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是中东地区的核心政治力量之一。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爆发以来，世界变革动荡加剧。俄罗斯通过军事打击乌克兰，试图打破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体系，在欧洲重塑争霸秩序。然而，俄乌冲突的进展并未遵循交战方尽快结束战斗的战略预期，战事反而拖入2022年8月仍未有达成和平协议的明确迹象。俄乌冲突对中东国家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多重影响。尽管因俄乌冲突增加了一些中东国家在能源、食品、经贸等领域的支出成本，但中东地区新中间地带的地缘政治优势日渐明朗，地区内国家由此获得“阿拉伯之春”以来本不具备的相对宽松的外交空间。

2022年7月13日，美国总统拜登首先访问以色列，在访问东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当局之后，从以色列直飞沙特吉达，与海合会成员国家以及埃及、伊拉克、约旦等国领导人在海合会及埃及、伊拉克、约旦首脑峰会（GCC+3峰会）进行会晤。此次中东之行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第一次访问中东，被美国方面视为追求“石油和友谊”的外交行动，同时，该行程也被外界视为通过制造“伊朗恐惧症”（Iranophobia）来强化伊朗威胁，从而加剧中东国家间张力的地区安全分化之旅。拜登总统结束中东访问之行三天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于7月19日在“阿斯塔纳”框架下访问伊朗。这是普京在发动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后第二次访问伊朗。2014年之后，俄罗斯外交始终呈现向东倾斜的趋势，伊朗是其中的重心。此后，伊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与俄罗斯的多边合作模式之中。

相较于其他中东国家，伊斯兰革命之后的伊朗面临更为严重的与美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间的结构冲突。对伊朗而言，俄乌冲突是突发的境外军事暴力，深刻影响着伊朗的国际处境，相应的变化推动伊朗在对外行为上必须作出回应。伊朗的战略目标是缓解生存安全压力。由此政府必须保证国家能够从国际市场获得合理的收益，从而向内抑制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同时追求国家的国力在不受损的基础上能在地区相对实力优势方面有所提升。由于中东没有有效的地区一体化体系，也缺乏能够支持内部国家间协商自治的地区秩序，甚至区域内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也不高，伊朗在俄乌冲突之后的对外交往行为努力方向是维持地区均势。

本文认为，在长期的结构冲突和突发的国外暴力双重压力下，伊朗的对外行为模式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性考量。伊朗必须优先考虑自身防卫安全，继而寻求突破结构冲突大环境所施加的惩罚，手段上推崇全面合作而非增强以取胜为目的的政治或军事结盟，特别是强化与地区内关键国家和全球范围内的战略伙伴的合作关系。合作姿态可以帮助伊朗减少包括国防在内的开支，从而客观上既增加国家经济利益，也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生存意义上的危险。

一、结构冲突、国外暴力和地区均势

以往针对俄罗斯和伊朗双边关系的历史研究具有东方主义特质，将两国交流联系的诸多表现视为西方式国际交往模式的对照组。伊朗是俄罗斯对西方国家外交的最有效工具之一。冷战后，观察者重视俄罗斯与伊朗在贸易、军售、核发展、海洋安全等复合领域中双边合作的潜力。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与伊朗的互动则更多地被解读为伊朗是俄罗斯保持在中东地区政治张力的着力点，捍卫与伊朗的核合作符合俄罗斯的本国利益。叙利亚战争后，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外交关系研究迎来高峰，相关论述往往将两国对地区秩序的作用放置到包含美国、土耳其等重要国家变量的多边环境下，进行更广阔的国际政治层面的对比讨论。这其中，美国将避免伊朗激进化、分化俄罗斯与伊朗以及土耳其的关系等与伊朗有关的问题视作美国中东政策的重点，并已成为跨党派共识。

（一）结构冲突：美伊矛盾

当前学界在探讨伊朗外交抉择时，并不回避特定外部结构因素对伊朗政策的重要影响。其中，围绕结构冲突主要集中于三方面：其一，归因于1979年之后的伊朗与国际主流政治结构不同的特殊国体和政体，伊朗所坚持的意识形态并非国际通例，也非地区主流，因而给外界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进而导致伊朗政府需要对外界持续的敌视和怀疑反复做出应对；其二，美国在西亚和北非的地区外交政策转变导致伊朗外交前景随之变动，伊核协议问题的进展属于美国的中东外交战略的次级政策表现；其三，能源地位竞争后逐渐形成的地区势力相对平衡。从结构冲突视角出发的美西方研究成果有明显的价值观偏向，它们倾向于将俄罗斯与伊朗的走近视为威胁地缘政治的结盟，而不是正常的伙伴国家之间的合作。

（二）国外暴力：俄乌冲突

国外暴力是引发国家外交政策改变的突发变量。就近年的伊朗而言，一种国外暴力是发生在伊朗境外但伊朗一定程度上有介入的境外军事暴力冲突或者战争，其中包含也门内战、叙利亚内战等代理人战争。伊朗在中东地区冲突中的积极行为是国内外中东学界研讨伊朗对外行为的重心之一。与结构冲突视角下的研究成果不同，国外暴力与国家对外行为研究在结论观点上没有因作者处于某种政治经济背景而有很大的差异，即中东政治和外交的研究者普遍认为伊朗在中东藉由相似的教派背景，以代理人战争为手段，实现推进地区权力的战略目标。至于当事国直接参与战争的境外暴力，尽管可以是伊朗地区政策的重要延展，但因有国家参战行为而不属于本文设定的国外暴力概念的讨论范畴。另一种国外暴力变量是一国完全未介入战争的境外暴力冲突，正如俄乌冲突对目前伊朗而言就属于此种破坏、失序的暴力威胁外部条件。在以代理人战争为典型的国外暴力条件下，伊朗对外行为主要基于国家战略的连续性政策，相较而言，以俄乌冲突为典型的国外暴力条件带给伊朗政府的挑战更复杂多变。

（三）地区均势：以权力平衡求安全

在关键地区推行和维持地区均势有助于崛起国和挑战国瓦解霸权秩序。均势与实力政治密切相关，是解释特定条件下国家行为及带来后果的有效理论工具。俄罗斯构建在中东影响力的战略方向是促进中东地区大国之间的均势状态，事实上苏联时期就非常重视在中东推动美国霸权秩序走向地区均势。伊朗面临霸权国压力下的外交模式是“以夷制夷”的“第三方外交”（The Third Power Diplomacy），是引入中东势力之外的大国力量，此举可以平衡中东既有秩序里的大国力量。俄乌冲突发生以来，伊朗的平衡外交与此前的引导多个地区外势力在中东达成“第三方外交”式大国力量平衡有所不同。伊朗目前试图维持的均势状态更接近俄罗斯对中东均势的设想，也就是不否定区域外大国势力存在的前提下，追求区域内地区大国之间稳定、平衡的力量均势。

换言之，类似于“软平衡”措施，伊朗可以不放弃反霸权国的长期战略追求，但因难以突破结构冲突和国外暴力的约束，伊朗现阶段更倾向于运用军事以外的手段实现地区大国的地区内权力均势。当外部其他国家使用武力这一政治的最后手段时，此前已经长期处于结构矛盾的国家，要改善本国的安全环境则必须考虑规避通过强权、暴力机器实现制衡式政治动机，避免激化均势体系所暗含的竞争性反噬来之不易的、微妙的国家间平衡。

二、巩固基础防卫安全以修正结构冲突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结构冲突本质上是南北对立。反思南北关系矛盾性的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结构难以适应外部经济变化时，政府不得不调整国际参与以控制国内的经济行为，用主权国家在国际机制内因一国一票制所赋予的相对平等控制权，来弥补本国国内的体制脆弱性。在开放的自由主义全球环境下，一国政府必须提供致力于缓和外部打击的“安全网”。发展中国家中的石油出口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表现出色的群体。然而，即便在他们经济表现最佳之时，也没有在建立起国际新秩序来反抗美国支持的、符合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上真正有建树。可见，南北之间的张力是结构性的。

伊朗是拥有特定资源的国家，是国内制度成熟运转、政府有控制力的国家，也是能够凭借国力应对国际压力的发展中国家。按照国际制度主义的观点，具备上述特征的国家在突破南北结构冲突上可能有所作为。但伊朗正在面临的结构冲突局面更为复杂，它已经超越了21世纪初南北关系研究者的解释框架。因国家意识形态的独特性，伊朗与发达工业体国家和他们所建立的国际制度之间，政治信任不足。伊朗面对的国际环境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非建设性程度更高。比如，即便是伊朗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合作有增长，但美国不惮于施加对伊朗的制裁，而制裁会间接对欧洲经济不利。即便是与伊朗有密切联系的俄罗斯，政治精英层和民众对伊朗的看法也存在断层。俄罗斯民众对伊朗误读的根源是他们接收的信息主要来自西方专家主导的美国滤镜下的伊朗解读，包括专制、神权狂热、渴望核武器等。在诸多压力下，伊朗要维护经济利益的成果就必须基于保护安全上的能力和成就，集中力量以权力平衡实现中东地区安全的同时，努力强化本土安全。

（一）巩固中东地区安全

2022年7月的“吉达安全与发展峰会”上，拜登和九个中东国家领导人在重申对繁荣与和平的承诺之外，也强调了中东地区的一体化承诺。美国公布的未来几十年参与中东事务的五项原则是：“伙伴关系”（Partnership）、“威慑”（Deterrence）、“外交”（Diplomacy）、“融合”（Integration）和“价值观”（Value）。美国对中东地区的一体化设想是在美国盟友及合作伙伴国家之间建立起不仅包含政治和经济的合作，还要包含安全的联系，进而推进更加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架构。这意味着，美国致力于扩大打击伊朗的联合行动，打造中东版北约。美国在押注一个更加一体化的中东，而这个一体化是美国主导下、排除伊朗且以伊朗为对手的美国合作伙伴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安全融合。俄罗斯因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而调整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以色列乘机进入叙利亚领空打击伊朗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的人员和设备，削弱伊朗力量。中东地区国家的行为方式与现实主义模式吻合，民族主义、宗教和均势都是对中东地区现实主义观察的方向，俄乌冲突以来，均势的解释逻辑占了上风。正如伊朗最高领导人在与埃尔多安政府会晤中强调叙利亚问题需要通过谈判解决，否则在叙利亚北部发动任何形式的军事袭击会伤害土耳其、叙利亚和整个地区。由此可见，伊朗的外部安全生态并不太平。

国外暴力的不稳定状态下，政治利益首先高于经济利益。国家优先考虑自身安全，巩固本国和地区安全，而不是冒进地制造新的军事威胁，包括消除外部对军事威胁的感知。伊朗与俄罗斯有频繁的军事技术合作，也多次得到联合演戏的历练，但俄罗斯和伊朗都强调两国不是军事同盟，军事上并非盟友关系。当美国多次声称伊朗正在准备向俄罗斯运送可用于乌克兰军事行动、具备武器能力的无人机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赛尔·卡纳尼（Nasser Kanaani）否认了美国的指控，他表示，“伊朗和俄罗斯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可以追溯到俄乌冲突之前，但近期没有重大发展”。伊朗外交官员从2022年2月22日起，就在公开场合不断强调伊朗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和平立场，要求冲突方尽快停火，并找到政治和民主的解决方案。7月，拜登和普京前后展开与中东国家的外交行程之时，伊朗外长继续强调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对地区和平和安全的重要性。

（二）强化本土安全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东国家普遍同时面临粮食危机、贫困加剧引发的社会不安、人权的国际关注程度提升引发的本国政权安全忧虑、军事重要性提升带来军政关系调整、国家与外部军事合作不得不被重新审视、需要为欧洲能源危机提供中东替代方案等众多不得不回应的安全问题。俄乌冲突带来的伊朗粮食价格飞涨和通货膨胀达到40%，也同样是总统莱希上任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伊朗的粮食危机和生活危机引发社会动荡问题在俄乌冲突之前已经有恶化迹象，俄乌冲突加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抑制物价上的激进政策导致危机蔓延，抗议遍布伊朗全国。西方媒体热衷于模棱两可地引用社交媒体上伊朗各地因削减国家食品补贴而引发的抗议活动、呼吁最高领导人下台、要求更多在政治自由等口号的帖子，试图给读者以伊朗国内正在发生的社会抗议是政治性的,政府正在失去民众的印象。作为回应，伊朗官方媒体则报道5万名政府支持者的集会，宣布抗议食品价格上涨的集会是受外国敌人煽动的骚乱。6月中旬，伊朗劳动和社会福利部长未解释原因地宣布辞职，侧面印证了伊朗民众对政府未能解决民生问题的不满。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重启针对伊朗的制裁后，伊朗财政部长与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部长就屡次被议会弹劾下台。

在极不友好的结构冲突和不断引发全面危机的俄乌冲突带来的双重压力环境下，伊朗要解决本国的生存问题，当局必须在保证国内稳定和地区防卫安全基础上，寻找突破结构性冲突所施加的惩罚之策。

三、受制裁国的突围尝试

美国的中东政策服务其全球战略。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既要保护本国传统的能源利益，也要维护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因此，美国不仅在印太寻求加强有共同的对抗中国愿望的盟友间友好关系，也期待在能在中东地区运用友好关系推动中东国家在美国的重大战略目标和敏感问题上能与美国尽量保持一致。伊朗在美国的中东政策中被描述为美国治下地区秩序的修正者、破坏者。伊朗被美国识别为敌方，是不断刺激美国主导下联盟增强凝聚力的动源。

美国无视单边制裁会引发受制裁国通货膨胀、民生调蔽之结果，其行为是在滥用单边制裁、滥用经济胁迫，危害受制裁国国民的人权。哪怕美国在官方场合强调并没有将一些人道主义灾难列为目标，但制裁正在让伊朗公民失去获得包含电力、住房、医疗帮助和治疗在内的基本生存机会。制裁实际上被美国利用成“无休止的经济战争工具”，制裁不仅无助于和平和发展的当地民生要求，反而恶化着冲突局势。中国舆论认为，美国在伊核协议问题上不断追加对伊制裁，威胁制定伊朗问题全面协议，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JCPOA）的替代方案，是在同一问题上“翻烧饼”，无益于打破核协议僵局。俄乌冲突延续半年有余，俄罗斯因面临日益严重的外国制裁而需要与伊朗进行反制裁合作；伊朗的能源优势有机会缓和国际能源危机，欧盟国家的能源恐慌。上述两方面变化给伊朗带来在制裁中寻得突破的机遇，有助于帮助伊朗从单边制裁中突围并缓解经济压力，从而提升国家实力，增加在地区力量均势博弈中的筹码。

（一）伊俄反外国制裁合作的必要性

伊朗与俄罗斯的反外国制裁合作是两国的积极尝试，也是两国的战略必须。一方面，两国刻意避免反制裁合作导致各自受到的外国制裁被联系起来，反而加重各自应对制裁的负担。俄乌冲突爆发数周后，俄罗斯已要求美国提供书面保证，即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不会影响其与伊朗的贸易。在俄罗斯发出要求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新闻采访时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实施的制裁与伊朗核协议无关”。另一方面，伊朗有丰富的适应单边制裁经验，俄罗斯需要伊朗在制裁下寻找投资促进受制行业发展的长期经验。叙利亚局势、粮食出口和双边合作是普京与哈梅内伊和莱希在德黑兰会晤中所谈的最集中主题。两国当前在国际外交场合的许多立场是大致相似的。

（二）伊朗对外能源优势的替代性

俄乌冲突在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最为明显。国际油价飙升不仅在国家财政收入上有利于产油国，也改善了传统产油国在新能源面前的被动局面，更使其获得更加友善的国际生存环境。伊朗拥有中东四分之一的石油储备，因其核计划而受到美国及其盟国几乎全面的经济禁运。如果没有制裁制约，伊朗的石油产能可以与阿联酋和沙特相当，甚至超越。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伊朗和其他产油国一样，也受益于每桶价格的上涨。根据路透社报道，2021年和2022年相交之际，伊朗石油的最大消费国中国对伊朗石油的购买量已升至创纪录水平，超过了2017年伊朗石油出口贸易不受美国制裁时的峰值。俄乌冲突后，伊朗石油在国际市场的回归被认为可以限制石油价格上涨、取代俄罗斯石油、缓解全球能源供应紧张。伊朗增加石油出口给欧洲国家已填补俄罗斯石油出口赤字的可能。2018年美国重启对伊朗制裁之前，土耳其每天进口约20万桶伊朗原油，制裁之后迅速降为零。土耳其45%的天然气需求、17%的石油需求和40%的汽油需求依赖俄罗斯。当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启动后，土耳其因无法接受供应中断而拒绝加入对俄制裁。如果解除对伊制裁，伊朗大规模出口石油和天然气且能得到能源领域外国投资之后，中东的能源权力分配局面会出现变动，逐渐产生新的平衡。但与美国未来解除对伊朗石油产量制约所能产生的影响相比，类似俄乌冲突这类国外暴力战争对伊朗石油生产和出口的影响较为有限。

（三）恢复履行伊核协议谈判的灵活性

俄乌冲突之后，直接阻碍恢复履行核协议谈判的是美国担心伊核协议会成为俄罗斯躲避因乌克兰战争而受到的制裁的“逃生门”，将恢复伊核协议视为普京的胜利。此前的矛盾表面上集中于伊朗坚持要求华盛顿将伊斯兰革命卫队从美国外国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中删除导致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陷入僵局。3月10日，伊朗就明确指责美国正在使恢复2015年核协议的努力“复杂化”。此前，俄罗斯因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遭遇制裁后，俄罗斯突然要求保证其与伊朗的贸易不会因入侵乌克兰而受到制裁影响时，这一制裁不得关联的新要求引发了谈判进程继续拖延。美国国内反对伊核协议的保守声音强烈。2022年3月上旬，50名共和党参议员中有49人表示不会支持与伊朗的核协议。在他们看来，2015年的伊核协议是一项没有完全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限制弹道导弹计划和消除伊朗对恐怖主义支持的协议。

对伊朗而言，俄乌冲突改变着伊朗对伊核协议的策略。俄乌冲突背景之下，欧洲国家在能源上对伊朗有需要，大方向上美西方希望更快解决伊朗核问题，全力投入到对俄罗斯和对华战略竞争和遏制上来，伊朗政治外交解决核问题的谈判契机更加灵活。8月4日，中断将近5个月后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履行谈判在维也纳重启。美、英、法、德寻求限制伊朗的核活动。伊朗的目标则在于“达成强有力和稳定的协议”，呼吁美国展现灵活性，强调伊核谈判是为了“实现人民利益、保护人民权利”。

四、以合作化解生存安全危机

乌克兰危机证明，强大的国际力量要摧毁非我族类的国家并不容易实现。应该承认，在很长时间里，美国仍将是中东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外部力量。除了伊朗和叙利亚，其他中东和北非国家几乎都与美国保持积极且密切的联系。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美国与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化。拜登政府为了扭转在中东地区影响力日趋下降的趋势，正在加大对中东投入，俄乌冲突后该进程加快。美国中东政策不变的核心内容为以色列始终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特殊和牢固的地区盟友，拜登强调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是美国两党共同的战略承诺。即便与停止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 in the Near East, UNRWA）提供援助的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在7月份的中东之行期间承诺重新向巴勒斯坦人民提大额人道主义援助，但巴以问题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外交话语场上只停留在模糊的表态上，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在中东事务中的顺位已经彻底让位于伊朗核问题乃至更广泛的“伊朗威胁”问题。伊朗所面临的由美国施加的生存安全危机并没有因为俄乌冲突而得到彻底缓解。

俄乌冲突以来，美国愈加致力于打造中东版北约，扩大打击伊朗的联合行动。伊朗则不断强调巴勒斯坦才是伊斯兰世界的主要问题，称与犹太复国主义媾和是对巴勒斯坦事业的背叛，美国建立的所谓“阿拉伯北约”和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作为一样，是地区不稳定的制造者。与传统均势理论重视强调国家对外通过“对外结盟”和“重新结盟”达成均势目的的解释路径不同，俄乌冲突以来，伊朗与其他国家走近的过程中，各方都更倾向将力量组合解释为合作，而不是塑造自己的联盟。

国家间的信任与信用问题可以通过交流与合作解决。不论是结构性的矛盾和张力状态，还是类似俄乌冲突这样的境外暴力，以合作增加相互依存的程度是受秩序惩罚者破局的关键选项。哪怕国家目标和国家意识形态基本不变，达成目标的手段和道路都受国家有效行动能力的限制。为实现壮大国力、最大化维持自身生存所需的国家利益，当感受到潜在的武力危机之时，与更多的参与者有合作关系，与更广泛领域有更纠缠合作深度的国家才能兼顾更多的收益，而不是被轻易地剔除出国际体系。伊朗近期的对外合作的策略方向是继续有利于一体化融合的睦邻政策、参与地区组织扩容和与俄罗斯迈向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首先，伊朗相信莱希政府的睦邻政策正对地区融合产生积极影响。伊朗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比俄乌冲突前有缓和，其中与海湾国家外交关系有明显进展。伊朗和沙特在伊拉克就缓解紧张关系进行过多轮谈判。2022年7月，伊拉克外长福阿德·侯赛因（Fuad Hussein）对外宣布伊拉克正在主持伊朗与埃及和约旦之间的调解会谈。卡塔尔公开表示愿拓展与伊朗的关系。8月，科威特与伊朗恢复了因2016年伊沙外交冲突而中断六年的大使级外交关系。伊朗正主动通过海湾国家向美国转达伊朗对达成良好且持久的伊核协议的态度。对伊朗的友好国家认同伊朗在解决中东地区危机中的战略地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与普京会谈时重申，现在的美国和西方比以往更衰弱，美西方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获胜的机会微乎其微。伊朗在上述地区问题上的作用不容忽视。普京和埃尔多安访问德黑兰期间，伊朗提议俄乌总统举行直接会晤，并宣布准备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斡旋，实际上俄乌冲突发生后，莱希已经多次表示愿意为冲突的外交解决做出贡献。

其次，伊朗更迫切地参与重要地区组织的扩容。地区组织框架可以为伊朗提供加强沟通合作的平台和机遇。2022年6月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在线举行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其间继续了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期间曾讨论过的金砖国家扩张计划。伊朗已经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2022年俄乌冲突期间，又正式提交了加入金砖国家的申请。伊朗希望凭借本国的地缘以及能源的不可替代优势，在更广泛的合作机制中达到与其他成员国互利共赢。伊朗的加入不仅可以为金砖合作机制带来能源和市场，还会拓展金砖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改善伊朗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第三世界与美西方之间的结构性南北冲突。

最后，伊朗与俄罗斯的合作正在迈向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俄乌冲突催化了两国走近。外交上两国强调对高加索地区和叙利亚的立场是一致的。贸易领域，目前，俄罗斯和伊朗之间近80%的贸易由农产品构成。俄罗斯向伊朗出口粮食和油籽，并从伊朗进口水果和蔬菜、干果和坚果。2022年3月26日，伊朗驻莫斯科大使表示，俄罗斯和伊朗正在考虑承认俄罗斯电子资金转账支付系统 MIR （“MIR” Payment System）的可能性，以此作为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SWIFT) 网络的替代方案。4月1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伊朗宣布愿意以本国货币与俄罗斯进行贸易。5月25日，伊朗确认已经准备好与俄罗斯讨论开发布什尔核电站的进一步阶段。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Alexander Novak）之前宣布了与伊朗建立“国际南北运输走廊”（The International North-South Transport Corridor, INSTC）的计划，这条从波罗的海到阿拉伯海的南北运输走廊，链接欧盟经里海到印度，足以促进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贸易。6月23日，伊朗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希扬（Hossein Amirabdollahian）在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会谈结束后宣布，伊朗已准备好在对等基础上取消对俄签证制度，作为第一步，伊朗将对俄罗斯商务人士实施免签。7月初，伊朗和俄罗斯将正式开始以里亚尔和卢布进行交易，放弃美元作为共同货币兑换的地位。7月下旬，伊朗和俄罗斯继续深化合作，公开对外宣布两国将向着可持续20年的战略合作协议推进。

俄乌冲突为伊朗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合作机遇，伊朗得到可供喘息转圜的外交空间，伊朗因此能更有底气地在中东地区倡导排斥霸权国的地区秩序，这个秩序很可能是地区国家拥有较强自主性的自助体系。当然，自助体系是自由国家组成的低组织成本状态，有不安全的风险，是到达规则体系前的中间状态，

结论

首先，从伊朗对外行为的内在逻辑来看，伊朗是有着传统主义文化骄傲和国家建设现代性矛盾的纠结国际行为体。伊朗追求国际社会对伊朗独特国家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认可。当前的伊朗政府在国际话语场上高调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双重标准、干涉内政、非法单边制裁。伊朗的对外行为更接近国家间传统的现实主义相处模式，视国际社会的“集体性”应优先把对国家自由的妨碍限制在最低程度上，强调对国家体系的尊重，继而扩展到对所处地区其他国家的同质尊重。俄乌冲突以来，伊朗的对外行为符合上述逻辑。在陷入结构性束缚和突发外部暴力危机的情况下，伊朗的对外行为不得不以促进增加稳定效应的地区均势为目的，从而保障本国的生存安全，同时希望加强对外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以避免被孤立于地区性和全球性进程。

其次，俄乌冲突给伊朗所处的地区政治生态带来的有利变化是中东政权自主性提升。拜登违背竞选时就卡舒吉事件对沙特的批评，因而在对中东国家关系上表现为可依据特定利益而忽视美国国内自由派的价值观外交需求，致使拜登政府失去了道义上的西方世界国际公信力。美国不断在地区国家中失信，即便是美国传统盟友也提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要求，挑战到美国的地区领导地位。以美沙关系为例，《吉达公报》积极对外展示了美沙两国在未来几十年保持战略伙伴关系的强意愿。卡舒吉事件和类似行为降格为美国会通过对话提出的“对人权的关切”，而不再是威胁双边关系的严重障碍。

尽管仍然依赖美国带来的政治经济支持、军事援助、技术支持，但中东国家正主张更多的国家战略自主，不再在重大国际战略问题上被动选边站，多极化趋势发展势头明显。在安理会、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等涉及俄乌问题的投票中，中东国家基本投弃权票。伊朗、土耳其以及拜登中东之行接触的GCC+3国家均拒绝参加对俄罗斯的制裁。对大多数中东国家而言，更重要和更紧要的是从美国获得粮食安全援助、解决能源不安全、在贸易投资商业技术领域得到更多的资金投入，而与这些目标相比，配合美国的中东战略去全力对抗伊朗则并非中东国家的紧急要务。2021年开始，中东的安全局势已趋于缓和。地区内交恶的国家正走向沟通，而非继续扩大张力。美国推进的以伊朗问题和叙利亚问题两分地区内国家阵营的地区分野秩序设想，执行力有限。

拜登在2022年7月的中东之行期间，非常强调美国将在中东继续承担积极、有原则的领导力，不会因退出中东而留下权力真空去给中国、俄罗斯或者伊朗去填补。美国直接针对重要地区讨论所谓“权力真空”，本质上是霸权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傲慢。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中的表态，中东不存在所谓“真空”。中东的事务应由中东人民决定。

最后，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都以伊朗为地区威胁并且不断向盟友强化这一认知，俄乌冲突并没有改变美国在中东对伊朗的威胁认定，伊朗仍然面临严峻的结构性外部矛盾。拜登政府倡导的中东安全一体化以扩大对打击伊朗联合行动为首要议程。然而，伊朗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与伊朗之间有着深刻的政治互信，两国高层之间沟通顺畅，在国际场合能够协调行动，两国的关系不断取得新的积极成果。中国在继续积极斡旋，推动各方尽快恢复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同时，需要在中东国家加强宣传，以增进中东国家对中国在中东地区作用的认识，要通过建立牢固的国家间信任、以增信释疑推动中东国家对中国与伊朗关系的理解。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2年7月29日与伊朗总统的通话中指出，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复杂国际局势面前，中国与伊朗的团结合作既增进了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权益的维护。在支持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方面，习近平和伊朗总统莱希均强调两国愿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东的长治久安仰仗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发展与合作，在动荡的时代更需要国家间团结协作，沟通协调解决安全问题，而不是在乱局中争夺权威分配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