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16世纪初，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重因素推动下，萨法维王朝开始与欧洲基督教世界发展外交关系。虽然这一时期双方的外交往来仅处于初步接触与碎片化的相互认知层面，但其对伊朗和欧洲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外交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萨法维王朝的国家认同在与欧洲的交往过程中得以凝聚，萨法维王朝内部以什叶十二伊玛目派为宗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对外交往中得以强化，避开奥斯曼帝国威胁的新商路得以开辟，欧洲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认知得以改变，欧洲研究萨法维(伊朗学)之风气得以兴起。
关 键 词 萨法维王朝；伊朗；欧洲；外交关系
作者简介 金鹏，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项目来源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伊朗萨法维时期的史学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1期。全文如下：
萨法维王朝（1501－1736）是伊朗自萨珊王朝灭亡之后，又一个完全统一伊朗的“王朝政权”。从此，伊朗再次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区域和世界政治的舞台，开启了对外交往的新时代。关于萨法维时期伊朗与欧洲的外交关系，国外学界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如伊朗学者纳赛尔·费拉萨非在《萨法维时期伊朗与欧洲关系史》一书中，详细叙述了萨法维时期伊朗与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历史；阿卜杜拉侯赛因·纳瓦伊在其专著《论萨法维时期伊朗与欧洲的政治关系》中，集中讨论了萨法维时期伊朗在政治上与欧洲各国的交往；曼苏尔·萨法特古勒在《萨法维王朝的兴盛与衰落》一书的第四章《萨法维王朝与世界》中，介绍了萨法维王朝与欧洲各国外交关系的发展演变及基本模式。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萨法维王朝和欧洲各国外交关系的专题论文，如卡扎巴夫·阿里·阿克巴的《萨法维王朝与俄国的外交关系评析》等。与国外学界丰硕的研究成果相比，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加之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西方学者有意无意地从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来看待伊朗历史，如对于葡萄牙对萨法维的殖民侵略缺乏深刻地反省和批判精神”；而中国学者由于语言障碍，所能接触的资料大多是英语或有限的中文资料，使国内相关研究长期受限。基于上述情况，本文拟从伊朗出版的波斯语文献入手，结合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和国内现有成果，梳理和评析萨法维王朝初期伊朗与欧洲的外交关系，以期得出一点粗浅的认识。
萨法维王朝初期伊朗与欧洲的外交关系，主要是指自1501到1587年伊朗与欧洲的交往历史。期间，萨法维王朝共经历了四代国王的统治，即伊斯玛仪一世（1501－1524年在位），塔赫玛斯普一世（1524－1576年在位），伊斯玛仪二世（1576－1578年在位）和穆罕默德·胡达班德（1578－1587年在位）。1501年，伊斯玛仪一世在大不里士宣布建立萨法维王朝，并确定了以什叶十二伊玛目派为宗的官方意识形态。该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伊朗结束了近850年的外族统治历史。萨法维王朝初期，伊朗除了面对与邻国奥斯曼帝国、昔班尼汗国和莫卧儿帝国的关系之外，还同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各国建立了广泛的外交联系。纵观这一时期伊朗和欧洲外交往来的历史，主要基于如下两个动因。
14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攻陷君士坦丁堡并迁都于此，结束了拜占庭帝国长达11个世纪的统治，稳固了其区域霸主的地位。随着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奥斯曼帝国开始对其周边地区，尤其是对其版图以东的地区进行军事征服和政治扩张。为此，穆罕默德二世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征服计划。“向西，他致力于占领欧洲中心和意大利，特别是教皇总部，进而获取伊斯兰教世界对基督教世界的胜利。向东，他企图征服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北非国家。这些地区的任何国家只要表现出任何形式的反抗，都会被视为异教徒，遭到土耳其铁骑的血腥镇压和屠杀。”萨法维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政治上，强化对伊朗各地方政权的控制，致力于建设一个统一的王朝国家；宗教上，以什叶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统一意识形态，加强各民族对王朝国家的认同；军事上，以伊斯玛仪一世为首的统治集团致力于开疆拓土，扩张版图。这些措施对当时以伊斯兰世界领导者自居的奥斯曼帝国的霸主地位和宗教意识形态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与冲击，进而引发两国长期的敌视与对峙。面对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一开始便处于下风。1514年，在遭遇了查尔迪兰战役的惨败之后，心灰意冷的伊斯玛仪一世认为，萨法维军队惨败于奥斯曼的主要原因是缺少火枪和大炮等先进武器。因此，他首先向盘踞在波斯湾地区的葡萄牙人提出军事结盟建议，拉开了萨法维王朝与欧洲军事交往的序幕。
1515年，伊斯玛仪一世派使者去印度果阿拜见葡萄牙殖民总督阿尔布克尔克，提议双方建立友好同盟。阿尔布克尔克对此态度积极。同年８月，双方签订了《联合对抗奥斯曼帝国和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根据协议，“葡萄牙海军将向萨法维王朝提供战船、火枪和大炮等先进武器以支援其在巴林和盖提夫等地对抗奥斯曼人的军事活动”。但是，该协议因阿尔布克尔克的离世沦为一纸空文。此后，伊斯玛仪一世又向威尼斯共和国派遣使者，以期说服威尼斯人和自己结为军事联盟。但是，由于当时威尼斯人正忙于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战争，且已经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和平协议，所以拒绝了他的提议。就在伊斯玛仪一世一筹莫展之时，不堪奥斯曼人威胁的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派使者到大不里士商谈两国结为军事同盟之事。伊斯玛仪一世盛情款待了使者，在使者离开大不里士时，他除了给路易二世写了回信之外，还给当时欧洲最强大的罗马帝国君主查理五世写了一封建议联手抵御奥斯曼帝国的信。信的结尾写道：“我恳请您认真地考虑一下我的提议，明年４月份，我们同时从东西两侧发起对我们共同的敌人的攻击。”这封信是伊斯玛仪一世写给欧洲国家的第一封信，日期为1523年8月13日。查理五世于1525年8月回信。在回信中，他首先表达了对伊斯玛仪一世的敬佩与称赞之情，称其为“波斯王中之王”和“我们最好的朋友和兄弟”，然后提议“我们应并肩作战，对抗乃至彻底打垮贪得无厌的奥斯曼人”。遗憾的是，此时伊斯玛仪一世已经去世，无法看到这封回信了。
1524年，萨法维王朝第二代君主塔赫玛斯普一世继位之后，奥斯曼苏丹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见萨法维新主年幼、内部派系斗争纷起，便给其写了一封极具挑衅与侮辱性的信，扬言要彻底消灭萨法维政权。为了巩固王朝统治和维护领土完整，塔赫玛斯普一世延续了伊斯玛仪一世“联欧抗奥”的外交策1529年秋，苏莱曼一世率领大军兵临维也纳城下，企图攻占维也纳城。为解维也纳之围，查理五世写信向塔赫玛斯普一世求助。信中写道：“我和我的兄弟已经决定同时攻打奥斯曼帝国。我从意大利方向，他从匈牙利方向。我们恳请您在同一时间从东边发起进攻。如果您没有做好大举进攻的准备，那就派遣一小部士兵驻扎于贵国西部边境，以便从战术上给奥斯曼人压力。”塔赫玛斯普一世趁着苏莱曼一世围攻维也纳之机，一举攻占了巴格达，并处决了忠于奥斯曼的巴格达总督。1549年，葡萄牙印度殖民总督受命于国王佩德罗三世向萨法维王朝派遣使者，以商讨联手遏制奥斯曼人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扩张。起初，塔赫玛斯普一世因对葡萄牙在波斯湾地区的侵略活动心存不满，对其建议不屑一顾。后来，由于萨法维军队不能有效地抵御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扩张，塔赫玛斯普一世才同意了葡萄牙人的建议。最终，经过双方的军事合作，奥斯曼人被赶出了盖提夫和波斯湾南岸的一些地区。
塔赫玛斯普一世在其统治后期，沉迷于宗教事务，疏于治国理政。对外，他厌倦了与奥斯曼人无休止的战争，与其签订了《阿玛西亚和平协议》，使国家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对内，他忌惮戈兹勒巴什部落在大不里士的强大势力，决定迁都加兹温以削弱他们的影响力。这两项措施对萨法维王朝与欧洲的军事交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571年，威尼斯共和国使者维特辰图·德拉三迪来到伊朗，并在此滞留了约3年的时间。期间，他多次劝说塔赫玛斯普一世与威尼斯结为军事联盟。然而，塔赫玛斯普一世始终对结盟有所迟疑。为此，德拉三迪说：“奥斯曼人诡计多端，和平协议只是他们用来迷惑他人的一种计谋而已。现在，他们意欲将塞浦路斯占为己有。一旦成功，肯定会再次入侵伊朗。”塔赫玛斯普一世不为所动，表示要继续遵守《阿玛西亚和平协议》。
由此可见，奥斯曼帝国是萨法维王朝和欧洲军事交往的一个重要变量。面对奥斯曼的军事扩展，萨法维和欧洲各国都倍感威胁，且不能仅凭一己之力而对抗之，因此发展军事联盟便成了他们共同的需求。但从本质上讲，这种军事联盟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即联盟双方都是基于自己的核心利益和战略考量暂时相互利用。“对于欧洲而言，一个以什叶派为意识形态的独立政权，出现在以逊尼派为宗的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带，对欧洲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萨法维和奥斯曼之间的对立与战争可以有效地减少后者对欧洲的威胁。”对于萨法维王朝来说，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征战，则有利于减轻其对自己国家的军事压力。此外，萨法维还可以从欧洲获得先进的武器装备，增强抵御邻国入侵的能力，进而巩固王朝的稳定统治。这种功利性决定了双方的联盟必然是脆弱的，即当联盟双方一旦认为彼此的利用价值消失，联盟的基础也就减弱或者完全失去了。
伊朗地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丝绸之路沿线最为重要的国家之一。千百年来，一批又一批的商旅驼队从中国出发，途径地域广阔的伊朗高原，将产自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欧洲大陆。与此同时，来自欧洲、西亚和中亚的珠宝、药材和香料等货物也络绎不绝地输入中国。作为古代欧亚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伊朗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建设者，更是受益者。因此，伊朗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其境内的商道和贸易中心的建设与控制。
早在阿拉伯帝国时期，中国与巴格达之间的贸易通道，尤其是从喀什噶尔经伊朗到巴格达的贸易通道就已经非常繁荣了。当时，络绎不绝的商队从中国内陆出发，经喀什、木鹿、撒马尔罕、布哈拉、图斯、达姆甘、古尔冈和雷伊等城市，最后到达加兹温。然后从加兹温沿两条不同的线路通向欧洲大陆。第一条是经赞江、阿尔达比勒、大不里士、埃里温、卡尔斯等城市，直达黑海沿岸的重要商贸中心埃尔祖鲁姆和特朗布宗。第二条是经哈马丹、萨南达季、巴格达、摩苏尔、乌尔法、迪亚巴克尔等城市，最后到士麦那（今土耳其伊兹密尔）。
蒙古帝国崛起之后，尽管其军事征服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对于东西方的贸易往来，特别是利润丰厚的丝绸贸易并没有造成很大影响。相反，随着蒙古帝国军事版图的不断扩张，传统的欧亚贸易由众多国家和地区间的国际贸易变成了蒙古帝国内部的自由贸易，这使得欧亚大陆间的商业活动变得更加活跃与繁荣。伊尔汗国（1256－1335）时期，由于政府重视维护和建设贸易通道，伊朗的大不里士成为当时连接东西方世界最大的商贸重镇，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云集于此，然后中转到其他贸易中心。帖木儿（1370－1507年）时期，统治者基本延续了伊尔汗国时期的政策。西班牙旅行家克拉维约曾于15世纪初出使帖木儿帝国，并在撒马尔罕觐见了帖木儿汗。他的游踪遍及撒马尔罕、贾贾尔姆、哈布尚、巴斯塔姆、巴弗德、加兹温、苏丹尼耶、赞江、大不里士、卡拉巴赫和格鲁吉亚等重要城市。根据《克拉维约东使记》一书的记载，作者足迹所到之处都呈现出一派商贸繁荣、社会富足的升平景象。“撒马尔罕城约有居民15万人，他们中有土耳其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雅库柏人、聂斯脱里基督徒和印度人等，城里有很多丝绸加工作坊。”“从撒马尔罕到大不里士，沿途所有的城市都有供商旅驼队休息补给的驿站。每个驿站都备有用于运输货物的马匹，有的驿站甚至有上百匹马。”“大不里士的巴扎非常大，各色商品琳琅满目，到处可见色彩鲜艳、质地优良的丝绸和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苏丹尼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繁荣城市。在夏季的时候，满载货物的商队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经过这里。产自吉兰的各种丝绸都是从这里中转到其他城市的，甚至出口到大马士革、奥斯曼的一些贸易中心和克里米亚半岛等地区。”总之，蒙古帝国统治时期，官方和民间都非常重视商业贸易活动，撒马尔罕俨然成为当时世界级的商贸中心。然而，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后，其野心勃勃的军事扩张政策对业已繁荣的欧亚贸易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15世纪中后期，奥斯曼帝国在占领君士但丁堡后，又从意大利和葡萄牙手中夺取了黑海、爱琴海、地中海、红海及印度洋的远航路线控制权。自此，以往经地中海和黑海通往东方的传统贸易通道中断，欧洲人再也不能通过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港口运输和中转货物了。16世纪初，也就是萨法维王朝建立初期，欧洲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贸易活动的飞速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希望清除教士阶层和封建地主阶级对社会、经济和法律的控制。这场斗争引起欧洲社会的巨大变革：首先，封建地主阶级和教士阶层的影响力不断减弱；其次，资产阶级的势力不断壮大，手工业不断繁荣；第三，宗教和政治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分离，教士阶层不再具有政治话语权，这些变革最终促使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谋求更多的利益，急需打开东方世界的市场。因此，欧洲船队开始寻找一条绕开奥斯曼帝国通往东方的新商路。萨法维王朝建立后，欧洲人发现与这个新生政权联手，既可以对奥斯曼帝国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抵消其对欧洲的威胁，又可以将其作为通往东方世界的中转站，实现他们拓展贸易市场的雄心壮志。因此，与萨法维王朝发展外交和商贸联系便成了当时欧洲各国的主要任务之一。对萨法维王朝来讲，确保对欧贸易线路的畅通无阻，不但可以保证伊朗商品绕开奥斯曼出口到欧洲大陆，而且可以保持伊朗在欧亚贸易通道上货物中转站的地位，获得丰厚的财政收入。基于彼此的利益需求，萨法维王朝和欧洲在维护和拓展贸易通道方面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与萨法维王朝相比，欧洲人似乎更加需要和急于打开伊朗市场。对此，我们可以从双方的通信内容看出。在伊斯玛仪一世和塔赫玛斯普一世写给欧洲各国君主的信中，他们对欧洲的诉求主要是希望其与自己联盟，以对抗奥斯曼帝国，很少涉及商业贸易方面的内容。而欧洲各国君主在写给萨法维国王的信中，除了表达发展军事联盟的意愿之外，还请求萨法维国王允许欧洲商人在伊朗自由买卖和对欧洲商品免税。这种区别主要由双方的基本国情所决定。当时，随着手工业的不断发展，欧洲新兴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更加广阔的贸易市场，急需打开伊朗、印度和中国等富裕的东方世界之门。萨法维王朝初期，伊斯玛仪一世“希望通过在伊朗边境地区创建战略缓冲地带和寻求军事联盟来确保国家领土的安全，进而为发展国家经济创造有利条件”。塔赫玛斯普一世继位后，一方面，由于戈兹勒巴什部落势力权倾朝野，塔赫玛斯普一世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执政；另一方面，塔赫玛斯普一世自己也沉溺于宗教事务而不能自拔，一时间，萨法维朝野内外掀起了一股“讨白”热，文武百官竞相念“讨白”，导致国家政事废弛。与此同时，昔班尼汗国和奥斯曼帝国乘虚而入，不断侵扰萨法维王朝边境地区，对其领土安全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对于萨法维王朝而言，稳定和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远远紧迫于发展对外贸易。
如前所述，萨法维初期，基于对抗奥斯曼帝国和发展商贸往来的内在动因，伊朗和欧洲各国建立了一定的外交联系。从双方外交往来的整体历史来看，这一时期双方的外交往来处于初步接触和相互认知的层面。尽管如此，双方的交往活动，依然对伊朗和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伊朗民族认同，可以追溯到伊朗前伊斯兰时期。“萨珊王朝晚期，随着国家的动荡与衰落，‘民族团结’和‘民族分裂’等概念就已经成为伊朗精英阶层民族认同的依据。”面对外敌入侵，“萨珊王朝通过在军队中宣传‘集体意识’（Ǎgāhi Jamｅ’i）、‘集体主义’（Ahsāsi Jamｅ’i Muštarek）和‘凝聚力’（Ta’lq Xātar）等‘伊朗民族精神’来强化王朝认同”。“在伊斯兰教传入伊朗初期，大多数伊朗民族精英就非常清晰地明白，只有接受伊斯兰教才能较为完整地保护和延续他们的权力及社会集体意识。”“他们经常反复阅读记载他们祖先英雄事迹的《王书》（Šāhnāmeh），以便使自己的言行举止也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可以说，虽然伊朗民族精英阶层从内心深处接受并发扬光大了伊斯兰文明，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民族的辉煌历史，没有中止延续承载着伊朗民族集体意识的文化的努力。纵观伊朗自萨珊王朝灭亡至萨法维王朝建立的漫长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处于外族统治之下，但伊朗精英阶层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民族认同，并想方设法地将一些扎根于民族心理和沉淀于历史文化中的民族认同元素保存和传承下去，如波斯神话传说、“努如孜”（伊朗新年）、跳火节和波斯语等。
萨法维王朝开国君主伊斯玛仪一世，同样是一个具有强烈伊朗民族认同的民族精英，他对伊朗古代（前伊斯兰时期）历史文化具有强烈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伊斯玛仪一世宣称自己是萨珊人的后裔，为自己的四个王子分别取名“塔赫玛斯普、萨姆（Sām）、巴赫拉姆（Baherām）和阿勒甘斯（Alegāsi），其中后三个名字都是取自伊朗古代神话传说”。萨法维王朝建立后，伊斯玛仪一世率领大军南征北战，最终统一了伊朗各地，建立了以什叶十二伊玛目派为纽带的多民族融合的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伊斯玛仪一世完成了伊朗民族近850年未完成的民族统一大业。伊斯玛仪一世通过一系列措施不断强化各游牧部落对于萨法维王朝的认同，如给拥护和效忠萨法维王朝的游牧部落首领封官加爵，逐渐将他们纳入萨法维王朝的统治体系之中。“这无形中塑造了模糊的伊朗民族共同体。这一民族共同体正是以什叶派教义为纽带，以融合各种文化的波斯文化为基础，把各民族统一在伊朗这个民族国家之内。”面对“异教徒”的欧洲，伊斯玛仪一世基于超越“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二元对立的伊朗民族认同，与欧洲各国发展关系，并获得了对方积极的回应。随着双方不断深入的外交往来，一个以什叶十二伊玛目派为宗的、多民族融合的、独立的伊朗王朝，进入到欧洲人的认知与视野之中，他们称伊斯玛仪一世及其继承者为“伟大的波斯帝国的后裔”和“诸王之王”。
萨法维王朝建立后，伊斯玛仪一世“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央集权制政权”。然而，当时有两大现实因素制约着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从地缘上讲，萨法维王朝夹在奥斯曼帝国和昔班尼汗国两个以逊尼派为宗的国家中间。王朝初期，如何保持新生政权的文化独立便成了伊斯玛仪一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其次，由于长期的外族统治，“伊朗境内形成了伊朗民族和阿拉伯、土耳其、蒙古及鞑靼等不同族群混居的局面。这些族群对伊朗民族王朝的认同比较弱，甚至没有认同感”。对于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萨法维王朝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因此，为了确保王朝政权的独立和统一，伊斯玛仪一世宣布以什叶十二伊玛目派为官方宗教。这样既可以使其在意识形态上独立于尊奉逊尼派的邻国，保持自己政治文化的独立，又可以将什叶十二伊玛目派政治思想与伊朗传统的政治学说相融合，进而解决其统治的合法性问题。
萨法维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基于君权神授的君主制。纵观伊朗历史，直到巴列维王朝灭亡，君主制一直是伊朗政治体系中最稳固的政治结构。在该政治结构中，国王的权力是至高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h）或者造物主安拉赋予的。伊斯玛仪一世认为，“自己的统治是基于伊朗历史上既有的君主制的合法统治，是这一政治模式的继承者、延续者和实践者”。此外，根据什叶派“没有伊玛目的统治是不合法的，在伊玛目隐遁期间应由伊玛目的代理人代其进行统治”的政治思想，伊斯玛仪一世将伊玛目阿里称为安拉的化身，将自己称为“隐遁的伊玛目”“指导性的伊玛目”“完美的向导”。此外，他还宣称自己的父辈是先知穆罕默德和十二伊玛目的后裔，母辈则出自白羊王朝和拜占庭帝国。通过这一系列阐释，萨法维统治者巧妙地将伊朗传统的政治思想与什叶派伊玛目学说相融合，因而获得了伊朗境内包括波斯、突厥等民族的大力支持，有效地整合了萨法维境内各氏族部落对萨法维中央政府的认同。由此可见，建立以伊朗民族认同为主导的中央集权制政权是萨法维王朝的根本目标，而强调什叶派宗教认同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
在宣布什叶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后，伊斯玛仪一世通过各种强制手段在伊朗境内推行什叶派化运动。首先，他迫使萨法维境内的逊尼派改信什叶十二伊玛目派，不从者则施以武力镇压；其次，他从沙姆（今叙利亚）和巴林等地引进一批著名的伊斯兰教法学家，大力宣传什叶十二伊玛目派的教义；再次，基于开疆扩土的野心，伊斯玛仪一世还唆使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戈兹勒巴什部落在奥斯曼东部省份传播什叶十二伊玛目派的教义。毫无疑问，这些措施极大地冲击了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利益。为了回击萨法维王朝，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以平息内部战乱为借口，在奥斯曼东部地区残酷地屠杀了大批什叶十二伊玛目派信徒。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最终演变成残酷血腥的战争。由此可见，宗教意识形态的差异是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爆发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萨法维王朝在联合欧洲对抗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什叶十二伊玛目派宗教认同在其王朝内部也逐渐得以强化。
在萨法维王朝初期的几十年里，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在争夺对重要贸易中心控制权的同时，还互相威胁要切断彼此的贸易通道。当然，双方都非常清楚，以切断贸易线路来威胁对方绝对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下策。因此，为了保障贸易通道的畅通无阻，双方曾通过协议规定“不论是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时期，都确保两国的商人在东西贸易线路上来去自由，安全有保障”。不过，一旦双方关系处于剑拔弩张的时候，这一协议就很快失效了。查尔迪兰战役之前，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一世因不满萨法维王朝在东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宗教渗透与扩张，颁布诏令，全面禁止伊朗商人进入奥斯曼帝国，以期通过切断伊朗通往欧洲大陆的贸易通道来摧毁萨法维王朝的经济基础。查尔迪兰战役之后，奥斯曼帝国成功占领了东安纳托利亚地区和原属于萨法维王朝的伊拉克北部地区，彻底切断了伊朗通往欧洲大陆的贸易通道。为了维持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往来，萨法维王朝和欧洲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伊朗东南部的波斯湾地区和北部里海沿岸的海上贸易线路。
在1560年至1570年的十年间，英国莫斯科公司先后6次派代表到伊朗，希望和伊朗人一起开辟一条南北走向的贸易通道，以取代传统的东西走向的贸易通道。该线路自伊朗里海沿岸出发，先经里海水上航道到达俄国最南端的港口城市阿斯特拉罕；然后，再经伏尔加河到俄国内陆；最后，经莫斯科中转至欧洲大陆。萨法维王朝对该提议态度非常积极，因为此线路既不受葡萄牙人的威胁和控制，又可以绕开奥斯曼帝国的封锁与威胁。当时，丝绸是伊朗出口到欧洲的主要商品之一，而伊朗丝绸的主要产地分布在高加索地区和距离俄国较近的里海沿岸地区，如格鲁吉亚、希尔凡、吉兰和阿尔达比勒等地。1561年，英国莫斯科公司经理安东尼·詹金森决定从高加索地区前往伊朗丝绸供应较为集中的几个沿里海的省份，以期和当地商人建立商贸联系。为了使自己在伊朗的行程顺利，他请求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给塔赫玛斯普一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英女王将塔赫玛斯普一世称为“伟大的萨菲·丁的后裔”“波斯王中之王”，请求塔赫玛斯普一世“允许安东尼·詹金森和其他英国商人在伊朗自由经商”。安东尼·詹金森于1562年11月到达加兹温并受到塔赫玛斯普一世的接见。1566年，英国人阿瑟斯·爱德华又率领了一个商贸团来到加兹温，“因为塔赫玛斯普一世自己想试试英国的布料，所以他下令从英国莫斯科公司进口一些布料。他还同意对来自英国的布料免征关税，准许英国商人在伊朗经商并确保他们在伊朗境内的安全”。
（四）欧洲对伊斯兰世界认知的转变与伊朗学在欧洲的兴起
自７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后，欧洲基督教世界先后与阿拉伯半岛、北非和西班牙等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政权展开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对抗与战争，双方逐渐形成了“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相互对立的认知格局。因此，“他们（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印象和理解是，阿拉伯人和奥斯曼人的宗教是整个穆斯林社会的共同宗教”。当时，“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人民首先用宗教的名称而非民族名称来称呼他们的邻居，一般土耳其和摩尔人等族名也具有和‘穆斯林’相同的宗教意味”。
然而，到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为了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伙伴，欧洲基督教世界的航海探险家们开始远洋探索，并最终开辟了绕过非洲大陆最南端进入印度洋的新航路。这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欧洲人对于东方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再认识。萨法维王朝建立后，基于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的考量，其逐渐成为西方基督教世界（欧洲）所关注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虽然这一时期，“欧洲基督教世界对奥斯曼帝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了解，但是对于更东方的波斯的正确认知还是极其有限”。随着欧洲和萨法维王朝之间的交往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关注和了解萨法维王朝。当时，“他们认识萨法维王朝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视角就是从了解和认识什叶派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来重新认识和审视伊斯兰教。这一视角在后来的研究中受到更多的重视，并最终引起欧洲学术界对于伊斯兰教认知的变化”。因此，可以说正是萨法维王朝初期与欧洲的外交往来，直接促进了欧洲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的认知变化，而这一过程又客观上促使伊朗文化作为一门学科在欧洲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