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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开通初期木鹿的城市发展与功能演变
发布时间： 2026-10-27 22:13   作者：张录   来源： 西北大学伊朗研究   浏览次数：
内容摘要 古代木鹿是希腊化世界东部规模最为宏大的城市之一。丝路开通前，木鹿就在印度、中亚与地中海世界的商贸往来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只是其商业属性始终附着于政治强力的推动，贸易的形式单一，规模较小。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木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绿洲农业以及手工业生产，成为东西方主要交通网络的交会点，直接促进了其城市发展形态的调整，逐渐完成了从早期的希腊化城市向丝路枢纽城市的转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木鹿不仅出现了相对独立的本土王朝，还成为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和佛教等外来宗教汇聚之地，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中亚的政治格局与木鹿的文化景观，进一步促使木鹿的城市功能逐渐由此前的行政与军事要地，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转变。


关 键 词 希腊化；马尔吉亚纳；木鹿；城市史；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 张录，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项目来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项目编号：15ZDB059)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西域研究》2024年第3期。全文如下：
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以及希腊化世界的形成，加强了古代诸文明的互动。城市构成了希腊化王国的政权基础，以及各种政治与文化权力塑造发生的场所。近年来一些学者试图构建起希腊化遗产与丝路文明互动共生的“整体史研究”的语境，努力推进丝路研究的“视角转换”和“范式转变”。受此启发，本文将以兼具希腊化城市与丝路重镇双重属性的木鹿为例，以期展现这种角色转变的历史进程及其动因和影响。
约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波斯帝国阿黑门尼王朝征服马尔吉亚纳（Margiana），将首府设在今埃尔克—卡拉（Erk-Kala）遗址，由此奠定了马尔吉亚纳古典城市形态的基础。希腊化时期，尤其是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Ⅰ，公元前281～前261年在位）时对其进行扩建，使之成为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希腊化城市之一。该城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军事地位，被古代东西方史料频繁提及。其中比较重要的除了“亚历山大五种史料”以外，斯特拉波（Strabo）、托勒密（Ptolemy）、波里比阿（Polybius）、伊西多尔（Isidore of Charax）、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等人的作品，都留下了大量关于木鹿的历史地理知识。汉文史籍如《史记》《汉书》《后汉书》《魏略》以及唐代杜环《经行记》中也直接或间接保存了关于木鹿的信息。此外，尽管波斯史料中关于希腊化时代以前马尔吉亚纳文明的记载极少，但仍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其中重要的有琐罗亚斯德教的圣典、贝希斯敦铭文。此后萨珊时期的“天房铭文”（SKZ）直接提到了该地的政治情势。《伊朗沙赫尔诸省府志》（Shahristaniha-i Eranshahr）则延续了亚历山大创建木鹿城市的叙事传统。
目前学术界对于古代木鹿城市演变的关注，主要依赖考古学者的工作。这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南土库曼斯坦考古综合考察队”（简称YuTAKE）编撰的24卷考古报告。这是中亚历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考古活动，保留了中亚重要城市遗址的考古记录，其中有5卷涉及到了木鹿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由科舍伦科（G.A.Koshelenko）、古巴依夫（A.Gubaev）等学者率队对穆尔加布（Murghab）河绿洲进行考古遗址分布图的绘制，主要成果集中发表在《穆尔加布河三角洲考古地图报告：1990-1995年》。90年代以后，由英国、土库曼斯坦、俄罗斯等多国学者共同参与的“国际木鹿项目”（International Merv Project），其成果《国际木鹿项目初步报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著名期刊《伊朗》（Iran）上，每年一期，共计九期。该项目到期后，双方的合作并未立即终止，而是成立了“古代木鹿项目”（Ancient Merv Project），此次考古成果《古代木鹿项目初步报告》继续在《伊朗》杂志上连载。这些考古报告成为后来学者考察木鹿乃至中亚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上述考古报告未能得到历史学者的重视，目前学界对木鹿城市史的整体性与历时性考察都还亟待充实。本文从“希腊化城市与丝绸之路互动”这一角度出发，重点讨论古代中亚政治变动格局下木鹿这一希腊化城市的早期经营，以及丝路开通后其城市功能的丰富和转型。
一、希腊—马其顿人在木鹿的建城与经营
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在东征波斯帝国途中，频繁新建或重建当地城市，以此作为当地统治中心、军事要塞或老弱残兵的安置地。这些城市由此成为西亚、中亚及至南亚部分地区希腊化进程的肇始与依托。根据库尔提乌斯（Curtius）、老普林尼等人的记载，亚历山大曾亲自主持营建新城“马尔吉亚纳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in Margiana）。但是，古典文献中关于亚历山大在中亚建城的数量与方位，记载并不完全一致，甚或不乏相互抵牾之处。比如阿里安就对亚历山大到达马尔吉亚纳一事只字未提。所以有学者认为“马尔吉亚纳的亚历山大里亚”并非亚历山大本人所建，而是由他派遣的某位将领主持建城事宜。博斯沃思（A.B.Bosworth）和保罗·伯纳德（Paul Bernard）甚至认为，库尔提乌斯实际上从未提及亚历山大曾远征马尔吉亚纳，理由是其原文中记载的本是Margianam或者Marginiam，到了16世纪时，该词被亚伯拉罕·奥尔泰（Abraham Oertel）修改成了Margiana。因此库尔提乌斯原文所谓的Margianam其实是索格底亚那的某地。无论如何，马尔吉亚纳地区作为波斯帝国巴克特里亚总督辖区下的一个次级行省，也是防御北方马萨格泰人的重要边界，希腊—马其顿人在征服中亚途中不会对其视而不见。很可能亚历山大在到达阿里亚（Aria）时，早已派人顺着哈利河（Hari-Rud）占领了马尔吉亚纳。另外，阿里安提到亚历山大在攻打马拉坎达时，曾派遣克拉特鲁斯回援扎瑞亚斯帕（Zariaspa）一地。回援部队在向沙漠方向追击叛军和马萨格泰人时，与敌军展开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此次战斗极有可能发生在马尔吉亚纳绿洲附近。战斗结束后，克拉特鲁斯在波斯堡垒的基础上加固或重建了军事城防，因此被古代史家当作所谓的亚历山大里亚记载下来。直到中世纪的阿拉伯和波斯史料中，还一直将亚历山大视为木鹿城的创建者。
亚历山大去世后，亚洲大部皆归塞琉古一世（Seleucus Ⅰ Nicator，约公元前305～前281年在位）所有。根据斯特拉波和老普林尼等古典作家记载，彼时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中亚，并摧毁不少希腊化城市，“马尔吉亚纳的亚历山大里亚”即在此之列。公元前305年以后，塞琉古一世发起东征。此后，为了加强对王国东部地区的控制，其子安条克一世又受命以共治者的身份管理东部行省（Upper Satrapies）。在此期间，安条克一世及手下将领在马尔吉亚纳、阿里亚、阿拉科西亚、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等地大规模重建或新建城镇。“马尔吉亚纳的安条克城”（下称安条克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起来的。
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安条克城主要由埃尔克—卡拉、乔尔—卡拉（Gyaur-Kala）两处遗址组成。埃尔克—卡拉大致呈椭圆形，南北长约500米，东西长约400米，面积约20公顷。该城到阿黑门尼王朝时成为马尔吉亚纳的首府所在。此后安条克一世对该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形成了今天的乔尔—卡拉，而此前的埃尔克—卡拉则成了新城的城堡（citadel）。乔尔—卡拉总体呈方形，其城墙周长约8千米，整个安条克城面积超过360公顷。作为对比，巴克特里亚的行政中心阿伊·哈努姆（Ai-Khanoum）面积约为150～170公顷，塞琉古王城塞琉西亚（Seleucia）的遗址约有550公顷。因此，安条克城的规模在整个希腊化时代也属一流。
安条克城的规划大体遵循着与其他希腊化城市相似的思路。城市依旧采用了希腊式的网格布局（Grid Plan），城内有两条东西、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将城市划分为四个区域。从航空成像的结果来看，安条克城仍保持着希腊式的直线街道模式。目前，该城遗址的部分城墙仍有18米高，从一些土丘遗址判断，沿着城墙一线至少应该分布着80座塔楼，城门一般在每面城墙的中心位置。这种城市布局历经数个世纪未曾改变。唐朝杜环曾游历过木鹿（末禄），“城方十五里……墙宇高厚，市廓平正。”古代史料中还提到安条克一世曾围绕马尔吉亚纳绿洲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城墙，也就是后来将整个城市及其附近绿洲囊括进来的“安条克长墙”（Antiochus's Wall）。尽管在今天穆尔加布河三角洲一带确实存在着规模宏大的古代城墙遗址，但是关于二者之间的比定，至今依然众说纷纭，这也成为现代学术界关于希腊化时期马尔吉亚纳的核心问题之一。据老普林尼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记载：“该地区被长达1500斯塔德（stadia）的山脉包围，四周绵延着120斯塔德的沙漠……亚历山大修建的‘马尔吉亚纳的亚历山大里亚’被蛮族人摧毁以后，塞琉古之子安条克又在旧地重建了一座‘叙利亚式’的城市，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穆尔加布河穿城而过，注入佐塔湖（Zotha Lake）。该城周长将近70斯塔德。”斯特拉波《地理志》（The Geography）的记载则稍有不同：“安条克一世鉴于其肥沃的土地，便围绕着1500斯塔德的土地周围修建了城墙，并建造了安条克城。”由于上述二者都参考了阿波罗多鲁斯（Apollodorus of Artemita）的《帕提亚史》（Parthica），所以双方的记载多有相似之处，只是《自然史》的转述更为细致，信息也更丰富。值得注意的是，老普林尼提到马尔吉亚纳绿洲被1500斯塔德（约240～280千米）的山脉环绕，城市本身的周长有70斯塔德，斯特拉波却记载安条克城墙周长为1500斯塔德。然而，如果《地理志》中1500斯塔德的城墙确实存在，那么其势必会成为马尔吉亚纳地区最显著的地域特征，老普林尼何故遗漏如此重要的信息？巴德尔（Bader）等人提出，造成两种史料不合的原因是斯特拉波曲解了阿波罗多鲁斯的原意，误将原书中安条克城的城墙（the Wall of Antiochia），当成了“安条克长墙”。不过这一观点依然无法解释为何两种史料都提到1500斯塔德这一数字的疑窦。除此以外，马尔吉亚纳并不存在合围整个地区的山脉。而且，虽然穆尔加布河流经马尔吉亚纳绿洲，但实际上并未穿过安条克城。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史料与史实之间的冲突呢？更合理的解释是，斯特拉波把合围大片绿洲的“安条克长墙”误当作了“安条克城墙”。具体而言，斯特拉波将安条克城称作πόλις（polis），即“城邦”之意，但古代文本中的城邦既可以当作具体的地理空间或“定居点”，也可以视为一种政治共同体。πόλις一词在指代具体的地理空间时可以与ἀκρόπολις（akropolis）同义，意即“卫城”；也可以与ἄστυ（asty）同义，指代一个城镇；抑或与χώρα（chora）同义，指代城镇及其农业腹地。换言之，πόλις不仅可以指城市本身，还可以泛指城镇及其周边农村构成的共同体。如此看来，斯特拉波所谓“安条克一世……围绕1500斯塔德的土地周围修建了城墙，并建造了安条克城”，则是在分别叙述两件事，即安条克一世修建“安条克长墙”合围了大片绿洲，并且在绿洲内营建安条克城。而且，如果“安条克长墙”以内都可称为“πόλις”，那么穆尔加布河也确实“穿城而过”。二者都提到了1500斯塔德这一数字，因此可以想见，阿波罗多鲁斯书中确实记载了长约1500斯塔德的“安条克长墙”，但是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像山脉一样高大的城墙则被讹传为了山脉。不过1500斯塔德这一数字显然是夸大之词。不难推测，安条克城除了作为马尔吉亚纳的首府以外，很可能也是安条克一世在东部行省担任共治者时的驻跸地。这无疑进一步增强了安条克城的政治地位。
除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以外，尚存的钱币资料还可以反映塞琉古王国在马尔吉亚纳进行了货币化和经济改革的尝试。基于乔尔—卡拉遗址发现的钱币与阿伊·哈努姆（Ai-Khanoum）和塔赫特·伊—桑津（Takht i-Sangin）所发现的希腊式钱币（Greek coins）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马尚（A.E.Mason）认为土库曼斯坦南部发现的希腊式钱币并不仅仅只是在此处流通，而很有可能就是直接在本地发行的。斯米尔诺娃（Nataliya M.Smirnova）等人也根据马尔吉亚纳发现的钱币认为，该地可能早在塞琉古王国初期就已经出现造币场。考虑到安条克一世时期，马尔吉亚纳主要作为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要塞而存在，那么势必要在此地维持一支常备军队。如此一来，安条克一世确有必要在此地发行钱币充作军费。不过，筹办军费并非此地发行钱币的唯一目的，商业潜力也在安条克一世的考量之内。
安条克一世死后，塞琉古王朝逐渐失去对中亚政治秩序的掌控，但希腊—马其顿人对马尔吉亚纳的经营还远未结束。公元前3世纪中叶，塞琉古王国的东部领土相继发生巨变，帕尔尼人（Parni）在帕提亚建立了阿尔萨息王朝。与此同时，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托斯一世（Diodotus Ⅰ，约公元前256～前235年在位）宣告独立，由此开启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历史。根据古典文献和出土钱币来看，到中亚的希腊化王国灭亡之前，马尔吉亚纳几乎一直归属于中亚的希腊化王国。马尔吉亚纳后来并入到帕提亚帝国，但确切时间不可知。不过钱币资料显示，弗拉特斯二世（Phraates Ⅱ，约公元前138/2～前127年）时期，帕提亚开始在此地设置造币场。弗拉特斯二世的钱币上带有希腊字母MAP，应该是“Μαργιανή”（马尔吉亚纳）一词的缩写。此后，阿尔塔巴努斯一世（Artabanus Ⅰ，约公元前127年～前123年在位）及米特里达梯二世（Mithridates Ⅱ，约公元前123年～前88年在位）早期在马尔吉亚纳发行的钱币上都带有“ΦΙΛΕΛΛΗΝΟΥ”（“爱希腊”）字样的铭文。但这种铭文在米特里达梯二世的其他钱币中却并不常见。这可以证明至迟在公元前1世纪早期，马尔吉亚纳仍有大量的希腊人定居，并且其势力俨然达到了能够影响帝国东部政治生态和军事格局的程度，以至于两位国王都不得不做出一副“爱希腊”的姿态。
马尔吉亚纳地区庞大的希腊人定居者，也可以得到其他古代史料的证实。游牧联盟的大规模入侵为帕提亚帝国带来了严重的边患。由于木鹿是帕提亚与游牧民族之间的边界，因此它在双方的战争中首当其冲。根据查士丁、狄奥多鲁斯以及优西庇乌斯（Eusebius）等人记载，公元前129年的冬天，弗拉特斯二世与安条克七世（Antiochus Ⅶ，公元前138年～前129年）在埃克巴坦纳那发生鏖战。是役，弗拉特斯俘虏了大量希腊人士兵。之后，弗拉特斯率领帕提亚人和希腊战俘联合组成的军队与斯基泰人开战。这些希腊战俘最有可能被安排到马尔吉亚纳这一希腊人聚居区，并以此为基地开赴前线作战。阿尔塔巴努斯一世（Artabanus Ⅰ，约公元前127～前124年）继任帕提亚国王后，继续在马尔吉亚纳与吐火罗人（Tocharii）交战，但也不幸殒殁沙场。直到米特里达梯二世东征以后，帕提亚的边患才得以缓解。《史记》所载“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就是帕提亚人东讨斯基泰人结束，即将奏凯之际。总之，希腊化时期的木鹿虽然已经初露商业潜力，但整体来看，它的发展模式仍然主要借助于政治强力，其商业属性未能摆脱政治、军事中心的附属地位。为了应对中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希腊化和帕提亚早期的木鹿城主要是作为一个行政和军事要塞而存在，因此一直存在着较为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然而一旦时局稳定，它在丝路上作为商业枢纽的角色便逐渐凸显。
二、丝路开通与木鹿贸易枢纽地位的确立
随着丝绸之路的贯通，“马尔吉亚纳的安条克城”以木鹿之名出现在古代中原王朝的视野之中，自此开始了它从希腊化时代的政治、军事城市，向丝路重镇的角色转变。木鹿作为连接伊朗高原与中亚的重要节点，及至丝绸之路兴起后，又成为丝路南北二道的汇合之处，是汉帝国与帕提亚帝国之间官商往来的必经之地，也是古代中国、印度和西亚之间的长途贸易的重要交点。后来，木鹿构成了帕提亚帝国维系丝路垄断优势的重要前哨。不过应该注意到，木鹿作为中亚水陆交通网络中的重要一环，以及它在区域贸易中的重要潜力，早在希腊化初期时就已经引起当时人的注意。这种交通地理方面的优势，也是木鹿可以迅速向丝路重镇转变的重要原因。
丝路贯通之前，希腊化世界的交通网络已经相对比较完善，奠定了日后丝路西段的交通基础。希腊化时期，自印度向北经中亚，尤其是经过木鹿绿洲，渡过里海到达黑海地区的水陆交通，一度十分繁荣。学界一般称这条路线为“印度干道”（Great Indian Road）。阿里安和库尔提乌斯还提到，花剌子模的国王前来觐见亚历山大时，自称与科尔基斯人（Colchians）相邻，若亚历山大想要征服这一带的黑海地区，他们愿意做向导。如果这一记载可信，那说明早在公元前4世纪时，黑海与里海和中亚之间就已经存在密切的往来。安条克一世担任共治者时，曾专门派遣帕特罗克勒斯（Patrocles）对里海的地理情况进行调查。斯特拉波根据他的调查报告，提到里海通过复杂的水系网络与阿姆河、锡尔河之间连通。因此，印度商人可以将商品带到兴都库什山以北，然后借阿姆河的水路前往里海，再从里海经居鲁士（Cyrus）河，抵达黑海。木鹿城是当时这一交通线上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城市，无疑在这个区域贸易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塞琉古王国在此发行钱币可能并不仅仅出于军事的目的，而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木鹿在军事方面以外的商业潜力，有意在此地推行货币化的改革。不过，这种经济政策的推行很快就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流产。
帕提亚和希腊—巴克特里亚独立以后，中亚与黑海、地中海之间的联系渠道也并未中断。迪奥多托斯一世、欧泰德姆斯一世（Euthydemus Ⅰ，约公元前230～前200年在位）和欧克拉提德一世（Eucratides Ⅰ，约公元前170年～前145年在位）的四德拉克马金币，以及塞琉古王朝在两河流域和西部地区发行的钱币，都曾在外高加索地区出土。直到张骞到达中亚时，依然耳闻了当时水陆并用的交通系统，“安息，其属小大数百城……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一般认为，此处的妫水就是阿姆河。伪西姆努斯（Pseudo-Scymnus）在《环地记》（Circuit de la Terre）中甚至提到黑海港口聚集了来自六十个国家的人群，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其中就有巴克特里亚人和印度人。不过不可否认，彼时这种贸易的规模尚无法与丝路开通后相比。
公元前1世纪末时，这一路线仍在运行当中。老普林尼记载了一个令人称奇的事件：公元前63年，一个日耳曼人首领向一位名为梅特卢斯（Metellus Celer）的罗马总督进献了一群印度奴隶。据说这群印度商人因在黑海海域遭遇风暴，被日耳曼人俘获。此后罗马人为了打破帕提亚帝国对丝路的垄断，试图绕过伊朗高原直达中亚甚至更远的地区。罗马将军庞培东征之时，他从当地人那里得知，印度商人到巴克特里亚需要花费七天，然后他们沿阿姆河支流巴克特鲁斯河（Bactrus River）可以到达里海，渡过里海后就能到达居鲁士河。罗马史家索利努斯（Gaius Julius Solinus）等人也留下了类似的记载，兹不赘言。
丝路开通以后，途经木鹿的贸易路线较以前也有所变化。除了上述“印度干道”这一路线以外，弗雷泽（P.M.Fraser）认为亚历山大起初本打算沿着哈利河，经巴米扬翻越兴都库什山，追击贝苏斯（Besus），并且这在阿黑门尼王朝和亚历山大时期，应该是一条比较常规的交通路线。基于此，中亚与印度之间还有另一条交通路线，即从印度到达喀布尔、贝格拉姆后，向西经巴米扬，顺哈利河而下到达赫拉特（Herat），然后转北至马尔吉亚纳绿洲或里海。如此一来，印度商人就可以不绕道巴克特里亚，而从马尔吉亚纳直达里海。
弗雷泽的观点也得到了考古资料的印证。不过需要指出，尽管木鹿绿洲及其附近地区留下了完整的城市遗址及大量的考古资料，在晚期帕提亚和早期萨珊地层中出土过中国丝绸的碎片、用印度靛蓝染过的本地织物，以及不计其数的海洋商品和青金石，但由于马尔吉亚纳在帕提亚帝国以后，先后受到过萨珊波斯、嚈哒、阿拉伯以及蒙古的入侵和统治，导致希腊化时代的地层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在对木鹿进行历时性考察时，学者们不得不另辟蹊径。1997年，波兰—土库曼斯坦联合考察队在萨拉赫斯（Serakhs，汉史中称昔剌思）东北约15千米处的梅勒·海拉姆（Mele Hairam）展开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一处帕提亚—萨珊时期的琐罗亚斯德教寺庙，时间大约为1～4世纪。该遗址位于捷詹河（阿富汗境内称哈利河）流域的萨拉赫斯绿洲，东北方向即今木鹿遗址，是从赫拉特到木鹿的必经之地。
海拉姆遗址的特殊之处在于，该地不仅发现了大量使用青金石的痕迹，还发现了朱砂，以及可能来自波斯湾、红海地区的珊瑚珠、珍珠母贝等大量其他文明区域的物品。此外，最引人侧目的发现是一面中国的青铜镜，以及一批印度风格的象牙雕刻饰板，其雕刻主题、风格和手法，与贝格拉姆所出的象牙雕刻如出一辙。贝格拉姆即汉文史籍中的迦毕试（Kapisa）和犍陀罗一带，是古代中亚与南亚之间的咽喉要道。20世纪上半叶，法国考古队（DAFA）在贝格拉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罗马玻璃器、带有希腊神话场景的石膏盘、埃及青铜器、印度的骨雕和牙雕以及中国漆器，表明它是印度—罗马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根据《厄立特里亚航海记》（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中的记载，公元前1世纪左右，印度洋与红海、波斯湾之间的海上贸易往来已十分频繁。罗马商船将东地中海一带的特产运到印度，同时又将印度商品带回至罗马。庞贝古城发现的印度风格牙雕，与贝格拉姆、印度泰尔（Ter）等地出土的相同类型的牙雕，便是例证。印度商人则负责将这些海外商品与本土产品分送到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拉、赫拉特、木鹿等地。总之，海拉姆与贝格拉姆所出文物种类多有重合，暗合了史料中“异方奇货，多聚此国”之言。
由于海拉姆一地的珊瑚、牙雕、骨雕等只能来自贝格拉姆等西北印度的城市，故彼时两地之间必然存在着紧密的经济文化往来。而海拉姆稍北的丝路重镇木鹿，则可能是印度商人在中亚停留的主要城市。考虑到两汉时期的丝路走向，以及帕提亚帝国试图对东西方贸易进行垄断，有意阻止中国和西方商人的直接接触，所以木鹿一带应该是中国商队所能到达的极限。如此一来，木鹿便成为丝绸之路上印度、中国、帕提亚商人进行集中交换的重要城市。
不仅如此，木鹿与地中海世界的贸易联系和文化往来，也得到了文献和出土实物的证实。20世纪50年代，木鹿绿洲出土了两件叙利亚古城帕尔米拉（Palmyra）风格的墓碑石板，断代大致为2～3世纪。石板上雕刻着女性幼童和成年男子的全身像，附有阿拉姆文字的墓志铭，大意为“巴伊特（Bayt），哈伊兰（Khayran）之女，泰玛库（Taymarcu）之裔，哀悼”。铭文中提及的这几个名字在帕尔米拉一地十分常见，其中泰玛库与当地一位富商重名。尽管目前无法确定二者是否为同一人，但从墓碑上纯熟的雕刻技艺来看，与帕尔米拉本土的实物几无二致，这说明当时木鹿对帕尔米拉的雕刻艺术非常熟悉。据苏联学者推测，由于墓碑的主人公是一位儿童，那么它应该出自木鹿绿洲的一个帕尔米拉家族墓地。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么木鹿与东地中海地区可能保持了十分紧密的联系。考虑到帕提亚帝国极为有限的出海口，那么帕尔米拉等城市的丝绸，可能并非仅仅是由帕提亚与罗马“交市于海中”所得，还有可能通过这些帕米尔商人从陆路转运而来。此外，木鹿还出土了晚期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钱币，只是时间稍晚，大约集中在4～6世纪之间。此时的木鹿已在萨珊波斯的统治之下。但是需要注意，不同于罗马金币在东方常被用作墓主随葬品，木鹿发现的罗马钱币一般不是出自墓葬。除了少量金币以外，还有不少面额较小的罗马铜币，这可能与商人之间的经济交换直接相关。总之，丝路开通前后，木鹿在区域贸易的交通体系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中转地的角色。
除了中转贸易以外，木鹿本身发达的手工业生产也提供了丰富的商品种类。木鹿城内的东北部存在一个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区。在一处1世纪的帕提亚作坊遗址中，发现了不少的玻璃器。同时，类似的玻璃器在撒马尔罕和片治肯特等地也有出土。普鲁塔克等古典作家还常提到所谓的“马尔吉亚纳精钢”（Margiana steel），曾一度让学者感到困惑。后来，考古学者在木鹿发现了大量的铁矿石和炉渣，老马尚据此断定帕提亚时期的木鹿已经开始生产品质较高的铁器。乌斯马诺娃还认为，木鹿至迟在帕提亚时期就已经发展出了成熟的丝绸、羊毛和棉花纺织技术。当然，这一推断仍需进一步的考古资料，但是至少可以证明木鹿的纺织品贸易十分发达。
木鹿本土繁荣的商业活动得到了钱币资料的佐证。根据苏联的考古报告来看，木鹿城出土的钱币以铜币为主，银币次之。帕提亚晚期铜币的数量则要多于帕提亚早期的铜币。弗兰克·霍特（Frank Holt）认为铜币的发现比银币的意义更重要。因为铜币通常用作本地流通，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受自身价值的影响，铜币的流通范围要远比银币和金币小得多。丰富的铜币表明帕提亚晚期的商业化和货币化的程度更高，以及当时木鹿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本土市场，这与其发达的手工业生产直接相关。
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尽管希腊—马其顿人带到中亚的希腊化城市文明依然活跃，但也面临着发展动力不足的窘况。丝绸之路贯通后，木鹿连接了伊朗高原以西和帕米尔以东的广阔市场，直接促进了其城市发展形态的调整，向更多元的城市发展方向演变。伴随帕提亚和萨珊时期与游牧民族间歇性的战争，木鹿军事重镇的功能时隐时现，但其丝路沿线商贸聚合地的角色却一直延续并日益凸显。总之，帕提亚帝国时期的木鹿，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从希腊化城市向丝路重镇的过渡。这种转变的基础在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同时也与它发达的绿洲农业以及规模性的手工业生产直接相关，并相辅相成。
三、丝路视域下木鹿的独立及其多元的城市功能
丝路贸易的发展在增强木鹿经济实力的同时，也使得其城市性质与功能逐渐摆脱了单一化的发展轨道，极大地重塑了它的政治形态与文化景观。木鹿本土王朝的创建，以及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佛教等外来宗教能够汇聚于此，共同表现了这种重塑的具体形式。
木鹿绿洲自身被沙漠包围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它自波斯帝国时就具有一定的独立倾向。到丝路贯通后，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提升，这种离心倾向进一步增强。根据文献与考古资料可以确定，木鹿自希腊化时代便形成的规模巨大的城市聚落，到帕提亚中后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扩展。根据普鲁塔克等古典作家记载，公元前53年左右帕提亚与罗马爆发卡莱战役。是役，“罗马士兵被杀两万，被俘一万”。老普林尼提到这些俘虏后来被帕提亚皇帝发配到了木鹿。如果这一记载属实，那么木鹿城市的规模必定已经十分庞大，足以支撑起万人战俘的日常给养。
1世纪上半叶，木鹿开始出现一种由本土统治者独立发行的钱币，其形制与帕提亚钱币大体相近，仍带有希腊文的铭文。这表明帕提亚王室对木鹿的控制大幅度削弱。与此同时，汉文史籍中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安息国，居和椟城……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古代中文史料提及域外政权或民族时，曾频繁使用大、小来表示二者之间有渊源，但却并非一者，以示区别，最典型的当为“大、小月氏”和“大、小昆弥”等。因此，考虑到帕提亚东西两部分别面临游牧民族与罗马帝国的双面夹击，所谓“小安息”这一名称可能暗示木鹿已经拥有了与帕提亚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独立性。
此外还有一处史料值得注意。《后汉书》中曾提到永元十二年（100年），“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中外诸多学者都曾对蒙奇、兜勒二国的比定提出了看法。笔者同意余太山、杨巨平两位学者的主张，即不应该将“远国”二字作为破题的关键，从而将两国放置在西亚或更远地区。余太山将蒙奇勘定为马尔吉亚纳、将兜勒比定为吐火罗（Tukhara）的看法有一定道理。而且，两国既能同时来朝贡献，则二者相距必定不远。从悬泉汉简等古代文书来看，相近两国或多国使者结伴朝贡的案例十分常见，比如大月氏与大宛、大宛与康居、罽宾与祭越、于阗与莎车等。吐火罗位于马尔吉亚纳以东，二者接壤，两国使者确有可能结伴向东。如此看来，帕提亚帝国后期的马尔吉亚纳亦即木鹿完全有可能脱离中央政府的管控，进行独立的外交活动。
目前尚不清楚木鹿本土王朝的统治持续到何时。根据皮里博科（V.N.Pilipko）、洛基诺夫（S.D.Loginov）和尼基金（A.B.Nikitin）等钱币学家的统计，当前已知本土统治者发行的“铜德拉克马”大约有数百枚，主要集中在公元后最初的两个世纪。这与前述文献的记载似可吻合。1世纪以后，帕提亚帝国时常陷入内斗以及忙于与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这可以被视为木鹿走向独立的政治背景。不过，木鹿在贵霜初盛之时选择另立王朝，而且在面对大月氏等游牧民族的大肆扩张，仍可继续保持独立地位，这背后或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将木鹿的独立纳入到丝路发展史的框架之下，这一现象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1世纪以后，随着亚、欧大陆两端之间的交往空前密切，丝绸之路的发展迎来了一次高峰期。此时的木鹿不仅存在着繁荣的手工业活动，而且得益于丝路南北两道汇合之便，在东西方远程贸易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转口贸易”角色，经济实力的增长使得它在帕提亚时期的独立性也逐渐增强。因此，木鹿发行的钱币不仅是政权合法性的象征，更可能是出于经济便利的考量。
在这一背景下，木鹿绿洲在1世纪时，经历了迅速且大规模的开垦活动和城防建设。巴德尔等考古学者认为，这些活动背后都得到了强力政府的支持。而且，这些建设活动主要是沿着凯利夫·乌兹博伊河一线向绿洲北部扩展，沿线大概每隔50千米便建有保护商队的要塞。只是目前尚不知这些要塞是为了保卫前往里海的商队，还是来自东北方向撒马尔罕的商队。鉴于格鲁吉亚境内的库拉河流域出土过木鹿领主萨纳巴雷斯（Sanabares）发行的钱币，这至少可以表明传统的里海—黑海商路尚未荒废，可能继续作为丝路支线而存在。
伴随着商品与人员的流动以及观念的交换，宗教的传播成为早期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文化景观。帕提亚帝国时期，木鹿的统治者还充当着琐罗亚斯德教高级祭司的职能。这种接近政教合一的现象，可能与当时木鹿复杂的宗教环境直接相关，其目的是维护琐罗亚斯德教的国教地位。帕提亚、萨珊时期，木鹿城聚集了当时亚欧大陆的各种宗教组织。这其中，木鹿地区的基督教传播有着较为明确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的佐证。尼基金根据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 of Rome）、比鲁尼（Al-Biruni）等古代作家的记载，以及木鹿出土的基督教遗物判断，基督教可能早在1～2世纪时就在木鹿设置了主教区，这种现象无疑与国际贸易紧密相关。此后，木鹿逐渐成为众多宗教的避难地。
犹太教和摩尼教的教徒等为逃避迫害，也在2～3世纪左右定居在木鹿。其中，摩尼教弟子末冒（Mār Ammō）在木鹿成功地传教也成为摩尼教史中的重要叙事传统之一。木鹿出土的陶片铭文显示，至少在帕提亚后期，木鹿的犹太人与木鹿土著之间就可能存在通婚现象。借助于这种多元的文化环境，木鹿曾掀起过大规模的翻译运动，曾涌现出诸多文人或译者，如翻译印度《五卷书》（Panchatantra）的博尔祖雅（Borzuya）等。据说萨珊末王伊嗣齐三世（Yazdegerd Ⅲ，约632～651年在位）逃亡木鹿时携带的大量书籍经卷，直到9世纪时仍保存在当地的图书馆中。
就早期丝路而言，最蔚为壮观的文化图景当属佛教的传播。一般来讲，佛教向东流布的时间与路线大致比较清楚，但向西传播的情况却不甚了了。对木鹿佛教史的梳理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木鹿曾是中亚佛教的重镇，直到唐朝杜环西行时仍发现城中有两处佛寺。然而古代史料并未直接提及佛教何时传入该地区。大卫·伍兹（David Utz）认为至少在3世纪末以前，“bwdysdf［bodisadf］”即 “菩萨”一词就已经进入帕提亚语当中。而根据汉文史料，早在2世纪时就有大批安息（帕提亚）僧人来华传教译经。其中，安世高在147年左右由西域入华，在华活动前后约三十年。史料记载安世高出身于帕提亚王室，故称“安侯”。但现代学者对这一记载的看法莫衷一是。不过这些观点大部分都承认安世高来自帕提亚帝国或木鹿地区的佛教团体。
赫兹菲尔德（E.Herzfeld）曾将贵霜沙卑路斯一世（Peroz Ⅰ，约245～275年在位）钱币上的铭文解读为“bulda yazde”，即“佛陀，神”之意。如此一来，尊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的萨珊王子，却做出趋迎佛教之举，这表明至迟在帕提亚时期木鹿应该存在着强大的僧团势力，迫使新掌权的萨珊统治者设法拉拢。这与前述帕提亚国王发行“爱希腊者”钱币的用意，并无二致。不过有学者认为需要对这一解读持审慎态度。
1962年，土库曼斯坦联合考古队在乔尔—卡拉遗址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佛教遗迹。对于木鹿佛教年代的判断，学者们大致分成两个观点。有趣的是，老马尚（M.E.Masson）、科舍伦科等早期参与发掘的苏联学者认为，佛教在中亚其他地区的传播应该与巴克特里亚大体一致，也就是在1～2世纪，甚至更早在公元前1世纪时，佛教就已传至木鹿和帕提亚。但是，后来的学者根据乔尔—卡拉佛寺出土的钱币，对前述学者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导致学者们将佛教遗址的时间定在了4世纪以后。不过，据普伽琴科娃（Pugachenkova）等学者称，寺院神殿地砖的结合处还出土了一枚3世纪时由木鹿当地统治者发行的铜币，钱币正面为王像，背面为骑马像。这种钱币在木鹿绿洲其他遗址也发现过，并带有“mrwy MLK”（木鹿沙）铭文，苏联学者将其比定为天房铭文上的“木鹿沙”阿尔达希尔。如果这两种钱币确实同属一类，以及这枚钱币是在寺庙建成之初所置，那么这说明木鹿至迟在萨珊立国之初，也就是220～260年时，便已经存在佛教僧团和佛教建筑。
总之，钱币资料只能表明木鹿佛教建筑群的落成应该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尚无法确定木鹿佛教遗址的确切年代。一些学者认为目前出土的木鹿佛教遗物，大部分只能追溯至3～4世纪，这要比文献记载中安世高活动的时间范围，晚了近一个多世纪。因此，关于“木鹿佛教”这一问题，实际上文献史料和佛教遗址之间存在着断层。尤其是考虑到早在帕提亚灭亡以前，佛教就在巴克特里亚臻于极盛，甚至最晚在1世纪时，佛教就已经向东传播到中国内地，这一尴尬处境更令人费解。不过这里需要注意，乔尔—卡拉出土的科林斯柱头的风格与艾尔塔姆（Airtam）等地出土的佛教建筑艺术风格比较类似，因此乌斯马诺娃曾谨慎地表示，当时木鹿的帕提亚领主不可能完全无视犍陀罗艺术的传播，他们有可能选择性地吸收了自己比较熟悉的元素。随着萨珊帝国对中亚和西北印度政治局势的整合，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往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至迟到沙普尔二世时期，木鹿地区的佛教僧团势力已经十分可观，并建造了规模庞大的佛教建筑群。到库斯劳一世（Khosrow Ⅰ，531～579年在位）时期，由于僧团人数规模的膨胀，木鹿城内的佛寺不敷使用，导致僧人们不得不在城外新建寺院和佛塔等。从目前的中亚考古情况来看，这座佛塔的规模除了不及铁尔梅兹附近的祖尔马拉窣堵波（Zurmala stupa）以外，要大于目前已知的大多数中亚佛塔。
此外，乔尔—卡拉的寺院遗址还出土了七块由同一模板制作的佛教题材泥板。这些泥板刻画的菩萨和佛塔的装饰风格，与印度河上游契拉斯（Chilas）一带，尤其是契拉斯桥（Chilas Bridge）的佛教岩刻十分相近。鲍姆斯（Stefan Baums）根据泥板上用笈多婆罗米文书写的梵语，认为其年代大致为3～5世纪。这与印度河上游的岩刻年代也大致相近。与之类似的是，木鹿佛寺遗址出土的犍陀罗片岩雕塑，大多也是由印度进口而来。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二者之间是存在着商贸上的往来，抑或木鹿地区也存在着类似的向印度求法的传统？
木鹿城外佛塔遗址出土了一批5世纪左右的梵语—婆罗米文佛经手稿。从内容上看，这批手稿属于佛教说一切有部的经典，而帕提亚时期木鹿盛行的佛教流派可能是法藏部。因此，这是否可以表明，帕提亚以后木鹿的佛教经历过短暂的空白，到萨珊时期又以不同的佛教流派得以中兴？正如沃尔特（Mariko Walter）在考察阿姆河流域的古代佛教时所言，中亚地区发现的考古资料足够证明，“早在1世纪，佛教就在包括马尔吉亚纳在内的阿姆河流域十分繁荣。此后发现的中亚佛教遗迹表明，阿姆河流域只是迎来了佛教的再度复兴。”这种情况可能也同样适用于阿姆河以西的木鹿。
四、结 论
亚历山大东征之后最初的两三个世纪里，中亚与印度的希腊化城市发展仍保持着相当的活力。直至张骞西使之时，依然可以目睹或耳闻这种盛况。木鹿即是其中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然而，尽管这些希腊化城镇大多选在河谷、绿洲、山隘、渡口等附近，拥有优越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但其中大部分仍然较早地湮没于历史长河。希腊化远东曾经的政治中心阿伊·哈努姆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与其比较相似的案例还有两河流域及其以西的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os）和帕尔米拉等早期丝路重镇。尽管它们凭借有利的地理条件等因素，都曾在希腊化世界或丝绸之路上盛极一时。然而一旦时局转换，导致这些城市游离于主要的交通网络之外，不能再对区域性的贸易做出贡献，那么这些城市最终都会遭致废弃。
相反，那些后来可以在丝绸之路网络中继续发挥作用的希腊化城市，其规模与角色就会日益凸显。丝路贯通以后，木鹿凭借着商路枢纽的便利，逐渐融入到丝绸之路的网络中，不再局限于希腊化时期军事防御的职能，城市功能更加多元，城市辐射的范围也进一步拓展，成为区域性的行政、贸易和宗教文化重镇。受惠于丝路贸易的发展，木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得到提升，加之天然地理屏障的拱卫，导致它曾一度独立于帕提亚和萨珊帝国的中央政权。贵霜沙霍尔木兹一世（Hormizd Ⅰ Kushanshah）甚至僭越萨珊皇帝权威，在木鹿发行的钱币上直接使用了“众王之王”（Shahanshah）的称号。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古代诸多宗教在木鹿汇聚，衍生出了明显有别于晚期帕提亚和萨珊帝国的文化景观。这其中，佛教在木鹿的传播与生长，为我们提供了考察这种早期丝路城市政治和文化变迁所需的历史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