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史学月刊》2012年第10期。全文如下：

围绕着伊朗核问题引发的海湾危机，这两年有愈演愈烈之势。美国对伊直接施压，欧盟的制裁也在帮腔，而以色列更是“口吐狂言”——“没有美国参与也可以单挑伊朗”。伊朗危机箭在弦上。为什么以色列如此热衷于对伊动武？它与伊朗到底存在着哪些不共戴天的怨仇？本文拟就此略陈管见。

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复杂，包括历史、文化、地缘政治等几个方面，它同以色列一样都是民族历史积淀很深的国家。早在2500多年以前，以色列的犹太民族和伊朗的波斯民族就生活在中东地区。公元前1000年，以色列王大卫统一了那些各自为政的部落，在耶路撒冷建都。之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兴建了圣殿，带领王国民众建设王国，使以色列王国的发展在当时的中东地区处于领先地位。所罗门之后，国家就出现了分裂，原王国分裂成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公元772年，以色列王国被亚述王国所灭；公元前586年，犹太王国也被新巴比伦王国吞并。灭亡后的犹太王国民众和犹太王被押往巴比伦成为被人奴役的奴隶，史称“巴比伦之囚”。

公元前2000年，当时波斯人在中东生活的地方，就是现在伊朗所处的位置，也就是说，伊朗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统治这块土地。公元前550年，当时的波斯部族首领居鲁士，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波斯帝国，使波斯人完全成为了这块土地的主人。公元前538年，居鲁士领导的波斯人征服了巴比伦帝国。他开明大义，释放了 “巴比伦之囚”，让他们回到故土，并鼓励他们重建圣殿。居鲁士的所作所为正好与犹太人传说中的救世主巧合，居鲁士因而被犹太人尊称为“涂圣油的王”。接下来的400年时间里，统治这里的除了波斯人之外，还有古希腊人。犹太人生活在故土，一定程度上讲，过得也算安逸，也享有较自由的权力。居鲁士作为“巴比伦之囚”的解放者，既成全了犹太人，也在一定意义上成全了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家。从公元前60年起，这里逐渐被罗马人所控制。为了摆脱罗马人的统治，犹太人进行了多次起义，但由于力量的悬殊，虽然历经了4年的艰苦战斗，犹太人还是被罗马人给征服了，第二圣殿也被焚毁。国破家亡，犹太人开始过起了颠簸流离的生活。

随着流离在外的犹太人遭到的歧视和迫害越来越严重，加上他们当初想融入当地社会这一想法的破灭，于是，19世纪末，在欧洲首先兴起了一股犹太复国主义思潮一直是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生活支柱。1897年，西奥多·赫茨尔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他认为“在巴塞尔我创建了犹太国”。赫茨尔是一位奥匈帝国的记者，出身于犹太裔，为了创建犹太国，早在1895年，就表达了犹太人向“应许之地”迁移的主张。之后，他写下了《致罗施柴尔德家族》小册子，即《犹太国》的提纲，并推介自己的迁移计划，明确迁移的目的地是巴勒斯坦。赫茨尔通过信件来推动犹太复国运动，在犹太群众中产生巨大影响。1896年，他被维也纳的犹太复国主义学生组织承认为领导人。1897年，他出版犹太复国运动的宣传喉舌《世界》周刊。由此看出，为了创建犹太国，西奥多·赫茨尔是认真地做了前期准备工作的。

在复国主义思想的感召下，众多的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这片曾经的故土，但曾经的故土已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返回这里。为此，双方围绕着回归与反回归发生过多次流血冲突。

客观地说，犹太民族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在他国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多次被迁徙、被流散、被驱逐、遭奴役，尤其是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被德国纳粹杀害，更给犹太民族增添了无穷的悲愤。他们渴望自由、渴望尊严，因而，想有自己的国家，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947年，鉴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和平努力受到挫败，加上犹太人复国的理念也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于是，联合国成立了“巴勒斯坦专门委员会”，来讨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问题。这年11月，联合国大会表决了《1947年联合国分治方案》，并通过决议：将巴勒斯坦地区分为两个国家。以色列接受了该方案，但阿拉伯国家联盟断然拒绝。故此，1948年５月14日，以色列国正式宣布成立。

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国家拒绝承认，不到24小时，5个阿拉伯国家（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埃及和伊拉克）的军队入侵了这个新国家。战争断断续续打了一年多，于1949年7月，以以色列停火线为基础分别与接壤的阿拉伯国家签订了停战协议。但此后由于阿拉伯国家从内心里还是不愿接受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又爆发了4次中东战争。

此时的伊朗，国内也发生了变化，摩萨台倒台后，巴列维国王逐渐掌握了伊朗的实权。巴列维国王从以色列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尽管他不想得罪这些阿拉伯国家，但作为“异类”的以色列，其成功的国家建设经验又使他对以不能割舍，梦想实现伊朗的现代化和恢复波斯帝国，需要得到以色列的帮助。因而，在阿以冲突时保持中立。并且，伊朗还想着通过以色列，铺设一条和美国发展关系的道路，在实现自己现代化的目标上争取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另外，想依靠以色列的能力，去牵制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也是伊朗想与以色列保持良好关系的另一种企图。而以色列也明白自己在中东这个地区势单力薄，建立与伊朗的良好关系，既可以使自己摆脱孤单，也可以借助伊朗石油资源发展自己的实力。于是，心照不宣的双赢，使两国关系的发展，走得很热络。这一时期，两国人员往来不断，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如本·古里安、梅厄等也都访问过伊朗。在合作上共同遏制纳赛尔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拉克的地区霸权野心等，并通过伊朗把伊拉克境内的犹太人转往以色列。以色列还帮助伊朗建立和训练特务机构“萨瓦克”，并进行军事和情报合作，经济上也给予支持。

1975年，伊朗从美国和西德一口气购买了8座核反应堆，试图依靠美德技术发展核武器。但美国人对于巴列维的心思也进行了提防，在提供给伊朗的技术资料中，事先进行了处理。巴列维的目的没有得逞，无奈之下，他又把目光转向巴基斯坦和以色列。1976年，以色列答应了巴列维的请求，但要求伊朗必须做到：不允许再同巴基斯坦在核技术上联系；必须对美国严格保密。巴列维为了尽早实现目的，就爽快地答应了以色列，并派亲信图凡尼扬前往以色列签署了秘密合作协议。这项代号为“鲜花工程”的计划主要包括三大内容：以色列接受伊朗留学生到迪纳莫核反应堆进行培训，两国共同从事核武器开发及核弹小型化研究；两国在以色列伽伯列反舰导弹基础上研制一种射程约200公里的巡航导弹；以色列向伊朗提供现有杰里科—1型弹道导弹的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一种可携带核弹头、射程达1500公里的导弹（陈肇祥：《以色列曾帮伊朗造核弹设计图纸装满集装箱》，《环球时报》，2006年11月2日第13版）。伊朗官方甚至提前为这种导弹选定了名称———“居鲁士大帝”。但这项“鲜花工程”，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也最终夭折。

1979年1月，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西方的巴列维国王，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对以色列从来“不感冒”，这位后来成为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领导人，早年在国外流亡期间，就抨击巴列维，呼吁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兄弟团结起来，反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他反对伊以两国友好，认为以色列是伊斯兰世界的毒瘤，必须铲除，否则后患无穷。在霍梅尼看来，以色列不过是西方殖民主义在中东的工具。他认为：“殖民主义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企图消灭伊斯兰民族和伊斯兰国家，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正在包围伊斯兰各民族，掠夺他们的财产和自然资源。”（王新龙：《以色列与伊朗的恩怨情仇》，《当代世界》2007年第4期）因此，他提出伊朗“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并坚持“用伊斯兰的思想和知识教育人民”。伊斯兰革命使伊朗和以色列的亲密关系画上了休止符，两国的外事交往停止，驻外机构撤离，合作项目也就此中断。伊朗在霍梅尼统治下，完全抛弃了巴列维亲西方的政策。霍梅尼要求在国家生活各个领域推行彻底伊斯兰化，提出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口号。在霍梅尼看来，伊朗的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与道德失序，都是受西化毒害的结果；唯有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才能建成一个更美好、更高尚、更和谐的伟大社会。为此，他号召伊斯兰世界要铲除以色列这个“毒瘤”，用伊斯兰教在精神上支持伊斯兰世界。

令人玩味的是，尽管伊朗在革命后一直仇视以色列，但它又离不开以色列。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朗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境地，缺少支援，战争物资面临短缺。此刻，以色列好像看到了与伊朗修复关系的契机，就向伊朗输送军火，来显示朋友的大度和真诚，力争博得伊朗的好感，来重新恢复两国的友好关系。当然，以色列这样做有自己的企图，就是希望借伊朗力量平衡伊拉克，不希望萨达姆称霸中东。然而，两伊战争期间，伊朗虽然购买以色列的军火，但霍梅尼的反以思想并未妥协，对于巴解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反以行动继续给予积极支持，还与叙利亚密切合作，坚持反以统一战线。以色列对伊朗的所作所为非常气愤，曾经抱有的一点幻想也彻底熄灭了。从此，以色列与伊朗的关系渐行渐远，直至反目为仇。

通过多年的浴血奋战和迂回曲折的外交努力，以色列终于在中东地区站稳了脚跟，即使是老冤家巴解组织也在现实面前渐渐失去了曾经具有的强硬，到上世纪90年代，以色列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1993年，在国际社会的斡旋和调停之下，以色列与巴解组织签署了《奥斯陆和平协议》，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持续几十年的对抗冲突开始进入和平解决的新阶段。但伊朗不接受《奥斯陆和平协议》，认为协议是“不公正的、傲慢的，归根结底是荒谬的”（王新龙：《以色列与伊朗的恩怨情仇》，《当代世界》2007年第4期），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谈判是不可能实现真正和平的。因而，伊朗态度明确地要求解决诸如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占领问题等一系列历史问题。本来对协议描绘的未来图景还抱有希望的以色列，被伊朗来了个当头棒喝，愤怒中把伊朗看做是“最危险的敌人”。

继巴以和谈之后，伊朗核问题又成为以色列和伊朗两国关键性的节点问题。以色列自己已经拥有核武器，但为了减少生存的危机，它绝对禁止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朗拥有核武器。所以当伊朗重新启动巴列维时期的核计划时，它强烈反对伊朗重启核计划，并动员美国和欧盟等向伊朗施压，逼迫其放弃核计划。然而，美国和欧盟对伊朗的施压，能否起到作用，以色列心里也没底。于是，以色列一方面为伊朗拥有核武器后，给自己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而深感焦虑；另一方面又暗下对付性措施，如果美国和欧盟的施压无法阻止伊朗核武器计划，以色列就将单方面动用武力，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伊朗似乎也看明白了以色列的心思，不甘示弱，明确警告以色列，如果袭击伊朗核设施，必将摧毁以色列的迪莫纳核基地，并让“这个犹太国家在地球上不复存在”。

其实，伊朗与以色列并没有什么无法释怀的仇恨和矛盾，只是这两个国家间的关系夹杂太多的他国因素而无法脱身。从根本上说，伊以之间的矛盾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对立表现，伊朗是伊斯兰世界的激进代表，它把以色列看成是西方世界在中东地区代言人；伊斯兰世界里普遍认为以色列强占了大片的巴勒斯坦的土地是西方在伊斯兰世界的代理人。伊朗反以不仅仅是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更是通过反以色列这个西方代理人，来反对西方霸权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和干涉，破坏中东的和平与安宁，进而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从历史渊源和生存发展看，以色列并不想与伊朗为敌。我们真心希望有朝一日这两个曾经友好的国家能够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