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全文如下：

纵观世界历史，伊朗与中国在近代化的历程中有着诸多相似，面对西方殖民帝国从多个方向带来的压力，二者都曾面临如何从一个传统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挑战，同时在面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时又抱有一种半殖民地状态下特有的“暧昧心态”。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作为现代伊朗的前身，位于近东的波斯相较于处于远东的中国，在更早的时刻就遭受了西方列强所带来的现代性冲击，进而导致传统帝国的瓦解相当彻底，甚至经历了从“波斯”到“伊朗”这样断裂性的变革。基于传统的历史书写，处于欧亚大陆中心的波斯一方面承受着亚欧之间东西方异质性文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在19世纪初叶便遭遇到俄国南下与英国西进的双重挤压，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正是在这样一种冲击和挤压之下，波斯沦为西方列强拉拢与争夺的对象。但是若从观念建构的视角入手，近代波斯同样也是观察和研究近代中国变化发展的重要参照。

如果说波斯和中国两大文明古国最早的联系是依托古代丝绸之路建立起来的，那么，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与波斯则是通由欧洲殖民扩张道路以及不断激荡的内部改革联系在一起。所以，要想在丝绸之路已逝的荣光与当下“一带一路”战略崭新的未来之间实现接续的可能，对近代中国波斯观念生成和演变的历史性梳理就显得十分必要。借由中国之眼观察近代波斯不仅有着以新视角下重新叙述过去的时代意义，而且还有着连接现在进而走向未来的现实作用。以中国的波斯叙事“复原”19世纪以来的大博弈及其影响不仅指向了处于世界历史风云莫测之中的波斯乃至中亚，同时也指向东方的中国。而对观念层面的研究能够将近代中国自身的命运与他者之命运紧密联系，并以不同主体间的关系建构代替单向性的传统叙述，而这种主体间关系的建立本身也是当前“一带一路”战略下实现多方对话与共赢，成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决条件。

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刺激了拿破仑大帝征服印度的野心，与此同时俄国也正在积极寻求欧洲之外的出海口，无论是对于俄法任意一方，作为欧亚大陆十字路口的波斯都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跳板。反观英国，在战略意图上趋于稳健，即守住印度，但面对俄法，尤其是俄国咄咄逼人的态度，也不得不采取挤压波斯固有生存空间的策略以确保阿富汗至印度这一战略纵深的安全。从英国所制定的三种保卫印度的战略设计来看，波斯与其说是其对抗俄国的盟友，还不如说是确保印度安稳的“缓冲区的缓冲区”，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英俄大博弈也由此揭开序幕。在此情境下，波斯无法逃脱19世纪的悲剧命运，于19世纪中叶分别与英俄等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惨遭分割。进入19世纪后期，随着大博弈战场的东移，波斯在夹缝中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并以同时接受英俄“保护”的方式换取到了内部改革的空间，但是19世纪末德国的崛起不仅终结了英俄在中亚的大博弈，还将争夺的战场重新拉回到波斯和奥斯曼帝国，才开始不久的波斯改革也就在内外交困中不得不宣告失败。

反观中国，自19世纪中叶起，同样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被迫接受近代化的残酷进程。而这一时期波斯同样笼罩在大国博弈的阴影之下，也正是相似的悲惨遭遇引发了当时中国社会对波斯的关注。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中国的文献中并不缺乏对波斯的记载，但书写的观感和体例更多体现了“天下中心观”下声教远播的自信，这与19世纪下半页同病相怜的窘迫完全不同。可以说，近代波斯观念在中国的生成是与近代中国的自我生成紧密相关的。近代报刊中对于波斯的记录，囊括了对大博弈局势的观察和描写，以及对于波斯近代改革的跟踪与评价，无一不是中国知识界对于自身社会和政治状况的反映以及反思。无论是关注议题的转移，还是题目和内容的变化，抑或对波斯内政外交的认识，实际上都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改革观念上不断走向激烈，在对世界的认知上逐渐看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殖民面目的过程。

近代中国人的眼中，波斯的历史形象经历了从传统的古代帝国到近代国家的转变，这一观念转变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复杂迂回且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动因和现实情境。对于这一转变的分析，不单只是对当时国内外大事件的关注，更应看到不同阶段观念生成的特点以及与之相关历史叙事的前后铺陈。

（一）洞察与局限：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

中国近代报刊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以《教会新报》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报刊成为国内知识界宣传新知、传播思想的重要阵地。早在70年代初，《教会新报》便敏锐地跟踪到英国围绕波斯对中亚地区的步步紧逼，并尝试揣测英国行为背后的动机。例如《英国至印度波斯中国电报》和《论开地中海波斯海至印度国路》这两篇报道分别介绍了英国铺设电报线以及开通商路的计划，明确将中亚与印度局势的重要性相联系，强调“若此路开通印度国不至生乱”，由此也揭开了英国进一步渗透波斯的序幕。

1869年，国内便有报道介绍波斯向英国学习轮船制造技术，原因是“国中波斯海盗劫甚多之故耳。”且波斯认为“英法美等国为盗者久已无踪，因海面轮船甚多盗无计可施矣。”波斯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用心一目了然。1873年，《教会新报》撰文详细介绍了英国商人路得承管波斯修造铁路、疏浚河道、开发矿产以及关税管理等要务的有关条约细则。在此条约的框架下，英国商人开始牢牢控制了波斯的经济命脉，例如关于修造铁路，“在七十年限内不准他人扰越开路之事”；关于疏浚河道，“未曾种物之田地一经开河开井便耕种，此地应归路得名下，所余利银每百分归波斯国十五分”；除此之外，关于波斯的关税自1874年3月1日起“交路得管理二十五年”。不难看出，波斯国王与英商路得所签订的条款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但国内评价却出乎意料，《教会新报》评论“波斯国君自知国中田地无水以滋灌溉，贸易无铁路以便往来，再知地中深藏宝物徒埋于无益之处，故愿此行一举成富国裕民之大道哉。”同年《申报》亦有文章评论此事，其中一文竟将此事描述为波斯国王与英国商人共论治国之道的“今古美谈”，“然波沙之与路得可谓识英雄于泥淖，定当收效于末路。而路得之与波沙当感其得一知己之恩，必报必忠之义，深愿彼此交勉以成今古美谈不亦可乎。”文章还将英商路得比作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出身的名相管仲和吕不韦，并寄望此举可以成就波斯大业。

19世纪70年代伊始，中国知识界对于波斯与英国之间商务合作的密切关注，一方面反映了在英俄大博弈中，波斯在中亚布哈拉汗国陷落于俄国之后主动向英国寻求帮助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在洋务运动开展多年以后，对逐渐改变了的社会商业观念的自然流露。波斯向英国求助，不仅关系到商业在士农工商这一传统社会结构中地位重组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西学之“用”如何与东学之“体”相对接。而接下来谈到的对于波斯国王访问英国之事国人在认知和态度上的摇摆，事实上体现了中国自身处于转型时期，对于君主在东西方互动中应当处于何种位置的必然争论。

在对波斯的若干报道中经常流露出当时中国对英国的肯定，例如在一篇介绍波斯国王询问英国伦敦地方贸易的报道中，谈及伦敦“至于通商贸易普天之下无一处不交，共实难计数，似此英京各事甲于天下也，谅波斯国王闻之亦应夸其至盛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报道中，波斯国王的一举一动始终是国内知识界关心的重要对象和表述核心，十数篇以“波斯国王游英”为主题的报道发表于各大报刊，对波斯国王本身的评价贬斥多于褒奖，例如《万国公报》曾报道波斯国王游英之后著书立说一事，评价为“大放厥词”，指出其“论无关紧要之事则连篇累牍于书不尽言，论国家大事则以数言敷衍。”但是对于波斯国王出行的目的判断准确，认为其“沿途采风问俗凡有益于波斯者欲效之自兴其国而已。”笔者于前文中已经提到，中国知识界在商业和西方的问题上存在摇摆，进而投影到对于君主言行的评价，即到底是做一个传统王朝的君主，还是一个积极拥抱西方文明的君主。此时的中国，“天下中心观”尚未完全倒塌，因而“中学西用”等观点并不能被完全接受，有关波斯国王“大放厥词”、“论国家大事则以数言敷衍”的负面评价直接反映了知识界关于何为君王典范的讨论，由此也侧面佐证了波斯在中国人眼中仍然只是一个专制王朝。

纵观19世纪70年代，波斯国王两次出访欧洲并先后与英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协约，大量报道正是围绕这一时期波斯与英国紧密的互动而展开的。此时的中国正值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洋务运动的兴起，在遭受英法等列强痛击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占据上风，试图通过向西方尤其是向英国学习以改变自身命运，因而对波斯的关注和表述实际上是对中国自身现状的观念写照：首先是对现实处境的洞察，即海外资源可以加以利用，进而强国，例如对波斯国王与英商立约谋求共同开发的正面评价；其次是在认识上存在局限，这种简单的学习和引进并不能转变为真正的消化和生产，甚至只是为了通过依赖某一个强国而打击另一个强国，实现以夷制夷的目的。而以夷制夷的思想恰恰说明了在观念层面自身主体性的缺失，并且尚未完全认清列强殖民的本质。

反观19世纪末对俄国方面的报道，中国知识界则显得忧心忡忡，《清议报》刊登了题为《俄国侵略波斯》的文章，介绍了俄国对波斯的进攻路线，并谈及俄国对波斯外债和港口的掌控其目的在于“可以遮断由阿丁如印度之路也，此后印度必当更加一层警戒。”进而担心“俄国于亚细亚之根株不益磐固不拔乎……他年全局在握则囊括席卷。”可以说，中国知识界对于俄国的态度与英国截然相反，这与当时的国内外时局吻合，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俄国经略中亚的同时更是觊觎中国的新疆与东北地区，自60年代以来中国已向俄国割让了大片领土，相较于染指中亚只是为了保护印度，对华更重通商贸易、开放租借的英国，毗邻的俄国对于中国的威胁日益加深；另一方面，在中国知识界的理解中，英国不论在制度还是实力上都优于俄国，更值得中国学习借鉴。这一亲英忌俄的价值判断一直延续到第一世界大战结束。

19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已经逐渐意识到波斯深陷于英俄大博弈的泥淖中难以自拔，波斯已是强弩之末。1880年，《万国公报》发表题为《波斯国和英背俄和俄背英》的报道，分析了当时波斯处于英俄两大列强撕扯的境地，明确指出“波斯危矣哉。”1881年，《波斯考略》一文尽管主要谈论波斯古史，但描写到近代同样聚焦到英俄在波斯争夺，并哀叹“王犹寞然不知振作，有心时事者深恐其不能久保无虞也。”同年，《波斯军额》一文重点分析了波斯的兵种和军事实力，基于波斯与俄国兵力的比较同样判断波斯“若不再为整顿恐难当强大之俄也。”在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对于波斯以及中亚的认识也更具整体性，除了视野放宽，最明显的发展是地图的出现，《波斯阿剌伯合图》清晰地呈现了以波斯为中心，西至红海，东到阿富汗、俾路支等地区的地理分布，为国人了解欧亚大陆的格局提供了更直观的材料。

但是随着1884年阿富汗北部边界的逐步划定，中亚腹地英俄的势力范围也随之确定，大博弈的重心逐渐向尚未有明确划分的帕米尔高原转移，南疆和西藏成为新的战场，波斯因此并没有如预料中的一样迅速走向灭亡，而是获得了短暂的休整机会。这一变化也使得国内对波斯的关注进入一个相对的低潮期，更多的目光聚焦到了浩罕、希瓦和布哈拉等中亚汗国，并直接与新疆局势相对应。

19世纪90年代后期，处于新政改革的波斯重新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注意。1897-1899年，多篇报道以“波斯新政”等相关主题介绍了波斯当时的内部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官员吏治、国库财政和贪污腐败等方面，波斯与中国再次经历了相似的历史发展阶段。但是遗憾的是在这类报道中传统的王朝视角依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转变，开篇多以波斯新任国王“励精图治”、“剔除积弊”等传统历史书写方式开头，而对波斯国内现状的描述常用“百姓含冤”、“饿殍塞途”、“卖官鬻爵”等惯用叙事手法笼统带过。由此可见，尽管中国对于波斯改革的观察细致且及时，但在观念上仍未改变传统的王朝观，将波斯的日益衰落与君主贤明与否相联系，推崇自上而下的改良，尚未上升到对政治制度的思考。此外，尽管英俄大博弈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历史语境，但这一时期关于波斯内部改革的观察与描述却始终缺乏与世界格局的关联，这一断裂的观念建构更进一步证明中国知识界的视角虽然意识到国家改革的必要性，却还未摆脱传统帝国话语下的思维模式，在国家制度上的反思不足，而在此断裂的思维框架下便不难理解戊戌变法前后中国知识界对于国家命运的迷茫与挣扎。

虽然对波斯内政的观察未有突破，但对外部世界的把握却更加敏锐与客观，1903年，《英俄互争波斯始末》一文从18世纪上半叶俄国皇帝大彼得征讨波斯谈起，涵括里海、黑海、高加索、印度、阿富汗、呼罗珊等等地区，详细记述了英俄围绕波斯百年来的角力，并对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和参与主体都有准确的描述。这篇文章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对业已结束的英俄大博弈有着及时且全面的了解，并能够对过往形势做出总结。1904年，《波斯湾与西藏》一文进一步将俄国在远东地区与波斯湾地区的局势联系在一起，并预测俄国将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在这一情形下“则俄国失极东实力之日，即失发言权于波斯问题。”俄国战败后，随即便有题为《论俄人战败后与波斯湾之关系》的文章发表，判断俄国在远东失势以后必然会将战略矛头和重心转移至波斯，但却无法战胜英国，“与英人角逐终难望其制胜……俄国之地位如此不亦大可怜乎。”这一系列围绕俄国所展开的报道皆说明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世界格局的积累和判断日渐准确明晰，并在第一时间便能迅速反应，相比以往聚焦于单个主体的表述更具全局观。

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分阶段地对波斯进行持续关注，在英俄大博弈的背景下对波斯的内政外交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描述，但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观念断层，即对英俄大博弈主导下的事件具备明锐的洞察，信息及时有效，鲜有滞后，尤其对于英国主防，俄国主攻的大博弈格局认识清晰；但是对受殖民主义威胁压迫下的波斯帝国内部的刻画和分析却趋于模式化，始终局限在传统帝国的话语表述和概念框架之中，尤其对波斯改革的观察显得空洞和僵化。之所以存在这一观念断层，与近代中国自身的处境不无关系，中国在这一时期所面临的困境与波斯一致，同样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尝试改变国家命运的改革道路，但波斯经验尚未成为中国进行借鉴学习的对象，在哀叹帝国衰亡的同时，“天朝上国”的心态正在瓦解但仍未消除，其根本在于依然将波斯和自身看作是传统帝国而不是近代国家，对波斯的描述无非是古史叙述基础上的延续，具有近代意义的概念生产和历史观尚未成型。

（二）近代化语境下的波斯：20世纪初的波斯立宪

20世纪初的波斯依旧处于内忧外困之中，列强争夺仍是报道波斯的主旋律。但是1904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波斯国古史略》的文章在观念建构上却有了新的发展。该文开篇延续传统的历史书写，谈到公元前6世纪，波斯国王居鲁士消灭犹太国，吞并巴比伦，建立起庞大帝国，居鲁士去世以后，堪拜西子承父业，并使用计策攻克埃及。上述的描写与传统古史叙事无异，但文章随后谈到“堪拜西死后，有一人名梅古斯冒称王弟僭立为王，未数月为七大臣所弑，七大臣既弑伪王遂聚集商议后事。内有一人名为乌达尼作而言曰，今而后波斯当改为民主政和，我等七人之中无一堪为波王者……为今之计当改君主政体为民主政体……可使国人皆有平等之名分利益，人人有国家之责任，不过公举民主以施行之。”这篇文章虽名为“古史”，但通篇以民主政体为核心对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古史展开叙事，并在文章最后谈到“事在主降前第五周之间，其时已有乌达尼者，首倡民主政体之议……今特表之于此，使世之言东方政治者有所殁云。”由此可见，该文实际上采用了古史新考的写作方法，借古言今，借昨日波斯而谈论今日中国，这与当时中国激烈变革的历史书写范式紧密关联，历史学作为提供改革合法性和驱动力的一大工具，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承担了建构民族国家观念的重要任务。所以，一系列崭新的历史书写于20世纪初诞生了，国家、民族、民主等词汇都成为其中重要的概念。同样波斯也逐渐退却古代帝国的标签，进入到近代国家的话语表述之中。

1905年，波斯几大城市的群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罢免宰相、改革内政、召开议会、制订宪法，并成立革命民主组织和志愿部队，波斯立宪革命爆发。1906年，波斯国王被迫让位于太子，罢免宰相，并宣布实行宪法，改国体为君主立宪制，立宪革命取得阶段性成功。在立宪革命爆发之初，国内便有署名为“民意”的作者发表题为《波斯革命》的时评，据《申报》多年以后披露该文作者正是早期的革命党人汪精卫。文章开篇便开宗明义，“呜呼！观波斯之革命证革命必不致召瓜分之祸也，夫革命决不致召瓜分，吾党前已屡言之矣。”可见突然爆发的波斯革命震惊了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而倡导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救亡图存。作者随后细致分析了波斯革命成功的三大原因，“（一）由于波斯革命党之强硬也夫……（二）由于英俄之均势也……（三）由于俄国有内顾之忧也……”从原因分析上看，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能够将波斯国内情状与外部环境相结合，逐渐将此前认识上的观念断层弥合。最后作者感叹“嗟夫！革命潮流自西徂东，若土耳其若波斯皆依次成功，而去回顾神州阴沉如故，敌国外患不足以振其志而反借口以卸其责任，坐视他人力自振拔于危急存亡之中。”作者著文的用意已经一目了然，正是以波斯革命为例，劝诫中国应当走向革命。波斯不再是同病相怜的遥远他者，而首次在观念层面被树立为在近代化道路上走在中国之前的国家，成为近代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针对波斯立宪，中国知识界已经强烈地意识到自身国家的落伍，因此这一时期关于波斯的描述核心就在立宪，但随着对波斯立宪的逐步了解，中国知识界看待波斯立宪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并产生了分化。1906年初，《论波斯立宪》一文便不看好波斯立宪，认为“中国政府亦未知宪法之必要，况乎波斯。”字里行间依旧流露出“天朝上国”的傲慢，对立宪持怀疑态度。1906年，《波斯立宪之评论》一文谈到波斯立宪以后拥有选举权的人群圈定在“一王族、二有爵世族、三僧侣、四世族、五大商、六小商，据以上之表则下等农工皆不与共列矣。”波斯立宪具有的“伪立宪”特征逐渐清晰，但该文却认为“立宪之初选举权限于上流社会乃各国之公例，以后日渐推广则视人民之程度以为衡。”文章后又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谈到“中国此时其尚在明治元年之时代乎，意者亦将又八年而有元老院，又十一年而有府县，又二十三年而后有国议会乎。”文章的主旨是在宣扬循序渐进开展立宪，实际上是在为专制统治找借口，为当时被动的且不彻底的清末预备立宪寻找说辞。同年，《波斯立宪之现状》明确指出波斯立宪只不过是形式上的立宪，而非根本变革，但结论同样趋于保守，认为“波斯积弊已久，改弦更张非一朝夕之故，稍安勿躁亦其宜也。”纵观这一时期的文章报道，这类观点不在少数，与此前革命派的激进言论产生鲜明对比。中国知识界在波斯立宪革命评价上的分歧，本身就是当时国内政治的真实反映。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知识界对于清王朝的信任已经消失大半，但观念上依然存在矛盾，一方面对于腐朽的清王朝极具仇恨，另一方面对于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充满同情，维新派自此出现分裂。进入清末立宪时期，这种分歧已经演变为彻底的分裂，所以才出现了两种价值相悖的评价。革命派视波斯立宪为“革命”，而保皇派却称之为“立宪”，这都说明了对于波斯立宪在表述上是不够清晰的，同时也是被争夺的。

1910年，波斯立宪在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反复干扰和胁迫下走向失败，国会解散，王朝复辟。在此之前便有文章对波斯立宪背后的隐因做出判断，例如《波斯立宪之异论》一文谈到“波斯立宪之宗旨乃波皇欲往俄国借款，俄国不允，故以此献媚。”文章批评波斯立宪实际上是统治者为保全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妥协和权益，并未真正从民众利益出发，却屡屡受制于外部势力。1911年，《国风报》发表评论文章《呜呼波斯之立宪》，对此事盖棺定论，题注中便表明写作的源起“惊其与中国太相类也。”文章详细地介绍了波斯处于王朝末年的窘迫，并不时与中国作对比，例如谈及波斯财政时提到“财源既穷，事事束缚，我国之财政则又如何。”文中另附地图，明确标注了波斯北部的“俄国势力圈”与南部的“英国势力圈”，而波斯所处的中间地区标注为“中立地带”，在作者的观念中波斯已经不复存在或不足为道。在此情境下波斯不得不周旋在英、俄以及兴起的德国等势力之间，为列强巧取豪夺，正因为如此，波斯立宪走向失败实属必然。文章最后的结论落脚在立宪“名不可以假”，强调“改革内治不惟其名，而惟其实。”作者借用波斯立宪的失败教训提醒“中国之政府中国之国民可以鉴矣。”

在上述的时期，波斯立宪成为中国知识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对于波斯立宪的观察不论是任何一种角度都包含着深刻的中国问题意识，对事件和议题的讨论已经上升到观念层面。当时中国正处于晚晴预备立宪阶段，立宪的话题以及背后所涉及的观念正是中国知识界乃至民众所看重的主题和急需的认识，不仅是波斯立宪、俄国、日本、土耳其等亚欧国家同时期的改革实践都成为重要的关注对象，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主思潮的熏陶和感染之下，波斯不再被纳入到传统帝国的范畴，而作为一个在近代化中先行的国家被反复讨论，最终近代中国也迅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转折，即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

（三）对象的转移与议题的丰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波斯

1907年，随着《英俄条约》的签订，两大帝国在中亚的势力范围最终得到确认，近一个世纪的大博弈走向终结。德国在欧洲的崛起，作为这一条约签订的内在动力之一，却使得欧洲的局势再次变得紧张，地处欧亚之间的奥斯曼土耳其和波斯都成为了德国势力扩张的对象。对于殖民势力相当敏感的中国知识界很快地意识到这种新变化。1906年发表的《论德国之于波斯》以及1907年发表《波斯之将来》等多篇文章中都谈到“英俄于谋占波斯权利一事将有所议商”、“德国势力，偶促英俄协商，延而助成波斯之平和者”等类似观点。在新一轮重压之下，波斯的处境可想而知，1912年《波斯之近状》一文便谈到“在一九一一年七月以前，其成绩亦致足惊矣。徒以俄人之干涉，有加无已……不列颠帝国，尤复扬汤止沸，助俄为害。”文章详细地描述了英俄走向联合之后，波斯立宪革命失败，其国内的惨状，此时的波斯已完全被英、俄、德等列强分割，文章感叹“哀哉波斯，楚歌四面。”

但是，在哀叹波斯衰亡的同时，中国知识界在观念认知和关注重心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1914年《波斯之新局面》一文开篇谈到进入20世纪，波斯仍然是一个没有铁路的国家，尽管自1865年以来，英法德奥等多国企业家争相进入波斯修建铁路，但是由于列强博弈，除了10余里的参礼铁路已建成，实际上仍未有铁路。文章进而谈到波斯无铁路的状况将迎来改变，因为英俄德已达成共识，并分别着手修建铁路，文章评价“此不独为波斯交通状态之一大革新，且为波斯列强竞争上现实之新时代。”该文详细介绍了各国在波斯修建铁路的计划和进展，并认为这是列强“经济割据”的开始。1913年《波斯之外债》便已将目光聚焦到了经济领域，文章谈到波斯大举外债，受制于列强，皆因财政紧缺，但指出波斯“其宪兵队及收税吏之制度，诚大有便利于收税，且能使税款增收。”但是“各地方之知事，至今尚以诛求为其唯一之职业，然以此手段获得之金钱，皆入其个人之私囊……然则一有乱事，岁入骤减，亦何足怪。”文章认为波斯若想挽救财政，应当从根本入手，即“平内乱，整吏治。”而如果只是单纯地依赖外债救济，以关税作抵押，别求烟酒利润补缺，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文章最后谈到波斯的现状与当时民国的处境一致，“以吾富源充韧之中华民国，乃与之同病相怜，讵不大可悲乎。”随着第一世界大战爆发，波斯国内的情况更令人担忧，1916年《波斯之现状》进一步将目光深入到波斯的经济建设情况，谈到波斯国土面积两倍于德国，但铁路不兴、医院学校未建，全国甚至无一新式农场，依旧依靠人力，制造业更是不堪，究其原因在于波斯国内买卖官爵和苛捐杂税现象严重。同时波斯国内工人工资却十分低廉，例如割麦工人，“男子工价每日不过一角五分，女子则罕有及一角者。”而织毯工人，“工资较他者工人为优，每日约四角四分而已。”但是要知道“波斯之毯风行天下，大概最上等之毯每方英尺须售洋十元。”在此种情形下，波斯广大民众的生计十分堪忧，对此文章评论“盖一国人民处于苛政之下，宁尚有安乐之言耶。”

在上述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界观念上的继续发展，自中华民国建立以来，中国在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道路上已经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民国肇建的三民主义，民族和民权问题看似得到解决却依然在列强的侵扰下危机四伏，在力保前二者的同时，以经济为代表的民生问题愈发成为首当其冲的关注议题。这一关注对象和重心的转变在对波斯的观察中得到合理的反映，中国知识界继续以波斯为例，警示中国。在这一转变的影响下，文化、地理等更广泛的议题关注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系统性的描述。

1913年，《地学杂志》分四期刊登了长篇译文《波斯高原旅行记》，该文是一篇以旅程为主线的个人游记，描写细致，为国人了解波斯及周边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知识素材。例如在描写波斯首都德黑兰时，谈到“城之东部尚多荒地，有铁道马路纵贯城中，车中男女异座，人口有二十二万，为波斯唯一大都会。”在这里，作者注意到了波斯作为一个伊斯兰社会男女有别的现象，并且在文中多次谈及。另外作者还谈到城中的人口分布及商业情况，“市场皆在城南亦颇热闹，在留白人约八百余。别有阿米尼亚人千余，多受美国教士之教育，故通英语，为波斯帝国银行及印度欧罗巴电信会社所雇用。有教会二又有火教徒数百。商业大势多在犹太人之掌握中。”此外，该文还涉及波斯的地理、历史、建筑、宗教、语言、教育、城镇等大大小小多个主题的描述，所谈之内容皆令人耳目一新，波斯的形象也随之变得丰富立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斯的立场同样受到国人关注，1916年《波斯之现状》一文在最后一部分使用了“波斯人与俄国之感情”作为标题介绍了战争时期的俄波关系。文章谈到每到秋收时期，波斯工人大部分都会迁居俄国做雇工，因为在俄国所获得的收入是在波斯的5倍以上，收获期结束波斯工人再回国过冬。文章进而分析“此次大战中波斯必有助俄之倾向，且波斯人民尤深望俄政府之人治其国可断言也。”在此，俄国作为与中国同一阵营的协约国，中国知识界对俄国的态度自近代以来首次发生了好转。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统治被彻底推翻，这一态度上的好转更为凸显，同年发表的《波斯之新局面》一文谈到波斯近代以来屡受英俄等列强瓜分的悲惨命运随着俄国革命的爆发终获改变，并且对俄国革命作出高度评价，“值此空前大战期间中，俄以国力疲惫（君主暴政之结果）不能外御德奥，勉强媾和，然兹番大革命之精神所以影响世界思潮，增进人类福利者，则极无涯量。”而对于波斯国民而言，“疑俄忌俄愤怼俄人之心理之举动久已一扫而空之，而得以一德一心从事革新内政，以期增进彼国民福利也。”该文虽重在谈论波斯，却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俄国革命的赞扬之意表露无遗，波斯也因此被认为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一结束以后，欧洲遭受重创，政治格局出现了一次重大的重组：英国在海外殖民问题上越发趋向保守，德国则受到了严厉的制裁，法国尚需时间恢复元气，俄国则在两次革命的冲击下彻底结束帝制，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更使得欧洲争霸的对象也消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波斯暂时性地获得了喘息，迎来了重新处理近代民族国家建立问题的时机。而这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正在迅速崛起，影响着全球政治格局的走向，并将成为无论是作为历史客体的波斯还是认知客体的波斯所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波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革命也将随之到来。

综上所述，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近代中国对于波斯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但连贯的历史过程，其观念的生成与演变与近代中国自身的发展变化紧密关联。总的来说，在观念层面，可以区分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随着英俄大博弈在中亚的深入，这一时期中国对波斯的认识主要围绕着大博弈的进程而展开。不论是70年代波斯积极与英国合作，防范俄国入侵的报道，还是80年代对波斯关注度的减少，直至世纪之交对波斯新政改革的观察以及对英俄大博弈的历史性总结与后续分析，都与大博弈的基本走势相关。同时，波斯被看作是与中国相似的封建王朝，二者在殖民列强的侵略下，经历了近乎一致的变革过程和观念生产，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波斯与中国也一同遭遇失败。在这一阶段，地处远东的中国与毗邻近东的波斯共同代表了当时亚洲受殖民各国的处境，而中国固有的“天朝上国”的心态也逐步瓦解。

第二阶段发生于波斯立宪革命前后，20世纪初以古史新考为标志的历史书写范式革新使得民主、国家等近代概念深入人心，并直接反映在对波斯的描述；而1905年波斯立宪革命的爆发，更将波斯完全纳入到近代化的语境之中。对于波斯立宪革命，中国知识界在观念上出现了革命派与立宪派正反两方面的分歧，但不论是何种态度，波斯的形象已经由封建帝国转变为一个近代国家，中国也随之进入到激烈的历史转折期。

第三阶段从波斯立宪革命失败到第一世界大战结束，20世纪初德国的崛起，致使英俄大博弈走向终结，波斯的内外局势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对波斯的关注从以往的政治军事议题扩展到更丰富多样的主题，例如对波斯经济建设与文化地理的关注。而在传统的政治军事议题上，中国知识界于战争时期同样发生了转变，长期以来的排俄情绪随着战时同盟关系的建立以及俄国帝制被推翻得以彻底扭转。一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剧变，波斯和中国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周期。

在上述的历史时期，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波斯的观念生成存在三个明显的变化特征。其一，在观念表述上，逐步从前现代转向现代，从一成不变的王朝视角过渡到具有现代意义的近代国家语境，看待波斯如同看待自身，中国知识界渐已褪去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裹束，成为拥有先进思想武器的近代知识分子。其二，在观念建构上，从断裂的分析框架转变为整全性的思维方式，在第一阶段出现的观念断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逐渐弥合，将波斯近代改革的成因与发展放置在广阔的世界格局之中讨论，进行全盘式的分析。其三，在观念体系上，从对单一主题的描述到多元议题的产生，20世纪之前对于波斯的观念生成完全依附于对大博弈的观察，随着大博弈的终结以及近代概念的引入，围绕波斯的讨论不再局限于旧有的政治军事命题，而扩展为更丰富、更具层次感的现代民族国家范畴。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波斯观念在一战结束后进入到新的发展期，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以及民族主义迎来了历史发展的巅峰，对近代波斯观念的继续发展势必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具有现代意义的波斯观念生成却主要集中在一战之前的历史时期，限于本文的体量和主旨，一战以后的观念发展在此不作讨论。

总而言之，对近代中国波斯观念生成的历史性梳理有助于我们构建全新的互为主体的观念史观，洞悉波斯与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异同，进而全面了解近代中国完成自身认知转变的全过程。同时，这一观念建构也是实现当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以及成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保障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