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工具，在伊朗和叙利亚关系的演进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70年阿萨德上台后，通过与什叶派乌里玛合作，获取了政权急需的宗教合法性。1979年以来，伊朗支持什叶派在叙利亚广泛传播，在扩大其影响的同时，也加剧了该国固有的教派矛盾。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伊朗以“保卫宰娜卜”的口号，动员和组织多国什叶派武装力量，成功保卫了巴沙尔政权。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巩固了它在“什叶派新月”中的核心地位，凸显了什叶派网络对于伊朗外交的战略价值。

关 键 词   什叶派；伊斯兰教；伊朗；叙利亚；真主党

作者简介   李福泉，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申浪，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项目来源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伊斯兰教与‘一带一路’建设研究（2015ZD003）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6期。全文如下：

近年来，伊朗对盟友叙利亚的大力支持成为中东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截至目前，国际学术界主要从国家安全、政治利益和地缘政治等方面对伊叙关系进行了解读，而忽视了什叶派伊斯兰教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伊叙同盟本质上是基于共同利益的政治关系，但宗教也应该是分析它不可或缺的维度。叙利亚目前是阿拉维派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两位重要乌里玛发布的法特瓦（Fatwa，教法意见）使阿萨德政权获得了宗教的合法性。80年代以来，伊朗在叙利亚大力传播什叶派，由此激化的教派矛盾成为叙利亚内战爆发的深层诱因。2011年以来，伊朗以“保卫宰娜卜”的口号，组织多国什叶派武装力量，成功保卫了巴沙尔政权。探究什叶派伊斯兰教在伊叙关系中的作用，不仅能加深对伊叙同盟的认识，也可以此为个案揭示伊朗如何利用什叶派实现其外交目标。

“二战”后，在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社会如何确立合法性，是普遍困扰中东各国政权的一大问题。1970年阿萨德在叙利亚上台之初，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逊尼派独大和多教派并存是现代叙利亚人口构成的显著特点。依据学者马丁·克莱默的估计，1986年逊尼派约占叙利亚人口的69%，阿拉维派约占12%，伊斯玛仪派约占3%，其他主要为希腊东正教等基督教派别。1970年属于阿拉维派的哈菲兹·阿萨德（1930—2000年）掌握了国家政权，使得处于少数地位的阿拉维派处于事实上的统治地位，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却处于国家的核心权力之外。这一严重失衡的权力分配结构蕴含着教派冲突的诱因，是阿萨德政权与生俱来的难题。作为叙利亚复兴党的领导人，阿萨德大力推行世俗化政策，试图以此弱化宗教影响和教派分歧，但叙利亚复杂的教派结构和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客观事实决定了阿萨德不可能实现宗教的去政治化。自阿萨德上台，阿拉维派信徒的身份问题就成为逊尼派政治反对派攻击政府的有效手段。

非穆斯林不能统治穆斯林国家，这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传统共识。1973年叙利亚宪法明确规定，总统必须是穆斯林，但由于阿拉维派具有众多非伊斯兰特征，逊尼派长期以来并不承认该派的信徒为穆斯林。而如果阿萨德不是穆斯林，他的统治毫无疑问就是非法的。叙利亚主要反政府力量——穆斯林兄弟会（简称“穆兄会”）公开质疑阿拉维派信徒的穆斯林身份，宣称“阿萨德为真主的敌人”，号召人们“反对无神论的腐败政权”。为了使质疑合法化，穆兄会援引伊斯兰教历史上权威逊尼派宗教学者发布的法特瓦作为理论支撑。阿萨德总统为了化解压力，主动采取措施展现自身的穆斯林身份。他到清真寺聚礼，参加开斋节庆祝活动，在斋月为乌里玛提供开斋饭。但阿萨德的作为不足以安抚国内的反对力量，叙利亚穆兄会的反政府运动得到了大量逊尼派民众的支持，他们认为“这是针对阿拉维派政权的合法抗议运动”。

因此，阿拉维派信徒是不是穆斯林在叙利亚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阿萨德政权合法性的政治问题。但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单纯依靠政治手段，而必须诉诸宗教，使阿拉维派信徒获得穆斯林的身份。考虑到叙利亚在黎巴嫩的特殊利益和与黎什叶派的友好关系，阿萨德决定与哈桑·设拉兹（Hassan Shiraz）和穆萨·萨德尔（Musa al-Sadr）两位重要的什叶派乌里玛进行合作。他们宗教学识渊博，都具有较高的宗教声望。哈桑·设拉兹来自伊拉克著名的宗教学者家族，1969年因为遭到复兴党的镇压而逃离伊拉克，先后流亡于黎巴嫩和叙利亚，急需安全的庇护。萨德尔原为伊朗人，1959年来到黎巴嫩，发起了当地的什叶派政治运动，迫切希望得到邻国叙利亚的支持。因此，两位乌里玛与阿萨德的交往存在强烈的利益动因，阿萨德需要前者赋予宗教合法性，而前者则需要阿萨德提供政治援助。

为了实现利益交换，两位乌里玛以自身的宗教权威服务于阿萨德的政治需求。1972年，哈桑·设拉兹发布法特瓦，宣布“阿拉维派是信仰阿里的什叶派追随者，阿拉维和什叶派是两个同义词”。这是历史上重要宗教学者第一次把阿拉维派纳入什叶派的范围。后来，该法特瓦“几乎在每一本关于阿拉维派的书中出现”。1973年，穆萨·萨德尔也发布法特瓦，宣称“阿拉维派是什叶派的一部分”，再次强调了阿拉维派信徒的穆斯林身份。由于逊尼派穆斯林一般都承认什叶派是伊斯兰教的一部分，两位乌里玛宣布阿拉维派是什叶派，就等于以宗教的形式，赋予了阿拉维派信徒的穆斯林身份，阿萨德政权由此至少从形式上获得了宗教的合法性。从此，阿萨德在面临逊尼派反政府力量对其穆斯林身份的质疑时，不再疲于应付，而是拥有了来自于宗教权威的防御性武器。

两位乌里玛发布法特瓦，实现了与阿萨德的双赢，彰显出宗教从属于现实政治的本质特征。由于两位乌里玛属于什叶派中的第一大支派十二伊玛目派，因此他们的法特瓦实际上拉近了阿拉维派与十二伊玛目派的关系。长远而言，两个法特瓦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它们预示着叙利亚加入中东什叶派阵营的趋向，成为1979年后伊叙同盟形成的重要起点。阿萨德获得什叶派穆斯林身份的逻辑结果是其与中东什叶派第一大国伊朗的宗教界建立联系。70年代中后期，霍梅尼领导的反国王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作为公认的大阿亚图拉，霍梅尼在什叶派世界具有广泛的宗教影响力。叙利亚以穆萨·萨德尔为联络桥梁，与霍梅尼建立联系。1973年后，叙利亚政府为伊朗反对国王的宗教人士提供政治避难以及资金和情报支持。

1979年2月，霍梅尼胜利返回伊朗，创建了伊斯兰共和国。阿萨德向霍梅尼赠送了一本《古兰经》，表达了希望两国合作的强烈意愿。而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朗国内外形势的巨变也促使霍梅尼加速走近叙利亚。1982年，作为强化两国关系的重要举措，霍梅尼发布法特瓦，宣布阿拉维派属于什叶派伊斯兰教。鉴于霍梅尼的崇高地位，这一法特瓦进一步明确了阿拉维派信徒的穆斯林身份，有利于阿萨德政权的巩固。而且，它凸显了两国同盟中的教派纽带，使得两国关系增添了宗教因素。作为宗教掩盖下的政治事件，阿拉维派的“什叶派化”改变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为2003年以来“什叶派新月”的形成初步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阿拉维派在整个什叶派世界处于孤立状态，与什叶派的其他支派交往甚少。1979年革命以来，在伊朗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什叶派开始在叙利亚快速传播，阿拉维派随之也进入了与主流什叶派频繁交往的时期。由于阿萨德和其子巴沙尔两代叙利亚领导人对与伊朗结盟的认知和定位不同，什叶派在叙利亚的传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早在1974年穆萨·萨德尔前往叙利亚拉塔基亚地区访问阿拉维派长老时，十二伊玛目派就已经开始影响当地民众。1980年8月，阿萨德在会见阿拉维社区领袖和宗教信徒时，呼吁“加强社区与主流什叶派的脆弱联系”，为此专门派200名阿拉维派学生，前往伊朗圣城库姆学习什叶派教法。1982年霍梅尼承认阿拉维派为什叶派之后，叙利亚国内的部分阿拉维派信徒开始转向十二伊玛目派。伊朗充分利用什叶派在叙利亚广泛投射自身的影响力，这主要表现为伊朗在叙利亚进行卓有成效的宣教活动，推动众多什叶派社区的形成和发展。

叙利亚虽然远离伊朗和伊拉克等什叶派核心区，但境内却有包括宰娜卜墓（Zaynab）等在内的7个重要什叶派圣地。它们吸引世界各地的什叶派前来游访，成为什叶派的主要聚集地。在伊朗政府的推动和组织下，众多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前往叙利亚游访圣墓。1978年，来叙的伊朗人只有2.7万，而2003年这一数字增加至20.2万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朗在叙境内大力新建和维修什叶派圣墓。为了增加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亲和力，伊朗还在圣墓附近购买土地，修建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如胡塞尼亚（Husayniyya）、旅馆和伊朗风格的商店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圣墓为中心形成了众多跨国什叶派穆斯林组成的社区。这些聚居区经济和文化实体的双重特质成为伊朗拓展宗教影响力的有力因素。伊朗政府还在圣墓附近建立宗教学校，向众多什叶派学生提供前往伊朗学习的奖学金。这些学生接受伊朗政府主导下的宗教教育，毕业后成为宣扬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

位于大马士革以南15公里处的宰娜卜墓是叙境内最大和最重要的什叶派圣地，也是伊朗传播什叶派和扩大伊朗影响的基地。宰娜卜墓通过举办讲座、庆祝宗教节日和宣传什叶派历史文化等形式，增强对穆斯林的吸引力。虽然宰娜卜墓周围的穆斯林来自世界多个国家，但惟有伊朗明确把圣墓纳入了整体的外交布局，给予其大量的物质投入。到20世纪90年代，宰娜卜镇转变为伊朗什叶派在叙利亚影响最强的地区，也成为叙政府管控最弱的“例外地区”。

虽然叙利亚和伊朗形成了同盟关系，但阿萨德作为强势的政治领导人，并不愿意看到伊朗在叙利亚的影响力过于强大。总体而言，阿萨德对伊朗的宣教活动持怀疑态度，他主张弱化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图在叙利亚认同和什叶派认同之间寻求平衡。20世纪80年代，霍梅尼与大阿亚图拉穆罕默德·设拉兹在政治理念方面产生严重分歧，阿萨德为了显示自身的独立性，选择支持穆罕默德·设拉兹。另外，虽然伊朗派往叙利亚的宣教者极力号召人们效仿霍梅尼及其继承者哈梅内伊，但阿萨德却倡导效仿源泉（Marja Taqlid）的多元化，以免某个大阿亚图拉在叙利亚什叶派中享有独大的宗教权威。20世纪90年代，伊拉克纳杰夫的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伊朗领袖哈梅内伊和黎巴嫩宗教学者法德拉拉（Fadlallah）是叙利亚什叶派仿效的三个大阿亚图拉。阿萨德还采取其他措施限制伊朗的影响力。

2000年，年轻的巴沙尔成为叙利亚总统后，迫切需要盟友伊朗的有力支持。他改变了父亲阿萨德的宗教政策，开始放任和支持什叶派在叙利亚的传播。伊朗政府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积极扩大在叙利亚的影响。它通过基金会专门拨付10亿美元，作为在叙利亚宣教的活动经费。伊朗出资修建和扩大什叶派圣墓，在2011年叙内战爆发之前，叙利亚境内的什叶派圣墓增加到了50个。伊朗驻大马士革大使馆成为伊朗在叙利亚传播什叶派的中心。它在叙利亚各省推进宣教工作，积极宣扬什叶派文化。它还大力支持什叶派宗教教育的发展，为当地培养宗教人才。大使馆有针对性地邀请拉卡等地区的部落首领和宗教学院教授等社会知名人士免费出游伊朗，以此增加叙利亚人对伊朗的了解和好感度。它还通过提供大学奖学金、免费医疗、现金资助和贷款等物质刺激的方式，直接吸引叙利亚人皈依什叶派。库姆和德黑兰宗教学校的宣教团与乌里玛不断来到叙利亚，成为伊朗什叶派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伊朗的上述措施提高了叙利亚政府和民众对伊朗和什叶派的认可度。巴沙尔甚至允许伊朗人加入叙利亚国籍。到2006年，2万名伊朗人获得了叙利亚公民身份。

伊朗的宣教活动导致叙利亚什叶派人口显著增长。1960年什叶派占叙利亚总人口的12%，2006年占13%,而2012年则占20%。这一趋势是什叶派影响力在叙利亚增强的逻辑结果。一方面，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部分逊尼派改信什叶派。据调查，2006年在阿勒颇有46%的逊尼派改信什叶派，在大马士革这一比例为23%，在霍姆斯为22%。总体而言，改信什叶派的逊尼派人口约占叙利亚全国逊尼派的2%。另一方面，阿拉维派和伊斯玛仪派部分地转向什叶派的主流支派十二伊玛目派。截止2006年，塔尔图斯地区的阿拉维派和伊斯玛仪派信徒转变为十二伊玛目派的比例分别为44%和43%，在大马士革这一比例分别是16%和2%。2007年，有学者做出预测，如果照此速度发展下去，10年后阿拉维派在叙利亚将不复存在，伊斯玛仪派则将在25年后消亡。这一观点明显过于夸张，但也说明，叙利亚什叶派的内部构成可能正在出现由长期以来的阿拉维派独大向十二伊玛目派为主转变的趋势。

伊朗将自身影响以什叶派跨国流动的形式扩展到叙利亚，初步形成了从伊朗到叙利亚的什叶派网络，这为2011年以来伊朗介入叙利亚内战创造了有力条件。叙利亚什叶派人口的增长在扩大伊朗影响的同时，也改变了叙利亚原有的教派结构，激化了其国内的教派矛盾。逊尼派穆斯林对伊朗的宣教活动强烈不满。他们反对伊朗进行渗透，指责叙利亚政府纵容伊朗大肆宣教。伊朗的活动使得什叶派在叙利亚越来越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对立意识日益明显，逊尼派越来越以教派维度看待巴沙尔政权。因此，伊朗宣教引发的教派问题加剧了叙利亚的民族建构危机，成为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的深层诱因。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巴沙尔政权很快就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这一局势对伊朗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叙利亚是连接“什叶派新月”的重要一环，是伊朗的力量从伊拉克通向黎巴嫩的必经之途。巴沙尔政权的陷落将产生联动效应，极大地削弱伊朗在中东的战略地位，严重威胁伊朗的国家安全。因此，伊朗审时度势，决心不惜代价支持巴沙尔政权。在伊朗参与叙利亚内战的过程中，什叶派伊斯兰教发挥了关键作用。

1979年以来，支持中东什叶派力量既是伊朗施加地区影响的主要方式，也是其革命外交的现实要求。截至2011年，经过多年的经营，伊朗和中东多国的什叶派力量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形成了以伊朗为核心、由众多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什叶派网络，它最大限度地体现和维护着伊朗的地区利益。首先，以什叶派为纽带的关系网络构成伊朗威慑力量的关键组成部分。它扩展了伊朗的地区影响，使其具备了应对和挑战美国外在压力的能力。若遭到攻击，伊朗可随时启动在中东的代理人，以报复敌对国。其次，什叶派网络是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重要渠道。1979年后，伊朗虽然对外喊出了泛伊斯兰的口号，但难以逾越的教派裂痕决定了它输出革命的主要对象只能是其他国家的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成为其在中东推行革命外交的最成功案例。最后，什叶派网络大大增加了伊朗的战略深度，使其成为中东的主导性力量之一。伊朗支持下的什叶派组织拓展了伊朗的外交空间，增强了其对中东事务的发言权。2017年，哈梅内伊在就伊斯兰革命40周年发表讲话时就指出，革命40年的一项最显著成就是增强了伊朗在中东特别是西亚的战略深度。

因此，什叶派网络是伊朗拥有的独特战略资产，是伊朗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伊朗依托自身独一无二的什叶派大国地位，充分利用什叶派伊斯兰教，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2011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成为检验什叶派网络效力的重要契机。伊朗史无前例地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面动用这一网络，成功保卫了巴沙尔政权。伊朗在具体行动的过程中，巧妙地提出了“保卫宰娜卜”的口号，有效实现了对中东什叶派的动员。伊朗政府不但派遣本国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旅到叙利亚参战，还积极动员和组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的什叶派穆斯林，以“保卫宰娜卜”圣墓的名义，打击反巴沙尔力量。

宰娜卜墓位于大马士革南郊，东临大马士革国际机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宰娜卜是什叶派第一任伊玛目阿里之女和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妹妹，在680年目睹了侯赛因在伊拉克卡尔巴拉被杀的惨剧。宰娜卜作为卡尔巴拉惨案的主要亲历者，是最受什叶派喜爱的穆斯林妇女之一。宰娜卜身上寄托着什叶派热爱伊玛目侯赛因的宗教情感，承载着什叶派遭受不公和压迫的历史记忆。因此，宰娜卜墓作为叙利亚所有什叶派圣地的代表，对全体什叶派穆斯林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出于深挚的宗教情感，他们愿意不惜代价，保护圣墓的安全。但是，宰娜卜墓的存在及其周围什叶派社区的壮大却遭到了逊尼派极端分子的敌视。对于他们而言，宰娜卜墓是什叶派以物配主的证据和邪恶信仰的象征，因此是必须加以摧毁的对象。叙内战爆发以来，逊尼派极端分子多次扬言炸毁宰娜卜墓。实际上，宰娜卜墓附近曾多次发生恶性爆炸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种现实的威胁使得“保卫宰娜卜”不再是空泛的口号，而具有了强烈的紧迫性和巨大的感召力。伊朗以“保卫宰娜卜”为名义，在什叶派世界进行广泛宣传，吸引穆斯林到叙利亚参战。

在叙利亚作战的外来什叶派武装力量总计约6万人，除了伊朗圣城旅、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外，还包括大量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雇佣兵。他们在伊朗接受几个月的军事训练之后，被圣城旅送往叙利亚参战。圣城旅专门负责组建外国什叶派雇佣军，并用法蒂玛虔信者旅（Fatimaiyun Brigade）和宰娜卜虔信者旅（Zaynabiyun Brigade）等蕴含什叶派历史记忆的名字称呼他们，以此使其披上宗教的外衣，成为什叶派圣地的合法保护者。据估计，宰娜卜虔信者旅由几百到几千名巴基斯坦什叶派穆斯林组成，他们大部分是移居伊朗的巴基斯坦人，包括在穆斯塔法国际大学读书的学生。法蒂玛虔信者旅由3000至1.3万名在伊朗的阿富汗难民组成，他们主要是什叶派的哈扎拉人，还包括少量逊尼派塔吉克人。E这些难民经济贫困，教育和就业机会有限，处于伊朗社会的边缘。他们在叙利亚服役，将获得津贴以及在伊朗工作和居住的许可，如果他们在战场上牺牲，至亲将获得伊朗国籍，享受相应的福利。

伊朗同时还利用什叶派信仰争取国内民众对叙利亚政策的支持。凡是在叙利亚阵亡的伊朗人被称为烈士，将按照为国捐躯士兵的礼遇下葬，受到政府和民众的高度尊重。宰娜卜清真寺金色穹顶的形象装饰着在叙利亚丧生的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士兵的墓碑。伊朗政府还以各种形式宣扬他们的事迹，强调他们是为了保卫宰娜卜而牺牲。2017年8月，在叙利亚充当军事顾问的伊朗士兵穆赫森·霍佳吉（Mohsen Hojaji）被“伊斯兰国”俘虏后斩首。当他的遗体空运到德黑兰后，伊朗全国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许多政府和军队高官参加了葬礼，领袖哈梅内伊称赞“这位年轻的圣地保护者在展现伊斯兰教的光辉形象”。

宏观而言，“保卫宰娜卜”的军事行动是伊朗地区外交的一次重要转折。历史上，伊朗第一次充分利用自己掌控的什叶派网络，全力援助自己的政治盟友。正如20世纪80年代伊斯兰世界各地的逊尼派穆斯林到阿富汗抗击苏联“异教徒”一样，现在什叶派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来到叙利亚，以宗教的名义保护什叶派圣地，对抗逊尼派极端分子。伊朗熟练地把什叶派的宗教热情为己所用，外国穆斯林名义上在保护宰娜卜墓，实际上在保卫巴沙尔政权，服务于伊朗的地区战略。伊朗参与叙利亚内战的实际效果淋漓尽致地显示了它依托什叶派网络所具有的强大实力。

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服务于政治利益的工具，在伊朗和叙利亚关系的历史演进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拉维派的“什叶派化”为伊叙关系提供了共同的教派纽带，成为中东地缘政治变动的深层影响因素。阿拉维派信徒借助什叶派乌里玛获取穆斯林身份的方式，意味着叙利亚在什叶派宗教领域处于弱势的地位，也决定了是伊朗通过什叶派伊斯兰教影响叙利亚，而不是相反。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开始明确以教派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载体，在叙利亚大力推动什叶派的传播。这虽然扩大了伊朗在叙利亚的影响，却激化了该国固有的教派矛盾。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力量对巴沙尔政权的援助，强化了什叶派的身份意识，增强了什叶派的凝聚力，也更加激化了中东伊斯兰教两大教派的矛盾。巴沙尔政权转危为安是伊朗中东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它巩固了伊朗在“什叶派新月”中的领导权，凸显了什叶派网络对于伊朗外交的独特价值。在经历叙利亚内战后，伊朗借助什叶派网络对叙利亚的影响达到空前的程度，在两国关系中，伊朗处于更加明显的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