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408年拜占庭皇帝阿卡第临终之际把未来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托孤给萨珊波斯帝国国王耶兹迪格德一世是两国关系史上的美谈。但是525年波斯国王科巴德希望把幼子科斯劳托付给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一世却未能成行。两次托孤事件有着复杂的背景，是各自国内问题和两国关系各种因素的集中表现。选择彼此的对手作为托孤对象更反映出在古代晚期拜占庭人眼中波斯人是“蛮族”中的“文明人”，突显出两国关系中相对平等的认知心理。

关 键 词 拜占庭帝国; 萨珊波斯帝国; 古代晚期

作者简介 马锋，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项目来源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全文如下：

蛮族观念的生成是人类在文明发展不充分时期的普遍现象。在西方文化中，蛮族观念由来已久。拜占庭人继承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固有观念，强调“罗马人”与蛮族的区别。但是在古代晚期拜占庭人眼中，作为“蛮族”的波斯人又具有一定的“文明人”要素，因此在两国历史上出现了诸多平等交往的事件。其中拜占庭皇帝和萨珊波斯国王彼此托孤的两次事件则是这一观念的集中体现。文明人与蛮族的区别是古代晚期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问题。5—6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之间的两次托孤事件，给后人提供了深入了解古代晚期文明人与蛮族观念复杂形态的生动案例。学界虽对两次托孤事件有所关注，但因为这一历史现象本质上是政治事件，学者均是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去阐释。未有学者从拜占庭人的蛮族观念去考察这一现象。本文试图从观念史的角度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新的诠释，进而分析5—6世纪拜占庭人对波斯人的认识。

一、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君主

两次托孤事件

第一次托孤事件是408年拜占庭皇帝阿卡第（Arcadius，395—408）把儿子和幼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托付给波斯国王耶兹迪格德一世（Yezdegerd，399—420）。拜占庭史家普罗柯比（Procopius）详细记载了阿卡第托孤事件。408年，拜占庭皇帝阿卡第驾崩，其子狄奥多西二世年仅7岁。因为担心朝中大臣篡夺幼帝的皇位，阿卡第希望波斯国王耶兹迪格德一世能担任狄奥多西二世的监护人。耶兹迪格德一世信守承诺，安排一名亲信保护狄奥多西。拜占庭其他文献对此记载相对简单，即阿卡第去世之前，由于担心其子年幼，为狄奥多西二世指定了波斯国王耶兹迪格德一世为监护人。此事在萨珊波斯的历史上也有提及。《波斯帝国史》记载耶兹迪格德一世与阿卡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阿卡第临终之际，留下遗嘱，把狄奥多西二世托孤给对方。耶兹迪格德一世长期履行了保护东罗马幼帝的承诺。普罗柯比在《战史》中详细阐述了阿卡第托孤事件的缘由：其一，如果让大臣摄政，就会为儿子培养一位合法的篡位者。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此类事件比比皆是，阿卡第自己也一直生活在权臣的阴影中。此时的皇帝顾问安特米乌斯（Anthemius）是实际上官方认可的摄政，正在独掌中枢权力。其二，如果让幼子独立施政，皇位必定会为野心家所觊觎，因为拜占庭帝国的国家机器必须由一位强有力的人物驾驭。其三，皇室成员中只有狄奥多西二世的叔父霍诺留（Honorius，395—423）有可能成为辅政者。霍诺留虽然有意奔赴东方为其侄子提供援助，成为年幼皇帝的监护人，但当时掌握西部帝国大权的斯提利库（Stilicho）百般阻挠。霍诺留对斯提利库言听计从，只是把给予东部皇帝的圣旨交付给斯提利库后，就不再理会，而斯提利库什么也没有去做。其四，担心波斯人趁皇帝年幼入侵拜占庭帝国。阿卡第托孤给对手耶兹迪格德一世，既可以防止波斯人的入侵，又为幼帝个人和皇位安全寻找到了外在保障。但这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耶兹迪格德一世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能够按照文明人的规则履行承诺，并且愿意接受敌人的托孤。二是耶兹迪格德一世有能力在幼帝成年之前威慑拜占庭帝国政坛，使那些有觊觎之心的人不敢妄动。最终波斯国王的选择正如阿卡第所愿。波斯国王耶兹迪格德一世接受托孤的行为并不难理解。耶兹迪格德的主要政治对手是国内权贵阶层，他后来死于权贵的密谋。为了集中精力对付权贵，耶兹迪格德一世对外推行和平外交政策，与西部的东罗马帝国和东部的白匈奴人（即嚈哒人）保持长期的和平关系。在国内，耶兹迪格德一世推行宗教宽容政策，给基督教一定的自由（接受托孤事件也促进了基督教在波斯的扩展）。因此，耶兹迪格德一世接受托孤的行为是其长期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延续，也有利于继续保持与东罗马帝国的和平关系。从政治意义上讲，接受托孤符合耶兹迪格德一世的内在需求，使其能够在长期和平环境下集中精力对付国内权贵和心怀不满的琐罗亚斯德教祭司。无独有偶，同样托孤给对手的情况也出现在萨珊波斯帝国。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一世（JustinⅠ，518—527）统治时期，波斯国王科巴德（Cabades，488—496，498—531，又译为卡瓦德）希望把幼子科斯劳（Chosroes，531—579，又译为库思老）托付给查士丁皇帝，使其成为查士丁的养子。普罗柯比谈到，科巴德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效法先人(可能是上文谈到的阿卡第托孤于耶兹迪格德一世)，保证他宠爱的第三子科斯劳能够长期掌权，当时权贵喜爱的是其第二子察梅斯（Zames），而不是科斯劳；二是担心自己去世后波斯贵族会推翻其家族的统治。在波斯的历史上，这件未能够成功的托孤事件是作为525年（或524年）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缔结停战协定的重要条款。科巴德希望查士丁皇帝能够把科斯劳当作自己的儿子，想给科斯劳赢得“恺撒之子”的荣誉称号，以提高科斯劳在其兄弟中的地位。此时的科巴德面临多方面的威胁。首先，是王位继承秩序的不稳定和权贵干预王位继承。科巴德的父王丧身于白匈奴人之手，他是在白匈奴人的压力下被权贵推举为王的。残酷的宫廷斗争经历使其必须正视身后的王位继承问题。其次，是国内严重的宗教斗争与政治斗争日益以争夺继承人为爆发点。科巴德虽依靠权贵上台，但为了平抑权贵的势力，他不能不求助于平民百姓和马资达克教（Mazdakism）。而在国内势力庞大的琐罗亚斯德教祭司则与权贵相结合对抗王权。他们虽对科巴德无计可施，但是决议选择一位与老国王立场不同的王位继承人，即王子科斯劳。然而，科巴德的老友和重臣塞奥塞斯（Seoses）支持受马资达克教影响的察梅斯，反对科斯劳继位。琐罗亚斯德教祭司和支持科斯劳的权贵先是借国王之手处死位高权重的塞奥塞斯，顺利使科斯劳成为继承人，继而利用科斯劳迫使年老的科巴德放弃先前支持平民和马资达克教的政策。再次，是科巴德希望与拜占庭人缔结和约为好战的权贵阶层所不满。科巴德希望查士丁成为波斯未来国王的养父以保证延续和平。只有获得长期和平，科巴德才能够集中精力压制国内反对势力。但是权贵不愿意看到科巴德利用和约获得对付他们的良机，而且他们从此前的战争中获得了丰厚的战利品，萨珊王朝的军制也促使贵族成为好战分子，他们极力破坏这次通过托孤事件达成和约的机会。因此，这三方面都是科巴德选择查士丁皇帝作为托孤对象的重要原因。当时的史家和后世研究者在探讨两次托孤事件时，多从内政、外交等方面来分析问题，但托孤事件虽是一种政治事件，背后却隐藏着观念的影子。二、拜占庭人认为波斯人是“蛮族”？拜占庭帝国与萨珊波斯帝国的两次托孤事件看似同类事件，但第一次成功了，第二次却失败了。如果仔细分析两次托孤成败的因素，后人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拜占庭人对波斯人的认识困惑：波斯人是蛮族还是文明人？这成为影响两次托孤事件的重要因素。首先，拜占庭人内心中仍认为波斯人是蛮族。这可以从第二次托孤事件失败的原因中看出。前文已谈到，科巴德的托孤事件在波斯国内伴随着政治和宗教斗争的刀光剑影。而科巴德把科斯劳托孤给查士丁皇帝一事在拜占庭国内也遇到了阻力。而阻力来自于拜占庭人认为波斯人是蛮族的观念。虽然皇帝查士丁和他的继承人即他的外甥查士丁尼（Justinian the Great，527—565）认为这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准备依据罗马法律制定收养文书，但皇帝顾问兼首都市政长官普罗克鲁斯（Proclus）极力反对这种收养方式。普罗克鲁斯认为，这种收养方式会为科斯劳继承拜占庭帝国皇位提供可能性，同时也暗示科斯劳会成为查士丁尼继承皇位的障碍。他指出：“父亲所有的遗产本应属于儿子们，尽管由于人的天资有差异，不同国家的法律多少会彼此相冲突，但在这一点上，无论是蛮族人还是罗马人都持一致的意见，不同的法律都有相同的条款，认定儿子有权支配其父的遗产，他一旦成为您的养子，理所当然享有对皇位的继承权。”普罗克鲁斯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与拜占庭帝国的皇位继承原则有关。拜占庭帝国虽然实行血亲家族继承制，但养子也具有继承皇位的资格。按照罗马法对继承问题的规定，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是直系血亲卑亲属，即死者的子女和养子女；第二顺序继承人是直系血亲尊亲属，即被继承人的亲父母以及全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第三顺序继承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其他旁系血亲属于第四顺序继承人。如果科斯劳成为皇帝查士丁依据罗马法收养的养子，他与作为皇帝外甥和养子的查士丁尼在继位问题上就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因为查士丁没有子女，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就只有养子女。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养子科斯劳与查士丁尼具有了同等资格的继承权。然而，事实上这种竞争关系在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几无可能。这是因为在拜占庭帝国的实践中，养子虽然具有继位的资格，但实际成功的仅有一例(且这位养子也是血亲家族成员)。事实虽如此，但对于皇帝查士丁和未来的继承人查士丁尼而言，普罗克鲁斯提出的反对理由无疑为他们敲响了警钟。因此，查士丁和查士丁尼都接受了普罗克鲁斯的意见。普罗克鲁斯同时提出了一种折中意见，让皇帝查士丁以蛮族的收养规则收养波斯王子科斯劳。使用蛮族人的仪式“意思是说蛮族人收养子，不是依据文书，而是靠武器和盔甲”。在拜占庭历史中，经常出现皇帝收养蛮族为军事上的养子的情况。比如芝诺（Zeno，474—491）收养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493—526），查士丁一世收养狄奥多里克的女婿和继承人欧塔里克(Eutharic)都是这种方式。卡西奥多卢斯（Cassiodorus）谈到，在罗马传统中，通过武器的方式收养的军事方面的养子，其地位要低于一般收养方式收养的养子。普罗克鲁斯的新提议虽获得了皇帝查士丁的认可，却无法获得波斯人的默许。收养礼仪之争成了双方谈判的重大障碍，结果不仅没能够达成和解，反而增加了科巴德对拜占庭帝国的不满，随后战端再起。如果注意到科巴德在收养一事上的目的，就可以理解他的不满。科巴德希望按照罗马人的收养方式为他宠爱的幼子科斯劳赢得“恺撒之子”的荣誉，使其能够在王位继承中不仅获得高于其他兄弟的地位，同时也能够获得皇帝查士丁的政治支持。他希望通过外力为科斯劳继位提供保障。如果观察拜占庭帝国早期皇帝收养蛮族养子的情况，就不难理解双方为何纠结于礼仪之争。拜占庭皇帝一贯喜欢收养蛮族的领导人或王子为养子，这是因为拜占庭帝国延续了罗马帝国的世界帝国观念，但是这种理想的世界帝国与现实中的版图无法达成内在的一致性。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拜占庭人建构了“诸侯谱系”的理论。所谓“诸侯谱系”，“即假定尘世间的所有统治者都属于一个源于上帝权柄的神系统家族，拜占庭帝国皇帝，则是这个神系统治家族中的‘家长’以及握有最高权柄者。其他所有统治者都臣服于皇帝”。这种等级结构的世界秩序被认为是一个拜占庭皇帝统治下的普世基督教帝国的变体。“这个理论假设尘世中所有统治者彼此之间都具有亲属关系，而在这个谱系中，拜占庭皇帝则是其他统治者的‘精神之父’。”从这个意义上看，拜占庭皇帝收养蛮族养子更多出于外交层面考虑，是世界帝国迷梦和现实结盟利益的结合。它是拜占庭帝国对世界性帝国理念的延续，同时又渗透了基督教的因素。拜占庭人斤斤计较收养礼仪的原因，可以从他们对波斯人的态度上找到。拜占庭人延续了希腊—罗马文化中的蛮族观念，认为所有非罗马人（拜占庭人在当时自称罗马人，包括主体上希腊化和罗马化的群体）都是类似于野兽的蛮族。作为文明的罗马人，他们与蛮族的区别表现为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文化的差别。拜占庭人认为自己是具有教养、服从文明法律规范、遵守道德规范的罗马人，文明程度高于包括波斯人在内的所有蛮族人;认为罗马法只适用于罗马人，而不能被用于罗马人与蛮族的关系中。所以普罗克鲁斯反对罗马人的皇帝依据罗马法来收养蛮族王子科斯劳。而采取蛮族的收养方式就规避了蛮族养子获得继承罗马皇权的可能性，因为拜占庭帝国的血亲家族继承制只有基于罗马法继承权才能成立。第二，是否为基督教正统派信徒。6世纪的阿加西阿斯在评价阿卡第托孤事件时，明确概括了这两点:外国人是野蛮人，不仅因为他们不会爱惜名誉和正义，更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其次，拜占庭人用复杂的眼光看待“蛮族”波斯人。如果拜占庭人仅仅认为波斯人是野蛮人，这就无法理解第一次托孤事件了。第一次托孤事件的发生以及成功，都说明了拜占庭人认为波斯人是特殊的“蛮族”，能够按照文明的规则履行诺言。阿卡第托孤事件的结果证明了波斯人的行为符合拜占庭人的“文明规则”。耶兹迪格德一世为自己能够得到品德高尚的罗马君主阿卡第的这份特殊信任倍感荣耀，愿意接受这次托孤。他不仅保持了两国之间的长期和平关系，而且致书拜占庭元老院，表示愿意做狄奥多西二世的保护人，宣称如果有人威胁小皇帝的统治，他将兵戎相见。在耶兹迪格德一世统治时期，两大帝国之间基本上维持和平状态。在拜占庭人与基督徒的眼中，耶兹迪格德一世本人也是最受欢迎的波斯国王之一。然而，拜占庭史家对阿卡第托孤事件的漠视或者否定态度又说明了拜占庭人内心仍对波斯人存有偏见。阿卡第托孤事件在当时并没有被特别关注，也许是因为拜占庭人认为那是特殊情势下的选择。5世纪的史家亦未载此事件。但后世的拜占庭史家却故意淡忘，不愿意过多触及，或者认为是污点。“因为两国的战争在十二年后再次爆发，所以当时的历史学家宁愿选择无视这个故事。我们有关这段往事的第一份资料来自于普罗柯比，后来的史家增加了少许细节。在阿加西阿斯（Agathias）成书于6世纪70年代的书中，这件往事似乎变得几乎难以置信，因为此时拜占庭—波斯的关系恶化了。”阿卡第托孤给耶兹迪格德一事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议，只是后来的学者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更多的是从敌对者的立场思考问题，无法理解或者不愿意相信两国曾经有着这样的“蜜月”期。无论是普罗柯比或者阿加西阿斯都不能理解此前合作的精神，他们认为阿卡第出于信任让耶兹迪格德成为狄奥多西二世的保护人是出于先前臆想的精神。阿加西阿斯比普罗柯比有更多的反波斯情绪，他对那些赞美阿卡第有信心的溢美之词径直提出了批评。第一次托孤事件中，阿卡第选择托孤给耶兹迪格德，并且此事在当时拜占庭帝国内并没有引起大的争议，这说明了拜占庭人认为波斯人能够遵守文明规则。但是史家无视或者质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又说明了拜占庭史家内心中仍旧认为波斯人是野蛮人。按照他们的成见，野蛮人不太可能会按照文明规则行事。在第二次托孤事件中，拜占庭君臣因为视波斯人为蛮族，所以纠结于收养的仪式，也让波斯人感受到羞辱，结果导致兵戈再起。

三、拜占庭人视波斯人为“蛮族”中的“文明人”

要回答在拜占庭人的眼中波斯人是野蛮人还是文明人的问题，需要放宽历史视野。这涉及西方人蛮族观念的起源和发展、拜占庭人的蛮族观念等问题。首先，拜占庭人承继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蛮族观念，而在这种蛮族观念形成过程中波斯人占有重要地位。西方的蛮族观念是在文明交往不充分的环境下，西方人对其他族群缺乏充分了解而产生的印象，又由于外部的威胁，导致“我族中心观”视域下的族群认同，特别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区别。西方人的蛮族观念起源于希腊，希波战争的影响尤其使希腊人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族群与波斯人的区别。但是随着古典时代的衰微，希腊人的目光更多地关注马其顿人。有关马其顿人是否属于文明的希腊人范畴，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认为马其顿人从血缘关系和以神话为代表的文化习俗上看与半岛的希腊人是相同的。但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代表的传统派认为马其顿人不是文明的希腊人。在希腊人的传统认识中，文明人应该是生活在城邦社会中的公民群体。蛮族有别于希腊人，是因为他们缺乏希腊语、城邦的文学和艺术思想。当西方历史进入了罗马时代，蛮族的内容出现了新状况。第一，蛮族的对象更加多样化。罗马人接触的异族，从高卢人、波斯人、埃及人到日耳曼人不一而足；第二，罗马人在不同阶段面临的最主要的威胁对象也是不同的，他们必须污蔑的对象也在不断地变换；第三，随着罗马的扩张，许多曾经的蛮族罗马化了，诸如高卢人、埃及人等；第四，罗马人有关蛮族的印象更多来自于日耳曼人。对于罗马人而言，波斯人虽然是来自东方的重大威胁，但全帝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亚欧游牧民族，尤其是日耳曼民族。恺撒和塔西陀笔下的日耳曼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罗马人的蛮族观念虽是多元化的，但更多来自于日耳曼人。6世纪的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认为罗马人作为文明的民族，他们文明的内核包括正义、稳定、和平和普遍的繁荣，蛮族则被贴上粗野、爱冲动、无法无天、无理性、缺少秩序的标签。其次，拜占庭早期的蛮族问题则比较复杂，他们对波斯人另眼相看。一是因为到利奥王朝时期，拜占庭人才摆脱了日耳曼人的威胁。同时，罗马帝国的西部被日耳曼人征服，成为了震撼拜占庭人心理的重大事件，给日耳曼人带来了不可忘却的耻辱。二是波斯人虽一直是拜占庭人的重要外部威胁力量之一，但是彼此之间因为需要交往密切，逐渐加深了解。尤其是宗教思想互相影响，反映出彼此在深层次中认可对方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文明人，只是尚不能改变“我族中心观”的局限，他们彼此认可对方是蛮族中的“文明人”，是文明人中的他者。这方面的观点可以从拜占庭史家的记载中找到证据。拜占庭人对非波斯以外的民族极为轻视，认为他们不遵守基本的文明交往规则。如普罗柯比对法兰克人的评价，“他们违背了此前不久与罗马人和哥特人签订的协议和所发的誓言（因为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不可靠的民族）”。而君士坦丁十世的《论帝国行政》谈论了拜占庭人眼中各个蛮族（不包括波斯人）的不文明品行。从史家的笔下可以看出，拜占庭人认为波斯人是基本上遵守文明规则的蛮族人，不同于其他蛮族。阿卡第托孤事件的前提是他相信波斯人会遵守文明的规则。三是拜占庭人蛮族形象的丰富化和其来源的多元化——既有日耳曼人，又有高加索地区的匈奴人和中亚的白匈奴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还有帝国内部的伊苏里亚人等。来源的多元化使得拜占庭人不再以单一族群作为蛮族形象，在比较过程中能够承认波斯人在文明程度上更接近于拜占庭人。这也是为何阿卡第会选择波斯国王作为托孤对象的原因——他认为波斯人作为蛮族中的“文明人”，会按照文明社会的规则信守诺言。阿加西阿斯认为：“按照一般的逻辑来看，把一个最亲近的、最亲爱之人托付给外国人和野蛮人几乎是没有道理的，他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的统治者，这个人在名誉和正义方面是个未知数，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非基督徒。如果婴儿没有受到伤害，并且由于他的监护人的照顾和保护，即使在他还没有断奶的时候，他的宝座也从来没有受到危害，那么人们更应该赞扬的是耶兹迪格德的诚实，而不是阿卡第的行为。”正因为拜占庭人视波斯人为蛮族中的“文明人”，在历史中才有众多平等交往的事件。拜占庭人认为波斯人是蛮族中的文明人的观念影响了两次托孤事件。在阿卡第托孤事件中，阿卡第选择波斯国王作为托孤对象，就反映了这种心理。而随后的事情发展正如阿卡第所愿，说明拜占庭人的这种认识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在第二次托孤事件中，查士丁一世和查士丁尼最初对波斯国王托孤给拜占庭皇帝一事亦持欢迎态度，并且愿意用罗马法的收养方式收养波斯王子。这也反映了在他们心目中，波斯人是可以与拜占庭人平等对话的族群。总之，拜占庭人认为波斯人是蛮族中的文明人，既是两次托孤事件成因的重要观念因素，也是第一次托孤事件能够成功的重要条件。四、结语拜占庭人对波斯人的认识受双方关系变化的影响。双方关系的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3世纪早期到朱利安（Julian，361—363）去世，波斯奉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双边关系的特征是激烈冲突。第二阶段，从朱利安去世到500年，共存和合作逐渐成为常态，两大帝国的关系被比作两只眼睛或世界之光，有责任彼此帮助以避免文明社会受到蛮横部落的威胁。408年，阿卡第托孤事件在波澜不惊的情况下获得了预想的效果，是合作关系为主导的阶段特征的表现。第三阶段，从6世纪初延续到萨珊波斯帝国灭亡，双边关系因为战争而变得紧张。525年，科巴德托孤事件的流产折射出彼此猜疑的氛围，和平合作关系渐已远去。波斯军队长驱直入安享和平的叙利亚地区，打破了长期的和平梦乡，从而导致拜占庭主流社会改变了对波斯人的看法。传统上认为拜占庭与波斯在西亚进行了数百年的战争，但实际上双方关系还有另一面，即还存在密切的政治联系，而两次托孤事件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双方关系的复杂变动。两次托孤事件本质上是政治事件，学者也多从政治和外交角度去解读，但这两次事件本身也隐藏着观念的因素。一方面，拜占庭人认为波斯人是蛮族，在与波斯人的交往中坚持文明人与蛮族的身份区别。这导致第二次托孤事件因为纠结于收养仪式之争，最终未能实现。而且拜占庭人的这种深层次的心理认知，影响了拜占庭史家对第一次托孤事件的评价。另一方面，拜占庭人又认为波斯人是蛮族中的文明人。这是两次托孤事件能够形成的重要背景，也是第一次托孤事件能够成功的重要的观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