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中国与伊朗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学术界对冷战时期中国与伊朗关系的研究较少，而且对中伊关系的某些重要历史环节，如中国与伊朗建交、华国锋访问伊朗、伊朗帮助新中国恢复在亚奥理事会前身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的合法席位等重大问题完全没有论述和分析，目前还没有任何依据第一手档案史料对冷战后期中国与伊朗关系进行详细阐述的学术成果。本文希望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结合中国出版的文献史料，尝试对1971年至1991年的中伊关系做一梳理。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中伊关系本身的重要性，更是由于以往的研究成果只叙述中伊关系变化的表象，没有深入分析导致中伊关系变化的原因，特别没有将中伊关系放在20世纪70年代美苏关系缓和而苏联利用缓和在第三世界进行扩张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没有将中伊关系与中国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外交战略转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本文尝试从反霸统一战线政策提出与调整的角度来叙述中伊关系，从而推动对冷战时期中伊关系的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本文准备回答这样几个问题：冷战后期中国与伊朗关系演变的基本轨迹是什么，导致中伊关系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中伊关系又怎样体现了中国宏观外交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演变。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伊朗紧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同台湾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中伊两国长期未能实现建交。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伊朗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重大变化导致中伊两国有了建交的推动力。从伊朗方面讲，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执政时期大量地接受美国援助，同时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使得伊朗的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巴列维政权对伊朗社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然而，这种改造并不符合伊朗的国情，不但没有解决伊朗社会问题，反而使伊朗民众感到迷失方向，产生了严重的“身份危机”，并在伊朗国内造就了多种类型的反对派，其中包括伊朗前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的残余势力和一些左派政党，伊朗的专业技术人员如公务员、律师、记者和学者等，商人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领袖。1969年，尼克松就任总统，美国政府开始实行以战略收缩为主要特点的“尼克松主义”。在美国从波斯湾地区抽身的情况下，由于美伊之间密切的盟友关系，巴列维政权实际上成为美国在波斯湾地区利益的代言人。巴列维也获得了从美国购买任何他所需要的常规武器系统的权利。伊朗军事力量的增长引起了苏联的警觉，苏联并不愿意看到伊朗在波斯湾地区扮演“警察”的角色。苏联认为，巴列维政权打击了波斯湾地区和巴基斯坦的一些受到苏联支持的政治势力，同时巴列维政权与以色列的情报和经济合作打破了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苏联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就是强化与印度的关系，从而把自己的力量投射到印度洋地区。1966年，苏联向印度提供了28笔贷款，约102.11亿卢布。苏联的贷款带动了苏印贸易的发展，两国贸易额不断增加，1970年，苏印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3.649亿卢布，苏联成为排在美国之后的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除此之外，苏联还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在1965年美国停止对印度的援助后，苏联成为印度进口军火的主要来源国。苏联在1967年至1977年期间向印度出口的武器占印度进口武器总值的81.2%。苏联还为印度援建了飞机厂、军工厂、军事科研机构和海军基地。同时，苏联和印度正在酝酿签订一个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最终该条约在1971年8月9日在印度新德里正式签署。在这种情况下，巴列维政权急需在外交上有所突破，一方面通过这种突破压制国内反对巴列维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更是要在国际上寻找到一个可以抗衡苏联扩张的伙伴。就在此时，1971年3月22日，中国与科威特建交，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实现突破。巴列维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已经全面破裂，苏联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现实的直接的威胁。首先，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部署大批的军事力量。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色彩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蒙古赋予了苏联在蒙古驻扎军队的权利。这样，苏联可以借用蒙古攻击中国的东北、北部和西北。而且，中蒙边界没有高山大河等自然天险，非常有利于苏联摩托化部队的展开。同时，中苏两国的边界冲突愈演愈烈。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8月13日，为了对中方进行报复，苏联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和数百名武装部队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包围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对他们发起突然袭击，打死中国边防军人多名。1970年5月8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发表讲话对中国进行威胁。他说：“必须从远东的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得出最严肃的结论。我们必须采取，今后仍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使我国的国防，无论是西部还是东部，都是牢不可破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调整安全战略，应对苏联的威胁。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并表示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如果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把敌人放进中国进行围歼。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毛泽东实际上把备战的对象对准了苏联。他特别强调：“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虽然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提出后来影响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但是，把支持自己一方的力量搞得多多的，把支持敌人一方的力量搞得少少的，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精义所在，因此，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先声。此时，中国也在寻找与中国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国家一起制约苏联。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大门也缓缓打开。1970年1月20日，停顿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重新开启。1971年4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乒乓外交”取得成功。1971年4月至5月，中美双方又通过互换口信的方式为基辛格秘密访华做好了准备。中美关系的解冻使得美伊之间的盟友关系不再构成中国与伊朗建交的障碍。

在上述大背景下，伊朗的对华政策开始出现积极变化。1970年12月13日和14日，伊朗《世界报》连续发表两篇文章，暗示伊朗外交部正在考虑重新审议对华政策。这两篇文章引起了美国驻伊朗使馆的高度重视。12月15日，美国驻伊朗大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二世向伊朗外交部政治事务司司长胡马雍·萨米询问伊朗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方面是否有新的动向，萨米说：“今年联合国有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投票情况毫无疑问地将促使许多政府重新审议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以及他们与共产党中国的关系。”1971年1月5日，伊朗外交大臣阿尔德希尔·扎赫迪在访问南斯拉夫途中在伊斯坦布尔与土耳其外长举行会谈，就双方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上的政策进行协商。当记者问到伊朗是否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扎赫迪表示，伊朗正在重新审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问题，但是还没有做出决定。他强调：“我们无法否认一个有八亿人民的国家的存在。”1971年2月28日，美国驻伊朗大使麦克阿瑟二世再次询问伊朗外交大臣扎赫迪在对华政策方面是否有新的动向。扎赫迪回答：“伊朗的政策没有变化，但是，由于有报道称土耳其可能承认共产党中国，日本和美国也在重新审议它们的对华政策，因此，伊朗正在密切跟踪中国问题。”

1971年4月14日，麦克阿瑟二世会见伊朗国王巴列维，询问伊朗与新中国关系的进展。巴列维谈到：“科威特与共产党中国建交带来了共产党中国在海湾心脏地带的活跃存在，这使得他开始重新考虑伊朗在对待共产党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巴列维特别强调：“共产党中国反对苏联所做的一切。他本人对苏联不抱任何幻想。如果符合苏联的扩张利益，当前苏联对伊朗的友好态度可能转变为敌意，并试图干涉伊朗内政，就像苏联最近干涉巴基斯坦内政一样。中国可以成为对苏联的某种制衡，而且也许可以缓和苏联针对伊朗的颠覆和扩张行动。”巴列维还谈到：“如果伊朗决定承认共产党中国，他并不打算终止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也不会支持把台湾从联合国驱逐出去。但是，如果伊朗承认共产党中国，台湾就撤走它在德黑兰的大使馆，他就无可奈何了。”巴列维认为，在友好的气氛中保留在德黑兰的大使馆是符合台湾的利益的。这次谈话阐述了伊朗与中国建交的基本考虑和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即伊朗愿意与新中国建交，但并不打算主动与台湾断交。通过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70年代，伊朗的对华政策已经开始发生积极变化，引发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伊朗的邻国如科威特、土耳其都在调整对华政策，这促使伊朗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第二，伊朗对苏联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中国坚决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这使得中伊两国在安全问题上开始有了共同利益，但是由于顾及到美国对待新中国的态度，伊朗政府官员在表述与新中国建交问题时显得十分谨慎。

在中国与伊朗建交的过程中，伊朗国王的两位妹妹阿什拉芙公主和法蒂玛公主对中国的访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阿什拉芙，由于她是巴列维国王的孪生妹妹，经常代表巴列维参加国务活动，极有权势。1971年4月10日，阿什拉芙的首席秘书阿卜杜·礼萨·安萨里秘密告知美国驻伊朗使馆，阿什拉芙将于4月11日启程前往卡拉奇，在那里停留两天后，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私人访问。在访问期间她计划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法蒂玛也将在稍晚的时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私人访问。阿什拉芙的访问是巴基斯坦前外长阿里·布托安排的。4月13日，阿什拉芙来华访问。4月14日，周恩来总理会见了阿什拉芙。阿什拉芙表示伊朗希望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她引用伊朗国王的话说，伊朗主张合作、共处、相互谅解。周恩来表示，公主的访问是中伊友好往来的开端，两国可以通过第三国经常接触，寻求建交途经。4月19日，阿什拉芙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仅仅11天之后，4月30日法蒂玛就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在五一节焰火晚会上，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法蒂玛一行。伊朗两位公主访华表达了伊朗同中国建交的愿望。

正在日本访问的巴列维密切关注着两位公主的中国之行。1971年4月19日，巴列维在访日期间接受了媒体采访。有记者问阿什拉芙上周对北京的访问是否承诺伊朗承认新中国。巴列维对此予以否认，但他表示：“我妹妹回国后所提交的报告可能包含一些使我们极为感兴趣的新东西。”巴列维说：“当我们考虑真正的世界和平时，我们就不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视而不见。它有巨大的人口，并已经进入国际社会，否则就将与联合国的普遍性原则相违背。”巴列维还谈到，当一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台湾当局就立刻与这个国家“断交”，这种政策是不明智的。4月26日，阿什拉芙召开记者招待会，介绍了自己中国之行的情况。阿什拉芙强调，伊朗在下一次联合国大会上是否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取决于伊朗是否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问题将影响到伊朗与台湾的关系，最终结果取决于台湾当局的态度。当被问及她是否会建议巴列维国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阿什拉芙拒绝予以评论。她表示：“任何决定都将由国王自己做出，但我的印象是，形势整体上对中伊建交有利。”

同年5月，阿什拉芙的首席秘书安萨里向美国驻伊朗使馆密告了阿什拉芙向巴列维提交的报告的基本内容。报告首先强调了中国在与伊朗建交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与伊朗建立外交关系，并随时准备为这一目的进行谈判。中国在与伊朗建交问题上的立场是：中国已经做好建交准备，但并不急于建交。阿什拉芙在报告中提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将在近期内给伊朗带来许多好处：“第一，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伊朗如果不能在这一方向上前进，将在联合国和亚非国家当中丧失国际威望；第二，一旦外交关系建立，中国共产党对伊朗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的批评将会有所收敛，甚至会暂时消失；第三，那些反对巴列维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虽少但颠覆能力极强，在中伊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他们就不会再仰慕中国，影响力也会随之减少；第四，建交协定中双方将严格承诺反对干涉彼此内政。如果中国支持或鼓励伊朗国内的颠覆势力，伊朗可以据此提出抗议。除此之外，伊朗与中国建交还会给伊朗带来两项长期的好处。第一，为伊朗的石油和其他出口产品打开中国的市场；第二，一旦苏联对伊朗的友好姿态发生变化，伊朗可以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服务于自己的外交目的。”可以肯定的是，阿什拉芙的报告对伊朗决定与新中国建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71年5月19日，美国驻伊朗大使麦克阿瑟二世就伊朗与中国建交问题与伊朗国王巴列维进行一个半小时的长谈。巴列维系统阐述了伊朗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原因。巴列维表示：苏联正在欧洲谋求缓和，但是，他担心在欧洲的缓和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苏联试图在中东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存在。巴列维说：“面对这种可能性，伊朗必须对任何选项都保持开放态度。其中能够制衡苏联扩张的一个选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亚洲国家。它在现在和未来都将与苏联针锋相对，并将尽其全力将苏联的扩张阻挡在自由亚洲之外。基于这种情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客观的现实，伊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都将是不可避免的。”巴列维强调，当伊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他希望继续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但这完全取决于台湾当局的态度。5月20日，麦克阿瑟二世又会见了伊朗外交大臣扎赫迪。通过谈话扎赫迪给麦克阿瑟二世的印象是，中伊建交成为现实将比人们预想得快。扎赫迪谈到，伊朗没有迫使台湾撤走其在德黑兰“大使馆”的意图，反而希望台湾的“大使馆”继续留在这里。

综上所述，促成伊朗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首先，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国际地位继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并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其次，伊朗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制衡苏联在印度洋和中东地区的扩张。反对苏联扩张的共同安全利益使中伊两国逐渐接近。在台湾问题上，伊朗希望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继续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这为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提供了空间。

作为在台湾蒋介石集团的盟友，美国一直极力维持其他国家与台湾之间的所谓“外交关系”，因此，对伊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情况极为关注。美国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竭力劝说台湾方面保持所谓政策的“灵活性”，即当一个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不要立即与这个国家断交外交关系。另一方面，美国也力争让伊朗做出保证，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同时，不主动与台湾断交，以此来制造“两个中国”。然而，美国这种政策并没有起到作用。台湾方面不能接受美国的意见，表示只要在中伊建交公报中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政府”或“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等类似词句，台湾就要与伊朗“断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没有放弃帮助台湾维持与伊朗外交关系的努力。但此时巴列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决心已下，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最终以失败告终。

中国与伊朗通过两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进行了建交谈判，并最终于1971年8月17日发表了建交公报。伊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日，台湾宣布终止与伊朗的“外交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有关中国在与伊朗建交问题上的具体决策过程中和伊建交谈判的中方档案尚未解密，也没有发现伊朗向美国通报中伊建交谈判情况的档案，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只能留待来日。

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毛泽东在1973年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就是大约处于苏联周边同一纬度线上的国家如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国家等，以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构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国家中，毛泽东特别提到伊朗，可见在中国领导人眼中伊朗是反霸统一战线上的支点国家。在这一大背景下，中伊双边关系迅速升温，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高层互访不断；第二，伊朗大力支持中国恢复在有关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第三，双方对国际形势有着极为相似的看法。

中伊建交后，两国的高层互访一直持续不断，这在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前的过渡时期是极为罕见的。1972年9月18日，伊朗王后法拉赫·巴列维在首相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的陪同下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访问。9月22日，周恩来与胡韦达举行了会谈。苏联的威胁是最为关注的话题。胡韦达对苏联同波斯湾地区的国家签订友好条约表示不安，他认为苏联势力介入波斯湾会引起英美势力干涉，使波斯湾成为大国争霸的场所，给波斯湾带来不稳定。周恩来指出：中国不主张集团政策，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中东、次大陆如此继续紧张，世界没法和平；大国不应干涉别国内政。9月4日，陪同法拉赫·巴列维访华的伊朗外交部西欧司司长纳亚尔·努里向美国驻伊朗使馆的外交官表示，他抵达北京后不久，中国外交部亚非司司长何英就向他询问，阿拉伯国家为什么还能够相信苏联。在何英看来，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武器，苏联允许犹太人移民以色列，这等于为以色列使用这些武器提供了人力资源。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国家还能相信苏联，这非常令人不解。在访问中，中国官员不断向他们所接触的伊朗官员提出这个问题，这成为此次访问给纳亚尔·努里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以上情况说明，对苏联扩张的担心仍然是中国处理与伊朗关系的主要关切。

1973年6月，中国外长姬鹏飞前往英国、法国和伊朗进行访问，这是中国外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次出访，访问国就包括伊朗，这充分说明伊朗在中国“一条线，一大片”反霸统一战线政策中的重要位置。6月14日，姬鹏飞抵达德黑兰。据伊朗外交大臣阿巴斯·哈拉巴里事后回忆，姬鹏飞在与他的会谈中表示，中方对所谓的“缓和”并不乐观，因为它可能只有短期的价值。姬鹏飞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称为“苏联的诡计”，只能导致苏联从欧洲腾出手来，并在中东地区和中国造成严重的后果。6月14日，在伊朗外交大臣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姬鹏飞强调，波斯湾地区的事务应当由当地国家来决定，不容外来干涉。他还对伊朗提出的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的建议表示赞赏。姬鹏飞强调的两点都意在将苏联的势力挡在印度洋和波斯湾地区之外。6月19日，在姬鹏飞结束访问后，伊朗外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玛亚姆·达夫塔里向美国驻伊朗使馆表示，在访问中，姬鹏飞在多个场合表达了中国对伊朗加强国防与军备建设的大力支持，并建议伊朗在军事上变得强大起来。以上情况说明，中国希望借重伊朗的力量来阻止苏联的渗透和扩张，使伊朗成为反霸统一战线的支点国家的战略构想是非常明确的。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对中伊关系造成最为深远影响的访问是中国总理华国锋于1978年8月底至9月初对伊朗的访问。为了给华国锋的访问做准备，中国外长黄华先期于1978年6月15日至18日对伊朗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黄华直截了当地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他敦促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他特别谈到了苏联在非洲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黄华在接受采访时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表示，美国虽然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目前处于守势，而苏联处于攻势，在目前的情况下，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应该集中于苏联人的压迫政策。

随后，1978年8月29日至9月1日，在出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后，华国锋对伊朗进行了访问。此时，反对国王巴列维的抗议活动已经席卷伊朗全国，巴列维政权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华国锋之所以在这个特殊时刻仍然坚持访问伊朗主要是出于以下四个原因。首先，此时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但是中国外交工作还没有打开局面，特别是华国锋作为中国新领导人还不为国际社会所熟悉，此次访问有助于树立中国领导人的国际威望。其次，虽然中国实现了新老领导人的交替，但在外交战略上中国仍然秉持毛泽东所确定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反霸统一战线政策，中国仍然希望借助伊朗等国的力量来遏制苏联在波斯湾乃至全球的扩张势头。第三，中国希望通过加强与伊朗的关系来扩大与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的交往，与更多的海湾地区国家实现建交。第四，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航线过长，飞机必须中途降落加油，德黑兰是一个理想的降落加油点，如果过其门而不入，就会给伊方留下不尊重伊朗的印象。

8月30日，华国锋与巴列维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华国锋和巴列维讨论了如何反对大国在波斯湾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对抗。在阿富汗发生的政变也成为双方的主要关切。双方也谈到了伊朗近期出现的抗议活动。8月31日，华国锋与巴列维举行了第二轮会谈，会谈的议题与第一轮相似，主要讨论了反对大国对波斯湾和印度洋地区施加影响，阿富汗发生的政变以及苏联卷入非洲之角的地区冲突和也门局势对区域安全的影响。中方也向伊朗方面表示，希望能够与更多的海湾地区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华国锋访问结束后，中伊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公报。伊朗当地媒体认为，这是由于伊朗政府反对在联合公报中批评苏联。而中国则坚持一贯的立场，即如果不在联合公报中明确地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即写入反霸条款，则还不如不发表任何公开文件。访问结束后，9月10日，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苏利文向巴列维询问了对华国锋访问的印象。巴列维表示，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阻止中国发表公开声明上，因为巴列维认为这种声明会不必要地激怒苏联。巴列维还表示，双方主要讨论了彼此对保持波斯湾地区战略平衡的看法。中国鼓励伊朗把海军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印度洋，并对伊朗提出的波斯湾安全公约的倡议表示支持。此次访问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外交的一项重大举措，但是，也为后来的中伊关系埋下了隐患。

中伊关系“蜜月期”的另一个表现是伊朗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有关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伊朗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伊朗的帮助下，中国加入了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前身的亚洲运动会联合会，参加了1974年9月在伊朗德黑兰举办的第七届亚运会。

中国与伊朗建交之时正值第26届联大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讨论。伊朗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给予了坚定的支持。1971年8月31日，伊朗国王巴列维在伊朗新一届议会开幕仪式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伊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对两个国家都有好处。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恢复完全的会员资格，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可以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有它恰当的地位。”9月24日，前来参加第26届联大的伊朗外交大臣哈拉巴里与美国国务卿威廉斯·罗杰斯举行了会谈。哈拉巴里指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法律问题，即选择哪个政府来代表中国。伊朗的立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应该被联合国接纳。”虽然美国对伊朗施加了压力，但是伊朗方面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没有改变。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和亚奥理事会的前身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的席位还没有得到恢复。在加入亚洲运动会联合会和参加第7届亚运会的问题上，中国得到了伊朗的鼎力支持，其中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弟弟古拉姆·礼萨·巴列维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古拉姆担任伊朗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常委和亚洲运动会联合会执委会主席。1973年8月2日，古拉姆对中国驻伊朗大使陈辛仁表示，他已经决定正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于1974年9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第7届亚运会。1973年9月5日至15日，古拉姆应邀对中国进行了访问。9月6日，李先念举行宴会欢迎古拉姆。古拉姆在祝酒时表示：伊朗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员参加1974年9月在德黑兰举行的第七届亚运会极为关注。为了恢复中国在亚洲运动会联合会和其他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中伊两国通力合作，将再次证明中伊两国的友谊。9月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古拉姆，古拉姆表示，为中国参加亚运会而努力是伊朗的职责。1973年9月18日，亚洲运动会联合会执委会在曼谷举行会议。在伊朗的提议下，会议通过投票的方式确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亚洲运动会联合会会员，台湾当局的代表被驱逐。1974年9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德黑兰举行的第7届亚运会，中国体育开始“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中国与伊朗的双边关系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如此密切，归根结底还是两国领导人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有着极为相近的看法。20世纪70年代是冷战历史上的“缓和”时期，以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为标志，“缓和”在欧洲达到了高潮。而中国与伊朗两国领导人都对“缓和”持消极态度，都认为“缓和”只能导致苏联腾出手来在第三世界进行扩张。

20世纪70年代，巴列维政权利用出口石油的收入开展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军备，其背后的原因是对苏联在波斯湾地区扩展的恐惧和担忧。1970年8月1日，巴列维就曾对美国驻伊朗大使麦克阿瑟二世表示：苏联的战略是第一步是利用极端的阿拉伯政权，如现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南也门的政权来摧毁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温和的传统政权。第二步就像苏联目前在伊拉克所做的，建立包括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共产党、库尔德人政党等势力在内的“联合阵线”。一旦这种“联合阵线”建立，其中的共产党就会在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之下，逐渐增加自己的影响力，直到苏联成为唯一能够影响这些政权的外部势力。1973年4月6日，美国驻伊朗使馆又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巴列维表面上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扮演着独立的角色，但是表面之下是对苏联力量深刻持久的恐惧和对苏联意图的根本性不信任。美国驻伊朗使馆特别强调，巴列维对美苏之间的“缓和”感到不安，因为“缓和”只能使苏联腾出力量在波斯湾地区进行试探，而美国也将在美苏关系有所改善的氛围里放松警惕。

巴列维这种对苏联扩张势头的担忧和对美苏“缓和”的不安与毛泽东晚年的外交思想有着某些共同点。毛泽东晚年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鼓吹所谓“持久和平”与“缓和”始终持怀疑怀度，并担心美国和欧洲国家企图“祸水东引”,在欧洲与苏联实现“缓和”是为了将苏联的扩张矛头引向中国。例如，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Heath)。当希思询问毛泽东苏联是否构成对中国的威胁时，毛泽东表示：中国已经做好了苏联入侵中国的准备，如果苏联入侵中国，它就会垮台。“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苏联这一股祸水引向中国。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包括法国的达拉第，就是推德国向东”。又如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PaulHartling)时表示：这个世界很不安宁，比较过去更不安宁了，无论在什么地方，包括中国在内。他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说法。毛泽东说：“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毛泽东虽然没有把话讲明，其意在反对西方国家同苏联实现缓和，提醒欧洲国家不要因缓和而放松对苏联的警惕，要对可能出现的战争做好准备。

综上所述，中伊两国领导人在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方面有着很多共同点，伊朗政府对苏联扩张的看法与毛泽东提出“一条线，一大片”反霸统一战线政策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也是缔造20世纪70年代中伊关系“蜜月”的根本原因。

恰恰是因为中国基于构建反霸统一战线的构想与巴列维政权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与巴列维势不两立的鲁霍拉·霍梅尼(RuhollahKhomeini)将中国视为巴列维政权的亲密盟友。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中伊关系经历了一段低潮期。1978年10月，霍梅尼曾两次发表讲话，将中国与伊朗的主要敌人美国和苏联等同起来。革命胜利后，德黑兰大街上出现了反华的标语口号。同时，中国对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有一种生疏感和担忧，主要担心新的伊朗政权会倒向苏联。1979年4月18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大使在会见美国议员代表团时表示：阿富汗和伊朗局势的发展为苏联提供了机会。局势虽然还不明朗，但是这些国家可能会倒向苏联。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人质危机爆发，中国并不赞成伊朗的做法，对美国持有某种同情。这更加剧了中伊关系的冷淡。中国虽然于1979年2月14日承认了伊朗新政权，但是此后三四年时间，两国没有高层互访和各层级的往来，1979年两国的贸易额也只有6980万美元。1991年，两国关系完成改善时，双边贸易额达3.1369亿美元。1979年的贸易额不足1991年贸易额的四分之一。上述情况说明，虽然中国与伊朗并没有断交，但两国关系确实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改善。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伊两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两国关系才逐渐实现了改善。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外交政策的大调整，放弃了过去所坚持的反霸统一战线政策，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问题上，根据事情本来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态度，而不再号召建立反对某个国家或某类国家的统一战线。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包括：中国对时代主题做出了新的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其次，中国认为国际形势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里根政府上台之后，对苏联实行“新冷战政策”,与苏联进行尖锐对抗，美苏基本上处于势力均衡的状态。与此同时，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力量在不断增长，中国与美苏任何一家结盟都会打破美苏之间的均势，这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并无好处。第三，在反霸统一战线的影响下，中国外交搞“以苏划线”,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丧失了主持公道的道德制高点和灵活性，中国与伊朗的关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对于伊朗来说，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朗疲于应付，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也给伊朗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德黑兰人质危机造成伊朗在国际社会中十分孤立，这一切都使得伊朗十分需要朋友。在这种情况下，中伊关系改善的条件才逐渐成熟。

1980年9月21日，两伊战争爆发。当时世界各国普遍同情伊拉克，伊朗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感到孤立无援。而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两伊战争持中立态度，并真诚希望两国矛盾能够和平解决的国家。在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邓小平在会见挪威首相奥德瓦尔·努尔力(OdvarNordli)时谈到了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爆发的武装冲突。邓小平对此事件十分关切，并表示希望两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避免武装冲突进一步升级。1983年1月，中国外交部顾问何英访问了伊朗。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访问伊朗的首位中国高级官员。伊朗外长阿里·韦拉亚提(AliVelayati)会见了何英，何英还代表外交部邀请韦拉亚提访华。1983年9月，伊朗外长韦拉亚提访华，此次访问成为中伊关系改善进程开始的标志性事件。9月12日，中国外长吴学谦与韦拉亚提举行会谈。在会谈中吴学谦表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既不依附于任何大国，也不屈服于任何大国。此时，中国刚刚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在当时的主要表现就是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同时逐步实现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吴学谦对中国外交方针的阐述意在告诉伊方，中国不再与美国搞战略关系，也不会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基于联美反苏的需要而与巴列维政权关系密切。现在中国愿意同任何国家发展关系。此次访问成为中伊关系改善的一个良好开端。

1985年6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阿克巴尔·拉夫桑贾尼(AkbarRafsanjani)访问中国。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国家主席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接见了拉夫桑贾尼。这次访问成为中伊关系改善过程中的又一重大事件。6月29日，邓小平与拉夫桑贾尼的会见是此次访问的重头戏。邓小平对拉夫桑贾尼表示，中国和伊朗有许多共同点，其中最重要的共同点是两国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因此，能够更加理解对方，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又可以加强相互合作。邓小平还对尽早结束两伊战争提出了自己的期望和建议。他表示，伊朗和伊拉克都是第三世界国家，都需要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自己的经济，而不应该在内斗中消耗自己的力量。中国愿意为尽早结束两伊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邓小平的这段谈话极为重要，首先这种真诚的态度对进一步改善中伊关系是有利的。更为重要的是，这实际上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中伊关系改善的立场，即结束两伊战争是中伊关系改善的前提条件。

1988年7月18日，伊朗同意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598号协议，8月20日，两伊战争正式停火。这样，中伊关系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的条件已经具备。同年12月，伊朗外长韦拉亚提再次访华，向中国通报两伊在日内瓦举行的最新一轮和谈的情况，并为中伊关系的最终改善和中伊两国领导人的峰会做准备。12月15日，中国外长钱其琛会见了韦拉亚提，钱其琛对两伊停火表示高兴，并希望双方贯彻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钱其琛认为两伊战争问题的解决要达到两个目的，既要对双方公正合理，又要给当地带来持久的和平。当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也会见了韦拉亚提，李鹏强调了中国在两伊战争中严守中立，积极劝和的立场。并表示，现在两伊已经实现停火，中国愿意继续发展与伊朗的关系。以上事实说明，只有两伊战争结束，中国与伊朗关系的改善才有了基础。

中国与伊朗关系逐步恢复并最终改善的标志是1989年伊朗总统阿里·哈梅内伊(AliKhamenei)对中国的访问和1991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对伊朗的访问。1989年5月9日至14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哈梅内伊应邀访问中国。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国家主席杨尚昆分别会见了哈梅内伊，国务院总理李鹏与哈梅内伊举行了会谈。5月11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哈梅内伊时仍然强调了此前他对拉夫桑贾尼所阐述的看法。即中国与伊朗和伊拉克都是朋友，第三世界国家最紧迫的任务是发展自己，而不要把力量消耗在相互争斗中。他特别强调时机对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希望伊朗抓住当前国际环境所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邓小平的核心观点仍然是在两伊之间劝和，此时他的关注点不仅是中国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还包括第三世界国家都要结束争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至此，中国与伊朗关系改善的进程初步完成，但是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领导人对伊朗的回访没能很快实现。直到1991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先后访问伊朗，中伊关系的改善才最终完成。

1991年7月7日至9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对伊朗进行了访问。此时，冷战已经基本结束，双方会谈的重点已经明显转移到经贸往来和建立冷战后国际新秩序上来。7月8日，在与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举行会谈时，李鹏说，两国经济合作具有很大的潜力，希望通过中伊双方的共同努力，使两国的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展。拉夫桑贾尼说，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伊朗希望中伊双边关系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得到更大发展。据李鹏回忆，应拉夫桑贾尼的要求，7月8日晚，双方又进行了一次会谈，主要谈了双方经济技术合作问题。李鹏提出中方可以同意进口伊朗原油。拉夫桑贾尼提出购买中国的水泥、食糖等产品，并要求中方帮助进行电站建设等。双方的谈话一直到深夜12时才结束。这表明，此时的中伊关系在克服了政治方面的障碍之后，双方已经把关注点转到经济贸易领域的务实合作上来了。7月8日，李鹏还会见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李鹏表示中国与伊朗在发展双边关系和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

仅仅3个月后，为了纪念中伊建交2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也到访伊朗。10月30日，杨尚昆抵达德黑兰开始对伊朗进行访问，10月31日，杨尚昆与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举行会谈，双方强调，中国和伊朗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因此，双方对于国际形势有很多共识。在发展经济、建设国家方面的共同点就更多，完全应该加强合作。杨尚昆还继李鹏之后就国际新秩序问题阐述了中方的观点。由于此时东欧剧变已经发生，苏联濒临解体，美国正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塑造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杨尚昆在与拉夫桑贾尼的会谈中谈到两国要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做出的自己的贡献。这说明，中国与伊朗在冷战后的共同利益已经开始逐渐突显出来。特别应该谈到的是，李鹏和杨尚昆在访问中，都向霍梅尼陵敬献了花圈，这表明，中国已经完全认同霍梅尼所缔造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至此，中国与伊朗关系改善的进程才最终完成。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和伊朗都面临苏联扩张所带来的威胁。巴列维对苏联的影响力扩张到波斯湾地区极为关切。早在1970年8月2日，巴列维就对美国驻伊朗大使麦克阿瑟二世指出，在过去的两年里，苏联在波斯湾地区的活动前所未有地增加了。这表现在苏联海军到访波斯湾的次数增加，苏联帮助伊拉克发展海军港口设施，而这些港口设施也是为了苏联能够使用伊拉克的乌姆盖斯尔港。苏联还增加了向伊拉克和叙利亚提供的M-21型和T-55型坦克以及重型火炮的数量。因此，伊朗急于从美国购买军火。而处于战略收缩时期，并热衷于和苏联搞缓和的美国对于向伊朗出售武器装备非常迟疑。巴列维不得不把寻求战略盟友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此时，中国也面临着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除了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中苏边界冲突不断等严峻局面，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更使中国认为苏联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担心苏联也会对中国发动“闪电战”式的突然袭击，中国甚至为此在1969年10月将中国领导人疏散到了外地。中国赞赏伊朗对苏联势力渗透进波斯湾和印度洋地区的警觉，中伊两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方面有了共同利益，这使得社会制度迥然不同的两个国家在隔绝20多年之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中伊两国领导人对20世纪7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欧洲为中心的“缓和”都抱有深刻的怀疑和担忧。1971年5月19日，巴列维对美国驻伊朗大使麦克阿瑟二世表示，为什么苏联一边大谈在欧洲实现缓和，削减在欧洲的军事力量，通过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来限制战略核武器，一边却在持续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军事力量，这不仅包括苏联的战略核武器，还包括他们陆军与海军的军事能力。答案就是苏联希望在未来的几年中在至关重要的印度洋、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扩张自己的存在和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认为西方国家与苏联实现“缓和”类似于二战前英法两国对纳粹德国实行的绥靖政策，其目的在于将苏联的注意力引向东方，引向中国。基于这种担忧，1973年，毛泽东提出“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这实际上是号召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伊朗成为反霸统一战线上的支点国家。由于中伊两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有着类似的看法，使得中国与伊朗的双边关系迅速升温。中伊两国密切合作给中国外交带来了很大的收益，例如安全上的相互支撑，伊朗对中国恢复在有关国际组织中合法席位的鼎力支持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反霸统一战线政策有其合理性。但是也由于中国在执行反霸统一战线政策时缺乏灵活性，与巴列维政权的关系过于紧密，导致中伊关系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陷入低潮。20世纪80年代，中国逐渐认识到建立反对某个或某类国家的统一战线不利于中国外交的发展，教条地执行反霸统一战线政策会成为中国外交的一种束缚，最终决定放弃建立某种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就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外交施展的空间，也实现了中国与伊朗关系的改善。最后，我们可以说，中伊关系曾经因反霸统一战线而兴，也曾经因反霸统一战线而衰，最后因为中国跳出冷战的思维框架，不再执行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最终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