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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波斯湾战略的多维解读

内容摘要 伊朗波斯湾战略是伊朗国家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伊朗的外交、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国际处境的变迁和国力的强弱变化而不尽相同,但具有顺势而为、因时而变的特点。两伊战争之后,伊朗开始基于以国家利益作为战略决策判断的首要依据。其波斯湾战略与时俱进的转变,促进了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的缓和与发展,也与域外国家在地缘政治博弈与妥协中实现共存。伊朗的波斯湾战略既具有历史延续性,也具有阶段创新性;既有实现的可行性,也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关 键 词 伊朗;波斯湾战略;域内国际关系;域外国际关系作者简介 冀开运,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邢文海,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全文如下:

伊朗是连接里海与波斯湾的陆桥,南北两面都是濒海地区,海洋安全对于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里海地区,伊朗与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陆海相邻;在南面波斯湾地区,伊朗与域内国家之间关系复杂、矛盾丛生;这客观上要求伊朗必须重视海洋问题,针对地区形势制定出适应国情的海洋安全战略。当前,伊朗的海洋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是仍面临着诸多威胁与困境。2016年1月,沙特处决了著名什叶派教士奈米尔,这一事件引起了伊朗国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伊朗与海湾多国相继断交,使波斯湾局势再度紧张。2016年11月,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抨击奥巴马任内达成的伊核问题协议。2017年伊始,美国政府签发了针对伊朗等国的“旅行禁令”,而伊朗则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在霍尔木兹海峡举行了军事演习并试射新型防御性武器。与此同时,伊朗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在探索与周边国家建立有效的海陆运输协调机制方面做出了成效。2016年,《伊朗、阿曼、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间关于建立国际运输和过境运输走廊的协议》正式生效。根据协议,四个成员国将在中亚—波斯湾港口—阿曼海之间共同合作建立稳定的运输通道,该运输走廊海上部分由伊朗阿巴斯港和恰巴尔港通过海上航线与阿曼港口相连。由此看出,伊朗在波斯湾地区有其成熟而自信的战略筹划。

伊朗波斯湾战略长期以来受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影响,是伊朗结合自身地缘优势、历史、文化、外交、军事、经济、生态等方面所确立的复合型的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波斯湾对于伊朗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波斯湾在历史上属于伊朗历代帝国的内湖,成为其悠久历史的见证。第二,在波斯湾的海域、海岛和海岸上都有着具有波斯文化内涵的地名和文化传承,波斯历代文人在其作品中都有所涉猎,波斯湾因此深深打上波斯文化的烙印。第三,波斯湾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是伊朗进入海洋、实现与世界各国交往的战略通道,也是世界各国进入伊朗高原,进而深入欧亚内陆的交通枢纽。波斯湾是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是“一带一路”建设所关注的重点区域。第四,波斯湾是伊朗油气资源储藏、生产和出口的重要区域,对于伊朗的国民经济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与此伴随的是,波斯湾的航运业和跨越波斯湾的航空业,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通道,事关伊朗的海洋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第五,波斯湾是伊朗海军和陆军重点布防的战略区域,是伊朗国防安全的首要屏障。第六,波斯湾是伊朗重要的海产品基地,同时也是伊朗与周边国家旅游休闲胜地。第七,随着波斯湾沿岸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日益深入,波斯湾海域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对伊朗也至关重要。由于多重的战略价值,波斯湾因此成为伊朗与域内七个国家和域外大国交往的战略平台,伊朗在这一地区一直发挥着地区大国的影响力,承担着地区大国责任与担当。

中外学者多从伊朗与波斯湾七国关系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特别重视探究在波斯湾海域伊朗与美国以及沿岸各国存在的激烈竞争与微妙的合作关系。本文从海洋意识、海洋权益、海洋安全战略的角度进一步梳理伊朗波斯湾战略的演变过程,概括伊朗波斯湾战略的内涵,总结其波斯湾战略的特点,并试图探索伊朗波斯湾战略与中国南海战略的同构性特点,以期对中国南海战略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伊朗波斯湾战略的历史沿革

伊朗北接里海,南临波斯湾,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和经略海洋的历史。相对伊朗高原荒凉的腹地,波斯湾沿岸地区能源工业发达,是伊朗航运、经济和贸易生死攸关的战略区域,波斯湾因此成为伊朗的国防屏障和战略通道。根据德国学者美涅克(A.Meineke)的研究,大约公元前500年左右,当时游历过古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年—前330年)的古希腊地理学家赫克特斯(Hecataeus)首次把阿拉伯半岛和伊朗高原之间的这片水域命名为“波斯湾”。古波斯帝国统治者征召善于航海的腓尼基人和埃及人组成自己的航海队伍,开辟了从波斯湾到红海的航道,开展从印度河南下,横穿整个波斯湾的海上贸易,伊朗人据此形成了初步的海洋国土意识,将波斯湾视为内湖,开始重视波斯湾的战略价值。大流士一世时,派人调查波斯湾沿岸的情况,并在帝国境内修筑驿道、开凿连接红海和尼罗河的大运河、探寻海路,水陆交通的便利使得波斯同印度、希腊、埃及之间的贸易繁荣一时,并在帝国西部建立了很多商业城市。可见伊朗对波斯湾的经营与控制可以追溯到2500年以前,波斯湾因此打上深深的伊朗文化烙印和历史烙印。

安息帝国时期(公元前238年-226年),波斯人继续开展波斯湾与印度西海岸和地中海的贸易活动。3世纪,萨珊王朝(226年-651年)阿德什尔国王击退了阿拉伯部落的扰袭,恢复了对波斯湾及其沿岸地区的霸权,派军进入巴林,让其子沙普尔一世代为摄政。胡斯洛一世在位时期,萨珊王朝国力达到顶峰,他改革内政的同时积极扩张,执行垄断丝绸贸易的政策,从而引发了与拜占庭和突厥人的战争。在晚年胡斯洛一世亲征拜占庭和阿美尼亚的同时,还派军征服了波斯湾对岸的阿拉伯地区,将也门置于伊朗的版图之内,成为边地一省。伊朗借此一度垄断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使拜占庭联合红海西岸的埃塞俄比亚和也门的希米亚尔王国抵制伊朗垄断丝绸贸易的企图宣告破产。为了防御游牧部落对丝绸之路的侵袭,他下令重修了达尔班德的边墙直至里海海滨,长度达7法尔赛赫,约42英里。波斯湾和里海共同构建了萨珊王朝南北两道安全屏障。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和传播,651年,阿拉伯人消灭萨珊帝国,建立阿拉伯帝国,新帝国的统治者吸纳波斯水手,学习继承波斯的航海经验和技术,书写着世界航海史上的传奇故事。

1507年,葡萄牙殖民者进入波斯湾。由于当时萨法维王朝没有海军,伊朗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多处岛屿和海湾沿岸城市。葡萄牙人在此期间以强大的海军作为实力后盾,控制着亚洲和非洲的海路,独霸了波斯湾乃至印度洋,几乎垄断了波斯湾地区的商业贸易,以东半球绝对统治者自居。伊朗由于既需要抵御东部游牧部落侵袭的同时,又持续与奥斯曼帝国交战,根本无暇对付葡萄牙殖民者的侵袭。葡萄牙殖民者在控制地区内压迫、虐待伊朗商人和居民,凭借海军的绝对优势扼守相关港口及其附近水域。随后,阿拔斯国王即位后锐意革新,他认识到旧军队已经无法适应当时国家防御的需要,按照西方的军事理论训练正规军,使萨法维王朝国力日益强盛。1622年,英国舰队同伊朗军队合作将葡萄牙殖民者逐出波斯湾地区,葡萄牙人占领的岛屿与城市也都摆脱了严酷的殖民统治,重新归于伊朗的管辖之下。伊朗借助域外国家的全球战略与自身的地区战略相契合的历史时机,实现了对波斯湾沿岸地区的有效管辖。18世纪以后,随着伊朗国力的再度衰弱,英国逐渐成为了波斯湾的主导力量。1787年,伊朗更是失去了对巴林的控制,信仰瓦哈比派阿拉伯人基本控制了波斯湾的南岸地区,英国则在随后控制了巴林等地。恺加王朝时期,伊朗纳赛尔丁国王不顾险阻尝试推动现代化改革,建立现代化海军,但仍是无疾而终。

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伊朗,还无法制定出独立自主的波斯湾战略,只能被动因应列强的海洋霸权对伊朗的挑战。与此同时,沙俄和英国分别在里海、波斯湾对伊朗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挤压伊朗的海洋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海疆危机。1813年,伊朗与沙皇俄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古利斯坦条约》。条约的签订使伊朗失去了在里海的航行自由,俄国独享里海的军舰航行权。1819年,英国以镇压海峡海盗为名进入波斯湾,伊朗与英国签署协议,规定一旦伊朗无法确保波斯湾安全时,大英帝国有权维护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1851年的《英伊条约》让英国在海湾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成为波斯湾的“地区警察”。自此英国有权稽查过往商船,维护英国在海湾的地区利益,殖民主义的海洋霸权初步在海湾确立。英国随后为加强对伊朗的政治、经济控制,与俄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意图巩固英国在波斯湾地区的霸权。俄国发展里海航运不仅使英国失去了伊朗北部的市场,也击垮了伊朗里海航运业。而英国则在波斯湾航运业形成了强势垄断,伊朗船舶也因此逐渐在波斯湾航运业中失去了一席之地。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英国更加重视波斯湾沿岸的贸易利益。英国以波斯湾沿岸的阿巴斯港和布什尔港作为贸易基地,采用最新的蒸汽轮船技术开通了直达巴格达的航运。英国认为,波斯湾是进入伊朗中部和东部便捷的商务通道。英国随时监视着俄国与伊朗里海沿岸的贸易情况,与俄国展开激烈的竞争以谋求在波斯湾地区的经济利益。对于航运等交通运输的控制和贸易监视,进一步促进了列强对伊朗对外贸易的控制,从而实现了对伊朗政治与经济的强大影响力。

19世纪,在伊朗逐渐形成了英俄两强相争的局面,一方面两强分别从里海和波斯湾进一步削弱了伊朗的海洋话语权,另一方面英俄在伊朗的博弈取得了相对平衡,伊朗也因此避免了被吞并和殖民的历史命运。强敌伺于榻下,使部分伊朗统治者意识到了改革旧制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必须对英俄强势的海洋战略作出回应。纳赛尔丁国王在位时期,希望引进第三国势力来削弱英国和俄国在伊朗的势力范围。恺加王朝后期,纳赛尔丁国王的两次改革没有扭转伊朗在波斯湾的战略上的被动局面,受英俄共同支配的局面并没有因为德国在波斯湾的竞争而改变,伊朗依旧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的海洋战略由被动因应逐步转化为积极主动地经略波斯湾地区。20世纪,随着石油资源的开发,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不断凸显,但地区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也就使得域外大国政治博弈的阴霾从未消散。伊朗的海洋战略与这些国家的中东政策相向而行,扩大了地区影响力,获得并巩固了切实的国家利益。巴列维国王从战略上并没有要控制海湾国家的意图,主要是希望这些国家承认伊朗在波斯湾的主导地位。为了显示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对这些国家没有构成威胁,伊朗逐步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缓和与这些国家的利益冲突。在1958年伊拉克政变之后,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关系普遍得到改善,贸易往来也日益密切,从而缓和了教派和民族的历史恩怨。20世纪60年代之后,伊朗分别与科威特、沙特、卡塔尔划定了大陆架边界,解决了领土划界的争端。之后,伊朗还同巴林、阿曼、阿联酋解决了大陆架争端。加强波斯湾地区双边关系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是伊朗波斯湾战略的重要一环。总的来说,在巴列维国王执政时期,伊朗希望与美苏等大国发展平等的伙伴关系的同时,拥有捍卫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领导地位,并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一道共同构建地区安全体系,维持波斯湾的地区自主性。显然,这一主张在波斯湾地区孤立了伊拉克,也加剧了两伊之间本已存在的一系列矛盾。

20世纪60年代世界处于冷战格局下,巴列维国王在伊朗国内全力巩固自身的权力,其波斯湾战略目标就是摆脱波斯湾的域外国家的干涉,实现伊朗在区域内的独立自主。这一战略实质上与伊斯兰共和国时期的波斯湾战略具有相似性。1968年1月,英国宣称要在1971年底将军事力量撤出波斯湾地区,伊朗计划依靠自身国力逐渐成为波斯湾的主导性力量。巴列维王朝时期,波斯湾成为伊朗海上经济生命线,伊朗通过积极合作维系同海湾邻国的关系,避免直接的对抗和冲突,保护本国石油资源和设施的安全,维护波斯湾地区的航行自由。正是在海洋认知的基础上,伊朗开始大规模购进美国军事装备,建设现代化的海军,确保伊朗波斯湾战略目标的实现。1971年,英国撤出波斯湾,也就标志着伊朗得以在海湾地区重新主导地区性事务。尼克松主义的提出,以及在之后形成的“双柱战略”,也为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在此之后,伊朗的波斯湾战略核心就是争取伊朗在波斯湾的利益与维护波斯湾的地区稳定,直接体现在波斯湾三岛的归属问题上。

两伊战争的导火索是阿拉伯河边界问题,从本质上讲,这应当是两伊在波斯湾海权争夺的延续。20世纪70年代,随着两伊综合国力的提高,两国都有意在维护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局势上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但是两伊在海湾安全体系的构建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与分歧。伊拉克主张所有海湾国家共同承诺,确保所有国家在波斯湾的航行自由,共同反对任何对自由航行的限制。此外,伊拉克反对建立地区军事联盟、缔结军事条约、成立区域性的多边防卫组织的行为,力主强化双边关系、弱化多边合作。但伊朗的波斯湾战略主张针对商船实行“有序通行”的原则,在所有海湾国家一致同意之下,针对军舰实行“无害通过”原则。《阿尔及尔协议》签署以后,一度缓和了两伊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无法解决两国在波斯湾日益凸显的根本性矛盾。两伊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双方也有意尝试建立利益共同体、提升双边关系。但在历史恩怨加上双方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的背景下,两国对于波斯湾的海洋认识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也使得双方对于国家利益的界定大相径庭,从而使得伊朗的波斯湾战略与伊拉克的国家意图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并不明确,甚至出现了多种政策取向,官方渠道的信息多元化、复杂化使得波斯湾地区国家对伊朗的战略意图出现了某种程度地误判和提防。两伊战争期间,极端的战争环境客观上使得输出革命的主张成为伊朗对波斯湾地区的战略意图。尽管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在伊斯兰革命后的十年间,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因素相互作用,甚至过分强调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但总体而言,伊斯兰共和国时期伊朗的波斯湾战略中,国家独立自主、领土完整以及伊朗在波斯湾的领导地位等一系列主张与巴列维王朝时期相比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历史延续性,也呈现出了差异性、阶段性和创新性的特征,具体体现在新时期伊朗对外交往的宗教色彩与务实的战略调整。八年的两伊战争是两国波斯湾战略中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交战双方为了实现主导海湾地区这一长远目标,在伤亡巨大的情况下依然延续战争,甚至将战争国际化,为此都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丧失了发展的宝贵机遇。这一历史教训值得后人警醒。

二、伊朗波斯湾战略与域内国际关系

伊朗与波斯湾阿拉伯诸国在教派上分为什叶派与逊尼派,在语言上分为波斯语与阿拉伯语,在政治体制分为世俗共和制、神权共和制、世俗君主制和神权君主制,在国际观上分为保守主义与扩张主义,这些巨大的差异和波斯人与阿拉伯人的千年恩怨,从根本上决定了伊朗无法在共同观念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与波斯湾国家建立持久的联盟关系。在伊朗的国家定位上,一方面以国家辉煌的历史荣耀为傲,另一方面在地区交往中缺乏安全感,甚至一度陷入了孤立主义、革命理想主义以及激进主义的战略误区之中。在历经两伊战争和伊核问题的冲击之后,伊朗的波斯湾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