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沙布尔（Nishapur）是今伊朗东北部拉扎维呼罗珊省（Razavi Khorasan Province）的中部城市，它位于拉扎维呼罗珊地区省省会城市马什哈德以西80公里处。内沙布尔是连接伊朗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与首都德黑兰的重要城市，它位于德黑兰与马什哈德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上。内沙布尔的平均海拔为1250米左右，整座城市坐落于一片肥沃的平原上。内沙布尔北部靠近比纳卢德山脉（Binalud Mountains），因此，城市北部拥有较为肥沃的土地以及丰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园艺业十分发达；而城市南部位于沙漠边缘，气候干旱而干燥，形成了内沙布尔南北独特的、具有差异性的城市景观。

在伊朗历史上，内沙布尔一直是呼罗珊地区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重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领域均有一定影响力。其一，由于内沙布尔位于呼罗珊大道中段，它历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12-13世纪叙利亚地理学家、传记作家雅古特·哈马威（Yagut al-Hamawi，1179-1129）曾形象地将这里称为“东方的门户”（The gate way to the east），它是古代东西方世界征服者的过境之地。其二，呼罗珊大道中段与丝绸之路西段重合，来自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输入内沙布尔，内沙布尔当地生产的陶器、棉花、丝织品等也沿着丝路被运送至世界各地。其三，内沙布尔是孕育和滋养伊朗文明的沃土，城市的文化底蕴早已得到伊朗乃至全世界的公认。13世纪伊朗历史家和政治家阿塔·马里克·志弗尼（Ata-Malik Juvayni，1226-1283）曾在其著作《世界征服者史》（Tarikh-i Jahangushay）中对内沙布尔作出极高评价：“若将地球比喻为天空，那么地球上的城市便是天上的星星，（在夜空中）内沙布尔是闪耀的金星；若将地球比喻为人类，那么内沙布尔便是有尊严和修养的人。”700余年后，在2010年10月，在捷克举行的第二次城际非物质文化合作网络成员（Inter-city Intangible Cultural Cooperation Network,ICCN）会议上，内沙布尔宣布被纳入世界文化和精神遗产城市网络。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这里一直是战争交往、商业交往和文化交往等不同形式文明交往的频繁之地。

现如今，内沙布尔拥有约26万人口，城市的主要产业支柱是农产品销售业以及地毯、陶器制造业，尽管它的发展远远不如从前兴盛，然而城市各类的现代化建筑与历史遗迹却也证实了这座城市极强的历史延续性和深厚的文化传统根基。简而言之，内沙布尔拥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伊朗文明的诞生、存活、传播与发展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历史上，内沙布尔既是军事重镇，又是一处文化交往的宝地，是丝绸之路沿线通过文明交往推动城市发展的典范城市。

近年来，国际学界从不同的视角对内沙布尔展开了一定的研究。首先，欧美学者大都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考察和验证内沙布尔历史的悠久性以及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繁荣发展。20世纪中叶，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开始了对内沙布尔的考古挖掘工作，考古学家不仅发现了四处遗址，还有数百件物品。1974年，考古队员查尔斯·凯尔·威尔金森（Charles Kyrle Wilkinson,1897-1986）将考古发现整理为一部著作，即《内沙布尔：一些早期伊斯兰建筑和装饰》，该书是内沙布尔考古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证实了9世纪以来，内沙布尔不仅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中心，也是一处繁荣的艺术、手工艺以及贸易中心。其次，伊朗学者侧重于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角度对内沙布尔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性及其占据的地位展开研究，这些研究证实内沙布尔在伊斯兰时期前后均在伊朗历史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萨珊王朝时期（224-651），内沙布尔是琐罗亚斯德教宗教和文化中心，以及国家重要的铸币厂；阿拉伯帝国时期（632-1258），内沙布尔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发展达到巅峰；此外，由于先后受到阿拉伯文化和突厥文化的影响，这里见证了伊朗-伊斯兰文化和波斯-突厥文化的诞生。最后，国内对内沙布尔的关注较少，目前仅从陶瓷的角度探究了阿拔斯王朝时期（750-1258）内沙布尔与长沙之间的文化交往，提出在丝路贸易畅通的背景下，内沙布尔陶器和长沙之间的文化交往，提出在丝路贸易畅通的背景下，内沙布尔陶器和长沙瓷器在装饰技术、绘图手法、器型与纹饰方面相互影响，是内沙布尔不同文明间相互交往的见证之一。除了上述的专门研究，关于内沙布尔的研究多散见于一些伊朗城市史、伊朗史的著述中，显得较为零散。

整体而言，现有的研究成果展现了该城市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地位，但是缺乏内沙布尔城市研究的文明交往视角，文明史观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这在内沙布尔的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显著。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言，“伊朗通史是一部写不完的文明交往史”，内沙布尔也是如此。就某种程度而言，其城市演进的历史堪称一部浓缩的伊朗文明交往史，内沙布尔历史演进中的文明交往盛况有待进一步揭示。鉴于此，本文从文明交往的视角研究内沙布尔，有助于加深伊朗丝路沿线城市的了解和认识，同时扩充中东城市的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一、史前与古典时期：古代伊朗文明的摇篮

作为伊朗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内沙布尔早期历史是神话故事传说与历史叙事的结合。琐罗亚斯德教文化遗产是伊朗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古籍《阿维斯陀》（Avesta）中已存在内沙布尔的记载，展示了内沙布尔在古代伊朗宗教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在前伊斯兰时期，内沙布尔当地还拥有琐罗亚斯德教三大圣火之一。就此而言，内沙布尔堪称古代伊朗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关于内沙布尔建立的具体时间，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根据伊朗神话故事传说，内沙布尔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其城市的建立者可能是闪族神话故事人物、亚当的后裔阿努什·伊本·赛斯·伊本·亚当（Anush Ibn Seth Ibn Adam），或伊朗神话传说中雅利安人建立的第一个波斯民族王朝皮西达德王朝（Pishdadian，共历时2441年）的第三任国王塔赫穆雷斯·迪乌班德（Tahmuras Divband，当政30年）。在塔赫穆雷斯·迪乌班德时期，当神话中的牛哈迪乌什（Hadyush）背着人们在大海中移动时，人们手中的火炉被暴风雨卷入海中，随后，琐罗亚斯德教三大圣火——古什纳斯普（Gushnasp，国王和战士之火）、法恩巴格（Farnbag，祭司之火）和布尔津·梅赫尔（Burzen-Mihr，农民之火）代替火炉，以耀眼的光芒为人们指明前进的道路。该传说象征着琐罗亚斯德教对人们的指引作用。其中，布尔津·梅赫尔圣火及火神庙位于内沙布尔的里万德山（Mount Rēvand），在前伊斯兰时期，由于布尔津·梅赫尔代表广大农民阶层，而且农业是古代伊朗人民生存的根本，它受到人民广泛的尊重和喜爱。

由于伊朗上古史料的缺乏，伊朗民族史诗《列王纪》（Shahnameh）便成为考察内沙布尔早期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在《列王纪》有关内沙布尔的记载中，可以窥见上古时期，古代伊朗文明与图兰文明的交往。

图兰（Turan）是中亚的一个历史区域，“图兰”一词起源于伊朗，在中古波斯语中，“图兰”的含义为图尔人（Tur）的土地。在波斯古经时代（约公元前1500—公元前500），伊朗人和图兰人皆为伊朗人部落的一支。以定居为主的伊朗人和以游牧为主的图兰人分属两个领地，二者之间时常发生战争。波斯古经时代1500年之后，皮西达德王朝第六任国王费里敦（Feridun，当政500年）将帝国分给他的三个儿子：将包括安纳托利亚在内的国家西部地区分给长子萨尔姆（Salm）；将包括科佩特山脉（Kopet Dag）、阿特列克河（Atrek River）、巴克特里亚（Bactria）部分地区、索格底亚那（Sogdiana）、马尔吉亚纳（Mar-giana）在内的国家东部游牧部落聚集地分给次子图尔（伊朗人的竞争对手——图兰王国由此诞生）；将帝国中部的主要领土及其周边地区（如美索不达米亚、耶路撒冷）分给小儿子伊拉吉（Iraj）（伊拉吉由于遭到两位哥哥的嫉妒而被谋杀）。此时，以伊朗人为代表的农耕民族和以图兰人为代表的游牧民族之间的对立关系已初步显现。直到公元5世纪起，萨珊王朝正式将“图兰”与“伊朗”对立起来，将其定义为国家东北部敌人的所在地。广义来看，在古代伊朗历史话语体系中，图兰指的是与定居的伊朗人相对应的异族游牧侵略者，“图兰”与“伊朗”是一组相对的概念。

根据《列王纪》中的描述，在皮西达德王朝第七任君主、伊拉吉的外孙曼努切赫尔（Manuchehr，当政120年）统治时期，内沙布尔被图兰王国统治者、图尔的孙子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侵略和吞并。此后，内沙布尔成为阿夫拉西阿卜统治势力的一部分。直到伊朗神话传说中雅利安人建立的第二个波斯民族王朝凯扬王朝（Kayanian）的统治者凯伊·库巴德（Kai kubad，当政1000年）来到呼罗珊地区，他不仅打败了图兰人，还将他们驱逐出内沙布尔。从这一神话传说可以看出，内沙布尔自古以来便为了捍卫国家边疆领土而斗争，它是伊朗边疆至关重要的军事重镇。在领土的斗争中，伊朗人同仇敌忾，最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神话传说中反抗异族侵略的内容也暗含了善与恶做斗争，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价值观念，这既是琐罗亚斯德教二元观的核心，也是早期伊朗民族主义的启蒙精神。战争也是古代人民交往的重要形式，通过《列王纪》中半神话半历史的记载，可以看见古代伊朗文明和图兰文明曾经交往的痕迹。

“《列王纪》与琐罗亚斯德教文化皆为古代伊朗文明的精华之所在，《列王纪》一向被誉为古代波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甚至在数百年的时间内被人们认为是一部内容可靠的史籍”，它神话性与历史性兼具，堪称伊朗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列王纪》是一部充满战斗精神的作品”，在《列王纪》中，菲尔多西洋洋洒洒地记录了50位民族英雄和帝王将相的光辉事迹。在这些事迹中，伊朗人英勇抵御外敌的侵略，面临侵略和欺辱也从未轻易低下骄傲的头颅，它与伊朗民族在历史上所经历的种种伤痛遭遇相结合，形成伊朗民族的集体回忆，是塑造伊朗民族精神与民族个性的关键。琐罗亚斯德教为前伊斯兰时期伊朗社会的主流信仰，其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对伊朗政治、历史、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圣火和火神庙是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核心，也是琐罗亚斯德教文化的象征。由此看来，虽然无法通过史料清晰而准确地追溯内沙布尔早期历史，然而，神话中的记载以及当地的宗教建筑也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记载不仅能证明内沙布尔历史的悠久性，也证明它在伊朗早期历史文化中占据的主体地位。

在与内沙布尔有关的神话记载中，战争不仅是领土争夺和权力斗争的手段，也是不同文明交流和融合的契机，神话传说中伊朗国王和图兰国王在内沙布尔的领土斗争不仅展现了古代人民通过战争交往的图景，还彰显了伊朗人自古以来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成为内沙布尔文明交往最古老的例证。总之，虽然内沙布尔地处国家边疆地带，却是一片孕育古代伊朗文明的沃土，厚重的文化根基也是内沙布尔城市历史延续千年而不绝的重要原因。

二、阿拉伯帝国前期：伊朗文明的存活与辐射

根据神话传说，皮西达德王朝时期，内沙布尔的城市建设在尚未完工之前便遭到毁坏。直到萨珊王朝时期，内沙布尔才得以重建。早在萨珊王朝时期，国家便开始长期在内沙布尔安排驻军，证明它在国家军事中的重要战略地位。2006年和2007年的考古工作证实了萨珊王朝时期内沙布尔作为军事基地的存在，考古学家发现了内沙布尔军事堡垒外墙的一部分，其中一些墙壁的厚度超过了21米。在围栏最高的地方，设有警卫室，警卫室上方还安装着箭筒。长期以来，内沙布尔一直在国家边疆发挥着抵御外敌入侵的作用，是伊朗东北部边疆地带最重要的一处军事据点。呼罗珊地区是伊朗高原上阿拉伯人最后入侵的区域，内沙布尔城市没有因为阿拉伯人的入侵而衰落，反而在新任统治者的建设下继续发挥其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稳定的局势不仅有利于城市的发展，也有利于文化的交流。

7世纪中期起，内沙布尔逐渐成为阿拉伯人统治势力的一部分。650—651年，阿拉伯人占领了内沙布尔。656年，巴士拉长官阿卜杜拉·伊本阿米尔（Abdullah Ibn Amir）摧毁了当地的琐罗亚斯德教火神庙，并在原地建起一座清真寺，但他允许琐罗亚斯德教徒在该地不远处重新建立一座新的火神庙，表明阿拉伯人征服初期对不同宗教文化的宽容态度。656—657年，在阿里（656—661年在位）与穆阿维叶（661—680年在位）的哈里发之位的权力斗争中，呼罗珊地区和突厥斯坦（Turkestan）发生起义，阿拉伯人被驱逐出内沙布尔，退兵至巴尔赫东部。661年，穆阿维叶下令让阿卜杜拉·伊本·阿米尔发起进攻，征服呼罗珊地区和锡斯坦（Siatan），662年，倭马亚王朝（661—750）再度控制了内沙布尔，当时，新上任的呼罗珊地区的总督曾在内沙布尔定居。665年，为了更好地管理呼罗珊地区，阿拉伯军阀齐亚德·伊本·阿比耶（Ziyad bin Abih）将该地区划分为四部分，内沙布尔便为其中之一。这或是受到了萨珊王朝霍斯劳一世（531—579年在位）的启发。因为早在霍斯劳一世统治期间，他便将波斯帝国的领土划分为四个军区（kust），呼罗珊地区为其中之一。呼罗珊地区又被进一步划分为四个较小的区域，分别为内沙布尔、梅尔夫（Merv）、赫拉特（Herat）以及巴尔赫（Balkh）。683年，呼罗珊地区的总督阿卜杜拉·伊本·哈齐姆（Abd Allah Ibn Khazim）在内沙布尔发动反对倭马亚王朝的斗争，但以失败告终。

阿拉伯人的入侵导致内沙布尔的局势出现暂时性的不稳定，然而，内沙布尔不久后便逐渐成为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内沙布尔在阿拉伯帝国时期重要性的延续主要源于城市一直以来在国家军事中不可替代的地位。阿拔斯王朝时期，包括内沙布尔在内的呼罗珊地区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王朝建立初期，阿拔斯王朝第一任哈里发阿布·阿拔斯·萨法赫（750—754年在位）曾将内沙布尔作为他的军事基地。在该时期，内沙布尔多次发动反对哈里发的起义，地方总督的更换也十分频繁，最著名的内沙布尔地方总督有8世纪呼罗珊农民起义领袖阿布·穆斯林（Abu Muslim）、阿拔斯王朝第七任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以及塔希尔王朝（820—872）建立者塔希尔·伊本·侯赛因（821—822年在位）等。其中，马蒙曾经在内沙布尔居住了6年之久。由此看来。内沙布尔没有在阿拉伯人到来后衰落，它转而成为伊斯兰世界主要的军事基地和行政中心，以及经济和文化中心。当时，内沙布尔被誉为中世纪东部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一。

内沙布尔并未因为阿拉伯人的入侵而毁灭，伊朗文明也并未因为阿拉伯文明的冲击而黯然失色，这在内沙布尔主要表现为当地陶器艺术的变迁。自古以来，内沙布尔便是伊朗陶器的主要生产地。公元9世纪起，内沙布尔陶器艺术达到顶峰，它成为呼罗珊地区陶器的生产和艺术中心。在阿拉伯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影响下，内沙布尔陶器将萨珊王朝时期的图案风格与伊斯兰书法艺术、中华制瓷技术相结合，制造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陶器艺术品，成为丝绸之路沿线畅销的商品。阿拉伯帝国前期，内沙布尔陶器艺术在多种文化冲击下的进步从侧面印证了伊朗文明顽强的生命力和久远的传播力，也见证了伊朗文明与中华文明、阿拉伯文明的交往。

首先，伊朗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往。9世纪，除了内沙布尔的制陶业，中国长沙的制瓷业也在迅速发展。对于唐朝而言，瓷器的产地多位于南部，与海上丝绸之路线路较近，而且，与陆路运输相比，海路运输的效率和安全性更高。因此，这一时期瓷器的进出口主要途径为海路运输。在海上丝绸之路日渐兴盛的背景下，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辅相成，使得中国通过波斯湾与包括内沙布尔在内的呼罗珊地区间接取得联系和交流，古代世界中两个相隔甚远的城市因此通过器物展开隔空对话。在两国频繁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内沙布尔陶器和长沙瓷器都在原有的艺术风格上吸收融合了彼此的文化元素：内沙布尔陶器对长沙瓷器的借鉴主要体现在植物图案的变化、联珠纹的创新以及色彩搭配方案的改良方面；长沙瓷器对内沙布尔陶器的借鉴主要体现在窑釉下彩装饰技术的传入以及书法装饰方面。

唐代瓷器对伊朗陶器的影响比较广泛，曾有大量唐代瓷器在内沙布尔出土。正如前文所述，查尔斯·威尔金森一行人在内沙布尔的考古研究证实了当地陶器工业在阿拉伯帝国时期的繁荣，查尔斯·威尔金森将考古挖掘出的陶器分为12类，其中一类为中国（唐代）瓷器。唐代瓷器对伊朗陶器最重要的影响是将书法作为陶瓷的装饰元素，受到长沙瓷器的影响，内沙布尔开始逐渐增加陶器上的书法装饰，书法装饰的增加不仅是伊朗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的见证，也推动了伊朗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交往。

其次，伊朗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交往。这种交往主要体现在内沙布尔陶器的书法装饰上。二战爆发前夕，美国考古学家在内沙布尔旧址及其附近的沙迪亚赫（Shadyakh）郊区挖掘出了许多属于9、10世纪的，带有彩色装饰的陶器。一些陶器以动物、鸟类、人物等图案装饰，还有一些上面以阿拉伯库法体铭文装饰，伊朗境内只有内沙布尔拥有装饰有阿拉伯库法体铭文的陶器。内沙布尔将伊斯兰书法作为艺术装饰，反映出伊朗在文化领域对伊斯兰艺术的承认，也表明陶器的制造者意图通过装饰艺术来宣扬伊斯兰价值观，充分表明阿拉伯文明的渗透力。

“伊朗的历史充满了暴力和戏剧性——入侵、征服、战争和革命”，内沙布尔也不例外。正如《波斯城市》（Persian Cities）的作者劳伦斯·洛克哈特（Laurence Lokhart）所言，“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城市像内沙布尔这样，经历了如此频繁的城市摧毁和城市重建”，这是由它地理位置的通达性和边缘性决定的。阿拉伯人入侵伊朗高原之后，内沙布尔凸显了它在军事和文化两方面的重要性。就军事而言，内沙布尔靠近国家东北部边境，是伊斯兰世界举足轻重的军事中心和行政中心，在保卫国家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道路安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文化而言，内沙布尔在该时期凭借精美陶器享誉伊斯兰世界，陶器的发展不仅见证了伊朗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交往，还在丝绸之路畅通发展的背景下见证了伊朗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再度印证了内沙布尔在阿拉伯帝国前期文明交往的繁荣盛况。

纵观伊朗历史，内沙布尔城市衰落的时期是伊朗文明黯淡的时期，而内沙布尔城市兴起的时期也是伊朗文明发展与传播的时期，可以说，内沙布尔城市与伊朗文明在发展进程方面存在一定的同构性。虽然内沙布尔的城市历史具有相对的连续性，然而，它在历史的演进中屡次被摧毁，又屡次被重建，城市的发展在曲折中前进；伊朗文明的发展也是如此，由于伊朗处于丝绸之路的枢纽和桥梁地带，有利于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然而，它也极易遭到入侵和摧残。因此，伊朗文明的发展轨迹并非一条平稳上升的直线，而是一条起伏的曲线，它随时面临着被异质文明同化甚至取代的威胁。以伊朗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交往为例，伊朗高原被阿拉伯人统治之后，伊朗人接受了阿拉伯文化，但波斯文化并未从此消亡或完全被阿拉伯文化同化，它通过吸收阿拉伯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完成了文化的吸收与整合，保留了本土文化在伊朗高原的主体性和优越性。这充分说明伊朗文明已然发展成为成熟的文明，它不易被轻易地改变、改造，是一种柔性与韧性共存的文明。

三、阿拉伯帝国后期：波斯文化复兴与游牧文明冲击

阿拉伯人在伊朗高原的实际统治仅仅持续了不到200年左右，而内沙布尔所在呼罗珊地区本就远离阿拉伯人的政权中心，成为伊朗高原上最早建立独立政权的城市之一。自9世纪起，内沙布尔便开始更多地受到波斯地方王朝与突厥—波斯王朝的影响，而非阿拉伯帝国的影响。

首先是波斯地方王朝的影响。马蒙去世之后，伊斯兰世界内部分歧逐渐加剧，阿拉伯帝国军事实力逐渐下降，阿拔斯王朝的权力逐渐瓦解。此后，伊朗高原上开始纷纷出现地方性的封建王朝。9世纪初，内沙布尔开始逐渐获得独立地位，它成为阿拔斯王朝的一个自治省，随后，波斯地方王朝纷纷建立，内沙布尔依次成为塔希尔王朝、萨法尔王朝（867—1002）以及塞尔柱帝国（1037—1194）的首都。萨曼王朝（874—999）期间，内沙布尔虽未成为国家首都，但作为呼罗珊地区的总督府，它仍旧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

820年，塔希尔·伊本·侯赛因被马蒙任命为呼罗珊地区的总督，统治包括内沙布尔在内的巴格达以东的广大地区。两年后，塔希尔·伊本·侯赛因在一次主麻日的公开祷告中不再向马蒙致敬，后者从他的密探那里获知此事。塔希尔·伊本·侯赛因于此后不久的822年去世。然而，塔希尔王朝继续在伊朗实际统治了50余年，830—845年，内沙布尔成为塔希尔王朝的首都。塔希尔·伊本·侯赛因及其子塔尔哈·伊本·塔希尔·伊本·侯赛因（822年—828年在位）统治期间，内沙布尔、萨卜泽瓦尔（Sabzevar）和赫拉特（Herat）时常遭到哈瓦利吉派（Khawāridj）的侵扰。830年，阿卜杜拉·伊本·塔希尔·伊本·侯赛因（828—844年在位）占领了呼罗珊地区。即位以后，为了解决哈瓦利吉派的骚乱，阿卜杜拉·伊本·塔希尔·伊本·侯赛因选择将内沙布尔作为行政中心，因为内沙布尔已然成为哈瓦利吉派在呼罗珊地区发动骚乱的中心，在写给马蒙的信中，阿卜杜拉·伊本·塔希尔·伊本·侯赛因曾写道：“当我到达内沙布尔时，我眼下所见，全是哈瓦利吉派的‘巢穴’。因此，在我看来，内沙布尔是目前该地区最需要关注的城市。”

872年，波斯铜匠、萨法尔王朝的创始人雅库布·伊本·莱伊斯·萨法尔（867—878年在位）占领了呼罗珊地区，即位之后，他亦将内沙布尔作为首都。雅库布·伊本·莱伊斯·萨法尔十分看重内沙布尔，他认为内沙布尔是财富的集中地。据说，早在雅库布·伊本·莱伊斯·萨法尔出发远征塔希尔·伊本·侯赛因人之前，他曾说过要征服一片种植大黄的地区，那里的土地种满了庄稼，石头皆为绿松石。通过分析和推测可知，他说的这个地方极有可能是内沙布尔。一方面，内沙布尔土地肥沃且盛产大黄；另一方面，内沙布尔西北部分的矿山中存在大量的绿松石。萨法尔王朝时期，为了提高内沙布尔作为首都的重要性，雅库布·伊本·莱伊斯·萨法尔的继任者埃米尔·伊本·莱伊斯（878—900年在位）对内沙布尔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整与建设，主要包括城中老旧清真寺、城堡宫殿的重修，以及星期五清真寺（Juma Mosque）的建设等。

10世纪初，萨曼王朝统治者率兵出征击败萨法尔人，并夺取了呼罗珊地区的控制权。虽然该时期的王朝首都为布哈拉，但是内沙布尔作为呼罗珊地区的总督府，依旧是国家主要的军事中心。10世纪波斯语地理典籍《世界境域志》（Hudud al-‘Alam）对该时期内沙布尔城镇的情况进行了描述：内沙布尔是呼罗珊地区面积最大和最富庶的城镇，其所占据的地域达一程宽，居民很多。它是商人们常去的地方和军队指挥官的驻地。它有护城碉堡、城郊和内城。该城用水主要是泉水，都由地下渠导引。生产各种织物、丝、棉。附属于内沙布尔还有一个特别的省，包括十三个区（rusta）和四个社。

内沙布尔在该时期两次成为国家首都，充分证明各朝执政者对于该城市的重视程度。同时，作为呼罗珊地区的战略要地，它在文化领域的发展深受此时呼罗珊地区波斯文化复兴浪潮的影响。一方面，呼罗珊地区是阿拉伯帝国后期伊朗高原上反抗异族侵略和统治的中心，当地复兴波斯民族和文化的热情最为高涨；另一方面，波斯地方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萨曼王朝的统治者大力赞助波斯文学和诗歌的创作，并致力于推行达里波斯语，许多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学者、诗人、艺术家，以及其他教育人士聚集于呼罗珊地区，内沙布尔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使之成为阿拉伯帝国后期伊斯兰世界举足轻重的文化中心。

波斯地方王朝时期，内沙布尔见证了波斯文化的复兴，这种文化的蓬勃发展主要体现在波斯语著作的兴起以及波斯文学和诗歌的复兴上，包括内沙布尔在内的呼罗珊地区为波斯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沃土。以萨曼王朝时期为例，为了寻求知识阶级的支持，萨曼统治者必然需要培养和促进当地文化传统、文字和文学的发展，因此，该时期以萨曼王朝都城为中心的呼罗珊地区新建了诸多学校和图书馆，当地的知识生活达到甚高的水准。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下，内沙布尔也诞生了不少著名学者，成为波斯文化复兴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贡献者。例如，9世纪伊朗哲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宗教历史学家、天文学家和作家阿布·阿巴斯·伊朗沙赫里（Abu al-Abbas Iranshahri，9—10世纪）。阿布·阿巴斯·伊朗沙赫里被认为是伊斯兰世界第一个与哲学接触的学者，他曾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撰写了多部著作和论文，著名的有《贾利勒》（Jalil）、《艾西尔》（Athir）、《马萨埃尔·乌塔比阿》（Masael u’ttabi’a），其中皆蕴含深刻的哲学思想与智慧。10世纪伊朗学者比鲁尼（al-Biruni，973—1048）曾对阿布·阿巴斯·伊朗沙赫里的学识给予正面评价，他称：“阿布·阿巴斯·伊朗沙赫里在其著作中巧妙地运用宗教术语来阐释哲学层面的深刻理念，旨在引领读者深刻领悟宗教的本质。”阿布·阿巴斯·伊朗沙赫里以波斯语书面形式将哲学与伊朗化的伊斯兰文化相结合，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其次是突厥—波斯王朝的影响。“突厥人是继闪米特语系的阿拉伯人之后对印欧语系的波斯人产生重要影响的又一语言和种族群体。”977年，萨曼王朝突厥首领苏布克特勤（977—997年在位）征服加兹尼（今阿富汗），是波斯化突厥人在波斯统治的开端（此时主要为伊朗高原东部）。直到9个乌古斯部族之一的塞尔柱乌古斯人的部族之长图格里勒·贝格（1037—1063年在位）率领部族进军伊朗，逐渐建立起西至安纳托利亚、东至阿富汗西部、东北部达到中国西部的塞尔柱帝国，标志着波斯化突厥人彻底统治伊朗全境。塞尔柱帝国覆灭后，花拉子模王朝（1077—1231）的统治在伊朗持续了一段时间。在突厥—波斯王朝中，塞尔柱帝国对伊朗历史文化的影响最为广泛深远，这种影响体现在伊朗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游牧文化的冲击，原先流行于伊朗高原的阿拉伯文化逐渐被伊朗—伊斯兰文化和突厥—波斯文化替代。对于内沙布尔而言亦是如此，在文化领域，作为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内沙布尔见证了波斯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社会领域，波斯—突厥王朝对内沙布尔影响的表现形式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往。

10世纪末，萨曼王朝在内沙布尔的统治走向终结，内沙布尔的统治权开始在加兹尼王朝（962—1186）和塞尔柱帝国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内沙布尔被加兹尼王朝短暂地占领。虽然此时的内沙布尔不再是首都，城市也遭到了一定的毁坏，然而，统治者保留了其作为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的重要性，因此，城市也获得了一定发展。加兹尼王朝的马斯乌德（1030—1040年在位）曾在内沙布尔沙迪亚赫郊区建造了两座宫殿，一座带有庭院和凉亭，大概率供他本人使用；另一座名为哈萨纳克（Hasanak），供官员使用。

1038年，图格里勒·贝格占领了内沙布尔，内沙布尔再度成为国家首都。图格里勒·贝格登上马斯乌德在沙迪亚赫赫建造的王位，并自封为苏丹（Sultan），这一举动不仅表示图格里勒·贝格对王权与领土主权的宣誓，也充分证明内沙布尔在加兹尼王朝和塞尔柱帝国皆为战略重镇。1059—1063年，内沙布尔的实际统治者为塞尔柱帝国第二任苏丹穆罕默德·本·贾格里（1063—1072年在位），在成为苏丹之前，穆罕默德·本·贾格里曾担任内沙布尔总督。塞尔柱帝国时期，由于政治局势的稳定以及伊朗高原统一局面的形成，呼罗珊地区再度成为亚洲东西部之间重要的贸易枢纽，途经呼罗珊地区的呼罗珊大道是伊朗与东亚、西亚、中亚诸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的主要商道，推动帝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作为呼罗珊地区的重要城市，内沙布尔也受益于此，当地许多建筑都是在该时期建造的。1046年，伊朗诗人纳西尔·霍斯鲁（Nasir Khusraw，1004—1088）访问内沙布尔期间，他称这里有一所中学以及一所神学院。第三任苏丹马立克沙（1072—1092年在位）统治时期，王朝的维齐尔（vizier）尼扎姆·穆勒克（Nizam al-Mulk，1018—1092）十分重视学术的建设和发展，在他的建议下，马立克沙在内沙布尔投入大量资金，吸引了大批学者前来交流、学习、生活。此外，还有部分学者本身便出生于内沙布尔，并在此接受知识的洗礼。

例如，伊朗诗人、数学家、天文学家奥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1048—1122）。奥马尔·海亚姆继承并发扬了萨曼王朝第三代国王纳斯尔二世（907—914年在位）时期宫廷诗人鲁达基（858—941）发明的四行诗，他的代表作为《鲁拜集》（Rubaiyat）。由于当时呼罗珊地区是苏菲神秘主义的中心，大多数苏菲派学者聚集于此，奥马尔·海亚姆也是其中之一。“奥马尔·海亚姆的作品崇尚饮酒之乐——在伊斯兰国家可谓放肆大胆——同时对人的境遇投去晦暗的目光，凝练之语言更令其直捣人心。”受到苏菲派的影响，奥马尔·海亚姆的诗歌不仅意味深远、富有哲理，而且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在一首四行诗中，他曾提到其故乡内沙布尔：“无论是在内沙布尔还是巴比伦，无论杯中流淌的酒是甜还是苦，生命之酒都在一滴一滴地流淌，生命之叶也在一片一片地飘零。”该诗生动地描绘出了内沙布尔在历史上屡次被摧毁、又屡次被重建的苍凉感，也蕴含着世事无常、酸甜苦辣为人世间常态的深刻哲理。他的创作不仅体现了个人的哲学思考和艺术追求，也深深扎根于其故乡内沙布尔的历史背景之中，展现了对人类命运的独特洞见和深刻反思。再如，伊朗苏菲派著名诗人和思想家阿塔尔（Atar，1145—1230）同样出生于内沙布尔。阿塔尔确立了“爱的宗教”的基本要素，他对后来的苏菲派诗人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阿塔尔发展了“卡兰达尔”（qalandar）的观念，即旷野之人、世外之人，唯一指引他的是宗教伦理。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品是《百鸟朝凤》（Mantiq at-Tair）。在这首叙事诗中，阿塔尔通过描述百鸟在寻找凤凰过程中所经历的重重艰难险阻，借以说明苏菲派只有经过苦心修炼，才能获得真理，达到自身精神与真主的合一。

游牧文化对于伊朗的影响是深入的、全方位的、久远的，这在内沙布尔表现得极为明显。塞尔柱帝国时期，塞尔柱人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深刻地改变了内沙布尔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展现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往。内沙布尔是伊朗典型的农耕城市，塞尔柱帝国时期之前，内沙布尔当地拥有比较完善的农业发展体系。首先，在环境与设施方面，内沙布尔拥有肥沃的土壤和覆盖广泛的农业水利灌溉系统，其农业用水主要来自伊朗东北山区的山泉水——索加瓦尔河（Soghavar）的河水。索加瓦尔河水沿着内沙布尔的绿洲绵延近2帕尔桑（Parasang）的距离，最终通向内沙布尔市内，接着，河水通过城市内发达的坎儿井（qanat）系统运送至内沙布尔的各个区域。其中，内沙布尔大部分坎儿井，诸如阿布·阿姆鲁·哈法夫（Abu Amru al-Khafaf）、沙威亚赫（Shviyakh）、苏瓦（Suvva）、萨赫勒·塔辛（Sahl Tashin）、哈姆里耶·阿里亚（Hamriyeh Aliya）以及贾哈姆（Jaham）穿过达斯特杰尔德村（Dastjerd），其余坎儿井则途经朱里村（Juri）。经过地下暗渠的运输，河水最终被用来灌溉各地区的农业用地。其次，在管理制度方面，内沙布尔当地设有农业灌溉相关部门，部门的主要职责是水资源的分配以及坎儿井的日常清洁工作。相关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不仅确保了内沙布尔灌溉系统的正常运转，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区域内的用水纠纷。

然而，塞尔柱人的到来对内沙布尔的农业体系造成了严重冲击。作为游牧民族的塞尔柱人与定居的内沙布尔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塞尔柱人以畜牧业为主，他们四海为家，骆驼、羊、马等是最重要的财产。由于没有固定住所，他们无需考虑当下生活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内沙布尔当地居民则以农业为主，他们依靠农作物来维持生计、获取财富，在生产生活的同时，需要考虑当下生活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塞尔柱人一进入内沙布尔，便占领了当地的牧场和农田用以饲养他们的畜群，畜群对农田的践踏无疑对土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塞尔柱人的游牧生活习性与内沙布尔农业发展形成对立面，影响了当地农民的生计以及经济的发展。对此，伊朗学者曾评价道：“塞尔柱人的牲畜所带来的破坏远比他们的箭所带来的破坏要严重得多。”伊朗学者的评价指出了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往的过程中，牲畜带来的破坏甚至超过了军事上的破坏，可见这种文化和经济模式冲突的复杂性和深远影响，而冲突的解决需要长期的交往、适应与融合。

阿拉伯帝国后期，伊朗高原不仅持续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还受到突厥文化的冲击，然而，波斯文化岿然不动，它依然是伊朗高原的主导文化，并在历代波斯统治者的支持下一步步走向复兴，不断向前发展，并与不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以内沙布尔为首的呼罗珊地区是波斯文化复兴繁荣300年的核心区域，在这一阶段的文明交往中，内沙布尔不仅是波斯文化复兴、发展的见证者，也是游牧文明冲击的经历者。一方面，在伊朗高原东部“文艺复兴”的浪潮下，内沙布尔成为文化交往与学术交流的圣殿，这里培育了诸多文人志士，堪称伊朗伟大诗人、作家、学者的摇篮；另一方面，当地也难以抵抗游牧世界对于农耕世界来势汹汹的冲击力和渗透力。此外，从游牧民族对于内沙布尔的影响程度，以及伊朗学者对突厥人的评价也可以看出伊朗人对于外来文化入侵广泛的接受度和较高的认知格局：对于游牧民族的入侵，他们不仅看到被破坏的农田，也看到被进一步发展的波斯文化。“突厥统治者注重文化建设，被铭记为波斯文化、艺术、文学和语言的支持者”，14世纪伊朗抒情诗人哈菲兹（Hafez，1315—1390）更是对突厥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说波斯语的突厥人是生命的施主。”

四、近现代前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

蒙古人侵伊朗高原后，内沙布尔的历史仍在曲折中前进，然而，它却再也难以恢复往日盛况，主要原因如下：其一，自然灾害频发。12世纪以来，内沙布尔发生数次大地震，据记载，内沙布尔分别在1115年、1145年、1208年、1267年发生了毁灭性地震，地震使成千上万的人丧生，而幸存者也大都逃往附近的村庄避难。此外，每次地震都会使城市大部分建筑夷为平地，城市重建的速度已赶不上城市建筑被摧毁的速度。其二，蒙古人侵和屠杀对当地带来致命性破坏。1221年，成吉思汗之子拖雷（Tolui，1191—1232）入侵内沙布尔，他不仅推翻了花拉子模王朝在当地的统治，还对内沙布尔居民进行了无情屠杀，沙迪亚赫郊区也被夷为平地。根据当代美国中东文化和政治作家桑德拉·麦基（Sandra Mackey，1937—2015）的描述：“（当地）血流成河，（他们将）男人、女人、小孩的头堆成金字塔，甚至没有放过城里的猫和狗。”这次入侵对内沙布尔的后续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它不仅彻底失去了作为伊斯兰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城市还被荒废多年，无人居住，直到14世纪才恢复一定发展。

15世纪，内沙布尔被进一步重建，然而，13世纪的战乱和杀戮彻底破坏了当地的农业和城市发展体系，因此，虽然城市依靠丝绸之路沿线的纺织品贸易等获取了一定经济收益，但是城市已然失去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城市发展的弹性严重缺失，再难迸发活力。萨法维王朝（1501—1736）以来，伊朗东北部地区频繁遭到突厥语系民族，如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等的侵扰。1722年，内沙布尔被吉尔吉人占领洗劫。另外，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活动，西方资本主义开始逐渐渗入伊朗，国家疲于应付与东西方世界之间日益错综复杂的关系。马什哈德的崛起进一步削弱了内沙布尔的地位，使其无法恢复历史上的主导地位。1822年，18世纪苏格兰旅行家、艺术家詹姆斯·贝利·弗雷泽（James Baillie Fraser，1783—1856）曾经过内沙布尔，他称当时的城市已经处于破败不堪的状态，大部分建筑都已变为废墟，人口不超过5000。进入现代，虽然内沙布尔恢复了一定发展，但无法恢复其曾经在呼罗珊地区的主导地位，因为它早已被马什哈德所取代。总之，历史上的冲击和变化，使得内沙布尔再难重现昔日的繁荣和活力。

内沙布尔在近现代的发展虽然相对缓慢，甚至经历了停滞，但凭借其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历史延续性，仍在伊朗和世界范围内发挥着一定影响力。目前，内沙布尔历史的悠久性和连续性已经得到了世界的公认。在2010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主题为“内沙布尔，一座稳定的伊朗城市”会议上，内沙布尔被确立为“伊朗历史上最稳定的城市”。在近现代前后的文明交往中，内沙布尔见证了以下两种类型的文明交往形式。

首先是伊朗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往。如上文所述，伊朗诗人奥马尔·海亚姆是内沙布尔人，尽管后世更多地记住了他的诗歌作品《鲁拜集》，但在他自己的时代，奥马尔·海亚姆更以其数学和天文成就而闻名。在塞尔柱宫廷，奥马尔·海亚姆受到了极大的尊荣。尼扎姆·穆勒克十分看重奥马尔·海亚姆的才华，他任命奥马尔·海亚姆及其同伴修改伊朗历法。奥马尔·海亚姆所制定的贾拉里历法（Jalali calendar）比1582年由罗马主教格里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y XIII，1502—1585）颁布的格里历（Gregorian calendar）还要精确。前者每4460年出现一天误差，而后者每3333年出现一天误差。

奥马尔·海亚姆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于后来的19世纪中叶的西方世界得到大肆赞赏，这主要源于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对《鲁拜集》的翻译，译本自问世以来便一直备受赞誉和欢迎。美国诗人、散文家詹姆斯·罗塞尔·罗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1819—1891）曾对伊朗文化、奥马尔·海亚姆的《鲁拜集》以及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翻译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思想的珍珠在波斯的海湾中孕育而成，每一颗都犹如一轮皎洁的满月，柔和而圆润；奥马尔·海亚姆犹如潜水员，他将思想的珍珠从海底捞出，而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用英语之线将它们串联。”此后，奥马尔·海亚姆的声誉日益高涨，影响日益扩大，奥马尔·海亚姆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由此可见奥马尔·海亚姆诗歌的影响力之巨大。还有西方学者认为，奥马尔·海亚姆可与达·芬奇相提并论。“奥马尔·海亚姆的诗歌在西方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却在他生活的时代默默无闻，是因为他的科学家身份，决定了奥马尔·海亚姆必然以理性主义的眼光看待宇宙万物、人生人死等诸多问题，因此他的四行诗秉承的是受古希腊哲学影响的伊斯兰理性主义精神，而伊朗传统文化更多地秉承了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文化传统。因此，奥马尔·海亚姆四行诗的思想内容与波斯正统的宗教文化思想格格不入，流传不是很广泛，在大诗人林立的古代波斯诗坛籍籍无名。”人们在东西方世界对奥马尔·海亚姆先后不同的身份认知是对奥马尔·海亚姆才华充分挖掘和肯定的结果，也是伊朗文化久远影响力的充分证明。

其次是伊朗传统城市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的交往。在伊朗尚未开始现代化改革之前，内沙布尔一直是伊朗传统城市，城市的建设与扩张主要发生于阿拉伯帝国时期。9世纪，内沙布尔是一个长方形的城镇，面积约16平方公里，周围被高耸的城墙、深邃的护城河和宏大的塔楼所包围。城市主要由五部分构成：城堡、清真寺、巴扎、有四扇门的防御工事以及周围的郊区（郊区内设有驿站）。城乡结合是阿拉伯帝国时期包括内沙布尔在内的呼罗珊地区行政规划的显著特色，城市—农村组成了社会的基本单位，城市与周围的农村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农村的农业与城市的商贸业在经济上存在彼此依存、相互推进的密切关系。当时，村庄是内沙布尔人口划分的基本单位，每个村庄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区域中心，居民大都在村庄内部进行交易和生活。10—12世纪，城市内部新增了许多建筑，诸如神学院、宫殿、清真寺等，但城市的基本格局保持不变。蒙古人的到来使得内沙布尔旧址几乎变为废墟，直到15世纪，帖木儿王朝（1370—1507）统治者沙哈鲁（1409—1447年在位）在内沙布尔如今的位置建立了新城。然而，由于上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内沙布尔并未因为新城的建立而复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列维王朝（1925—1979）掌权，伊朗父子君主礼萨汗（1925—1941年在位）和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41—1979年在位）开始对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革。内沙布尔城市开始由伊朗传统城市向现代化城市转变。20世纪初，在城市规模方面，内沙布尔的防御工事被拆除，同时，城市扩展到护城河的另一侧；在现代化设施建设方面，内沙布尔建成新的铁路网。二战后，内沙布尔铁路网扩展至城市南段。直到如今，新建的道路网络（铁路网和公路网）畅通发展，使得这座城市保持着活力。现如今，内沙布尔不仅有现代化的建筑和交通设施，也保留有旧城的遗迹，包括马赫鲁格圣陵（Imam-zadeh Mahrooq）、奥马尔·海亚姆陵墓（Aramgah Hakim Omar Khayyam）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是内沙布尔显著的城市特色，使得这座城市具有独特的韵味。

蒙古人侵对内沙布尔和伊朗文明造成了沉重打击，使其发展一度陷入停滞。然而，内沙布尔顺应全球化的转型潮流，成功地从传统城市向现代化城市转变，成为古老城市发展的典范；奥马尔·海亚姆的诗歌在西方广受欢迎，成为伊朗文化的典型代表。这充分展示了内沙布尔在历史挑战面前的适应能力和伊朗文明的独特性，证明了二者的弹性与灵活性。

2023年7月3日，习近平主席向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致贺信。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在伊朗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内沙布尔这座城市注入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它是孕育伊朗文明的沃土，也是复兴、发展、传播伊朗文明的宝地。

文明交往是内沙布尔城市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内在动力源泉，这是由于其作为边疆城市的特殊性与丝路城市的交往性所共同决定的。途经内沙布尔的呼罗珊大道自古以来便是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交往之地，而由于伊朗文化向下扎根的生命力、包容力、渗透力和向上生长的传播力、影响力和接纳力，使得它始终是内沙布尔的主流文化。在内沙布尔演进的过程中，这里见证了伊朗文明交往乃至丝路文明交往最多、最全的类型。从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论来看，内沙布尔的历史演进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完整地展现了人类文明交往链条的七个环节，即挑战与应战、冲突与整合、有序与无序、外化与内化、现代与传统、全球与本土以及人类与自然。由此可见，内沙布尔在伊朗文明交往史乃至世界文明交往史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内沙布尔的历史演进中，伊朗文化在内沙布尔始终如一的主体地位展现了伊朗文明的柔性、韧性和延续性，内沙布尔的文明交往盛况体现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内沙布尔不仅是历史延续性与稳定性兼具的伊朗城市，也是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交往的典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