 和 “资本主义” 两大阵营，或者是丘吉尔所说的 “铁幕国家” 和 “自由世界” 的全面对峙。

从国内来看，从1941年礼萨汗退位开始和盟军对伊占领，使伊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真空，各种政治势力纷纷抬头。到1943年，事实上伊朗国内已经出现了两大对立的阵营：亲西方和亲苏两派。到了大战结束后的1946年，在阿塞拜疆和库尔德两个 “自治政府” 问题上以及苏联驻军问题上，西方与苏联的较量已近白热化，伊朗国内的民族问题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国际争端。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被收买的代理人，双方言辞之激烈，立场之坚定，似乎任何人绝对不可能找到独立于两派之外的中间道路。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国际上两大阵营剑拔弩张，国内亲西和亲苏两派尖锐对立的环境中，马莱基以罕见的理论勇气和独立精神为伊朗未来社会道路的选择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走一条既不要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又不要（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政治专制，既要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又要（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这样一条介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 “第三条道路”。

三、“第三条道路” 的主要内容

1948年到1953年间，马莱基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 “一般的第三世界” 和 “特殊的第三世界” 两个概念，系统论证 “第三条道路” 理论。

“一般的第三世界” 指在世界上除美和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还存在着许多试图摆脱美苏两国的控制而追求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的国家。“特殊的第三世界” 指的是那些不是按照苏联道路和模式而是根据各国不同的文化特点和历史经验摸索出具体的适合本国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他突破当时把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两大世界的做法，把世界分为西方、东方和存在于东西方之间的广大的国家地带，这些国家既感觉不到在杜鲁门 “自由世界” 的自由，也看不到苏联阵营的社会主义迹象，希望能够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社会认同。

他认为，“西方” 是一个模糊的笼统概念，不是一个同质性概念，不足以函盖那些有着自己独特性的文化的社会。比如说，西欧就有自己的特殊文化认同，有自己的历史，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历史特色的实体，西欧很快就会从目前的战争创伤中恢复元气，不会一味地屈服于美苏两个文化上原本落后的超级大国。西欧目前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复兴，证明了西欧正在探索一条避免了美国那种自由经济的残酷性和苏联计划经济带来的极权政治这样一条 “第三条道路”。这种思潮的普及极可能导致西欧各国走向社会经济联合。这股思潮同样也存在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只是苏联不让这些国家表现出来而已，这种思潮只要在这些东欧国家抬头，它立刻就会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特务和间谍。东欧唯一例外是巴尔干的南斯拉夫，因为这个国家从未被苏联红军征服，或者用共产国际用语，“解放”。

马莱基尤其欣赏南斯拉夫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试图摆脱斯大林的控制，敢于独立自主地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他对铁托在国内的大搞个人崇拜、独裁专制和限制个人自由的做法大为反感，抨击铁托对反斯大林主义理论家米洛温・迪吉拉斯的迫害。早在铁托被称为 “修正主义者” 时，马莱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由孙逸仙博士开创、毛泽东正在继续的运动，最终将不会使中国仅作为苏联的卫星国而存在。” 实际上，本人很有把握地预言，中国迟早会步南斯拉夫的后尘。

要知道，这个时期正是两大阵营矛盾和斗争最尖锐的时期，两大阵营内部完全表现出铁板一块一样的团结，而马莱基却以先知般的洞察力明确地提出，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将会被 “第三世界” 打破，最终会被来自阵营内部 “离心的民族主义” 所瓦解。果不其然，他的预言被历史事实一一应验了。从这个角度讲，他还是世界上最早看到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左翼社会主义理论家。

总之，在他看来，“自由世界” 的国家决不会一味地听从美国的指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不会一味地屈服于苏联这个 “世界无产阶级大本营”，因为还存在 “民族阵线” 势力。“民族阵线” 势力的发展在形式上不会走南斯拉夫的老路。美国的 “自由” 不过是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借口，苏联的 “革命中心” 不过是其扩张主义的工具。国际关系中的压迫和不平等是反殖民主义的根源，将来仍然是国际斗争的根源。“第三世界” 国家面对的共同敌人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强权和争霸使两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找到团结合作、共同对外的立场和根基。“第三世界” 要想独立地捍卫自己的主权和独立，必须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又能保持和促进其民族文化的发展道路，必须在充分吸收两个超级大国的成功经验，克服它们已暴露的弊端基础上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 “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 的核心内容是对外关系中倡导和追求 “国际民主”，抵制和反对大国霸权，对内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 “经济民主” 和资本主义的 “政治民主”，全面实现 “社会正义”。

除了上面介绍的对国际上的 “一般的第三条道路” 认识外，马莱基还针对伊朗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提出具体的伊朗 “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伊朗要走自己的独立自主的、不依赖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同时又是民族自我实现和发展的自强之路，是一条不同于试图强加给伊朗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是一条能够体现热爱自由的伊朗男女意愿的现代之路，同时还能表现伊朗文明多少世纪以来积累的历史经验。他指出，除苏美之外的许多国家，为了避免充当它们的工具，找到适合自己发展道路，都在积极地探索这样的中间道路，从西欧到中国，再到伊朗国内，都存在着追求 “第三条道路” 政治势力和积极人士。伊朗的 “民众运动” 就是探索 “第三条道路” 追求者，它的左翼 ——“民族阵线” 就是走 “第三条道路” 的代表性政党。

“民族阵线” 是伊朗著名的民族主义者摩萨台于 1949 年利用盟军占领和礼萨汗退位形成的政治真空组建的民族主义政党，与受到苏联暗中支持的人民党以及亲西方的国王势力一起，是 1949 年到 1953 年政变之前的年间三支最大的政治势力。“民族阵线” 是一个具有不同政治倾向，但是有共同追求国家独立和社会民主的各个社会阶层的广泛的政治同盟，它提出了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的具体的伊朗式道路，这条道路将汲取欧洲工业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经验，但不照搬他们的蓝图，社会进步必然从人民自身的能力和潜能中才能找到源泉，并根据这一潜能来制定与国家的资源和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规划。

“民族阵线” 反对倒向苏联，又反对投靠西方，试图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和男女平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权、维护民族利益，实现经济国有化方式捍卫伊朗的主权和独立，同时又主张以土地改革和普选等社会改革措施为手段来解决贫富分化，实现社会正义。“民族阵线” 代表工人、农民和绝大多数中产阶级下层的利益，因此，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马莱基看来，真正的选举权在于使农村和城市群众拥有真正的选举权，不再强调阶级斗争和超越和凌驾在个人自由和权利之上的 “极权主义权利观”，而是倡导政治对话、民主参与和社会改革等和平渐进的方式以逐渐使伊朗走上富裕的民主之路，使伊朗摆脱外国控制的历史命运，突出个人权利的本位性，政治选票的个人自由和议会民主的制度化，防止个人权利被国家、政党、集团等集体组织 “空心化”。

1951年前后是巴列维王朝政治控制相对虚弱的时候，也是国内政治反对派内部激进分子开始活跃的时期。但是，作为 “第三条道路” 之一的马莱基仍然坚持他的渐进立场，伊朗最好的出路是建立法治社会和实施和平政治经济改革。在 “社会主义者联盟” 的有关文件中写道：“一个社会制度实质比形式更为重要。‘联盟’尊重现行宪法，努力建立法治国家，通过实施土地改革和废除特权，消灭了国内反动势力残余，完全可以达到社会稳定和平衡。”

在1951年摩萨台政府刚刚对英伊石油公司实行国有化的时候，他就明确指出，石油国有化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对伊朗政治发展来说，仅仅是个开始。“为了能够建立一个真正以政党为基础的议会民主，群众力量一定要组织好，如此才能让人民真真切切地通过议会代表来管理这个国家…… 这也是‘民族阵线’领导的联合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民族阵线’领导人和联合政府的进步人士，决不能盲目跟着国内和国际风向跑，而是应依靠自身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必须让人民学会制作和保护自己的面包和自由。换句话说，必须采取某些措施让人民掌握一定管理艺术和参与管理的艺术，必须建立一种同时保障‘面包和自由’，同时不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的社会政治制度。‘民族阵线’最主要的使命是缔造一种文明 —— 在这种文明中，社会既不能牺牲于个人，也不能忘记社会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由一个一个成员所构成。政治秩序、政治规则以及社会经济立法都是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必要条件，我们所强调的以社会计划为基础的立法和优先考虑的是它的民主性。我们不能牺牲个人自由于公共组织，无论如何也不允许这样的公共组织绝对地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 马莱基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共产主义以面包牺牲自由，反动者又以自己的自由牺牲他人的面包，而我们认为面包、自由和社会福利彼此并不矛盾。”

马莱基似乎从 “民族阵线” 的内外主张中找到了自己的知音。所以，马莱基退出与苏联瓜葛很深的人民党而另立的党派 ——“伊朗劳工党”“第三势力” 以及后来的 “社会主义者联盟”，都全力以赴地支持摩萨台的民族阵线和民族主义政府，直到最终共同葬身于美国一手策划和实施的 “8・19” 政变。随之而来巴列维王朝一头倒人美国怀抱，在 “维护立宪君主制稳定” 的旗号下，消灭了国内所有的政治反对势力。“第三条道路” 作为政治运动已经被武力地化为一场虚梦，但是，作为一种政治诉求，从来也没有彻底消失过。从伊斯兰革命前反政府的革命游击队组织 “费达依” 和 “摩贾黑丁” 的人民社会党提出的著名口号 “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到伊斯兰革命时期霍梅尼提出的 “没有阶级、没有压迫”，再到今天仍在海外活动的伊朗流亡政治组织提出的 “社会主义仍有生命力”，似乎都可以看出早期的 “第三条道路” 的理论痕迹。可惜国内学者在研究霍梅尼和伊斯兰革命思想时，都没有从思想史渊源上来理清前后之间的衍生关系。

四、马莱基的 “第三条道路” 对伊朗政治生活的影响

马莱基在批判苏联和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渐转向民主社会主义，不再信奉国家集体利益大于个人自由和权利之上的 “极权主义权利观”，而是倡导政治对话、民主参与和社会改革等和平渐进的方式以逐渐使伊朗走上富裕的民主之路。他强调个人权利的本位性，政治选票的个人自由和议会民主的制度化，防止个人权利被国家、政党、集团等集体组织 “空心化”。

马莱基提出，目前各种力量应竭尽全力来反对政治舞弊，利用一切可能机会参政议政，以务实和合作的态度影响和改良伊朗政治，建设法治国家，宣传和扩大以福利国家为基础的宪政议会民主制，逐渐推动伊朗政治民主化。因此，不能去谋求激进道路，以求一夜之间在伊朗就实现民主和正义，而是力图用和平方式达到革命性的目标。这不是政治投机，更不是政治背叛。

对于国内政治形势，他认为目前的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大土地所有制，地主拥有大量土地而坐在城里挥霍享受，被雇佣种地的佃农完全与土地所有权分离，其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也不愿投资农业以扩大农业再生产，造成了农业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化速度的不平衡发展。土地所有制改革可以使这些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从被束缚和被掠夺中解放出来，这不仅是因为社会正义和道义的应有之意，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对于妇女平等问题，他提出，妇女应与男子拥有同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充分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1952年在一封致宗教领袖卡沙里的信中，马莱基写道：“在我们的时代背景下，就目前的全世界状态来看，很难再使社会的另一半人口处于麻木状态。当今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在竭尽全力利用人力资源，无论用于和平目的还是战争目的，如果我们做不到让妇女融入社会生活，参与社会管理，那么我们也别指望能够维护我国的独立。”1963年1月，他完全支持摩萨台的妇女选举权制度改革，尽管他本人遭到宗教人士的极力反对和人身威胁。

对于处理对外关系，他提出为了给国内建设赢得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伊朗应该积极参与第三世界的不结盟运动，与国际上其他爱好和平、维护独立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共同遏止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扩张。

必须指出的是，“8・19” 政变的毁灭性打击之后，伊朗的左翼政治势力遭受重创，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已经出现了激进化的苗头，而且伴随着阿亚图拉霍梅尼对公众发表激烈的反国王演说时，库姆血案的发生，激进化势头事实上已经不可遏止。一个与马莱基温和的世俗的思想不同的政治伊斯兰登上历史舞台。然而政治伊斯兰给伊朗带来了温和吗？

1963年，政治高压使许多左翼人士对政治未来悲观失望以及部分青年学生产生激进化倾向，但马莱基告戒左翼派别的领袖说，要冷静沉着，机会迟早肯定会来的，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以应付政治制度的变革。他自己还动手起草了一份关于国内政治、对外关系和社会经济改革等内容的全面计划。

他批判人，表扬人，即使对他痛恨的敌人，也从未宣扬过肉体消灭国王。他号召他的战友讲究方法，要团结，放下小异求大同，一次朝前迈一步，不要虚张声势和空喊口号，要制定适当的斗争策略。当马莱基为我们提出复兴民族主义运动的方案时，作为一个著名的左翼政治活动家和持不同政见者，他却站在 “第三条道路” 的 “中间” 立场上主张 “和平”“渐进”，与统治者 “合作”，这在众多的左翼激进分子看来，简直就是 “叛变”。为此，马莱基不仅被巴列维王朝定性为 “阴谋推翻现政权的天生的投机分子和毒害青少年的无耻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还被来自左翼内部的人指责为 “沽名钓誉的伪君子”“反动统治的工具”，宗教界人士同样对他恶语相加。结果，他对三边都是吃力不讨好，成了孤独的政治特立独行者。

2003年8月19日是伊朗 “民族阵线” 及其民族主义政府被阴谋推翻50周年。就在这一天，马莱基写于1953年8月的《致摩萨台信》被在西方出版的著名刊物《伊朗人》公布于世。该刊同时载文说：“马莱基的信让我们再次想起已经失去的自由、非暴力的和政党政治艺术的可贵。伊朗所缺少的，正是马莱基所拥有的。” 这段文字非常能说明马莱基 “第三条道路” 的价值所在。

随着20世纪80年代伊朗左翼曾遭受的毁灭性打击的历史真相逐渐大白，人们在反思革命前后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马莱基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行为越来越引起重视。在今天的伊斯兰政权的反对派中，他的 “第三条道路” 的价值正在重新获得生命。在国外众多因素的刺激和催化以及海外的伊朗持不同政见的学者的推动下，马莱基的思想愈发受到关注。

五、结语

伊朗左翼与宗教势力是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两支主要力量。如果说，宗教势力以精神力量鼓舞着革命斗志，那么，左翼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了伊斯兰革命之花。但是，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左翼并没有分享到革命果实，而是为宗教势力所独占。左翼势力受到新生的政权的排挤和清洗，其损失程度远远超出在巴列维时代。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由于流亡海外的伊朗持不同政见的学者的推动，伊朗左翼遭受镇压的历史真相逐渐大白，人们在反思革命前后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马莱基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行为越来越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