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阿拉伯人征服萨珊波斯是伊朗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伊朗以本土文化为基础取长补短、求同化异，实现了冲突与整合、继承与创新、民族性与普世性的辩证统一。伊朗文明在与阿拉伯文明交往互动过程中强化了伊朗意识，波斯文化的核心要素得以保留。从伊斯兰文明征服到萨法维王朝崛起的数百年间，伊朗主要是作为文化实体而不是统一的政治实体存续下来，这不仅是由于地理因素，还在于波斯语的流行和伊朗文化的软实力。伊朗文明是在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并在交往中不断整合，从而摆脱了被征服者同化甚至文明消亡的历史命运。伊朗文化具有韧性与包容性，其在传承与发扬的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吸收与融合外来文明的基础上加以扬弃，从而形成其自身的文化特色。关 键 词 伊朗；伊朗意识；阿拉伯作者简介 邢文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项目来源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国别史研究专项“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与治理研究”、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当代伊朗波斯湾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全文如下：

四大哈里发时期，阿拉伯人击败了伊朗萨珊王朝的军队，实现了对伊朗高原大部分地区的征服与统治。此次征服使祆教逐渐式微，但伊朗文化在伊斯兰化的历史进程中得以延续与传承，伊朗的伊斯兰文化也实现了伊朗化。随着伊朗本土王朝的建立，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充分地融合，波斯文化开始复兴，并且赋予伊朗文化新的活力和更为深刻的内涵。在此期间，伊朗在各个领域中都涌现出了杰出人物，并且在科学与文化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伊斯兰文明乃至世界文明贡献出了卓越的智慧力量。11世纪之初伊斯兰复兴运动悄然兴起，由于在伊斯兰文化体系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伊朗的文化认同也得以进一步强化。古老的波斯语与伊朗境内外的各种语言、地域文化习俗和民族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总的来说，无论是希腊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还是蒙古人，外来征服者的文化一方面被伊朗人吸收，另一方面也逐渐伊朗化。伊朗文化在此基础上通过传承与转变也得到了新的发展。一、阿拉伯帝国时期伊朗传统文化的复兴公元661年，穆阿维叶在哈瓦利吉派的支持下继任哈里发，建立了倭马亚王朝。倭马亚人统治之初，伊朗原有的语言制度还得以幸免，但随着内外矛盾的转化，被统治地区接连爆发了反抗起义并被残酷镇压。为了巩固其在伊朗的统治，倭马亚王朝实行了阿拉伯化政策，此举招致了伊朗人的反感，引起了一系列的反抗与屠杀事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倭马亚王朝在阿拉伯人居于少数的情况下，要将众多民族团结为一体从而避免帝国的分裂，采取统合性的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推行政策的手段带有强制性和压迫性，再加上阿拉伯统治集团内部的复杂矛盾，导致了政权的统治基础出现了严重动摇。倭马亚王朝的统治政策促使了伊朗人得以联合其反对派起兵反抗，最终被阿拔斯王朝所取代。公元746年，在伊朗人的协助和支持下，出身哈希姆家族的阿布·阿拔斯·萨法赫在伊朗呼罗珊地区起义。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建立，推翻了倭马亚家族的统治。阿拔斯王朝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伊朗人的支持，其中起义军就是由伊朗人阿布·穆斯林·呼罗萨尼领导。阿拔斯帝国的首都也从大马士革迁往了巴格达，这座新建的城市毗邻萨珊王朝故都泰西封。阿拔斯王朝的一些哈里发不仅是阿拉伯与波斯混血儿，并且接受了伊朗宫廷的礼仪，身着萨珊王朝时期的帝王服饰。相较于倭马亚王朝的统治，这次迁都也意味着伊朗人以及伊朗文化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影响力有所上升，此后伊朗人在新王朝的宫廷长期担任重要的职务。从第三任哈里发在位时期开始，阿拔斯王朝进入了国力鼎盛的时期，但巴格达对于地方掌控的弱化之势也已经凸显，主要的体现就是地方权力扩大后的分裂趋势。公元811年，哈里发艾敏与其弟呼罗珊总督麦蒙为了争夺帝位爆发了战争。在伊朗人的支持下，麦蒙当上了新一任哈里发。由于塔希尔·伊本·侯赛因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麦蒙任命他为东方省总督。公元821年后，独立自主的塔希尔王朝在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地区建立，标志着伊朗本土政权也日渐兴起。由于统治地区幅员辽阔，阿拔斯王朝统治的支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由帝国各个行省的总督所建立的社会控制网络，另一个则是中央的官僚机构，负责与这些行省的官员相对接。这些总督在各自行省负责当地税收的征缴工作，扣除军事开支以及行政开支等费用后，将剩余的部分交给中央。虽然在初期，中央政府的运转良好，但是总督所掌握的权力是很大的。阿拔斯帝国在这一点上与伊朗安息王朝时期的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新思想的迸发以及在广阔的帝国境内新旧多元的思想文化相互交流，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让伊斯兰文明显得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与此时的欧洲大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拔斯王朝接纳了伊朗的政治制度、官僚体制、文化服饰以及娱乐活动。3伊朗的文学艺术对阿拉伯文化也产生了影响，具体表现在建筑风格上。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的许多建筑都是由波斯建筑师建造的，甚至这座城市的圆周形设计都是仿照萨珊王朝法尔斯地区的王城而建造的。阿拔斯王朝的建筑风格偏向于伊朗萨珊时期的建筑范式，而此前的倭马亚王朝则倾向于拜占庭式的建筑模式。阿拔斯王朝时期，波斯人在中央机构担任要职，成为帝国实际的管理者，这使得波斯人的政治势力逐渐强大。在地方上，在伊朗高原崛起的萨法尔王朝和哈里发分庭抗礼，一度威胁到了帝国首都巴格达的安全。在此之后，哈里发有意压制和平衡波斯人的势力，任命了突厥人担任禁卫军首领和伊朗东部地区的总督。在哈里发政治平衡术的作用下，突厥游牧部落得以崛起，突厥部落开始大规模从中亚进入伊朗，并逐渐取代了伊朗本土政权的统治。突厥人统治伊朗也是其波斯化的过程。统治阶层接受了伊朗文化和传统，波斯语成为其宫廷语言。达里波斯语也因此从伊朗东北部地区传播到了伊朗大部分地区，并随突厥人的扩张而远播到其他地区。二、伊朗历史文化延续性的若干体现倭马亚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开始推行阿拉伯化政策，将阿拉伯语定为官方语言。公元697年前后，伊朗人开始学习和使用阿拉伯语。毫无疑问，在被征服统治的过程中，伊朗先前的文化传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很多图书馆、经学院和普通学校所收藏的书籍经卷都不复存在。一些学者将其中一部分翻译成了阿拉伯语，这些文献才得以保存并流传于后世。阿拉伯化运动让祆教信仰在伊朗逐渐衰微，但伊朗人的“伊朗意识”并未因此而磨灭，他们仍然尽可能使用波斯语，口耳传诵伊朗历代国王的故事，成为此后波斯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与灵感。不同于埃及和亚述，伊朗在交往过程中的确受到了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但伊朗文化并未式微，反而在文明交往的历史进程中融合了阿拉伯与伊斯兰元素，在此基础上不断整合与创新。这种文化的包容性与韧性使伊朗文明在多次外来征服后能够重新焕发生机。阿拉伯帝国的征服是伊朗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伊朗伊斯兰化的开始，而伊斯兰化则是伊朗文化传承与转变的有机统一。阿拉伯人的征服把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教带进了这片土地。随着新统治的确立以及阿拉伯士兵的定居，伊斯兰化也悄然开启。在伊斯兰教教义中提到，以任何方式伤害或虐待基督徒或任何“有经人”是被禁止的。先知穆罕默德曾给予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特殊的宗教照顾，允许这些非穆斯林通过缴纳人丁税即可获得伊斯兰教的承认并被保护。但是，这一政策主要针对基督徒和犹太人，伊朗的祆教教徒处在这一政策的“灰色地带”。在征服之初，祆教教徒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宗教宽容。随着征服接近尾声，阿拉伯帝国统治者在宗教政策上逐渐给予了伊朗人同样的宽容与克制。由于伊斯兰教与祆教在教义与戒律上有着很多类似之处，因此伊朗人接受伊斯兰教并非难事。许多伊朗的贵族和地主为了避免缴纳人头税，纷纷皈依了伊斯兰教。但大多数伊朗人在此后几个世纪都仍然保持着非穆斯林的身份。得益于阿拉伯人的征服，在改朝换代以后，伊朗底层民众不再背负森严等级下的枷锁，相对公平的伊斯兰秩序也强调了穆斯林对于穷人的道德责任，庶民的税负相较于前朝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减轻。从埃兰王国到古波斯帝国的建立，再到阿拉伯人的征服，从伊斯兰时代再到现当代，都存在着文化传承与历史延续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是反复出现的。伊朗文化究竟是否从古到今都是一脉相承的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如同中华文明和犹太文明一样，数千年的伊朗文明具有历史的连续性，伊朗历史是一部前后延续、内外相连的文明交往史。古波斯三大帝国一千多年的统治所建立起的君主制和祆教文化在萨珊王朝时期发展到了顶峰，然而却在被伊斯兰文明征服以后将近两个世纪销声匿迹。伊朗的祆教文化虽然逐渐式微，但取而代之的是伊朗化的伊斯兰文明，因此伊斯兰化时期伊朗的文化仍然得以延续。在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化的政策导致伊朗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直到阿拔斯帝国时期，伊朗人逐渐实现了伊斯兰化，并且参与了帝国的管理与治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伊朗文明前后的文化传承并未完全中断。从细节上看，伊朗伊斯兰时期前后文化一致性有三个表现：伊朗拜火教里最高神是无色无味无形的永恒存在，同时也是至慈至善至智至惠的造物主，与伊斯兰教的最高神存在某些的相似性；在前伊斯兰时期，伊朗贵族和大官夫人和妇女都是黑衣遮身，盖头遮脸遮头，在伊斯兰时期这种衣着打扮更加普及和流行而已；在671年之前，伊朗的绘画、雕刻和雕塑都避免和忌讳刻画男女性别特征，与希腊雕刻雕塑大力表现男女性别之美截然不同。这种艺术风格和流派在伊斯兰时期更加强化和深化而已。伊朗文化最为重要的因素——语言并未因此而被磨灭。阿拉伯帝国所征服的地区中，许多地方的本土语言都被阿拉伯语所取代，例如埃及和亚述。然而，伊朗的波斯语却在被征服后得以存活。新的波斯语是以安息王朝与萨珊王朝时期所使用的巴列维语为基础，利用阿拉伯字母进行拼读，在历经两个世纪的过渡和演变以后得以重新焕发生机，一直到今天仍然被伊朗人所使用。自公元11世纪以后，波斯语就没有再出现大的变化，那个时期波斯诗人所书写的诗歌放在当代，依然可以被今天的伊朗人所读懂，时至今日依旧作为民族文化的经典被学习和研究。因此，伊朗人得以继续说波斯语，并用阿拉伯字母拼读自己的语言。伊朗历史文化延续性最为显著的表现是波斯诗歌的传承。诗歌本身就是伊朗的民族记忆、语言、历史和文学的精神纽带。菲尔多西（934—1021）的不朽名篇《列王记》正是诞生于这段波斯语过渡的历史时期，6万行的诗歌中包含了许多在伊朗家喻户晓的英雄故事和历史典故。今天，伊朗有许多表演艺术家会选用菲尔多西的《列王记》中的片段来进行演绎，表演形式类似于中国的评书。伊朗人热爱诗歌，通常写诗的时候也会引用他作品中词句。这部作品对于伊朗人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在这部耗时长达三十年完成的诗歌作品中，菲尔多西对于伊朗历史上的英雄和帝王形象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他在作品中尽可能地保留了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伊朗文化，目的是让伊朗人世世代代都能够知道这些早已被磨灭的民族历史记忆。值得注意的是，在菲尔多西生活的年代，阿语词汇在日常交流中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书面语，而《列王记》则是用较为纯正的波斯语写成，尽可能避免使用阿拉伯语词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菲尔多西的作品使波斯语重新焕发生机，伊朗传统的历史文化借由这部伟大的作品得以广为流传。伊朗伊斯兰化的过程也是伊斯兰教伊朗化的过程，伊朗人有乐于接受伊斯兰教的一面，也有民族主义的情绪。伊朗伊斯兰化把伊朗并入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伊朗化把伊朗与其他伊斯兰教国家区别开来，伊朗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融入伊斯兰教，伊朗的民族本性和传统文化也改变了进入伊朗的原生的伊斯兰教。伊朗文明在与阿拉伯文明交往互动过程中，以本土文化为基础取长补短、求同化异，实现了冲突与整合、继承与创新、民族性与普世性的辩证统一，从而摆脱了被征服者同化甚至文明消亡的历史命运。此后，伊斯兰教什叶派在伊朗逐渐确立了其正统地位，并且对伊朗的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塑造了伊朗的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三、“伊朗意识”的形成与强化从651年萨珊亡国到1501年萨法维王朝建立，伊朗中世纪八百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演变规律主要体现在外来的游牧民族周而复始的崛起、入侵、统治以及衰落，有些王朝甚至来不及改革就被推翻和消灭。针对这种周期性的文明兴衰与朝代更迭现象，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曾提出过文明兴衰理论来加以解释，但这一现象所形成的原因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概括。游牧民族通常都自认为其具有原始性的军事优势，而宫廷则是道德堕落与沦丧之地，腐化了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例如，一位阿拉伯学者曾指出，其不否认伊朗人的确对阿拉伯人生活产生过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是恶劣的。因为伊朗人将集权专制的体制与统治政策强加给了阿拉伯人，并且阿拉伯统治者因此而学会了吃喝玩乐、穿着打扮，学会了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学会了纸醉金迷、骄奢淫逸。当然，这一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至少反映出伊朗文化对于统治者仍然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自阿拔斯王朝以降，统治伊朗的游牧部落所建立的王朝之所以会周期性地由盛转衰，这是诸多因素所造成的。这既有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客观原因，也与其竭泽而渔且不计后果地增加税赋有直接的关系，并且还与其土地使用制度紧密相关。从地理的视角来看，丝绸之路的繁荣一方面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贸易，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游牧民族的侵略和掠夺。伊朗尤其是呼罗珊地区，由于其处在东西方文明交往的核心区域，这既带给了这一地区巨大的经济和文化优势，也导致了伊朗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具有脆弱性。从税收的角度而言，帝国的官僚阶层利用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而统治者则将贪腐的成本与代价原封不动地转嫁给了农民。但是，统治阶层倾向于掠夺性地向农民征收苛重的地租，直接的后果就是农业生产力的迅速下滑，引起农民的不满与反抗。从土地制度层面来看，改朝换代的时候，统治者将没收而来的土地授予给官僚阶层和军队作为其收入来换取忠诚，这种制度被称为伊克塔制。这一制度的后果往往造成了土地世袭与私有，行省总督手中的权力大到足以宣布独立甚至接管整个国家，从而演变成封建割据与国家分裂。这些因素对于这些王朝由盛转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伊朗伊斯兰化的深入，乌莱玛阶层经常被视为是历次危机中权威的仲裁者。伊斯兰宗教阶层对于伊朗社会各方面的影响逐渐显现，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事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此外，几百年间伊朗士大夫身上所具有的坚韧与智慧。这些人兼具学者与官僚双重身份，他们崇敬伊朗的历史文化，保有自己的民族情结。因此，他们完全可以跳脱出担任高官的口是心非与虚与委蛇，或是去拥抱自己的爱与田园之梦，或是投身于宗教神秘主义，或是醉心于设计华丽的宫殿和清真寺，或是沉浸在数学、天文、医药的学问之海。然而，这些人在一轮又一轮的危机中挺身而出，不计毁誉用自己的才智为征服者服务，并最终得以将征服所带来的破坏控制到最低限度，让伊朗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以及思想成果不至于被彻底毁灭，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笔者认为，伊朗历史与文化得以在游牧文明交替统治之下得以延续与传承的历史根源在于伊朗在萨珊朝就逐渐形成了“伊朗意识”，并且在被征服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其演变也同样具有周期性。阿达希尔的崛起与萨珊王朝的建立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与伊朗特色，这同此后伊朗所爆发具有宗教色彩的革命相互呼应。只不过此后随着阿拉伯人的入侵以及伊朗的伊斯兰化，伊斯兰教取代了祆教成为了伊朗文化的核心要素，对政治发展也展现出了更为强势的社会影响力。阿达希尔从建立萨珊王朝之初就下定决心，新的王朝要以新的气象来维护自己的统治，重塑统治的合法性。与安息王朝发行的硬币主要使用希腊文字不同，萨珊朝无论是铸造的硬币还是篆刻的碑铭主要使用波斯语文字。硬币背面印有祆教神庙图案，意在凸显萨珊王室的波斯血统以及王权与祆教的紧密联系，彰显伊朗文化的主体性。这种模式体现在一个新兴的统治者在夺取权力、获得统治合法性的过程中，都势必要借助宗教权力和影响力，宣扬自己的胜利正是神的决定，也是在神的授意下进行统治。此后的伊朗历史，这种历史现象屡见不鲜。这一系列的举措，都意在将王权与教权作某种程度的结合来加强统治。萨珊时期的碑铭也是最早提及“伊朗”的实物材料之一。“伊朗国王的土地”（Iranshahr）这个词也同样出现在了早前的祆教经典《阿维斯陀》以及阿达希尔登上王位后铸造的硬币上。通常意义上认为，这是萨珊王朝将自己统治的领土称之为“伊朗帝国”，以此宣示自己继承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法统，强调这种一脉相承的文化联系。一些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将此解读为阿达希尔企图恢复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伊朗的疆域，并且将萨珊与罗马之间的战争与此联系在了一起。但在此时，显然“伊朗”这个词所指代的内涵并不确切，指代的地理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萨珊王朝的统治地区内。同时代的文物中所出现的“伊朗”一词有的时候也指的是操伊朗语的伊朗语族所在的地理区域，此时其所指代的是地理概念；而有的时候则象征并不太确切，或是指代族群而非领土边界，或许也会把两者都包含在内。更为重要的是，除了“伊朗”这个概念外，还有“非伊朗”（Aniran）这一概念的出现，出自沙普尔一世时期的铭文之中，用以指代包括叙利亚、西里西亚和高加索等地区。在萨珊王朝时期其表示的是“非伊朗的领土”或“非伊朗人”（非雅利安人）。在一般意义上而言，“Aniran”表示不说伊朗语的地区。从贬义的意义上讲，它表示“伊朗的政治和宗教敌人”。这两个词最先出现于宗教经典以及碑铭之中，逐渐演化成为领土范围以内的政治概念，用以塑造政治和文化上认同。这时的伊朗所指代的就不仅仅是从血统上而言，而是对于伊朗祆教宗教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认同与遵循与否。其背后包含着强烈的伊朗国家与文化的认同感，或许此时已不再是指以法尔斯地区为中心的伊朗认同，而具体的含义远不止于此。当然，阿达希尔不可能凭空创造出这个概念，而是基于维护王室至高无上权威的长远考虑。为了达到目的，其势必需要用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触发对于这块土地饱含情感的人民的情感共鸣，从而获取普罗大众的伊朗人的支持。此举无疑可以把统治的触角真正扎根于这块土地，触及到伊朗高原上的人民，融入到伊朗传统的政治文化之中。“伊朗意识”的强化与延续也为中世纪伊朗文化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塔希尔王朝建立的前后，伊朗各地相继出现了多个王朝。这一时期，萨曼王朝和白益王朝的统治者都自称为萨珊王室的后裔，承袭了萨珊王朝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倡导伊朗的传统文化，资助伊朗学者研究和创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文化成就。萨珊王朝灭亡以后，大批萨珊贵族逃往了伊朗东北部呼罗珊地区和河中地区。萨珊朝时期的巴列维语在与呼罗珊地方语言融合以后，使得波斯语逐渐发展到了新的阶段。由于波斯语的发音与阿拉伯语不同，因此，新的波斯语在阿语字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四个字母。伊朗地方政权统治时期，波斯语得以在王室宫廷中使用。因此，新波斯语也被称为达里波斯语。萨曼王朝的建立者是伊斯玛仪·本·艾哈迈德，自称是萨珊王朝国王白赫兰六世的后裔，而白赫兰六世又是安息七大世族之一，萨曼王朝的正统性也因政治宣示而得以凸显。虽然萨曼王朝统治核心位于中亚，只占据了伊朗的部分地区。但从王朝中期开始，统治中心逐渐从中亚转移到了伊朗东部。毋庸置疑的是，萨曼王朝为发展伊朗—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巨大并且深远。萨曼王朝的统治者公开颁布法令宣布波斯语为官方语言，用阿拉伯语字母拼写而成的达里波斯语得以成为书面语言。这一时期是新波斯语文学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诞生了许多波斯语诗人，对于伊朗文化的发展贡献良多。在统治者一番重农兴业的举措下，萨曼王朝统治呈现出政治清明、经济兴旺、文化向荣的中兴局面。萨曼王朝是中亚最后一个伊朗语族所建立的王朝，在中亚传播了伊朗文化，使得萨珊王朝的历史传统得以延续。945—1055年，坚信什叶派教义的白益王朝以法尔斯地区设拉子为首都，公开纪念什叶派的各种节日，使什叶派在伊朗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教。信奉什叶派的白益人不仅重视什叶派的宗教文化的弘扬，也重视伊朗古代文化的传承，这与之前的伊朗本土政权具有相似性。白益王朝的统治者也将自己的家族的血统与萨珊王朝的后裔相联系。这些王朝的统治者基本上皈依了伊斯兰教，加速了波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融合。这几个王朝既有伊朗文化的特色，也有伊斯兰主义的特点。突厥人取代了白益成为伊朗新的统治者后，一方面使中亚突厥部落大批进入到高加索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地区，这些地区的突厥化冲击了拜占庭帝国，为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塞尔柱历任苏丹为了避免突厥游牧民对于农耕的破坏，采取措施防止这些突厥人迁居到伊朗南部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而是怂恿这些突厥部落前往高加索和小亚地区定居。由于塞尔柱王朝的波斯化，伊朗的制度文明也随着塞尔柱人的扩张而得以在这些地区传播。旭烈兀的曾孙合赞汗在位期间，实行了全方位的伊斯兰化改革，合赞汗借由改革铲除了保守派的政治威胁，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1295年，合赞汗率领伊朗全体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人数多达10万。什叶派一度成为伊儿汗王朝的官方宗教。当时的伊朗基本上实现了伊斯兰化。在伊朗文化和伊斯兰教的影响下，蒙古人的生活方式逐渐由游牧转向融入农耕社会，统治方式由野蛮残暴转向了文明化，这也是其维持统治的必由之路。伊斯兰化改革使蒙古人的统治本土化、地方化和伊朗化，推动了伊朗文化的再次复兴，也让蒙古人逐渐与波斯、突厥、阿拉伯等多民族相互融合。伊尔汗国的统治者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就如同之前的希腊、阿拉伯和突厥人一样，逐渐被波斯化并融入到了伊朗文化之中。应该来说，合赞汗统治之下的伊尔汗国，堪称蒙古统治最优秀的典范。合赞汗的宰相拉施都·丁是一位具有犹太血统的波斯学者，其著述了第一部具有世界通史性质的《史集》。经过近一百年的战争破坏，伊尔汗王朝进入了短暂的和平与繁荣时期。四、结语在著译伊朗历史的过程中，笔者认为伊朗历史的发展演变有许多随机的迂回曲折，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并未循着正常有序的设计去演进，周期性地受到外来入侵等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从微观视角来看，诸多事件更迭繁复、杂乱无序，但从宏观角度来审视，伊朗历史具有一条脉络清晰的发展规律。最为显著的是，国家崛起与宗教信仰强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无论是祆教还是伊斯兰教什叶派，政教合一的过程中客观上也形成并强化了伊朗各民族的“伊朗意识”。伊朗是一个文化昌盛、商业繁荣并且人才辈出的区域性帝国，同样也是与周边邻国交往互通的沃土。“伊朗意识”不仅仅是强调伊朗文化的主体性与特殊性，而且对外来征服者的统治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因此使伊朗文化在融合与转变中得以传承和延续，对于伊朗国家统一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从伊斯兰文明征服到萨法维王朝崛起的数百年间，伊朗主要是作为文化实体而不是统一的政治实体存续下来，这不仅是由于地理和生态的原因，还在于波斯语的流行和伊朗文化的生命力。在9世纪初，伊朗虽然采用了阿拉伯字母，但伊朗文化的核心依然保留了很多重要的文化范式、神话传说和历史记忆。从公元前2000年印欧的游牧部落首次进入伊朗高原开始直到20世纪，不论是通过暴力征服还是和平的方式，伊朗接纳了众多不同种族、文化和语言的族群，成为了多元族群的共同家园。尽管在过去两千五百年中，伊朗长期处于政治上的不稳定状态，但伊朗仍然是一个以其本土特色为特征的文明中心，并被其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所公认。伊朗文化并非一成不变，伊朗文明是在交往中形成，在交往中发展和传承。作为文明的“底色”，伊朗的原始文化历史悠久。在伊朗高原生活的部落居民与两河流域的先民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从基因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当今伊朗人的基因保持着相对稳定性，这有可能说明雅利安人在人数上相对于先前在伊朗高原原住民而言处于相对少数的位置上，基因的影响力较小。但先前定居的民众普遍地接受了雅利安人的文化，使其成为了主流。伊朗是民族迁徙的走廊，雅利安人的文化构筑了伊朗文明的“本色”。定居人口与游牧部落之间的交往互动也是伊朗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被游牧民族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伊朗的文化的韧性使其仍保有“伊朗意识”，其文化传承也并未完全中断。总的来说，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安息王朝、萨珊王朝将近一千三百多年历史是本土伊朗化的历史阶段，祆教、摩尼教、基督教在伊朗发展与传播，对于伊朗历史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祆教信仰构筑了伊朗古代文明的思想根基。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为伊朗带来了伊斯兰教，7世纪到10世纪是伊朗伊斯兰化的历史阶段。以萨曼王朝建立为标志，伊斯兰教开始了伊朗化，前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伊朗本土的学者接受伊斯兰教，通过阿拉伯语、波斯语传播和弘扬伊斯兰文化，为阿拉伯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催生了波斯文明的复兴，此时“复兴”就已经带有伊斯兰色彩。伊朗学者用伊朗人的历史观、哲学观来研究、解读、传播伊斯兰教。波斯语一度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语言。第二阶段是以1501年萨法维王朝建立为标志，经过两百多年的建构，形成了独具伊朗特色的伊斯兰教，基本上完成了伊斯兰教伊朗化。伊朗人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伊斯兰文明也因此成为了伊朗文明的核心要素。近现代以来，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交融成为伊朗觉醒与复兴的动力。当代伊朗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历史机遇和各种资源，在中东地区扮演着更为重要的大国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