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与西方及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文明交往史和现代学术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遥想2500年前波斯帝国建立者居鲁士大帝颁行著名的“返乡敕令”，流亡巴比伦的犹太人无不感恩戴德。而耶稣基督诞生前夜，来自东方波斯的“三博士”（three magus）曾为这个普世宗教的诞生铺垫了最关键的预言。而被罗马帝国逐出故土的巴比伦犹太人正是在萨珊帝国治下完成其口传律法汇编《巴比伦塔木德》。而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与西方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剧变：在霍梅尼“输出革命”的泛伊斯兰主义外衣掩盖下，伊朗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逐渐重回其历史上长期与西方文明较量与对抗的传统坐标。伊朗与西方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不禁让人深思其中的文明互动意涵。

自公元前550年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以来，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西部分支的古代伊朗人便与地中海世界的希腊罗马文明及其继承者——拜占庭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发生了长达千年的交往冲突。而自希波战争开始，“东方”（Oriental）与“西方”（Occidental）、“我们”与“他们”便成为文明交往与冲突的对立型认知范式，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公元前5世纪，雅典戏剧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创作的《波斯人》成为古希腊人族群认同从“聚合型认同”转向“对立型认同”的里程碑，“蛮族”（Barbaros）作为古典西方文明指认东方异族的标签自此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蔑视与憎恨交织、好奇与排斥混融的奇特色彩。这种对东方文明的去理性化认知与现代国际政治一道，最终造成了“伊朗”一词在当代西方媒体宣传和右翼精英观念中的扭曲化和妖魔化。一方面，在希罗多德（Herodotus）、阿米安·马塞里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以及凯撒里亚的普罗科比（Procopius of Caesarea）等古典和古代晚期史家们的笔下，“波斯人”一直是他们着力描述但又刻意渲染的“东方他者”，他们时刻觊觎希腊罗马和拜占庭世界的土地、人口和财富。而另一方面，作为希腊罗马和古代晚期世界的政治精英，从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力斯（Themistocles）到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从罗马名将庞培到奥古斯都屋大维，从叛教者尤里安（Julian the Apostate）到拜占庭帝国的“真正开创者”希拉克略一世（HeracliusⅠ，610—641年在位），“波斯帝国”又一直是他们建功立业的主要对象，也是他们建立普世帝国的最大障碍和唯一未被征服的“文明蛮族”（Civilized Barbarians）。

因此我们可以说，以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亚王朝和萨珊王朝为代表的古代波斯诸帝国，既是威胁古典地中海文明生存的一道长期存在的东方帝国阴影，也是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凝聚自身认同的重要外部刺激和压力源，还是古代西方政治军事家们寻求“不世功业”时最有价值的“征伐对象”。因此，古代伊朗与希腊罗马拜占庭世界的长期战争，无疑构成西方古典史学叙事的重要主题。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忽略波斯人自身如何看待他们的“古代西方邻居”，更对古代伊朗人如何看待以自身为中心的“天下”（波斯语Jahān）及“伊朗沙赫尔”（Iranshahr）内部的权力结构、社会分层和族群治理所知甚少。这无疑会对现代人重新认知古代波斯诸帝国造成解读视角和研究路径上的“东方主义”和“地中海中心”倾向。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采取“波斯视角”并将其与“古典地中海视角”和“伊斯兰视角”相结合，以之逆向揭示古代中东和地中海文明演进的兴替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反思历史上古波斯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交往历程中帝国遗产、族群认同与历史书写三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及其当代启示，以求教于方家。

一、在地中海与伊斯兰之间：波斯人自身历史书写的建构困境

“历史书写”在现代历史学研究中是一个时髦的词汇，但是对伊朗/波斯人而言，其历史书写的诞生时间远远晚于波斯人的古典帝国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波斯史学，产生于10—11世纪伊斯兰秩序（Pax Islamica）下波斯人反抗阿拉伯人统治的新波斯语革命（New Persian Language Revolution）中，其代表作品便是萨曼王朝宫廷史家巴拉米（Abu Ali Muhammad Bal’ami）的《巴拉米史》（Tarjumih-i Tarikh-i Bal’ami）。而在前伊斯兰时代，波斯人对自身历史的记忆主要通过口头史诗来保存。这便是说，波斯人自身历史书写的诞生要远远滞后于其古典帝国鼎盛时期，其动力源则来自阿拉伯征服后“伊朗”民族意识的觉醒。由于成熟历史学的过晚降生，波斯人对其古典时代的帝国记忆被神话传说所充斥和笼罩。从大流士一世（Darius I，前522—前486年在位）到沙普尔一世（Shapur I，241—272年在位），前伊斯兰时期历代波斯君主留下的官方纪念岩刻和三语铭文，由于“不接地气”，反而被民间普通大众所遗忘。古代波斯帝国留下的纪念建筑如波斯波利斯宫城遗址，被当地老百姓称作“贾姆希德的王座”（Takht-e Jamshid），而沙普尔一世宣扬其对罗马帝国征伐之赫赫武功的岩刻雕塑，竟被伊朗人唤作“鲁斯塔姆之威容”（Naqsh-e Rostam）。本来展现万国朝觐的帝国宫阙和马踏罗马皇帝的纪念性岩刻，竟成为渲染上古时期伊朗神话和史诗传说的视觉素材，前现代伊朗人对其古代帝国记忆的淡漠由此可见一斑。直到19世纪东方学家来到伊朗，破解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后，“阿契美尼德王朝”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才得以“重见天日”。而随着20世纪初伊朗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共同努力，古代波斯帝国的遗产逐渐成为恺加王朝末期和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和官方意识形态中不可或缺的“国粹”。而这种对伊朗民族国家本源的“前伊斯兰追溯情结”，在1971年巴列维国王举办的纪念波斯帝国建立2500周年的奢华复古式庆典中臻于顶峰。

由此可见，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伊朗，其古代帝国历史的保存和“现代再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西方学者的记述、调查和研究。而“司马迁”式本土撰史人物在古代伊朗历史书写中的缺位，使波斯成为与有着官修前朝历史传统的帝制中国及同样拥有深厚史学传统的希腊罗马世界均截然不同的“西亚反面”（Western Asia Opposite）。无论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还是19世纪的英国军官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对贝希斯敦铭文的“重新发现”，都无法填补古代伊朗缺乏自身历史著述所造成的链条缺环。古典作家对波斯帝国的记载，其动力源自古典地中海世界长期与波斯诸帝国存在的密切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交往关系。希罗多德写作《历史》的主要动机，无疑来自希波战争对古典地中海世界造成的巨大精神震荡；色诺芬写作《长征记》（Anabasis）的背景，则是希腊雇佣兵卷入波斯帝国王位争夺战背后波斯帝国操控希腊世界外交的国际政治现实；而公元前1世纪帕提亚帝国西扩至幼发拉底河，与东扩至西亚的罗马共和国接壤后，古典史家对波斯帝国继承者的兴趣再度燃起。其中，塔西佗（Tacitus）、斯特拉波（Strabo）和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笔下的帕提亚帝国，由于“和罗马帝国平分可居住的世界”，遂成为当时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书写趋势下一个无法被古典作家忽视的举足轻重的东方大国。至公元2世纪，曾经在卡莱战场上击杀克拉苏（Crassus）的帕提亚人，成为横亘在图拉真（Trajan）皇帝复兴亚历山大伟业面前的西绪福斯之石。随着尼西比斯战役后马克里努斯皇帝（Macrinus，217—218年在位）对阿塔巴努斯四世（Artabanus IV，208—224年在位）的“赔款求和”，奥古斯都时代的御用诗人贺拉斯（Horace）所宣扬的“帕提亚人臣服于罗马治权”的假象至此荡然无存。而安东尼王朝时代罗马人对帕提亚帝国的大规模征战，无疑也是作为“三朝重臣”的阿里安（Arrian）撰写《亚历山大远征记》并塑造征服者形象时所处的时代大背景。

在这种为地中海世界普世帝国愿景造势的主流舆论下，在尤里安皇帝东征大军中随侍在侧的阿米安·马塞里努斯和与贝利撒留一同奋战在幼发拉底河前线的普罗科比便继续着他们的后古典或古代晚期的“波斯史”书写，“波斯战争”成为古典地中海史学观察东方文明时必然采用的叙事题材。普罗科比和塔西佗以及希罗多德的区别仅仅在于，他描述的“波斯”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帕提亚帝国变成了萨珊帝国。也即，“波斯史”之所以在古典（包括古代晚期）作家笔下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古典史家的恩主们（Patrons）在其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奋战在“帕提亚战争”和“波斯战争”的第一线所致。而在7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宫廷诗人皮西迪亚的乔治（George of Pisidia）在其所作对希拉克略皇帝绝地反击波斯人的六音步叙事诗《波斯征伐》（Expeditio Persica）中，这种“波斯叙事”（Persian Narrative）的地中海中心倾向终于在罗马波斯战争的最后阶段达到了其历史上的顶峰。

那么，对于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诸帝国而言，对于它们的历史书写真就只能在古典史家的“东方主义”观念、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后天建构”和当代国际政治的极化渲染中挣扎求存吗？换言之，我们是否能够从中古波斯乃至伊斯兰史学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复原出萨珊帝国乃至前萨珊时期伊朗历史书写的吉光片羽？笔者认为，答案应该在11世纪的新波斯语史诗巨匠菲尔多西的《列王纪》（Shāhnāme-ye Ferdowsī）中寻找。作为与《荷马史诗》在诞生背景、写作目的和叙事模式上都大相径庭的“伊朗民族史诗”《列王纪》，由于其不仅保存了萨珊时期伊朗历史的基本真实面貌，还为后世学者以半神话半历史传说还原前萨珊时期伊朗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现存文本库，因而具有与众不同的“史料价值”。《列王纪》将前萨珊时代的“凯扬王朝”（Kayanians）作为塑造古代伊朗勇士和英雄人物的主要舞台，而民族英雄鲁斯塔姆（Rostam）是集勇武盖世、忠君爱国、孝悌谦恭等诸多优秀品质于一身的传奇人物。凯扬王朝诸英雄和君主与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帕提亚王朝在前萨珊时代的真实存在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任何“吻合之处”，却正好揭示出了前伊斯兰时期伊朗历史记忆传承中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乃至凯扬循环（Kayanian Cycle）叙事法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锡斯坦和尼姆鲁兹（Nimroz）地区世袭封君的鲁斯塔姆，其勇武善战可独镇一方，拥有贵族血统却屡遭君主猜忌、多次匡扶社稷却又在关键时刻恃强自立、不肯退让妥协的矛盾性格和人生遭遇，其实正是对帕提亚时代贵族世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立场的生动反映。笔者认为，鲁斯塔姆是否是卡莱战役（Battle of Carrhae）中的苏莱纳斯（Surenus）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帕提亚时代的真实历史信息以“泰西阿斯法”（Ctesian Method）的方式通过《列王纪》中凯扬王朝的英雄主义叙事准确地传达至后萨珊时代的伊朗直至今天，凭此便足以高度肯定《列王纪》对于重构前伊斯兰时期伊朗历史、文化及社会经济状况所具有的宝贵史料价值。

不仅如此，对于后萨珊时代伊朗的历史书写和记忆保存而言，萨珊帝国仍然是中古伊斯兰史家们所津津乐道的“理想时代”，历代萨珊君臣关于国家治理的教喻式策论对于中古伊斯兰诸帝国的政治管理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资治”价值。今已不存的萨珊帝国官修史书《众王之书》（Khwadāy Nāmag），以后来历代阿拉伯语和新波斯语的“剪辑传抄本”的形式保存于《泰伯里史》（Tarikh-i Tabari）、《黄金草原》和《列王纪》等一系列中古伊斯兰史学和文学作品中，由此足见“萨珊传统”（Sasanian Tradition）对伊斯兰史学发展尤其是王朝史叙事和政治策论编撰的重要贡献。而这个事实本身也表明，古代伊朗史学书写在波斯人的古典帝国时代后期已经生根发芽。《众王之书》中保存的萨珊帝国典故、朝仪和策论成为滋养古典伊斯兰史学并推动中古伊斯兰帝国政府管理走向成熟所不可或缺的肥料。萨珊帝国虽早已在阿拉伯大征服的狂飙中化为尘埃，伊朗本土的祆教社团在后征服时代也迅速从国家教会跌落为少数群体。但阿达希尔一世对沙普尔一世告诫的关于宗教与国家彼此扶持的箴言警句，库斯洛一世·阿奴西尔万（Khosrow I Anushirwan）与梅赫尔布祖格（Mehrbozorg）关于君王应勤政不怠、体察民间疾苦的对话，仍然时刻回荡在伽色尼王朝苏丹马赫穆德（Mahmud，997—1030年在位）的宫廷里，印刻在塞尔柱帝国丞相尼扎姆·穆尔克（Nizam al-Muluk）的脑海中。由此我们便会发现，在古典地中海史学叙事中，充满穷兵黩武、内斗不止、奴颜婢膝、傲慢自大等“东方主义”阴暗面色彩的波斯帝国，在伊斯兰史学叙事中则是君臣和谐良治、社会安定有序、百姓其乐融融的“开明帝国”形象，与西方古典式的“波斯帝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因此，要真正客观公允地还原“波斯帝国”的历史，必须从“地中海”和“伊斯兰”两大史学传统对波斯史的叙事中找到理想的平衡坐标。

二、解构亚历山大—穆罕默德范式：波斯帝国的“衰亡”与“转型”

古典希腊罗马文明发展和延续的“波斯动力”（Persia Motivation）可以说从马拉松战场的雅典人米太亚德（Miltiades）一直延续到尼尼微战场上的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而“模仿亚历山大”（Imitatio Alexandri）情结从表面上看充满着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积极进取精神，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逐渐成为套在罗马—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和近现代西方帝国主义者头上的无形“紧箍咒”。如果说希波战争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波斯帝国的“衰亡”，罗马波斯战争又造成了帕提亚—萨珊帝国的“衰亡”，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波斯帝国衰亡论”的外驱范式（External Paradigm）？这种推论从表面上来看颇为合理，但仔细考察前伊斯兰时期伊朗诸帝国历史便会发现，“波斯帝国”往往并非亡于与自己长期征战的“宿敌”，而是败在曾经无足轻重毫不起眼之边疆势力之突然崛起和征伐上。公元前336年扛起父亲腓力二世（Philip II，前359—前336年在位）泛希腊主义大旗的亚历山大大帝，与公元630年出现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领导下的麦地那统一政权，分别扮演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两大古典波斯帝国征服者的历史角色。也就是说，亚历山大领导下的马其顿军队与穆罕默德麾下的穆斯林战士们构成古典波斯帝国衰亡机制中引人注目的外部“征服者”形象，并由此成为推动古典史学和伊斯兰史学中“亚历山大主题”和“伊斯兰征服叙事”（Futuh Narratives）盛行一时的历史舞台布景。因此，“亚历山大—穆罕默德”范式背后所蕴含的波斯诸帝国在外部压力下的迅速崩溃，似乎是解读古典波斯诸帝国衰亡时无法回避的主题。

在“波斯帝国”的历史上，与势均力敌的对手长期征战和屡被新兴势力侧翼颠覆共同构成波斯人大国心态与受害者心理形成的历史根源。从公元前499年至公元前449年，阿契美尼德王朝与以雅典为首的爱琴海两岸希腊城邦以及后来由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50年的战争。然而，上升势头迅猛、堪为波斯帝国劲敌的雅典帝国从来没有成为波斯帝国的真正外部威胁，反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被因循守旧的斯巴达彻底击败。而真正对波斯帝国造成毁灭性打击的马其顿人，在公元前5世纪时反而是多次帮助波斯人入侵希腊的“帝国番臣”。无独有偶，长期与罗马帝国抗争、被罗马人三次攻陷首都的帕提亚帝国，没有亡于罗马帝国这个强大的外部敌人，反而被波斯本土贵族势力的反叛所轻易颠覆。须知阿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224—240年在位）的历代前任本土王公们，在塞琉古帝国时期还是不敢有丝毫贰心的“Frataraca”番王。而萨珊帝国的“衰亡”教训更为深刻，巴赫兰五世（Bahrām V，420—438年在位）绝不会想到当年扶植自己上位的阿拉伯人会在二百年后倾覆两个王朝在泰西封长达七百年的帝国基业。那么，波斯在古代地中海文明演进进程中是否也发挥着类似的外驱作用？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往往在传统史学叙事中强调伯罗奔尼撒战争如何导致希腊世界的衰落、日耳曼蛮族入侵如何导致罗马帝国的衰亡，却对阿契美尼德王朝在支持斯巴达战胜雅典中的作用视而不见，对萨珊帝国“罗马征伐”战略导致的罗马—拜占庭帝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的东移进程熟视无睹。实际上，“波斯帝国们”（Persian Empires）对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诚如古代晚期研究著名学者彼得·西瑟（Peter Heather）和罗马东方考古学家沃维克·巴尔（Warwick Ball）所说：“正是萨珊帝国对罗马帝国东方边疆造成的压力间接造成了罗马帝国西部的崩溃；波斯才是罗马—拜占庭帝国东方属地在1—7世纪期间发生文化转型的真正动力所在。”实际上，如果要找到一个罗马帝国衰亡或古代晚期罗马世界转型的“外驱范式”，那么波斯所发挥的作用足以被证明是决定性的，我们或可将其称为古希腊罗马文明演进与转型的“波斯驱动论”（Persian Driving Theory）。

不仅如此，历史上的“波斯帝国衰亡”现象和学界长期热衷讨论的“罗马帝国衰亡”相比，往往被当作伟大征服者们的单方面业绩一笔带过，而没有得到真正全面系统的分析、论证和研究。从表面上看，“波斯帝国”在亚历山大大帝和阿拉伯伊斯兰征服者的打击下“突然崩溃”，这与罗马帝国的缓慢衰亡进程截然不同。这似乎是两种丝毫没有共通演化路径的古典帝国生死历程，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如果我们不考虑历代波斯帝国内部的权力构成和央地关系演进轨迹，便无法理解它们在外部新兴势力的打击下“迅速”崩溃的真正原因。公元前4世纪的波斯帝国，如修订《剑桥古代史》第二版的相关学者所言，其内部并没有表现出明显衰落的迹象。因而与其说亚历山大大帝依靠马其顿方阵摧毁了波斯帝国，不如说他成功利用了波斯帝国境内发达的御道和补给系统，使得自己得以在八年时间内从爱琴海用兵至印度河，并在背叛马其顿军事民主制传统、系统采纳波斯帝国朝仪后成功上位为“阿契美尼德王朝最后一任君主”。实际上，亚历山大大帝摧毁阿契美尼德王朝并没有对伊朗民间社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在《列王纪》中亚历山大甚至被描绘为大流士三世的同父异母兄弟。因而在西方视角看来堪称中东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奇变”的亚历山大东征，竟如此轻易地被波斯民间叙事传统“美化”为凯扬王朝内部的权力更迭。因此，“波斯帝国衰亡”似乎仅仅是我们单方面从外部视角观察古代伊朗帝国兴替时看到的历史表象。萨珊帝国后期与罗马—拜占庭帝国进行的长期消耗战争，从表面上看是导致萨珊帝国“衰亡”的主要外部原因。但如果我们不去考察库斯洛二世晚年萨珊帝国内部帕提亚世家贵族的离心倾向和帕提亚—萨珊贵族联盟（Parthian-Sasanian Confederacy）的解体，便无法真正理解希拉克略皇帝在尼尼微战役中实现“再造罗马”之伟业的客观现实条件和萨珊帝国在阿拉伯征服的号角中迅速崩溃的真正原因。而7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征服对波斯社会造成的震荡看似巨大，实际上直至8世纪下半叶的阿拔斯帝国（Abbasid Caliphate）初期，萨珊帝国遗留下来的琐罗亚斯德教社会才逐渐遭到伊斯兰信仰的大规模侵蚀和转化。而早在20世纪初，来自英属印度旁遮普的著名波斯语和乌尔都语诗人兼民族主义政治家穆罕默德·伊格巴尔（Muhammad Iqbal）对后萨珊时代伊朗的文明变迁本质便得出了如下令人振聋发聩之结论：“伊斯兰对波斯的征服带来的结果不是波斯改宗伊斯兰，而是伊斯兰向波斯主义（Persianism）的改宗。”

由此可见，后萨珊时代波斯的伊斯兰化进程虽然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波斯人在改宗过程中也重塑了伊斯兰信仰的文化内涵和表达方式，为成熟后的伊斯兰文明赋予了鲜明的“波斯特色”。实际上，从帕米尔高原延伸至安纳托利亚之波斯文化圈正是在中古伊斯兰帝国时期才得以奠定。而萨珊帝国的覆灭使得古代波斯诸帝国的政治制度、世界观念和族群治理模式如蒲公英飘散的种子一般在伊斯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根发芽，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从阿拔斯王朝到奥斯曼帝国的一代又一代哈里发、维齐尔、苏丹和那些自称“世界之王”（Padishah-i Jahān）的普世伊斯兰帝国君主。库斯洛二世·帕尔维兹（Khosrow II Parwiz）建立普世伊朗帝国的宏图伟业，在7世纪初拜占庭帝国的“圣战”反攻中化为泡影，却在后萨珊时代通过波斯人自下而上“文化反征服”的方式得到了实现。而波斯人与中古伊斯兰时期的异族征服者们建立持久稳固之政治—军事合作关系所结出的硕果，便是一系列以塞尔柱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突厥—波斯文化共生体”（Turco-Persian Culture Symbiosis）。因此，以萨珊帝国为代表的伊朗“民族型波斯帝国”的覆灭，反而为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等“文化型波斯帝国”的鼎盛预备了基础，此即著名伊斯兰文明史家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所说的以作为欧亚通用语（Lingua Franca）的新波斯语和萨珊式宫廷文化为载体的“波斯化世界”（Persianate World）。由此可见，公元651年萨珊帝国的灭亡与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从表面上看都终结了一个时代，实际上则分别为日后“伊斯兰波斯帝国”和“日耳曼罗马帝国”的诞生预备了基础。在这个层面上，古典帝国的法统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断裂，罗马和波斯的“帝国衰亡”进程恰恰是它们获得下一次新生时所必须经历的“涅槃”阶段。

不仅如此，在历史上，外族征服对波斯文明的演化变迁而言往往存在着“民族主义”与“拿来主义”的二律背反现象：后希腊化时代的祆教祭司们在《丁卡尔德》（Denkard）、《班达喜兴》（Bundahshn）等巴列维语宗教文献中痛斥希腊—马其顿征服者，将“罗马人亚历山大”（Iskendar-i Rūmī）作为后阿契美尼德时代伊朗国家与社会长期动荡分裂的“祸首元凶”。而在中古伊斯兰文学和历史叙事中，泰阿利比（Tha’alibi）借西征罗马共和国失败身死的帕提亚帝国王储帕克如斯（Pacrus，Pakor，前63—前38年）之口高喊“为大流士三世复仇，再造凯扬王朝盛世荣光”的口号。随着阿拔斯帝国的解体，在中亚和东伊朗建立独立地方王朝的波斯人还以“舒欧比亚”（al-Shu’ubiyyah）主义强调波斯人对伊斯兰文明的独特贡献及其与阿拉伯人之间泾渭分明的族裔认同。但奇怪的是，大部分波斯人在他们所生活的“当代”却欣然接受亚历山大大帝和穆罕默德直系后裔的公正统治。因此，世代掌握地方大权的波斯总督和世家贵族们既然会在大流士三世败亡后立即归顺亚历山大，当然也会在卡迪西亚（al-Qadisiyyah）和尼哈旺德（Nihawand）战役后迅速接受阿拉伯征服者的宗主权。而在古典式的波斯帝国倾覆之后，必然会有以伊朗高原板块为核心或重心的“混合型波斯帝国”诞生：亚历山大帝国的继承者塞琉古帝国，与其说是古希腊历史的一部分，不如说是马其顿—波斯联合帝国的新生。而阿拉伯帝国分裂后继承萨珊帝国旧土的阿拔斯帝国，也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阿拉伯—波斯联合帝国。因此，在塞琉古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亚历山大—穆罕默德范式”背后波斯帝国“衰亡”现象的复杂性与微妙性。正如罗马帝国辖下的古典地中海世界在古代晚期被拜占庭帝国、伊斯兰世界和日耳曼王国继承的历史现象愈益被当代学界解读为“古典世界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lassical World）一样，希腊化时代之于阿契美尼德王朝、伊斯兰时代之于萨珊帝国当也可被阐释为“波斯帝国文明形态的转型进程”。在这里，“波斯帝国衰亡”范式，与“罗马帝国衰亡”范式一起，都因为研究视角的转变得到了全新的史学理论与叙事模式的解构、修正与重组。也即，透过文明演进过程中的“突变型”（mutational）表象，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变迁中的“渐进型”（progressive）继承与双向涵化（acculturation）的文明交往本质。

三、罗马、伊朗与图兰：波斯人的古典天下观念

由于近代以来东方学与伊朗民族主义的交互作用以及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在中东的扩散，原本含义大相径庭的“伊朗”和“波斯”愈益成为学术研究中可以互通的等义词。而在历史上活动范围远远超过当代伊朗主权国家疆界的“伊朗语”人群的相当一部分，则早在公元11世纪时便被广大中央欧亚地区的阿尔泰语人群所同化吸收。这样便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便是我们应该如何界定“古代伊朗世界”（Ancient Iranian World）的范围，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古代波斯人的“天下”观念？在中古时期留下的巴列维语祆教文献中，我们发现了古代伊朗人独具一格的创世神话和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阶梯化、等级化的世界认知：在祆教经典《阿维斯塔》中，先知琐罗亚斯德托祆教主神阿胡拉·马兹达的口吻列举了古代伊朗人生活的主要地区，其中“雅利安纳·瓦杰赫（Aryana Vaejeh）”是古代伊朗人的祖居地。而在《班达喜兴》第三章中，古代伊朗人所居住的世界被划分为七大洲（seven climes），各洲之间则被广大浩瀚的乌鲁卡萨海（Vourukasa）所环绕，其中最大的一洲被称为赫瓦尼拉萨（Khvaniratha）。在赫瓦尼拉萨洲的中央，则巍峨耸立着“神的居所”哈拉圣山（Hara）。其中，乌鲁卡萨海和哈拉圣山与古希腊人世界观中环绕着可居住世界（οἰκουμένη，oikoumene）的“大洋河”（Ὠκεανός,oceanus）和希腊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在阿维斯塔语和琐罗亚斯德先知的时代，古代伊朗人还尚未达到波斯湾北岸后来被称为“Parsa”的地区，因此“伊朗”与“波斯”在古代伊朗人的前国家时代尚未出现任何交集。与现代主权国家和学术界话语体系中“伊朗”与“波斯”不加区别混用之现象不同，古代伊朗人从未混淆“伊朗”（Eran）与“波斯”（Parsa）之区别，而“Parsa”或“Parsava”在古伊朗语中的原初含义很可能是“边界”。在大流士一世的贝希斯敦铭文和沙普尔一世的纳克什·鲁斯塔姆（Naqsh-e Rostam）纪功铭文中，他们从未将自己的国家称为“波斯”。实际上，“Parsa”只是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一个行省，而“伊朗沙赫尔（Iranshahr）”才是萨珊帝国官方用以指明“我者”与“他者”之界限的身份标识。

在前伊斯兰时代，“波斯”由于希腊罗马世界和内亚—东亚世界的一致指认而成为古代伊朗诸帝国的国家称谓，而这与当时伊朗人自己的国家观念和世界认知完全不符。至中古伊斯兰时期，“波斯”与“伊朗”无论作为身份认同标签还是地理区域名称，都曾同时陷入“沉寂”状态。在中古伊斯兰时期，阿拉伯人用以指代波斯人的“阿贾姆”（al-Ajam，本意为“哑巴”）成为将波斯人与突厥人和阿拉伯人区分开来并为波斯人自己所接受的族群称号。而在后萨珊时代的祆教祭司们的著述中，“伊朗”（Erān）与“非伊朗”（Anērān）不再是萨珊帝国界定“华夷之辨”的地理界限，反而被异化为区分信仰正教之祆教徒（Hu-Din）和“崇拜魔鬼者”（Ahlmog）的宗教身份标识。直到公元10世纪的“波斯语复兴”（Persian Renaissance）运动，才使以菲尔多西为代表的穆斯林波斯学者重新从即将失传的巴列维语文本中发现了“伊朗”（Eran），并将这个概念从其在祆教价值观层面的排他性使用中革命性地“拯救”了出来，“伊朗”这才重新成为凝聚波斯人族群身份的古老标识。在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中，法里东（Fereydun）国王“三分天下”为罗马（Rūm）、伊朗和图兰（Tūrān）的传奇故事无疑有着悠久的“阿维斯塔根源”：在《阿维斯塔》的《法尔瓦尔丁·亚什特》（Farvardin Yasht）一章中，提到了分别来自雅利安（Aryan）、图兰（Turian）和萨里曼（Sairimian）国土上的善男信女们正排队等候献祭原初时代的英雄与诗人。早期阿维斯塔语中的“Airia, Tuiria, Sairimia”在巴列维语时代分别发展为“Eriz”“Tur”和“Salm”，而菲尔多西进一步将这三大古代伊朗人地域和族群称谓以法里东国王三个儿子即“Iraj, Tur, Salman”名字的形式固定下来，终于使得“罗马—伊朗—图兰”的三分式世界观在中古伊斯兰时代广为流传。而在中古伊斯兰时代，突厥人对波斯人天下观念的接受、融入和重塑构成伊斯兰世界东部显著的文化现象：10世纪60年代突厥人建立的喀喇汗王朝在举国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便在其自身的官方宣示和历史书写中大力宣传古代图兰神王阿弗拉西亚布（Afrasiyab）为自己的名祖，而对突厥人在蒙古高原的早期历史遗忘殆尽。在《阿维斯塔》和《列王纪》中，阿弗拉西亚布是长期与“伊朗”对抗的“图兰”代表符号。也即，伊斯兰化后的突厥人在采纳古代波斯人的“天下观念”的同时，从法里东传奇中找到了可以完美对应历史上突厥人与波斯人交往关系的族裔身份。而在12—13世纪统治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罗姆苏丹国的宫廷中，凯扬王朝时代的伊朗君主凯卡乌斯（Kay Kawus）和凯霍斯鲁（Kay Khosrow）再次成为突厥苏丹们钟爱的名字。而因蒙古西征被迫从中亚祖居地西迁小亚细亚科尼亚并在此终老一生的波斯语大诗人鲁米（Jalal ad-Din Rumi，1207—1273），正是在罗姆苏丹国的土地上完成了至今享誉世界的波斯语文学巨制《玛斯纳维》。因此，如果说喀喇汗王朝实现了“突厥”与“图兰”在古代伊朗人祖居地上的身份混同，那么罗姆苏丹国则在自身的文化变迁中完成了罗马、伊朗和图兰三者在伊斯兰世界内部“罗马地”（Rūmshahr）的完美调适和折中。而古代波斯人的天下观念，通过突厥—波斯人联合打造的“波斯化世界”，在菲尔多西和鲁米的浅吟低唱或慷慨高歌中传遍从中亚七河流域到埃及边境伊斯兰世界的每一寸土地，其对周边族群建构自身文化认同之深远影响力和辐射力至此可见一斑。

那么，“罗马—伊朗—图兰”式的古代波斯天下观念究竟是如何形成、发展和演化的？为此我们必须深入探寻“罗马”和“图兰”在古代伊朗文明演进轨迹中所扮演的身份坐标。历史上“伊朗”与“罗马”的相遇，始自公元前96年罗马共和国西里西亚总督科内利乌斯·苏拉（Cornelius Sulla）在小亚细亚东部的群山中会见帕提亚帝国使节奥罗巴祖斯（Orobazus）。但实际上，早在公元前190年马格尼西亚战役（Battle of Magnesia）爆发时，罗马人便给安条克三世的塞琉古帝国安上了“波斯帝国继承者”的标签。罗马共和国在东扩进程中重拾亚历山大大帝政治遗产的过程，其实也是帕提亚帝国时期伊朗人接触和认识“罗马”的过程。而从公元前64年庞培废黜塞琉古王朝末代君主、兼并叙利亚和犹地亚的那一刻起，帕提亚帝国便与罗马人隔幼发拉底河“中分天下”。此后，罗马人从共和晚期至帝国时代，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密集爆发，古老神话中“伊朗”和“罗马”的冲突被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所迅速强化。公元前40年，帕克如斯一世（Pacorus I）西征直到巴勒斯坦和爱琴海，不仅让后三头同盟时代的罗马共和国朝野震动，而且在伊朗人内部唤起了“为大流士三世复仇”的民族主义情结。而图拉真皇帝饮马波斯湾，无疑进一步强化了波斯人天下观念中希腊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身份界限的消失和混同。不仅如此，历代罗马帝国统治者刻意打造自己作为亚历山大大帝继承者的形象，使得征服波斯帝国、却本为马其顿人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伊朗民间记忆中被形塑为“罗马人亚历山大”。因而对于古代伊朗人而言，“罗马”成为指认来自东地中海的所有西方古典文明及其继承者的族群身份标签。萨珊帝国灭亡之后，作为其伊斯兰继承者的哈里发诸帝国仍然继续将苟延残喘于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拜占庭帝国唤为“罗马”。因此，穆阿维叶一世（Muawiyah I，661—680年在位）和苏莱曼二世（Sulayman ibn Abu al-Malik，715—717年在位）时代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疯狂进攻，与公元626年萨珊波斯人与阿瓦尔人围攻这座在伊斯兰叙事中必将于末日来临前降服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11世纪突厥人进入小亚细亚并在曼奇科特战役中大败拜占庭帝国后，“罗马”的身份认同被塞尔柱帝国小亚细亚分支直接继承了过去。这使“罗马”及“罗马人”的含义逐渐突破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界限，“罗马”成为伊斯兰世界内部用以指认东地中海（尤其是小亚细亚）核心国家和在地族群的通用身份标签，而不再为拜占庭帝国“一家独享”。因而在16世纪“伊斯兰波斯帝国”三足鼎立的黄金时代，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一世（Suleyman I，1520—1566年在位）在与萨法维王朝君主塔赫马斯普一世（Tahmasp I，1524—1576年在位）的书信往来中，常以“罗马人凯撒（Kaisar-i Rūm）”落款，而塔赫马斯普一世则在回信中称自己为“伊朗和图兰的共主”（Padishah-e Iran wa Turan），就丝毫不足为怪了。在萨法维帝国时期，奥斯曼帝国与中亚昔班尼王朝一起，构成对什叶派伊朗的“逊尼派包围网”，这无疑是萨珊帝国时期拜占庭帝国与突厥汗国联手夹攻波斯的“伊斯兰式”的版本再现。而为了凸显自己与萨法维帝国的区别，谙熟波斯文化的奥斯曼帝国君臣们自然愿意强化自身的“罗马”认同。由是之故，鼎盛时代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由于同时继承了拜占庭帝国、萨珊帝国和塞尔柱帝国的政治遗产，成为精通“波斯”朝仪典章却又主打“罗马”认同的“突厥人”。

因此，对于古代波斯人而言，“罗马”和“图兰”既是与“伊朗”联系紧密甚至同出一源的“兄弟之邦”，又是相互觊觎、敌视和对峙攻伐的天命宿敌。《列王纪》中萨尔曼和图尔联手杀害伊拉治（Iraj）的情节，在历史上被相继兴替于中亚草原和东地中海盆地的波斯宿敌们轮番上演：在公元前5世纪末4世纪初，温泉关的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与锡尔河畔的马萨格泰女王托米丽司（Tomyris）便是波斯帝国古典时代“罗马”和“图兰”形象的最初代表；而7世纪的拜占庭希拉克略皇帝和西突厥统叶护可汗（Tong Yabgu Kaghan）则联手终结了库斯洛二世时期萨珊帝国对外扩张的霸业绝唱。经过中世纪时代“波斯帝国”的漫长沉沦后，“伊朗”和“罗马”及“图兰”的斗争随着16世纪初萨法维帝国统一波斯而再次上演：1510年萨法维君主伊斯玛仪一世（Ismail I，1501—1524年在位）在谋夫战役（Battle of Merv）中击杀君临中亚的蒙古黄金家族后人昔班尼汗（Shaybani Khan，1468—1510年在位），并将其头颅剥皮实草送给奥斯曼苏丹塞里姆一世（Selim I，1512—1520年在位），从而将《列王纪》中曼努切赫尔（Manuchehr）斩杀图尔并为外祖父伊拉治报仇的情节完美地进行了“历史实现”（Historical Fulfillment）。但与“罗马”和“伊朗”迥异的文明背景不同，“图兰”与“伊朗”以及“图兰”与“罗马”之间的关系更为微妙和善变，甚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相互“转化”。在阿维斯塔时代，“图兰人”由于大肆屠杀牲畜献祭、饮豪麻汁等崇拜“迪瓦（Deva，泛指祆教异端）”的行为而遭到祆教先知琐罗亚斯德的抨击。凯扬王朝时期的图兰君主阿弗拉西亚布更时刻不忘夺取统治伊朗所必需的“王家灵光”（Farr），而鲁斯塔姆和苏赫拉布（Suhrab）父子相残的史诗悲剧，也与“图兰”和“伊朗”之间复杂纠葛的恩怨情仇密不可分。实际上，历史上最早的“图兰人”，其实原本是公元前两千纪印度—伊朗语共同体（Proto-Indo-Iranians）分离并南下后留居中亚草原的伊朗语游牧民，他们与米底人、波斯人和帕提亚人等古典波斯帝国建立者之间有着深厚悠久的血缘、文化、语言和族群联系，故而“图兰”与“伊朗”本是同根生。但由于中古以降阿尔泰语游牧民的大举西扩，嚈哒人、突厥人和蒙古人轮番登上内亚历史舞台并征伐波斯，终使得象征中亚游牧人族群身份的“图兰”与“罗马”一道，成为代表“伊朗”的历代波斯或波斯化帝国之地缘宿命对手和彼此之间迥然有别的族群身份标识。

余论

近代以降，波斯人的罗马—伊朗—图兰“三分”的天下观念遭到西方殖民帝国的巨大冲击，伊朗国家周边地缘形势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罗马”和“图兰”作为族群、地缘和文明形态的指代词，也逐渐发生空间上的“错置”、文化上的“混融”和符号上意义的“解构”。进入19世纪后，随着沙皇俄国征服中亚“图兰地”，“伊朗”和“图兰”的冲突被英俄殖民帝国的中亚大博弈（The Great Game）所淡化。以拜占庭帝国正统继承者自居的罗曼诺夫王朝，在给中亚打上了深深的斯拉夫化烙印的同时，也将源自拜占庭希腊文明的西里尔字母馈赠给了独立后的中亚突厥语国家。由此，“图兰地”的现代突厥人通过东正教文明在欧亚大陆的扩展成为拜占庭“罗马”文明的潜在受益者。作为罗马帝国“法统”最后载体之一的奥斯曼帝国，也在19世纪期间因为希腊独立战争和“奥斯曼主义”的上台而不得不丢弃其长期引以为豪的“罗马”身份。而晚期奥斯曼帝国向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渐次演进，离不开19世纪末突厥学和泛突厥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为了对抗并战胜另一个“罗马”——沙皇俄国而重新把目光投向了中亚突厥人的“图兰祖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大图兰国”被以齐亚·高卡尔普（Ziya Gökalp）为代表的泛突厥主义者鼓吹为拯救奥斯曼帝国和从侧背瓦解俄罗斯帝国的灵丹妙药。而自凯末尔革命后，土耳其从未放弃通过与中亚突厥语国家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纽带来拓展其地缘政治影响力，这可以被看作放弃“罗马”身份后寻求与“图兰地”突厥人重新建立起文化认同的一种替代性战略选择。

而与土耳其共和国重新利用古代波斯人天下观念并将之服务于当代国家战略相比，现代伊朗则因为巴列维国王的激进世俗化和对美依附外交而过早地葬送了其对“前伊斯兰帝国遗产”的复兴进程。为了在伊斯兰世界“锄强扶弱”，并建立以什叶派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为核心的准联盟体系，革命后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官方意识形态上必须压抑其对“波斯帝国”辉煌历史遗产的表达诉求，淡化自己的“伊朗”特性，以博得广大阿拉伯世界的好感。但是伊朗“什叶派新月战略”在中东的具体实践，无疑会让以新罗马普世帝国自居的美国将伊朗的这种“扩张”行径解读为当年萨珊帝国西进战略的当代再现。

由此可见，古波斯诸帝国和左右其命运沉浮的一系列“罗马波斯战争”虽早已成为尘封的历史，但波斯文明与地中海—伊斯兰世界复杂微妙的历史交往所带来的身份认知逻辑和观念塑造，仍然时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今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建构自身国家认同的路径选择乃至整个中东大地的战争与和平进程。正如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言，“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充满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对于研究在后冷战时代“群雄逐鹿”的当代中东局势而言，重新评估和阐释古波斯文明与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交往成果和历史教训，无疑有着不同寻常的深远意义，并有助于深化对伊朗国家对外交往秉性、历史惯性乃至东西方文明彼此认知规律的理解。