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11—16世纪土库曼人迁徙活动深刻影响了西亚政治格局，反映着中亚—西亚政治联动性的弱化趋势。中亚河中地区的土库曼人是波斯文明与突厥文明交往下的产物。随着11世纪塞尔柱征服，土库曼人大规模迁入伊朗高原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建立起多个土库曼政权，冲击着以哈里发为宗主权力核心的西亚传统宗藩体系。13—14世纪，伊利汗国重建宗藩体系的尝试走向失败，西亚地区的宗藩体系政治格局完全崩溃，各土库曼政权进入地方权力中心化的发展阶段。15—16世纪，在奥斯曼帝国构建权力中心过程中，土库曼人受到军事集权体制的排斥，继而大规模东迁，促成伊朗高原萨法维权力中心的形成。土库曼人的迁徙活动最终推动了近代以来西亚双权力中心制衡格局的形成。
作者简介 李福泉，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杨玉宝，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项目来源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青年创新团队项目“中世纪中东史研究”（22JP085）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安徽史学》2025年第5期。全文如下：
土库曼人是发源于中亚地区的跨境族群，其在11—16世纪的迁徙活动深刻影响了西亚政治格局的演变。土库曼人的迁徙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1—14世纪的西迁，即由中亚河中地区迁往西亚的伊朗高原和安纳托利亚高原，这期间推动了多个土库曼政权的形成；第二阶段为15—16世纪的东迁，即由西亚的安纳托利亚高原迁入伊朗高原，最终促成萨法维王朝的建立。整体而言，土库曼人的迁徙与11—16世纪西亚政治格局的变动息息相关，是近代以来西亚地缘格局形成的一大推力。就历史的角度而言，土库曼人的迁徙直观地体现出中亚与西亚的政治联动性以及突厥文明与波斯文明的交往。理解11—16世纪土库曼人的迁徙活动，对于深入认识西亚政治变动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截至目前，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王朝政权为基本单元，考察土库曼人在西亚王朝历史中的政治、军事影响，主要涉及塞尔柱帝国、伊利汗国、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等王朝政权；二是以在西亚历史进程中的游牧民群体为研究对象，对伊斯兰世界中的土库曼人族群进行探讨；三是以伊斯兰教传播为主线，研究土库曼人在伊斯兰教史中的影响。上述研究深化了学术界对土库曼人的认识，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土库曼人迁徙与西亚政治变动的内在关联。鉴于此，本文以土库曼人迁徙为视角，对11—16世纪西亚政治格局的演变进程进行审视，分析土库曼人迁徙对西亚政治格局演化的原因与影响，挖掘背后的中亚—西亚地区政治联动性的变化，进而为理解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提供必要的线索。
土库曼人是8—10世纪突厥文明与波斯文明交往的产物。11世纪，克尼克部落塞尔柱家族带领土库曼人南渡阿姆河向西征服，建立起东临阿姆河、西抵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塞尔柱帝国。土库曼人由此大规模西迁，在帝国西北部塑造了独特的“边境社会”，形成多个地方政权。土库曼人的西迁活动致使中亚游牧政治传统进入西亚，冲击了西亚的传统宗藩体系，以哈里发宗主权为核心的宗藩格局出现动摇。
自8世纪后突厥汗国（Second Turkic Khaganate，682—744年）崩溃后，大批游牧民踏上西迁征途，进入伊斯兰世界。因这些游牧民普遍说突厥语，穆斯林学者便将他们泛称为“突厥人”（单数 turk，复数 atrāk）。9至10世纪，以葛逻禄部落（Karluk）为核心的游牧部落联盟在河中地区确立起喀喇汗国（Kara-Khanid Khanate，840—1212年）的统治。在里海与咸海之间的草原上也聚集着大批游牧民，他们以传说中的突厥人英雄乌古斯汗（Oghuz Khan）为祖先，被伊斯兰世界称作“乌古斯人”（Oghuz）或“古斯人”（Ghuz）。9世纪晚期，阿拔斯哈里发国（Abbasid Caliphate，750—1258年）东部地方割据力量纷纷崛起，各地方政权的兵力需求也随之增加，游牧于中亚地区的突厥人成为重要兵源，许多突厥人被掳进伊斯兰世界成为奴隶士兵。随着中亚突厥语族群与呼罗珊伊朗语族群交往的日益深入，两者逐渐出现融合，土库曼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土库曼人”（turkmen）一词最早出现于10世纪末的伊斯兰史料。在许多相关文献中，“突厥人”与“土库曼人”时常混用，这源自中古伊斯兰世界对突厥语族群的泛化认识。在中古穆斯林学者眼中，只要是说突厥语，并且进行游牧式生产生活的中亚族群都可称之为“突厥人”。伊斯兰史料中，“突厥人”根据部落和所操突厥语的差别又可划分为不同群体，如葛逻禄人、乌古斯人、哈扎尔人、蒙古人等。中古穆斯林学者一般认为，最早的土库曼人源自在阿姆河一带的部分乌古斯人、葛逻禄人。而结合伊斯兰史料当中对“突厥人”与“土库曼人”的描述，在严格意义上，可以认为两者所指代的游牧民群体存在差异。
9—10世纪，萨曼王朝（Samanids，819—999年）与河中地区突厥人的交往日益频繁，许多呼罗珊地区的苏非修士前往河中地区传播伊斯兰教。约980年，阿拉伯地理学家麦克迪西（Al-Maqdisī）将白水城（Isfījāb）的两座要塞称为“抵御土库曼人的边境哨所”，并解释那些被称作“土库曼人”的游牧民“已然皈依了伊斯兰教”。可以推断，“土库曼人”源自10世纪伊斯兰世界对河中地区部分游牧民的他者认识，最早的“土库曼人”被认为是已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突厥人。
11世纪花剌子模学者比鲁尼（Al-Bīrūnī）认为，“土库曼人”一词是乌古斯人用来指代那些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乌古斯人。稍晚于比鲁尼的11世纪喀喇汗国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Maḥmūd al-Kāshgharī）在其《突厥语大词典》中称：“乌古斯人就是土库曼人。”但在“葛逻禄”词条中又载道：“他们（葛逻禄人）是游牧突厥人的一支，不是乌古斯人，也算是土库曼人。”据当代法国学者克劳德·卡恩（Claude Cahen）的研究，9至10世纪伊朗高原东北部定居民将跨过边境进行劫掠的游牧民统称为“土库曼人”，其中并非只有乌古斯人。因此，结合麦克迪西对“土库曼人”的穆斯林身份认定，“土库曼人”可以视作对当时操突厥语的穆斯林的统称。相较于8世纪时开始大规模西迁的突厥人，土库曼人是在突厥人西迁的过程中于阿姆河一带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游牧民群体。至11世纪，这一群体已明确包含有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乌古斯人与部分葛逻禄人。
根据14世纪伊利汗国学者拉施特《史集》中的记载，“世界上所有突厥蛮（土库曼人），都出自上述诸部落（最初跟随乌古斯汗的六大部落）和乌古思（乌古斯汗）的二十四个儿子。”而且，拉施特还提到，“突厥蛮”之称源自塔吉克人（伊朗高原本土定居民）对“类似于突厥者”但是又“近似于大食人（塔吉克人）的容貌”的群体的称呼。《突厥语大词典》中同样将“土库曼人”释为“像突厥人的人”（türkmänänd），说明这一群体同时具有“突厥人”与“大食人”的特征，与当时中亚以东的突厥人存在差异。据此可以推定，土库曼人是伊朗本土定居民与突厥语游牧民族群交往、融合下的产物。总之，土库曼人在当时的穆斯林学者眼中泛指生活于阿姆河流域，同时具有“突厥人”与“大食人”特征，并且信仰伊斯兰教的游牧民与半游牧民。他们的族群身份边界比较模糊，除了部分已波斯化的突厥人群体，还可能包括已突厥化的原伊朗本土定居民。
10世纪晚期至11世纪上半叶，在部落内部矛盾激化与人口增长的压力下，许多土库曼人在克尼克部落塞尔柱家族的带领下先后为萨曼王朝、喀喇汗国戍边，以此换取牧场与财富。随着萨曼王朝的灭亡与喀喇汗国的失势，聚集于阿姆河一带的土库曼人不断侵扰并渗透至南部呼罗珊城市，引起伽兹尼王朝（Ghaznavids，977—1187年）统治者的警惕。
1035年，塞尔柱家族首领图格鲁勒·贝格（Tughrul Beg，1037—1063年在位）带领7000—1万名土库曼人南渡阿姆河，致信伽兹尼素丹麦斯欧德一世（Mas‘ūd I，1030—1041年在位），表示愿为伽兹尼王朝戍边以换得赖以生存的牧场。在遭到断然拒绝后，双方爆发冲突。1040年，塞尔柱家族率领约1.6万土库曼人在丹达纳坎（Dandānaqān）战胜伽兹尼军队，从此伊朗高原对土库曼人门户大开。1055年，图格鲁勒率军进驻巴格达，成为哈里发的“保护者”，奠定了塞尔柱帝国（Seljuk Empire，1037—1194年）在伊斯兰世界的统治地位。塞尔柱征服具有战争与迁徙的双重性质，土库曼士兵的家人、牲畜等也随军一同西进。塞尔柱帝国辽阔的疆域减少了土库曼人迁徙过程中的政治阻力，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安纳托利亚地区水草丰美的冬夏牧场与西部基督教国家富庶的城市吸引着土库曼人大规模西迁，他们穿过里海南岸林地，迁入帝国的西北部边境。
然而，随着征服活动的推进与塞尔柱帝国的建立，土库曼人的消极作用日渐显现。塞尔柱家族在伊朗高原确立统治地位后，多任素丹倚重波斯官僚，在帝国境内推行波斯化集权政策。不满于集权体制的旧式土库曼部落与皇室贵戚联合，多次发起对中央的反叛，以图自立。为摆脱土库曼人对集权化施政的负面影响，历任素丹以西迁土库曼人为国策，大批新迁入伊朗高原的中亚土库曼人被迁往帝国与西北部基督教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区，聚集于阿塞拜疆至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土库曼人逐渐形成了具有权威缺位特征的“边境社会”（uc，土耳其语，意为“边境”）。边境土库曼人时常在部落首领的带领下对拜占庭帝国展开侵扰、掠夺，最终于1071年诱发塞尔柱帝国与拜占庭帝国间的曼齐刻尔特战役（Battle of Manzikert）。战役以塞尔柱帝国的胜利告终，但是帝国中央始终难以在偏远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东部形成有效的直接统治，留下大片政治真空地带。具有离心倾向的贵族与将领趁势占据这些地区，形成以塞尔柱王公／将领为核心、以土库曼人为军事基础的多个土库曼地方政权。11世纪晚期至12世纪早期，罗姆塞尔柱素丹国（Rum Seljuk Sultanate，1077—1308年）、达尼什曼德王朝（Danishmendids）、萨图克国（Saltukids）等土库曼地方政权散布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诸土库曼政权以“圣战”（ghazā）为名，持续占据、掠夺拜占庭帝国、亚美尼亚等邻近基督教国家的土地与财富。由于其统治者多以“加齐”（ghāzī，意为“圣战骑士”）为正式头衔，学术界通常将这些土库曼割据政权统称为“加齐国家”。自此，包括塞尔柱帝国在内的土库曼政权成为西亚的政治主导力量，冲击着西亚原有的政治体系。
750年建立的阿拔斯哈里发国继承了伍麦叶哈里发国（Umayyad Caliphate，661—750年）的广阔疆域和哈里发制度。9世纪之前，巴格达哈里发通过选派地方官员实行统治，对地方拥有行政、司法和税收上的实际治理权力。但在9世纪之后，塔希尔（Tahirid Dynasty）、萨法尔（Saffarid Dynasty）、萨曼、白益（Buyid Dynasty）等地方王朝先后崛起，哈里发的实际权力辐射范围随之逐渐萎缩。至10世纪，哈里发的实际统治几乎仅限于巴格达，各地的实际治理由哈里发册封的“素丹”（sultān）、“埃米尔”（amīr）、“加齐”（ghāzī）家族进行。为了维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地方统治者仍奉巴格达哈里发为宗主，寻求哈里发的册封，定期向哈里发国上缴“税金”（kharāj），承担传播伊斯兰教、保卫哈里发等义务。哈里发国与地方王朝的关系因之礼仪化，西亚由此形成独特的哈里发宗藩体系。
然而，塞尔柱征服将基于部落等级关系构成的中亚游牧政治传统带入伊斯兰世界，为“哈里发宗主国—地方藩属国”关系添上中亚式部落色彩。各地建立起的土库曼地方政权——比较明显的有罗姆塞尔柱素丹国、科尔曼塞尔柱素丹国（Kerman Seljuk Sultanate）等——本质上是向塞尔柱大宗效忠的藩属部落，其合法性实际源于在土库曼人内部的部落等级，而非哈里发的册封。因此，虽然塞尔柱时期哈里发依旧存在，但是传统宗藩体系中哈里发宗主权力对地方权力的约束作用不断弱化。
此外，因土库曼人源起于突厥文明与波斯文明的交往，他们具有一定的“亲波斯”特征。在土库曼人迁入伊朗高原后，其所建立的土库曼政权迅速波斯化。虽然这些政权并未顺利确立起波斯化集权体制，但波斯文化在宫廷内备受推崇，伊朗本土的工匠、农民、商人、学者等各阶层人士构成土库曼政权的统治基础。土库曼精英阶层也逐渐将波斯语作为日常用语，从而与说突厥语的底层土库曼人区别开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伊斯兰世界的进一步波斯化，伊朗高原在西亚地区的政治、文化影响力达到萨珊帝国之后的高峰。因此，源自阿拉伯半岛的哈里发宗藩体系虽然仍旧发挥部分作用，不过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 、伊利汗国重建宗藩体系的失败与土库曼地方政权独立性的强化
13世纪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征服灭亡了西亚传统宗藩体系，对该地区的政治格局造成颠覆式影响。伊利汗国建立后，尝试在西亚确立起以伊利汗为宗主的游牧部落式宗藩体系。然而，由于蒙古西征造成中亚—伊朗地区土库曼人更大规模的西迁活动，以及罗姆素丹在安纳托利亚高原权威地位的弱化，多个安纳托利亚土库曼贝伊国建立并长期挑战着伊利汗的宗主地位。1335年，伊利汗国解体，伊利汗国宗藩体系的重建尝试最终失败，自750年以来长期存在于西亚地区的宗藩格局完全崩溃，诸土库曼地方政权的独立性空前强化，西亚从此进入地方权力中心化的发展阶段。
（一）伊利汗国宗藩体系的重建尝试与土库曼地方政权的反抗
1258年，旭烈兀（Hulagu，1256—1265年在位）率领大军攻陷巴格达，随着最后一任巴格达哈里发姆斯台绥木（Al-Musta’sim，1242—1258年在位）被处死，在西亚地区延宕约500年的阿拔斯哈里发宗藩体系彻底完结。旭烈兀将所征服的土地分封给各附属部落，尝试在西亚构建起以伊利汗为核心的宗藩体系，以此巩固伊利汗国（Ilkhanate，1256—1335年）在西亚的统治。伊利汗国的宗藩体系重建尝试本质上是中亚游牧政治传统在西亚地区的继续发展，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亚传统宗藩体系的延续，但是其构建过程存在两大阻力：一方面，与哈里发宗藩体系相似，中亚游牧政治传统在处理宗藩关系方面同样存在巨大张力。各藩部首领在世袭封地内拥有绝对的地方权力，逐级分封的地方权力严重侵蚀着宗主权力对地方的约束能力，而混乱的继承制度也使中央内部长期处于权力斗争之中。为了集中权力，多任伊利汗依赖波斯本土官僚推行集权改革，希望建立起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以制约地方藩部，但这些集权尝试往往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西亚西北部的诸土库曼地方政权与伊利汗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使伊利汗疲于维系宗主地位。
1243年，蒙古军队在统帅拜住（Baiju）的指挥下于克塞山（Köse Dağ）一带击败罗姆军队，罗姆素丹国就此沦为蒙古的附庸。虽然伊利汗国成功获得对罗姆素丹国的宗主权，但却在西征进程中促成了更大规模的土库曼人西迁，更多土库曼人迁至安纳托利亚高原，使得当地各土库曼政权的整体实力获得加强。首先，蒙古征服削弱了罗姆素丹在安纳托利亚的权威地位，强化了土库曼政权的独立倾向。1261年，伊利汗开始任命罗姆素丹，素丹国的权威性受损，对各土库曼的节制能力弱化，土库曼人首领穆罕默德·贝格（Muhammad Beg）随之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建立起第一个被称为“贝伊国”（beylik）的土库曼地方政权。1262年，旭烈兀派兵对该贝伊国政权进行讨伐，但终究没能剪除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土库曼割据。其次，反对伊利汗统治的土库曼首领迁至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改变了边境失序的社会环境，边境社会走向政权化。对蒙古抱有敌意、不满罗姆素丹投降政策的土库曼首领联合边境土库曼人，利用伊利汗国与罗姆素丹国的内外矛盾，在安纳托利亚半岛中、西部建立起多个贝伊国政权。最后，由于罗姆素丹向伊利汗的臣服，土库曼诸部落在地方建立割据的合法性得以延续。素丹的投降政策虽然遭到多个土库曼部落的反对，但客观上却也避免了蒙古军队对土库曼割据政权的全面征服。土库曼诸部在成立贝伊国政权后，继续在名义上奉罗姆素丹为宗主，因此他们依旧拥有维持割据利益的合法性。
在诸贝伊国中，兴起于陶鲁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一带的卡拉曼贝伊国（Beylik of Karaman，1250—1487年）率先对伊利汗的宗主权发起挑战。该贝伊国起初的核心城市为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南部的拉兰达（Laranda）与沿海城市埃尔梅内克（Ermenek），构成该贝伊国的部落包括来自前花剌子模王朝（Khwarazmian Dynasty，1077—1231年）的土库曼部落，对蒙古人抱有亡国之恨。卡拉曼贝伊国建立后，多次参与到罗姆素丹国的内部斗争与反伊利汗国运动中，不断试图入主罗姆素丹国国都科尼亚（Konya）。仅13世纪后半叶，卡拉曼贝伊国就曾在1277年、1282年、1291年多次占领或侵扰科尼亚。此外，卡拉曼贝伊国还多次从伊利汗国—罗姆素丹国与埃及马穆鲁克王朝（Mamluk Dynasty，1250—1517年）的对峙中渔利，在马穆鲁克王朝的支持下成为安纳托利亚诸贝伊国中不可忽视的地方势力。
除了卡拉曼贝伊国，在伊利汗国统治时期建立的贝伊国还有奥斯曼（Ottoman，1299—1923年）、葛尔米扬（Germiyan，1286—1391年）、埃丁（Aydin，1300—1425年）、特克（Teke，1321—1423年）、哈米德（Hamid，1300—1391年）等。诸贝伊国主要分布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西部，依旧是由多个土库曼部落结成的部落联盟，权力结构比较分散。但是相对于11世纪晚期至12世纪早期建立起的“加齐国家”，诸贝伊国在对伊利汗宗主权的抵抗中获得了更多的土地与更强的政治独立性，疆域也进一步西移。而且，由于13至14世纪伊利汗国与马穆鲁克王朝对叙利亚地区的争夺与破坏，传统跨境商路北移，安纳托利亚半岛成为大不里士至地中海商路的重要过境地区，诸贝伊国在与东西方的商业交流中走向繁荣，政治独立水平不断提升。
凭借绝对的军事优势，伊利汗获得对罗姆素丹国与诸贝伊国的宗主权，但是诸贝伊国的合法性并非伊利汗直接授予，而是源自对罗姆塞尔柱素丹在名义上的臣服，伊利汗对诸贝伊国的统治必须经过罗姆素丹进行。就合法性来源而言，诸贝伊国实际半独立于伊利汗宗藩体系。自14世纪早期罗姆素丹国灭亡后，诸贝伊国开始独立地宣称塞尔柱或乌古斯汗法统，与伊利汗国之间的矛盾激化。此外，土库曼人早于蒙古人来到西亚北部，因此相对于蒙古政权更为本土化，各土库曼地方政权虽同样具有部落联盟属性，但是在与西亚各族群的交往中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多族群社会，拥有稳定的统治基础。随着政治独立性的不断强化，诸贝伊国时常介入到伊利汗国的内外冲突中，增加了伊利汗国建立与维持宗藩体系的成本。
13世纪晚期至14世纪初期，伊利汗国对集权统治进行改革，罗姆素丹随之沦为有名无实的虚君。由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繁荣的跨境贸易与丰富的银矿、木材等自然资源，该地区长期被伊利汗国视作重要的税收来源。自蒙古征服安纳托利亚以来，伊利汗多次派遣波斯官僚巩固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统治，历任罗姆素丹的维齐尔大多由伊利汗国指定的波斯官僚担任。1277—1278年，伊利汗曾派波斯人沙姆斯丁·志费尼（Shams al-Din Juvaynī）前往安纳托利亚征收塔姆加税（tamgha），意图将该地纳入中央的直接统治。1308年，最后一任罗姆素丹去世后，伊利汗不再指任新素丹，以便对诸土库曼贝伊国施加直接统治。
然而，伊利汗国的集权举措与素丹权威的瓦解激起诸贝伊国更为激烈的反抗，诸贝伊国不断侵扰伊利汗国控制的重要城市，疆域不断扩张。同时，伊利汗对安纳托利亚的统治陷入了与前塞尔柱帝国类似的境地，因距离集权中心较远，伊利汗国仅能对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地区进行相对有效的统治。但是在伊利汗国与马穆鲁克王朝冲突的摧残下，东部地区长期陷于混乱、贫困之中，而西部的贝伊国则日渐繁荣并接纳了许多躲避伊利汗国统治的群体。1314年，伊利汗完者都（Öljaitü，1304—1316年在位）派遣埃米尔出班（Chupan）前往安纳托利亚地区规制诸土库曼部落，重申伊利汗对安纳托利亚的宗主权。在出班的胁迫下，卡拉曼土库曼人在1315年离开科尼亚，回到南方的拉兰达。但在出班离开后，卡拉曼土库曼人再次对科尼亚实施侵扰，伊利汗依旧难以将诸土库曼贝伊国纳入到伊利汗宗藩体系当中。
1323年，安纳托利亚的蒙古总督、出班之子帖木儿塔什（Temürtash）宣布独立，自称“伊斯兰之王”（Shāh-i Islām）、“马赫迪”（Mahdī，意为“救世主”），受到安纳托利亚东部蒙古人的支持。在被其父出班押至宫帐（orda）并获得伊利汗不赛因（Abu Sa’id Bahadur Khan，1316—1335年在位）的赦免后，帖木儿塔什继续在安纳托利亚担任总督，成为伊利汗国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实际统治者，不断向诸土库曼贝伊国发兵。1327年，诸贝伊国联军击败帖木儿塔什的军队，占领科尼亚，从此，土库曼地方政权完全掌握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主导权。虽然蒙古政权埃雷塔纳国（Eretna）在之后大体继承了帖木儿塔什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势力范围，但是在卡拉曼与祖勒卡迪尔贝伊国（Dulkadir，1348—1522年）的东西夹击下，已无力重塑蒙古政权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影响力。1335年，伊利汗国在内部动荡中解体，其在西亚建立新宗藩体系的尝试彻底失败。自11世纪以来，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人第一次摆脱位于伊朗高原宗主权力的影响。此后，诸贝伊国独立地宣称其与“塞尔柱家族”的联系，土库曼地方政权的独立性达到空前水平。14世纪后半叶，黑羊王朝（Qara Qoyunlu，1375—1468年）与白羊王朝（Aq Qoyunlu，1378—1503年）两大土库曼政权在伊朗高原先后兴起，土库曼人于塞尔柱帝国崩溃后再次成为西亚的主导性政治力量。14—15世纪，土库曼地方政权逐步取代宗主权力，西亚由此迈向地方权力中心化的新历程。
三 、土库曼人的东迁转向与西亚双权力中心制衡格局的确立
14世纪上半叶，随着宗藩体系的全面崩溃，西亚北部进入以土库曼人为主导性政治力量的地方权力中心化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奥斯曼贝伊国通过吸收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因素逐步实现了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政治统一，率先构建起权力中心。在奥斯曼征服中，疆域急速扩张带来的政治、社会问题在15世纪中期后愈演愈烈，土库曼人成为奥斯曼扩张与集权化进程中的主要牺牲品，进而引起他们的大规模东迁。同时，萨法维教团在安纳托利亚吸引了大批底层土库曼人，土库曼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土库曼人的军事、政治支持下，萨法维王朝于16世纪实现伊朗高原的政治统一，构建起与奥斯曼相对的又一权力中心，最终奠定了近代西亚安纳托利亚—伊朗双权力中心对峙的地缘格局。
（一）奥斯曼征服下安纳托利亚高原的统一与土库曼人的东迁
1335年伊利汗国的崩溃标志着宗藩体系格局在西亚的结束，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诸贝伊国摆脱了宗主权力的规制，开始相互抢夺牧场，并对基督教国家展开征服。至14世纪末，土库曼人已成为安纳托利亚的主要人口构成。由于安纳托利亚西部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政治环境，土库曼人多将西部沿海地区视作最理想的迁徙目的地，这使得西部贝伊国的政治与文化获得了不同于中、东部贝伊国的发展面貌。14世纪前，安纳托利亚高原长期受到来自伊朗高原的政治、文化影响，而安纳托利亚西部边境因处于宗主权力辐射的边缘，聚集了大量具有反伊利汗倾向，且保留有更为鲜明游牧习惯的土库曼人。此外，相较于中部、东部贝伊国，西部沿岸贝伊国长期与巴尔干半岛有着密切的政治、商业、族群交往。在与巴尔干半岛的联系中，西部贝伊国形成具有较强包容性的土库曼社会，包含有大量基督徒、犹太人等非穆斯林人口，能够在与欧洲的互动中吸收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军事因素，拥有有别于一般贝伊国的集权优势。在西部边境的贝伊国中，奥斯曼贝伊国逐步实现对安纳托利亚半岛的统一，走上权力中心化道路。
14世纪上半叶，大部分安纳托利亚贝伊国逐渐与基督教国家达成和解，而与欧洲相邻的奥斯曼贝伊国始终没有停止对拜占庭帝国的侵扰，吸引了许多土库曼人参与到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获得大片欧洲土地。至穆拉德一世（Murad I，1362—1389年在位）时期，奥斯曼贝伊国开始了对安纳托利亚诸贝伊国的大规模征服活动，穆拉德一世通过联姻与战争并行的方式，先后吞并葛尔米扬、哈米德贝伊国。至巴叶济德一世（Bayezid I，1389—1402年在位）时期，奥斯曼贝伊国急速扩张，1397年成功吞并萨鲁汉（Saruhan，1300—1410年）、埃丁、蒙特舍（Menteshe）贝伊国与安卡拉（Ankara），并再次吞并意图复国的葛尔米扬贝伊国，占领卡拉曼贝伊国的都城科尼亚。随着奥斯曼贝伊国东部边界逐渐逼近伊朗高原西北部，帖木儿（Timur，1370—1405年在位）将崛起中的奥斯曼贝伊国视作威胁。1402年，帖木儿联合前贝伊国势力，于安卡拉战役（Battle of Ankara）中击败奥斯曼军队，俘虏素丹巴叶济德一世，其后，诸参战贝伊国得以重建。经此一役，奥斯曼遭受沉重打击，对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征服进程中断。但此役过后，帖木儿同样没能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建立起有效的统治。1405年，帖木儿去世，帖木儿帝国（Timurid Empire，1370—1507年）走向衰落。
虽然奥斯曼贝伊国在1402年遭到惨败，但安纳托利亚高原政治统一趋势已不可逆转。自穆拉德一世时期，奥斯曼贝伊国已开始引入欧洲奴隶组建耶尼切里常备军团（Janissary），取代军队中的土库曼人，素丹巴叶济德一世延续该政策，耶尼切里军人数扩张至约7000人。其后，历任奥斯曼素丹多以耶尼切里为军事支柱，建立起具有军事化特征的集权体制。相对于依旧处于松散的部落联盟阶段的其他贝伊国，奥斯曼贝伊国的政治、军事优势已然确立。1443年，在结束内部斗争后，奥斯曼贝伊国再次对安纳托利亚高原展开征服，大体实现了西部沿地中海地区的统一。1473年，奥斯曼军队凭借火炮优势，于奥特鲁克贝里（Otlukbeli）击败白羊王朝与卡拉曼联军。次年，奥斯曼贝伊国吞并卡拉曼贝伊国，除位于半岛东南部的祖勒卡迪尔贝伊国与陶鲁斯山南部的叛乱地区外，安纳托利亚半岛已基本实现统一。奥斯曼贝伊国在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1444—1446年、1451—1481年在位）的征服中实现了向帝国的转变。从此，安纳托利亚高原完成了地方权力的中心化历程，成为伊斯兰世界地缘政治力量中的重要权力中心之一，长期影响着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走向。
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却也带来了许多政治、社会问题。首先，奥斯曼集权体制的强化引起了内部旧式贵族的不满。1416年，谢赫贝德雷丁（Sheikh Bedreddin）在多布罗加（Dobruja）掀起对奥斯曼的起义，这实质上是奥斯曼家族内部王子穆萨（Musa）与穆罕默德一世（Mehmed I，1413—1421年在位）王位竞争的延续。虽然穆萨于三年前遭到处决，但其旧部集结于贝德雷丁旗下以图自立，得到许多同样不满于集权统治的土库曼人的支持。
其次，前贝伊国残余造成持续不断的统治问题。1474年对卡拉曼的征服虽然标志着安纳托利亚统一的基本完成，但是不愿接受奥斯曼统治的土库曼人并没有停止抵抗，许多土库曼人迁至陶鲁斯山脉南部，继续打着“卡拉曼”的旗号对帝国进行侵扰。1486年，奥斯曼军队在与马穆鲁克王朝的对战中失利，陶鲁斯山区的土库曼人随即发起叛乱，虽然叛乱在1487年被平息，但是陶鲁斯山区此起彼伏的反奥斯曼活动直到1501年伊朗萨法维王朝建立后才彻底停止。
最后，奥斯曼帝国的急速扩张带来新的社会问题。15世纪中叶，奥斯曼素丹穆罕默德二世在位期间征伐不断，为了填补军需，素丹时常抄没个人财产与宗教捐献，内部不满情绪不断积累。同时，素丹重用耶尼切里和巴尔干新贵，把更多的土地分配给他们，以维持帝国的军事优势。因奥斯曼帝国对土库曼部落政治、军事诉求的忽视，土库曼人通过进入军队获得土地与财富的通道受阻，成为安纳托利亚政治集权化的主要受害者。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征服，越来越多的土库曼人东迁至伊朗高原，推动着萨法维教团（Safavid Order）的土库曼化。
（二）萨法维教团的土库曼化与西亚双权力中心制衡格局的形成
萨法维教团与土库曼人的政治、军事联合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讨论，学者们主要聚焦于萨法维教团的军事基础——基齐勒巴什（Qizilbash），即“红头军”。在对基齐勒巴什的研究中，学术界长期陷于“逊尼派—什叶派”对立的宗教叙事，对基齐勒巴什形成过程的解读存在简单化倾向。诚然，15世纪中叶“亲什叶”思潮的流行和萨法维教团的传道活动确实推动了安纳托利亚土库曼人向基齐勒巴什的转变，但是这些并非15世纪中叶的特有现象。自13世纪晚期，各类苏非教义借由“阿希”兄弟会（akhī）的组织形式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广泛传播，已有苏非教团政治化的趋势。由于苏非主义与土库曼文化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紧密结合，神化教团首领的现象已十分普遍。除此之外，在具有什叶派倾向的萨法维教义传播至安纳托利亚之前，同样带有什叶派倾向的拜克塔什教义（Bektashism）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已流行100多年。而且，“反正统”苏非人士在13世纪就已经向乡村中的土库曼人传播拜克塔什教义，促成了部分土库曼人向“阿列维派”（Alevis，意为“阿里的追随者”）的转变。但是，安纳托利亚土库曼人的什叶化并未在15世纪中期之前导致类似“萨法维运动”（Safavid Movement）的结果，此后拜克塔什教团也在奥斯曼帝国官方化。因此，宗教因素虽然确实造成部分安纳托利亚土库曼人向阿列维派的转变，但是并非阿列维派向基齐勒巴什转变的充分条件。实际上，基齐勒巴什的出现是土库曼人东迁过程中萨法维教团土库曼化的直接结果。
14世纪早期，苏非大师萨菲丁·阿尔达比里（Safi al-Din Ardabili，1252/3—1334年）在伊朗西北部城市阿尔达比勒（Ardabil）创立逊尼派的萨法维教团。因萨菲丁崇高的声望及专事苦修的修行方式，教团自成立之初便在阿塞拜疆、安纳托利亚等地显现出广泛的影响力，尤其受到蒙古统治者的礼遇。1402年，帖木儿赠予教团第三任谢赫霍加·阿里（Khwajeh Ali，卒于1427年）数千名在安卡拉战役中俘获的土库曼人，他们以“罗姆鲁”（Rumlu，意为“罗姆人”，后发展为基齐勒巴什七大部落之一）自居，协助教团向安纳托利亚高原其他土库曼部落的传道活动。这些土库曼人大多是安纳托利亚社会中的底层士兵，带有什叶派信仰倾向，期望通过发动所谓的“圣战”获取维持生计的战利品。随着越来越多土库曼人的加入，萨法维教团逐渐土库曼化。在第五任谢赫祝奈德时期（Junayd，1447—1460年领导教团行动派分支），教团明确分裂为由祝奈德领导的安纳托利亚行动派与以其叔父贾法尔（Ja‘far）为首的阿尔达比勒静默派。行动派主张进一步吸纳具有军事、政治潜力的土库曼人，扩大教团的世俗影响力；静默派则专事修行，反对将教团卷入俗世纷争，因而得到黑羊王朝国王贾汗·沙（Jahan Shah，1438—1467年在位）的支持。
1448年，由于贾汗·沙对贾法尔的支持，祝奈德在教团内斗中失败，带领教团内的土库曼人流亡安纳托利亚高原。祝奈德在安纳托利亚、叙利亚进行了长达八年的传道活动，其间，他在半岛南部的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设立道堂（khānqāh），并以此为据点向其他地区派出土库曼信徒宣传萨法维教义，招揽了许多来自卡拉曼、特克、哈米德等地的前贝伊国土库曼人。流亡安纳托利亚期间，祝奈德放弃了原先的阿塞拜疆方言，转而以安纳托利亚突厥语传道，其信仰倾向也逐渐与当地的阿列维派趋同，转变为什叶派苏非。此外，祝奈德在安纳托利亚多地任命教团“代理”（khalīfa），他们通常是当地阿列维村社（ocak）或土库曼部落的世袭首领——“巴巴”（baba）。借助分布于各地的世袭代理，祝奈德成功建立起稳定的土库曼人社团网络。1453年后，伴随着奥斯曼帝国征服、集权进程的急速演进，更多的土库曼人沦为社会底层，他们将祝奈德视作转世的谢赫贝德雷丁，希望在祝奈德即将发动的圣战中获得维持生计的战利品，萨法维教团的土库曼信徒规模迅速扩张。1456年，祝奈德率领土库曼追随者劫掠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北部的特拉布宗（Trebizond），失败后东逃至白羊王朝。在白羊素丹乌尊·哈桑（Uzun Hasan，1452—1478年在位）的庇护下，萨法维教团不断发展壮大，至1460年与希尔万（Shirvan）军队爆发冲突时，教团已有约1万名土库曼士兵。在土库曼化的进程中，萨法维教团转变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军事力量。
1470年，第六任谢赫海达尔（Haydar，1460—1488年领导教团）在白羊王朝素丹乌尊·哈桑的支持与土库曼信众的簇拥下回到阿尔达比勒，彻底清除静默派势力，结束了萨法维教团内部的分裂局面。在行动派完全掌握教团控制权后，海达尔的土库曼信徒从安纳托利亚东迁至阿尔达比勒，萨法维教团全面土库曼化。约1479年（波斯历858年），萨法维教团与白羊素丹叶尔孤白·贝格（Ya‘qub Beg，1478—1490年在位）、教法学家的矛盾激化，海达尔通过代理向伊朗高原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土库曼追随者秘密发布法特瓦（fatwā），要求其追随者戴上饰有十二褶的红冠，以镇压素丹反对者的名义发动圣战，基齐勒巴什由此形成。1488年7月，在白羊王朝与希尔万的联合镇压下，海达尔身死塔巴尔萨兰（Tabarsaran），基齐勒巴什土库曼士兵四散而逃，回到安纳托利亚高原所属部落，等待着下一次大规模前往伊朗高原的时机。
1500年，海达尔之子伊斯马仪一世（Ismā‘īl I，1501—1524年在位）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埃尔津詹（Erzincan）召集约7000名基齐勒巴什土库曼士兵，开始对伊朗高原展开大规模的东征。至1501年，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1501—1722年）正式建立，伊朗高原在伊斯马仪一世及其土库曼军队的征服下实现政治统一，最终完成伊利汗国解体后的地方权力中心化进程。至此，在土库曼人东迁活动的推进下，安纳托利亚高原与伊朗高原均形成了位于本土的权力中心，双权力中心对峙成为此后西亚的基本地缘格局。
从土库曼人迁徙的视角来看，11—16世纪西亚的政治格局变化本质上反映着中亚—西亚地区政治联动性弱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中亚土库曼人在西亚的本土化与中亚游牧政治力量在西亚影响力的边缘化。
11世纪中亚土库曼人的西迁逐步打破了西亚的传统宗藩体系。虽然13—14世纪伊利汗国短暂地尝试以部落等级关系重构宗藩格局，但是部落等级关系以各部落间的绝对军事、政治能力差异为基础，难以稳定地实现宗主权力对地方权力的节制。而相对于宗主权力，土库曼人在西迁进程中建立起了合法性更为稳定的地方政权：第一，各土库曼部落处于以塞尔柱家族为核心的部落等级关系中，拥有在地方获得封地、建立割据的合法性。在伊利汗国时期，由于罗姆素丹向伊利汗臣服，原先附属于塞尔柱家族的土库曼藩部在地方的统治合法性得到延续。第二，由于土库曼人在迁徙过程中与西亚本土族群结成密切联系，土库曼地方政权的统治基础更具稳定性。一方面，就起源而言，土库曼人本身就是波斯文明与突厥文明在中亚河中地区交往下的产物，因此在与伊朗高原本土族群的交往中有着明显的波斯化倾向，在西亚地区的外来属性较弱。另一方面，不同于13世纪进入伊朗高原的蒙古人，土库曼人迁入西亚地区的时间更早，在伊朗高原、安纳托利亚高原本土化的历程也更长。在与迁入地族群的长期交往中，土库曼人与西亚本土族群融合，各土库曼政权因此转变为西亚地方权力的代表，与中亚的政治联系也随之脱节。因此，14世纪伊利汗国宗藩体系解体后，各土库曼政权独立性空前强化，西亚地方权力崛起。15世纪，随着以中亚为统治中心的帖木儿帝国政治影响力在西亚地区的边缘化，中亚—西亚地区政治联动性进一步弱化，土库曼政权继而成为中亚式部落传统在西亚实践的最终受益者，占领中亚政治力量在西亚退出后所留下的权力真空，由地方权力走向构建权力中心的新发展历程。
在土库曼地方政权中心化过程中，奥斯曼贝伊国于15世纪在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率先构建起权力中心，实现帝国化转向。由于奥斯曼帝国军事集权体制对土库曼人的排斥，土库曼人转变数个世纪的西迁倾向，大规模东向迁徙至伊朗高原，不断推动着萨法维教团的土库曼化，促成土库曼人东迁向萨法维东征的转变。萨法维王朝早期对土库曼人的统治本质上是以教团式的效忠关系代替传统的部落关系，此后伊朗历史中的中亚式部落政治色彩逐步淡化，土库曼人的波斯化程度在伊朗高原日益深化。因此，自16世纪起，在对萨法维国王的效忠之下，波斯人与土库曼人在伊朗高原构建起“波斯—土库曼”政治缔合关系，这一关系也在之后伊朗的王朝更迭中发挥作用，长期维持着伊朗高原权力中心的相对稳定。至此，在土库曼人迁徙活动的影响下，西亚双权力中心相互制衡的地缘格局最终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